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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的统治和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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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晋覆亡后,各少数民族竞相建立政权,战争不已。中原的汉族人士不愿受胡族统治,纷纷南迁。西晋时,北方诸州人口约七百余万。而永嘉之乱后几次大批南渡的达九十万人,约占八分之一。东晋和南朝境内人民,大约土著占六分之五,北来侨人占六分之一。司马睿与封国琅邪的大族王氏建立默契,各自出镇南方要地,以预谋退路。早在永嘉元年(307),司马睿已出镇建业(后改名建康,今江苏南京)。长安陷后,建武元年(317)睿称晋王,次年即帝位。

  西晋末年的江南也不平静。司马睿来之前,有石冰、封云领导的扬州、徐州农民起义。出身于仓部令史的庐江陈敏,乘掌握江淮漕米之机,招诱吴地士族,企图在江东割据自立。以后图谋推翻司马睿和扬州刺史王敦,在广陵起兵。这三次性质不同的事件中,孙吴以来的世族率领乡里私兵,支持了司马睿。江南大族到东晋初年还拥有相当强大的武装实力,为司马氏政权的南迁扫除了障碍。

  东晋政权优遇南来的北人,在他们聚居的地方设立所谓侨州、侨郡、侨县。侨州郡县沿用北方原籍的旧名,但隶属关系极其错综复杂。有的侨州下只领侨郡、侨县,也有侨州下既领侨郡、侨县,也领实郡、实县。有的侨郡、侨县又隶属实州。实郡也有时领侨县,侨郡往往也领实县。有的侨郡县由于是高门大族的原籍,由侨郡县改为领有实土的郡县,而更多的侨郡县因不具备此条件,只有等待土断,以备领有实土。

  侨州郡县人民不属当地编户,豁免租赋、徭役,并另立白籍,以区别于土著的黄籍。侨人中的下层多投附世家大族,成为受其荫庇的户口。其上层亦即门阀士族,如琅邪王氏、颖川庾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等,都是司马氏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要职。此外,如祖逖、郗鉴、刘遐、苏峻等士族中地位较低的家族,则先在胡族统治的北方立堡坞自固,聚集宗族乡党数百以至上千家,然后率领这些流民南来,归附东晋。他们的武装成为早期抗胡的主要力量。除郗鉴等少数人外,流民领袖多未能与司马氏合作到底。江南广大土著人民是东晋王朝财政、徭役和兵力的主要来源,负担沉重。

  但东晋初年南方与北方民族矛盾突出,南方内部阶级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东晋政权建立八十年之后,才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孙吴时大族的上层人物,对于司马氏被迫南来所建政权,起初并不竭诚拥护。如陆玩目王导为伧(南人对北人的蔑称),拒绝与王氏通婚。晋元帝对于江南士族中政治、社会影响较大的人,如顾荣、贺循、纪瞻、陆玩等,渡江之初已加意笼络。元帝由于自己不掌握强大兵力,对于拥有武装力量的南方豪强,暂时也不得不倚重。甘卓破周馥,纪瞻御石氏。来自北方的统治阶级对南人终有顾虑,在攫取田产方面,侨姓大族渡江后,避开江南大族的田园聚集之地,王氏、谢氏、郗氏、蔡氏等,都深入到内地会稽、临海一带广占土地与山泽。政治上对南人更有戒心,如陶侃立大功后反被王敦从荆州迁官广州。元帝对义兴周氏心怀疑惮,沈充、钱凤之怂恿王敦起兵反司马氏,陶侃对庾亮积怨之深,都反映统治阶级中侨人士族的压倒地位和侨人、南人之间的矛盾。

  晋元帝初年,有扬、江、荆、湘、交、广、宁、梁、益、徐、豫十一个实州,领九十六实郡,同时开始置立侨郡、侨县。至孝武帝太元四年(379),有扬、江、荆、湘、交、广、宁、豫、徐九个实州,幽、燕、冀、青、并、雍、秦、梁、益九个侨州,领实郡八十四,侨郡四十余。东晋时侨州不冠南字,刘宋时侨州始冠南字,如南徐、南兖。东晋疆土缩小,而州郡之数远远超过西晋。刺史本人或所带将军府的长史、司马,往往兼任州治所在的郡守。州以上分区置都督,以刺史充任,有兼督数州以及某几州中的数郡军事,都督镇守之地常依形势变化而有改动。东晋仕宦途径大体仍由公府辟召、州郡察举秀才、孝廉和中正依九品选拔官吏。但这时已非西晋那样一统局面,元帝自称“寄人国土”,因而中央官制虽沿自西晋,而颇加简化,以求事权统一、行事简便。如光禄勋等九卿或省或并,地方官如郡丞亦曾省罢。魏晋以来尚书与中书、门下职责原有分工,起相互制约作用,而东晋的录尚书及尚书令有时兼中书监、令,尚书仆射有时兼门下、中书官职,但仍以尚书之职位为主。单任中书令者,多优游无事,以文采、经义见重。扬州是政治、经济、军事重心所在,中央政府首脑录尚书或尚书令,往往兼都督中外军事或数州军事、扬州刺史或丹阳尹等京畿地方长官,以控制实权。所以东晋大权集中于宰相,与西晋的皇帝集权,尚书、中书、门下并立,互相牵制的形势不同。

  成帝咸和五年(330)废除度田收租制,以口为对象,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八年,又增税米每口五石,大抵比西晋时赋税为重。东晋的徭役也极为繁重,孝武帝时“殆无三日休停”。东晋户口应不少于东吴时(五十二万户,二百三十万口),而桓温上疏说当时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后汉最大之南阳郡有五十二万户、二百四十万口)。这主要是由于依附人口太多,东晋规定给客制度,品官可以庇荫流民为佃客,第一、二品官荫占佃客四十户,三品三十五户,四品三十户,五品二十五户,六品二十户,七品十五户,八品十户,九品五户。政府所承认的荫占佃客数字,各品官都比西晋增多。他们的户口附于主人的户籍,实际上,官僚贵族所荫庇的佃客,还远不止于规定的数字。他们不负担国家的租税徭役,但须把收获的一半交给主人。佃客之外,还有称为典计、衣食客等名目的依附人口。此时,世代当兵的兵户依然存在,同时也以逃亡农民、罪犯及其家属、被俘少数民族、豁免的奴隶等色人为兵。招募的军队也占重要地位,如著名的北府兵,就是招募劲勇组成的。

  东晋疆域狭窄,贵族官僚大量占山固泽。世家大族大量庇荫人口,未入私门的侨人流民,又不编户贯,影响政府的财源与兵源。成帝咸和时(326~334)已开始实行土断,即把侨人从白籍移入黄籍,成为所居地方的正式编户,纳税服役。在实行土断的同时,必然也搜检官僚贵族隐匿的户口。桓温、刘裕执政时期,两次大规模实行土断,收到“财阜国丰”和开拓兵源的效果,有利于巩固偏安江南的政权。

  东晋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北人士族与南人士族,北人士族中的上层与下层,皇室司马氏与侨姓大族、各大族之间、中央与地方(扬州与荆州)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当时流行的“王与马,共天下”说法,既反映了王氏扶持在南方尚未站稳的司马氏政权,也反映了东晋一代皇室与侨姓大族不断的斗争。王导执政,以宽和著称,其目的除结好南人,巩固司马氏地位外,也为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元帝对王敦和简文帝对桓温,都曾有过“请避贤路”的表示,为封建社会中的君臣关系所罕见。“君弱臣强”的局面,是司马氏与以王氏为首的各大族“共天下”的结果。

  王敦担任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江州刺史,拥重兵镇守武昌(今湖北鄂城)。元帝畏恶王敦,任用刘隗、刁协与之相抗。刘、刁维护皇室威权,“崇上抑下”,如大批征调大族家的奴僮和依附的客,以充兵役,引起王氏等大族的不满。永昌元年(322),王敦以问罪于刘隗、刁协为名,起兵攻下建康,杀死刁协等。又从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内外大权集于一身。两年后,王敦病重,仍命其兄王含为元帅,率军进攻建康。建康未克而王敦病故。他虽被遣责为叛逆,琅邪王氏的地位却未受任何影响。

  成帝即位年幼,舅父庾亮执政。北来的流民首领苏峻、祖约都拥有重兵,分别驻在历阳(今安徽和县)和寿春。他们不满于大族庾亮、卞壶等人的排挤,咸和二年(327),起兵进攻建康。江州刺史温峤乞援于荆州刺史陶侃,联合击败苏峻。陶侃死后,庾亮代为江、荆、豫三州刺史,既拥强兵据上游,又执朝廷大权。他代表皇室利益,与王导产生矛盾。但在冲突表面化之前,王导、庾亮相继去世。桓温继庾氏之后据有荆楚,又领扬州牧,也集内外大权于一身,企图夺取司马氏政权。桓温先废司马奕为海西公,立简文帝,实则企望其让位于己。穆帝时,简文帝为会稽王辅政,任用殷浩以抵制桓温,但未成功。接近皇室的庾氏家族中,多人被桓温杀害,桓温病中要求朝廷赐他“九锡”,以为禅让的前奏。由于谢安等人的拖延策略,桓温不及待而死。谢安辅政,侄儿谢玄在肥水之战中立了大功。但孝武帝的兄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排斥谢氏。东晋前期,政权一直在大族手中。肥水战后,转入孝武帝及司马道子之手。战后两年,谢安被迫避往广陵,不久死去。战后四年,谢玄又从坐镇的边境要地彭城被调移内地任会稽内史。以后桓温的幼子桓玄又以荆州为据点,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父子,总揽朝权。元兴二年(403),桓玄称帝,国号为楚。刘裕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退归江陵,失败被杀。

  东晋政权所受外部威胁,主要来自黄河流域的胡族和长江上游(益州)的政治势力。北人南渡之初,上下同仇敌忾,要求驱逐胡人,返回故土。祖逖及其部下流民可为代表。祖逖从淮水流域进抵黄河沿岸,联系保据坞壁不甘臣服胡族的北方人民,谋划恢复中原,经营达八年(313~321)之久。当时北方匈奴刘氏与胡羯石氏相争,形势有利于东晋。但元帝无意北伐,对祖逖所需人力物力都不予支持,加以皇室与王敦矛盾尖锐,祖逖备遭掣肘,壮志未伸而死。石氏兵力一度威胁江南,后赵建国,据有幽、冀、并诸州后,军事优势更为显著。庾亮、庾翼虽先后拟议北伐,由于力量对比悬殊,都未实现。石虎死后,河北大乱,西晋遗民二十余万口渡河欲归附东晋。褚裒北伐,先锋达到彭城,战败退回。以后北方前燕与前秦东西并立,殷浩北伐也屡次失败。

  永和十年(354)桓温伐前秦,深入敌境,但未乘胜夺取长安,只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两年以后,又伐前燕,夺取了洛阳,但不久复归于燕。太和四年(369)再度北伐,到达距前燕首都邺不远的枋头,未再前进,退败于襄邑(今河南睢县)。桓温晚年借北伐以树立威名,谋求禅让,但未成功。前秦苻坚吞并前燕(370年)后,屡次南向出兵,意图统一南北。太元八年(383),苻坚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威胁江南,谢玄率北府兵以寡敌众,肥水一战秦军大败。乘前秦衰弱,后秦姚氏占有关中,后燕慕容氏立国河北,东晋虽暂时解除了大军压境的威胁,并未能在北伐事业上有所进展。

  义熙六年(410)刘裕灭南燕,此后青、兖等州归属东晋、刘宋五十余年。十三年,灭后秦。由于关中悬远,东晋很难从江南遥控,刘裕又忙于南归夺取政权,无意进一步恢复中原,一度收复的长安与洛阳,随即为赫连夏与北魏所得,终东晋之世,未能长期恢复西晋的两京。

  江南政权稳固与否,和长江上游益州的归属很有关系。成汉李氏据蜀三十年,永和三年(347)桓温西征灭之,有利于巩固东晋政权。二十六年以后,益州又被前秦占领,肥水战后才复归东晋。到义熙元年,谯纵据益州,又从东晋分裂出去。刘敬宣一度攻益州,距成都五百里而败还。及至九年,刘裕西征,灭谯氏,从此益州再归东晋统治。东晋百年间,益州不受其统治的期间达五十年。只是由于占有益州的势力既未与北方密切联合,不具备能顺流东下、吞并江南的实力,东晋政权才得免除来自益州上游的后顾之忧。

  隆安三年(399)爆发了孙恩、卢循起义,斗争持续近十二年,司马氏政权受到沉重打击。孙恩死后,桓玄起兵称帝。刘裕对内镇压孙恩、卢循起义,讨平桓玄,对外北伐灭南燕,西征平谯纵,江南政权摆脱了最直接的外部威胁,得到稳定。灭后秦之后,420年刘裕取代了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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