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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列国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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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与野

  春秋和西周相似,在王国或侯国之内,分成国、野两个部分。国是都城及其四郊,是君主直接统治的区域;在郊以外到边境为野,或称野鄙,君主把野的一部分分封给卿大夫,由卿大夫去统治。

  国中所居者为国人,其中包括士和工、商或其他一些平民。如齐国把国中分为二十一乡,即士乡十五和工商之乡六。士是贵族中地位最低者,他们世代服兵役,出征时充当甲士;也可以仕进,国家授予他们小块土地以作为俸禄,故《国语》说:“士食田”。士在国人中属于主体部分,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包括士在内的国人在发生暴乱或政变时,往往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君主或贵族经常“礼国人”,或是对国人“饩粟”,如他们能赢得国人的支持,将是政权能够巩固的重要保证。

  在野鄙中,有大片的井田和一些都邑。如齐在野鄙中设王属,每属之下有十县,每县之下有三乡,乡下有十卒,卒下有十邑,每邑之下有三十家。《周礼》说野中有六遂。“属”或“遂”中的土地划成井田,由农民去耕种,其收成归国家,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都、县是贵族的封邑,晋国称封邑为县,鲁国则称为都。卿大夫从封邑所得的收入,其中一小部分要以贡的形式交纳给国君。

  野中的居民称野人或庶人。春秋前期,野人的社会地位较低,不服兵役,仅承担交税和服徭役等义务。到春秋晚期,野人也当兵,地位有所改变。但无论何时,野人也仍属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平民阶层。

  世族与政治

  春秋时各国的统治集团由国君的宗亲或少数异姓贵族所组成。《左传》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从天子到卿大夫都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次子则分封。各诸侯国之中,长子继位后,次子或庶子为公子,公子之子为公孙,公子、公孙的家族称公族。由于其贵族身份世代相传,又称之为世族。同姓或异姓贵族都有自己的氏名,并享有封邑和田地。邑或田地的多少、大小,各国不尽相同。如卫国的卿可以拥有百邑,大夫为六十,而晋人以为大国之卿有一旅之田,上大夫有一卒之田。当时官禄与土地是相应的,有官则有土,亦享有禄。拥有大片的田地,是卿大夫在政治上具有强大实力的物质基础。

  卿大夫的其封邑上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统治机构。卿在封邑上修建起号称为都的城堡,有的规模甚至可和国都相埒;还设置有治事的内朝和官属。治理都邑的有邑宰。分管其他具体事务的有马正、司马、工师、贾师等官职。贵族还有权诛戮或惩罚有罪的族众或臣僚,为了封邑的安全,一般都设有私人武装的甲卒(或称私属),国君出征时,贵族往往以其甲卒相从。可见在卿大夫都邑中,不仅有农民为贵族提供租税和力役,而且还有军队、法庭和官属。因而这类都邑实际上是侯国的一个缩影。

  当时称这种实力强大的卿大夫家族为强家。各国都有若干在侯国统治集团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强家(公族)。君主如得不到公族的支持,其统治就很难维持下去。但公族势力过于强大,又会削弱公室的力量。特别到春秋晚期,同姓或异姓的强家,其实力越来越大,如晋的□氏“其富半公室,家半三军”,鲁国的季氏“富于周公”,君主已有名无实。这种“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造成权去公室,政在家门的结局。所以不久之后,便出现了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

  官制和兵制

  王室或侯国中职位最重要者为卿士,是君主之辅佐,当时简称为卿。一般高级官吏皆由大夫充任,而大夫中能秉国政者则号为卿。在卿位者多为公 子、公孙。晋国情况略异,卿常由异姓大夫担任。

  卿除主政外,作战时或充当将帅。春秋早期,周王室之左、右卿士及齐之国、高二氏,分别担任左、右军之军帅。以后卿人数渐渐增多,如郑、宋有六卿,晋最多时可达十二卿,而掌实权者仍是其中的一二人,他们被称为正卿,郑则称为“为政”或“当国”,以区别于其他的卿。在卿位者仍有具体官职,如鲁的三桓,分别担任司徒、司马和司空;宋的正卿任右师、大司马、左师、太宰等职;楚之二卿为令尹、司马。卿的官位常是世袭的,故当时称之为“世卿”。

  各国管具体事务的官职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这四种官职名称之前或有加上一“大”者。宰也是常见的官名,或称太宰,有的国家其地位颇为重要。属于师傅之官有太师、少师、太傅。以上几种官职常由卿来担任。此外还有祝、宗、卜、史之类的官职。再有是掌管来往贵宾的行人,管理刑狱的理或大士和尉氏,管理市场和手工业的褚师、工正和工师,管理山林川泽的衡、麓和虞人,管理地方的封人、县师或隧正。楚的官名较特殊,最高执政官的卿为令尹,其他管理各种具体事务者也多以尹为名,如有箴尹、沈尹、连尹、清尹等十几种名称。秦国也有庶长、不更等他国所不见的官名。

  作战时以车战为主,故各国都有数量甚多的兵车。春秋晚期,晋有兵车四五千乘,其他如楚、齐也有几千乘。出师作战时,军队分为中、左、右三军。中军一般由君主统率,左、右军则归卿率领。晋于春秋早期即由卿主三军,中军帅称元帅或将军,同时又是晋之执政。军队士兵主要由小贵族士所组成,庶人或牧、圉也有随军出 征者,但非军中主要力量。中军是王卒或公卒,即君主之族众,当时称之为国士,是三军中精锐部分。左、右军由卿大夫的族众所组成。晋在军师之下,有军大夫、军 尉、司马、候等官职。

  除战车外,也有步卒。如晋国为了和戎、狄作战,曾经“毁车为行”,“行”就是步兵,郑国称步兵为徒兵。但终春秋之世,车战仍比步战更重要。吴、越两国设有 舟师,是一支重要的水上攻战力量。

  春秋时的刑罚以五刑为主,即墨、劓、宫、刖、杀五种。杀为死刑,其余皆为毁伤犯人身体某部的肉刑。特别是刖刑,是当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惩罚手段。《左传》 说齐国于春秋末曾经“履贱踊贵”,表明被刖足者之多。有些贵族因犯罪也受此刑,齐的鲍牵即被刖足。较轻的刑罚有鞭刑,官吏有过者即遭鞭打。犯人也可用甲、盾 或铜块来赎罪。还有将犯人或其家属罚作奴隶者,《周礼》说:“丈夫入于罪隶,妇人入于舂藁。”

  到春秋晚期,由于社会经济发生了变化,在刑法方面也要求作相应的变革。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即把刑法条文铸于鼎上。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以公 布范鞅所作的刑书。公元前501年,郑国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在此以前,所谓“议事以制”,就是判决者往往临事作出惩罚标准,缺乏成文性材料的依据。而在刑法条文公布之后,官吏或贵族的专横独断受到抑制,这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并对以后战国时期刑法条文的完善具有深远的影响。

  强国的争霸活动

  周东迁和诸侯的强大 西周末年,关中因受战争和自然灾荒的破坏而变得十分萧条,力量微弱的周王室已无法再在镐京一带立足。公元前770年,平王依靠晋、郑诸侯的帮助而东迁洛邑。

  东迁后的周,起初尚占有今陕西东部和豫中一带的地方,后来这些领土渐被秦、虢等国所占据,周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四周。疆域的缩小,使周失去了号令诸侯的能力,各诸侯不再定期向天子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的收入因此而减少。周经常向诸侯求车、求赙、求金,失去了昔日的尊严,已和一般小国无别。

  与周相邻的郑,也是西周末从关中迁到今河南新郑一带的,但在春秋初中原的小国中,堪称佼佼者。特别到庄公时,郑的武力较强,不仅战败戎人,而且还灭掉了许国。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伐郑,结果被郑打得大败。 此后,周王再也不敢用武力来制服诸侯,而野心勃勃的郑庄公则颇有称霸中原之意。除郑以外,宋、鲁等国都很强盛。西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替代。

  齐桓公的霸业:齐在经济、文化上都较为先进,是春秋时东方的泱泱大国。春秋初年,齐内乱迭起,无暇对外。桓公继位后,任用管仲为辅佐,稳定了国内的局 势,同时又注意发展经济,国力大为充实。于是桓公积极开展对外活动,首先拉拢宋、鲁两国,接着把郑也争取过来。当时北方戎、狄势力强大,华夏小国深受其害。 公元前661年,狄伐邢(今河北邢台);次年,狄又破卫 (今河南淇县),卫只剩下遗民五千余人。齐乃出兵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史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由于齐联合其他诸侯摧折狄人南下的锋芒,使邢、卫两国转危为安并受到保护,齐桓公在中原国家中树立起很高的威信。

  南方的楚国,在春秋初年还并不强,但经过武王到文王的苦心经营,楚开始强大,先后灭掉了邓、申、息 等国,并渐向北发展其势力。到成王时,楚打算更进一 步向中原逼近,但正逢齐桓公的崛起,一向服属于楚的江、黄等小国都转向齐。这使楚大为不满,于是连年进攻郑,以此作为报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也采取相应的举动,率领鲁、宋、陈、卫诸国之师,讨伐追随于楚的蔡国。蔡不堪一击而溃败,齐遂进而伐楚。楚不甘示弱,派人责问齐师。最后两国无法压倒对方,故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会盟。这次齐虽未胜楚,但楚北进的计划受到了阻力。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参加盟会者有鲁、宋、郑、卫等国的代表,周天子也派人前往。盟会上规定:凡同盟之国,互不侵犯,还须共同对敌。通过这次盟会,齐桓公成为霸主。霸主就是代替天子而成为诸侯中的主宰力量。桓公死,诸子争立,内乱不息。齐失去其霸主地位。齐称霸时间虽不长,但对阻止戎、狄入侵和遏止楚的北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武力强而好战的宋国,在宋襄公时期,也跃跃欲试,想乘齐中衰而成为霸主,但不久就被楚所摧败。

  晋的崛起和文公的霸业 晋在春秋初年比较弱小。其疆域仅包括今晋南和汾、浍流域一带,都城在翼(今山西翼城)。《国语》说晋国是“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左传》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由于晋国是“表里山河”,有难攻易守的好处,但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于晋和中原的交往则颇为不利。

  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封其弟桓叔于曲沃(今山西闻喜)。桓叔实力超过晋君,双方展开了不断的激烈斗争。到公元前679年,桓叔之孙取胜而成为晋君,是为武公。到 其子献公时,晋改一军为二军以扩大兵力,随后灭耿(在今山西河津)、霍(在今山西霍县)、魏(在今山西芮城)三个小国,接着又灭虢(在今河南陕县)、虞(在今山西平陆)两国,晋国疆土从黄河北岸延伸到黄河以南。这对晋以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献公时晋开始强大。献公死,诸子因争位而酿成内乱。相继在位的是碌碌无能的惠公和怀公,故一直受制于秦。晋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达十九年之久的公子重耳,在秦的援助下回国继位,是为有名的晋文公。他备尝“险 阻艰难”,所以即位后能奋发图强,任用有才干的赵衰、狐偃等人,并注意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经过文公的治理,晋政权不仅巩固起来,而且还出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

  同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出居郑以避难。公元前635年,文公利用这一机会,出兵平乱,护送襄王归国。襄王为了酬谢文公的功劳,把阳樊、温、原和攒茅 之田(今河南济源、武陟一带)赐给晋文公。文公通过兴兵勤王,除得到土地外,还提高了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

  自齐霸中衰,楚又乘虚而入,中原的一些小国都在其支配之下。当时不仅鲁、郑屈服于楚,甚至象齐这样的大国也受到楚的威胁。由于晋的强盛,晋楚之争势在 必然。公元前632年,晋楚发生城濮之战,楚人战败。晋文公和齐、鲁、宋、卫等七国之君盟于践土(今河南原阳),并得到周王的策命。是年冬,晋文公又会诸侯于温(今河南温县),周王也被召去赴会,晋跃升为中原的霸主。

  文公死,襄公立。襄公依靠文公手下的一批老臣,不仅能使内部稳定,同时还打败白狄与秦人,故晋仍能保持其霸业。

  秦霸西戎:周东迁时,秦襄公因护送平王有功而被封为诸侯。秦原来居于今陇东,周东迁后,占有岐西之地。德公时居雍(今陕西凤翔)。到穆公时秦渐强大。秦 和晋通婚,故关系较密切,两国又因接壤而经常有矛盾。在晋文公卒后,穆公即乘晋丧而东向派兵袭郑,后因郑有备而退回,但在行经今河南渑池、洛宁一地时,遭到晋伏兵的狙击,秦师全军覆灭,三师被俘。此后,秦不断和晋较量,如公元前625年,秦伐晋,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秦战败;一年后,穆公亲自率兵伐晋,渡过黄河后,烧毁乘舟,晋人见秦有决一死战之心而不敢应战。秦由于国力不如晋,故屡与晋战而很少得利。而晋正好堵住秦东向的通道,故秦很难进入中原。出于以上原因,秦只好向西发展,击败附近的戎人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史称穆公“益国十二,遂霸西戎”。同时,秦与南面的楚国加强联系,从穆公以后到春秋末,秦一直和楚站在一起而与晋为敌。

  楚庄王之胜晋:在晋文、襄时期,楚不敢与晋争锋。到楚穆王时,楚不断对其邻近的小国寻衅,先后灭掉了江(在今河南汝宁)、六(在今安徽六安)、蓼(在今 河南固始)等小国。晋自襄公卒后,大权旁落于赵盾之手,赵盾为了树立自己的势力,排斥异己,杀灵公立成公, 晋放松了对外的争霸活动。而这时楚的国势正盛, 楚人范山对穆王说:“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楚看出晋国的弱点,很想到中原建立霸业,但不久穆王即死去。

  继穆王而立者是庄王。庄王初年,楚的局势很不稳定,接连发生贵族暴乱,又逢天灾侵袭,而邻近于楚的群蛮、百濮也都乘机对楚进行骚扰。庄王平息乱事,并在内政方面作过一些改革,能够赏罚分明,大小贵族各有所用,使“群臣辑睦”;对人民也有所加惠,即使经常出兵,但国内也可以“商农工贾,不败其业”。由于庄王治国、治军有方,楚国力日益强盛。

  公元前606年,庄王伐陆浑之戎(今河南伊川一带),观兵于周郊,并派人向周询问周九鼎之轻重,以表示有吞周之意。公元前598年,楚攻破陈的都城;次年又兴兵围郑,郑被困三月因城破而降楚。公元前594年,楚又围宋达九月之久,宋向晋告急,晋因畏楚而不敢出兵。宋、郑等国都屈服于楚,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

  鞍之战和鄢陵之战 随着晋霸的中衰,常和晋站在一起的齐,渐对晋藐视起来。齐顷公时,齐一面和楚连结,一面又不断对鲁、卫两国用兵。另外又不尊重晋的使臣。公元前589年,鲁、卫两国因不堪齐的侵伐而向晋求救,晋派兵攻齐,两军激战于鞍(今山东济南),齐师战败。齐与晋结盟,并答应归还占领鲁、卫之地。这次战役表明,晋虽不如以前强盛,但齐仍不是晋的对手。

  鞍之战晋获胜后,又引起楚对晋的敌意。这年冬,楚以救齐为名而大兴师。接着楚在蜀(今山东泰安)举行了盟会,参与者有齐、秦、宋、郑、卫等十国,声势颇 盛。晋不敢出来与楚抗争。当然,楚也不敢攻晋,两强处于相持阶段。

  公元前580年,晋厉公立。厉公颇有重整晋国之意,于即位之初就打败了狄人和秦人。被晋人称为“四强”的齐、秦、狄、楚,这时除楚之外,都为晋所制服。

  公元前579年,晋、楚两国在宋华元的调停下议和,但两国均缺乏诚意,只能使矛盾获得暂时的缓和。公元前576年,楚首先违约而向郑、卫发动进攻。次年,晋国以郑服于楚为借口而伐郑,郑向楚求援,楚恭王率大军救郑,晋、楚两军大战于鄢陵,楚战败而退兵。鄢陵之战后,晋在实力和条件上略胜于楚,晋厉公因此骄傲自满 起来。

  晋悼公复霸 厉公被杀之后,晋国卿大夫之间的斗争也趋于缓和,故在悼公时期,晋势复振。

  悼公在对付戎人方面采取魏绛和戎的策略,即用财物去换取戎人的土地,以代替过去的单纯的军事杀伐,借此抽出部分的兵力来加强对中原的争霸活动。公元前571年,晋在虎牢城以逼郑。郑背楚而倒向于晋。这时晋、楚俱在走向下坡,但相比之 下,晋略占优势,故楚不敢与其相抗。悼公能够复霸,原因就在于此。当然,晋的霸业,至此也已接近尾声。

  向戌弭兵:公元前546年,宋向戌继华元而提出弭兵之议,晋、楚、齐、秦四大国都表示同意。是年六、七月 间,晋、楚、齐、秦、宋、卫、郑、鲁等十四国在宋都开弭兵之会。齐、秦是大国,邾、滕是齐、宋的属国,这四国不参加盟约。会上规定晋、楚之从必须交相见,就是说两国的仆从国既要朝晋又要朝楚,同时承认晋、楚为 霸主,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霸业由两强来平分的现象。

  弭兵之会后的几十年中,由于晋、楚两强力量的接近于平衡,彼此的军事冲突较以前大为减少。

  小国对霸主的贡赋 西周时各诸侯都要定期对周天子纳贡,春秋时因周衰而此制渐废。随着大国争霸的出现,各小国都要向霸主国交纳贡奉。特别到春秋晚期,霸主国为了加紧对小国的勒索,甚至规定出贡赋的标准,如鲁襄公几次到晋国去听政,就是去听取晋对鲁赋的具体数目。霸主为了能保证有这种收入,时常对小国施加军事威慑,小国为了不致遭受战争的灾难,故必须不断地对霸主交纳奉献。《左传》说:“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除了晋以外,楚是另一个霸主,齐是强邻,鲁对这两国也不敢稍有违抗。据《左传》记载,鲁在春秋时期,对晋、楚、齐三国共朝见过三十三次。

  郑国地当晋、楚之间,两强发生军事冲突时,郑受害最大。郑在子驷当政时期,采取唯强是从的策略,“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后来子产当 政,他对晋人说:“以敝邑之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郑和鲁一样,为了少受讨伐,只能向两强多交贡赋。郑人每次 赴晋,都要带着丰厚的礼品,如晋安葬晋平公,郑执政子皮带着一百辆车的礼物前去送葬。春秋晚期,晋的执政都很贪婪,加重了对小国的压榨。《左传》说:“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又说:“韩宣子为政,不能图诸侯,鲁不堪晋求。”霸主国的苛求无厌,使小国承受着很重的负担。但和鲁邻近的滕、小邾、杞、等小国,都要经常去朝鲁,如杞对鲁稍有不敬,鲁则出兵讨伐之,可见鲁又模仿着强国去对待比自己弱小的国家。

  吴的兴起和吴破楚 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由于经济文化较落后,在春秋前期和中原各国少有来往,其活动状况也不见于史书记载。

  从春秋晚期开始,吴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583年,晋采纳从楚逃亡到晋的申公巫臣的策略,扶植吴国以制楚,派巫臣使吴,并把中原的乘车、射御、战阵都教授给吴人,还“教之叛楚”。从此,吴果然加紧对楚的进攻,属于楚的一些蛮、夷,也渐被吴所吞并。

  公元前515年,吴公子光杀王僚而自立,即吴王阖闾。《左传》称阖闾与民“辛苦同之”,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吴在其治理下而日益强盛。公元前512年,吴灭徐(在今安徽泗县北)。楚的卿大夫这时已感到吴的威胁,而且也预见到吴将是楚不易对付的强敌。吴重用楚亡臣伍员。伍员认为“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建议吴王把吴军分成三部分,每次出一师以击楚,如此轮番地去扰楚,便可削弱楚人,最后以三军攻之,楚一定无法支持。吴王接受了这一计谋,果然,从楚昭王即位之后,“无岁不有吴师”,使楚疲于奔命。

  公元前506年,吴大举攻楚。吴军溯淮而上,转战于小别山、大别山一带。继而吴与楚军战于柏举(今湖北麻城),楚军失利。吴从攻楚以来,五战皆捷,吴军遂 攻入楚的郢都(今湖北江陵),昭王奔于随(今湖北随县)。楚申包胥入秦乞师,秦襄公派兵车五百乘以救楚。 楚人在秦的支援下,把吴军逐出楚境。楚因遭到这次大败而失去其霸主地位。

  吴伐越和越灭吴:越和吴相毗邻,占有今浙江一带。越乘吴忙于攻楚而经常出兵以袭吴。公元前496年,吴伐越,战于今浙江嘉兴,吴师败,吴王阖闾负伤而卒。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报父仇而败越于夫椒(今江苏苏州),又乘胜而攻入越都。越王勾践率领五千甲盾而退保于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并使人向吴求和,伍员要求夫差灭越以除吴心腹之患,而夫差因胜越而骄傲自满,不听伍员谏阻而许越议和。

  吴胜越以后,自以为从此可无后顾之忧,于是一心想到中原和晋、齐试比高下。公元前486年,吴人在邗(今江苏扬州附近)筑城,又开凿河道,将长江、淮水接连 起来,开辟出一条通向宋、鲁的水道,进逼中原,在其压力下,鲁、邾等国纷纷臣服。公元前485年,吴派舟师从海上伐齐;次年,又兴兵伐齐,大败齐师于艾陵(今山东莱芜),齐军主帅国书战死,吴俘获齐兵车八百乘。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等国会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在这次会上,晋与吴都争作霸主,晋由于国内内乱未止,故不敢与吴力争,使吴夺得了霸主的位置。

  《左传》说夫差时,“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又说他不恤民力,“视民如雠”。吴在争霸方面虽得逞,但连年的兴师动众,造成国力空虚。越王战败以后,不忘会稽之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越的国力渐渐恢复起来。而吴对此并不警惕。吴王为参加黄池之会,竟率精锐而出,使太子和老弱留守。越王勾践 乃乘虚而入,大败吴师,并杀死吴太子。夫差闻讯而匆匆赶回与越议和。吴长期的穷兵黩武,民力凋敝,难以和越对抗。公元前473年,越灭吴。

  勾践灭吴之后,步吴之后尘,以兵北渡淮,会晋、齐诸侯于徐州。越兵横行于江淮以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墨子》说当时的强国是楚、越、晋、齐,“四分天下而有之”。在春秋末到战国初,越代吴成为长江下游的强国。

  各国君主权力下替和卿大夫的兼并斗争

  春秋时从周王室到各个侯国,君权不强者占大多数。鲁、宋、郑、齐、晋等国的君权日益衰弱,而主宰国家命运的卿大夫为了争权夺利,又不断地展开激烈的兼并斗争。

  鲁国在僖公时,由桓公之子季友秉政,其后代称季孙氏。季友之兄庆父、叔牙之后为孟孙氏、叔孙氏。这三家皆为桓公之后,故称三桓。僖公以后到春秋末,鲁的政权基本上由三家所把持。襄公时,季孙宿执政,三分公室,鲁君实力被削弱。到昭公时,昭公被逐出鲁国,流浪在外七年而卒。《左传》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由于季氏颇得民心,故鲁国出现“民不知君”的现象。但随着三桓势力的过于强大,三桓的家臣也非同一般。在春秋晚期,南蒯、阳虎、侯犯等先后起来反对季氏和叔孙氏,象阳虎就一度执掌鲁的大权,即所谓的“陪臣执国命”。由此又反映出三家也在走向衰微。宋国的卿大夫和鲁一样,以公族子孙为主,如有戴公之后的华、乐、老、皇四家,后来有桓公之后的鱼、荡、鳞、向四家。整个春秋时期,宋国的执政不出于戴、桓两族,其中尤以戴族为多。各大族的倾轧很激烈,到春秋晚期,桓氏势力被铲除,剩下戴族的乐、皇几家。

  郑国的执政以穆公后人为主。穆公有十三子,其中罕、驷、丰、游、印、国、良七家为强族,即所谓的七穆。从春秋中期到晚期,任郑执政者不出这七家。齐国在春秋早期由国、高二氏掌握大权,以后又有崔、庆二氏,这四家都是齐的公族。属于异姓贵族者有姬姓的鲍氏和妫姓的田氏。田完本为陈国的公子,后逃到齐,桓公使其为工正。齐庄公时,田氏渐渐得势。景公时,田乞为大夫。田氏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其粟,予民以大斗”,以此来笼络人心,抬高田氏在齐国的声望。景公死后,田氏灭国、高二氏,田乞专齐政。到其子田常时,鲍氏、晏氏也为田氏所除,田氏占有的土地比齐君的封邑还大。到田盘时,田氏的宗族“尽为齐都邑大夫”。田氏在外则和晋通使,成为齐国的实际统治者,齐宣公则有名无实。后田氏废康公(宣公子),代替姜氏而统治齐国。

  晋国从献公时起,不许立公子、公孙为贵族,公子、公孙只好离晋而仕于他国。这就是所谓的“晋无公族”,为春秋时他国所无的现象。排斥公族,导致异姓或国姓中 疏远的卿大夫得势。文公、襄公时,狐、赵、先、胥等氏颇有权势,以后又有韩、魏、栾、范、荀氏等强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后,卿大夫之间兼并激烈。从厉公时起,胥氏、栾氏被翦除,到春秋晚期只剩下最强的赵、魏、韩、范、中行氏。后来赵又灭范、中行氏。春秋末年,智氏最强,赵联合韩、魏而消灭智氏。晋长期的卿大夫兼并斗争到此告一段落,晋国也被这势均力敌的三家所瓜分。到战国初年,三家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晋国乃分成赵、魏、韩三国。

  以上几个国家都因为存在强大的同姓或异姓贵族势力,致使君权削弱,“权去公室,政在家门”。卿大夫为了争权夺利,引起内乱频繁发生。但并非诸侯国皆如此,如楚王的宗族虽强盛,却未形成象鲁、晋那样实力很大并能控制君主的强家,故楚的君权较许多中原国家为强。秦的情况和楚也有某些相象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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