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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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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政府的“新政” 帝国主义列强允许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在北京重建统治,慈禧因而对帝国主义感恩戴德,往往唯命是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成为当时清政府重要的对外政策。列强要求清政府调整机构、政策,进一步实现政权的买办化。慈禧也就打出了不久以前还在拼命反对的“新政”、“变法”的招牌,以此酬答列强的要求,消弭正在兴起的革命浪潮。光绪二十七年(1901)成立督办政务处,以筹划和推行。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纷纷上书,献计献策。

  新政涉及各个方面,在政府机构上,按《辛丑条约》的规定,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裁撤一些冗闲重复的机构,增设商部、巡警部及财政处、学务处。光绪三十二年进一步改变从前部院衙门的结构,以外务部、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取代从前的六部。军事上,决定编练新军,设立练兵处,计划编练全国常备军三十六镇。实际上到清朝灭亡时共练成新军十四镇,十八个混成协及禁卫军一镇,约十六万人。经济上,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拟订商律,设立商会,保护资产阶级和华侨资本家。颁布矿务、铁路、公司、银行等各种章程,又统一度量衡,成立大清银行,改革币制,废除银两,确定以银元为货币单位。在文化教育上,将各省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颁布学堂章程,规定学制。光绪三十一年废止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一切士子均由学堂出身。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办学的积极性很高,学堂的建立犹如雨后春笋,出国留学受到资助、鼓励,并给予进士、举人出身。在法律方面,仿效西方国家的法制,编订新法典和单行法规,删除凌迟、枭首、缘坐、刺字等酷刑峻法。  在这些“新政”中,清政府最重视的是练兵筹饷,以增加收入,巩固统治,其他方面多属表面文章。尽管这样,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变革,毕竟为长期停滞的社会机制带来了一些活力,扩大了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生力量,加强了新势力对旧势力的冲击,实际上为反对和颠覆清朝统治作了准备。

  在办理“新政”中,袁世凯的北洋集团乘机崛起,形成了近代军阀势力。袁在小站练兵,采用德国的操练方法,聘用德国教官,全军训练严格,装备精良,为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开端。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受命办理练兵、外交、铁路、商务等,权倾朝野。他在原有军队的基础上,练成北洋新军六镇,号称劲旅。其军官都经过陆军学堂的训练,但军内保持淮军“兵为将有”的传统,重要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见张勋复辟)都是袁的心腹。袁世凯还多方拉拢官僚、文士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梁士诒等,向内政、外交、财政、实业、路矿等领域渗透,形成庞大的势力集团。北洋集团背后有帝国主义支持,军队、企业中聘用外国教官、顾问,袁本人和各国公使交往甚密,因此在帝国主义心目中,袁世凯是能够维持统治秩序的最有实力的人物。袁世凯又和庆亲王奕劻勾结,使用贿赂,赢得其支持。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去,宣统帝(即溥仪)即位,醇亲王载沣摄政,袁世凯被罢黜家居,但他多年卵翼的北洋集团依然存在。武昌起义后,清朝幻想利用袁的实力镇压革命,不得不请袁出山,付以全权。袁世凯依靠北洋势力,投形势之机,代替了清政府,排斥了革命派,再次成为最有实权的人物。

  孙中山与中国同盟会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一部分最先进的爱国志士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代表人物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广东香山人,出生于农民家庭。早年在美国檀香山学习,接受资产阶级教育,后回国行医,目睹政局日非,痛恨腐朽卖国的清政府,立志救国济民。光绪二十年(1894)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次年,他以香港为据点,筹划发动广州起义,因事机泄露而失败,被迫逃往国外。百日维新失败后,又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那次起义虽被镇压,但影响很大。

  光绪二十八年,留日学生集会纪念明朝灭亡二百四十二周年,上海出现爱国学社。翌年,因俄国不肯从东北撤兵,上海、北京的学生集会抗议。东京留学生尤为激昂,组织拒俄义勇队,回国请愿,上海和东京陆续创办许多报纸刊物,反对专制,批评时政,宣传革命。其中,革命青年邹容以通俗而犀利的文笔写《革命军》一书,揭露清朝的黑暗统治,热情呼唤“开创中华共和国”;章太炎(即章炳麟)在《苏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尤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影响为大,驳斥康对革命的诬蔑,揭露了他的保皇反动面目。还有陈天华写《警世钟》、《猛回头》,指出清政府卖国的本质,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  在革命思想传播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革命组织。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海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设立许多支部,出版许多报纸,并和康有为的保皇党进行论战。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南青年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次年,江浙知识分子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这两个组织都联络会党,策划反清起义。后因起义失败,很多人跑到日本。还有湖北的青年组织“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在当地新军中宣传革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中山从欧洲到日本东京,与黄兴、宋教仁等创立中国同盟会。该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总部设于东京,国内和海外设立分会和支部。一年后,会员已超过一万人,其中以知识分子占多数,也有下层的会党和海外华侨。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成熟的标志。同盟会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十六字纲领阐发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即是用暴力推翻清朝政府,避免列强的侵略和瓜分;民权主义即是废除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民生主义即是实行土地国有,以改良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防止贫富悬殊。

  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和以《新民丛报》为阵地的保皇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辩。革命派以有力的论据、雄辩的逻辑、犀利的笔锋,阐明进行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揭露清朝政府是民族压迫、专制横暴、反动卖国的政府,驳斥了种种保皇的谬论,为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舆论准备。

  同盟会成立后,把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放在首要的日程上。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同盟会先后在各地发动了萍(乡)浏(阳)醴(陵)起义等一系列起义,还组织了多次暗杀清朝官吏的活动。但革命派领导的这些起义,规模较小,时间较短,计划不够周密,又有很多在沿边省区,缺乏接应,很快被清军镇压。但斗争连续不断,屡挫屡奋,锻炼了革命派的力量,表现了他们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

  和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同时,全国范围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自发斗争。有反教会斗争,有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还有抢米风潮。这些群众斗争缺乏组织、纲领,具有很大的自发性,但波及的地区普遍,发动的次数频繁,参加的群众广泛,使清朝统治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收回利权运动

  针对帝国主义疯狂掠夺在华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中国人民展开了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美国合兴公司攫取粤汉路权之后,违约将股票转让给比利时银团。湖南、湖北、广东人民要求“废约自办”,声势浩大,迫使美国合兴公司作出让步,在勒索六百多万美元赎款后,同意废约。江浙人民则为收回苏杭甬路权,和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自行集款筑路。清政府先是执意向英国借款修筑,遭到两省人民的坚决反对。后来怕激起“民变”,将英国借款移作别用,允许苏杭甬铁路归为商办。山西人民为了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采矿权,经过反复谈判,在偿付赎款后收回了平定、孟县、潞安、泽州的煤铁开采权。在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中,还收回某些路矿的部分权益。如津浦铁路、广九铁路、沪宁铁路,以及安徽铜官山煤矿,浙江衢、严、温等处煤铁矿,山东中兴煤矿,四川江北厅煤铁矿,奉天锦西煤矿等。帝国主义尽管不甘心吐出既得利益,但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不得不稍稍改变策略,在勒索大量赎款以后,交回部分利权,以缓和反抗。收回利权运动是广大群众为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主权而进行的爱国主义的斗争。

  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于美国国内歧视和虐待华侨、华工,广州、上海工商界集会抗议,通电全国,号召抵制美货。全国各城市纷纷响应,形成广泛的群众性的反美爱国运动,时间持续将近一年,给美帝国主义以重大的打击,使其对华贸易额明显下降  在以上一系列运动中,工商界的资产阶级和立宪派起了较大作用。他们以指导者的姿态活跃在舞台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丧权辱国,但当反动势力威胁利诱、施加压力时,他们又表现出软弱妥协的特点,中途退出运动,不能坚持到底。这一弱点也表现在立宪运动中。

  立宪运动

  20世纪初的经济发展、思想变化和革命风潮,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了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投资于工商业的资产阶级虽不愿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决裂,却又希望在清朝统治下能改善自己的地位和发展条件。他们看到英国、日本、德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也想通过这条途径挤进政府,分享权力。立宪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是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以及国内的张謇、杨度、熊希龄、汤化龙、汤寿潜等人。清朝权贵当然对立宪并无兴趣,但由于革命风潮的兴起,清廷也企图以立宪为诱饵,拉拢立宪派,瓦解革命派。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颁布预备立宪的谕旨,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口号下,拉开了立宪运动的帷幕,提出改革官制,清理财政,整饬武备,详订法律,广兴教育等,将行之数年未获成效的“新政”,权作预备立宪的内容。立宪派则兴高采烈,纷纷成立团体。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梁启超在日本组织政闻社,江浙立宪派组织预备立宪公会,湖南组织宪政讲习会,湖北成立宪政筹备会,广东组织粤商自治会。各地立宪派积极活动,向清政府上书请愿,施加压力,要求召开国会。但清政府在宣布各省设立咨议局、北京设立资政院,作为国会的基础的同时,把召开国会的期限推迟到九年以后,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议会的约束,臣民的权利极为微小。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去,满族亲贵集团企图集中权力,排斥拥有实力的汉族大臣,将袁世凯以足疾为名开缺回籍。又训练禁卫军,成立军咨府,企图以皇室亲贵统揽全国兵权,各省督抚对此加以反对。统治阶级内部在立宪的招牌下各怀私念,争权夺利。清朝上层中的满族亲贵、汉族大臣、立宪派三种势力的裂痕日益扩大。

  宣统元年(1909)以后,各省咨议局与北京资政院先后成立,并经常开会讨论,批评政治,弹劾官吏,提出议案,与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发生摩擦。立宪派对清朝的拖宕延缓、独揽权力很不满意,先后发动三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请愿的规模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激昂。有些地方督抚从抵制亲贵用事、维护自己权力出发,也参加了立宪运动。清政府不得已同意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改为五年;并于宣统三年裁撤军机处等机构,组织以奕劻为总理大臣的新内阁。内阁成员大部分为满族亲贵,十三名阁员内汉族仅占四人,因此这个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企图和清政府分享权力的愿望化为泡影,汉大臣也受到排挤,这就促成了辛亥革命时统治阶级上层的离心离德,导致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辛亥革命和清帝逊位

  辛亥年,即宣统三年(1911),是社会矛盾长期积聚而达到总爆发的一年。八月,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黄花岗起义和保路运动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计划在广州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在条件尚不具备而事机又有泄漏的情况下,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决心迅速发动起义,冒险一击,时间定于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1911年4月27日)。届时黄兴仅率一百数十人发难,攻入两广总督督署,随后遇到大批清军的攻击。革命党人以寡敌众,许多人战死或被捕牺牲。其遗骨合葬于黄花岗,故这次起义称“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刚刚被镇压,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广大人民以及资产阶级、地方绅商,为反对清政府掠夺商民路权,擅自把粤汉、川汉路权拍卖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又掀起了保路风潮。四川保路运动发展尤其迅速,超出了立宪派“文明争路”的范围。成都和全省许多城镇一齐罢市,并提出不纳粮税、不认外债等。清政府决定武力镇压,派端方带兵入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保路的领袖多人,并开枪击毙游行群众数十人。四川各地的同盟会员和哥老会员纷纷组织保路同志军,筹划起义,把合法的保路运动发展为反对清朝的武装斗争。各路同志军从四面八方围攻成都,声势浩大。清政府急忙从湖北调兵入川,湖北形势亦发生动荡。

  四川保路运动为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武汉地区的文学社、共进会等团体,平日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因而在军队中有深厚的基础,许多士兵和下级军官参加革命组织。

  武昌起义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夜间,驻在武昌城内外的新军发动起义,攻占总督衙门,清朝官吏遁逃。但当时革命派的重要领导人都不在武汉,起义士兵筹划组成湖北军政府时不懂得保持领导权的重要性,以为需要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出来组织政府。于是,清朝高级军官新军协统黎元洪被请出来当都督,立宪派汤化龙当了民政长。  武昌起义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是湖南和陕西分别发动起义,树起独立的旗帜。接着,各地革命党人纷纷组织会党、新军起来响应。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山东等省和上海宣布独立。武昌的革命军与清军相持于汉口、汉阳,江浙的革命军打败清军、克复南京、组织北伐,一时革命风潮大盛,连清朝统治的腹心地区直隶,也发生了滦州的新军起义。

  辛亥革命中,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领导者和组织者,起义的普遍发动和迅速发展是同盟会长期宣传、组织、筹划的成果。会党和新军是主要的依靠力量。他们反对清朝的态度最坚决,斗争最勇敢。资产阶级立宪派本来并不赞成革命,但在争路、宪政问题上已和清政府产生严重裂痕,起义的普遍发动把他们推向了革命一边。他们的地位很有利,一方面既不是清朝的当权派,容易转身投向革命;另一方面,他们有声望,有产业,受到地方上的信任。所以,立宪派这时几乎全都放弃君主立宪的主张,赞成共和政体,并在新政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甚至,有些旧官僚受到周围的压力,看到大势所趋,也不得不附和革命,这样就扩大了革命阵营的声势,使清朝政府陷入众叛亲离的不利处境。但立宪派和旧官僚投向革命,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们和革命派的思想和目标很不一致,在革命内部争夺权力,形成错综复杂的情况。有的省份,革命派发动起义,建立了革命政权,但立宪派和旧势力通过政变和武力手段,屠杀革命派和群众,篡夺了权力,如湖南、贵州。有的省份,革命派和立宪派并存,立宪派占了优势,以后两派都未能保持权力,一些掌握军队的实力派取而代之,如云南、浙江、四川。有的省份,经过各种势力的斗争,政权落在流氓、政客、军阀手中,如福建、山西。还有的省份,清朝旧官僚投机革命,宣布独立,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的首领,如江苏、广西、山东。经过一段实力的较量和形势的演变,掌握在革命派手中的尚有上海、广东、江西、安徽等地区。但革命派也在分化蜕变,有些人放弃了革命理想,向着官僚军阀势力靠拢。

  武昌起义后,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国。各省代表齐集南京,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翌年元旦(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任命临时政府工作人员,颁布除旧布新的各项政令。不久又成立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清帝退位

  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帝国主义迫于形势,打起了中立的幌子,催促清朝政府起用袁世凯。北洋军队的将领都是袁的心腹,要调动他们抗拒革命,非袁不可。清政府只好解散皇族内阁,请袁世凯出山,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向他交出军政大权。袁世凯以帝国主义为后盾,挟北洋军队的实力,一面利用革命声威,恫吓清政府,逼迫满族亲贵交出权力;一面又向革命派威胁利诱,施加压力,迫使就范。袁世凯指挥北洋军进攻武汉时,同盟会领袖黄兴率领革命军英勇抗击,但事权不一,力量悬殊,战斗失利。北洋军占领汉口、汉阳,炮轰武昌。经过帝国主义的撮合,袁世凯又和革命阵营试探和谈。早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南北和谈已在上海进行,双方就停战、国体、召开国民会议等进行讨论。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压迫革命派妥协。立宪派和有的同盟会员也向袁世凯靠拢,表示如果清帝退位,将拥护袁出任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回国后,虽然反对妥协,积极主张北伐,组织了各路北伐军,但各军未经训练,编制互异,指挥不灵,遭到各方面反对和掣肘。帝国主义拒绝承认南京临时革命政府,扣留海关税收;各省军政府新建,供应浩繁,革命政权因此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立宪派和一部分同盟会员则指责非难孙中山等的革命主张,致使北伐无法进行。孙中山面对革命阵营的涣散状态和南北议和的既成事实,也无能为力,只得同意让步。他表示如果清帝退位,宣布共和,自己即辞去职务,可另选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在得到革命派出让政权的确切保证后,便向隆裕太后上奏,声称自己的北洋军队已无力镇压革命,保卫京畿,请召开皇族亲贵会议,速定方针。他自己则不再入朝,只派心腹催迫清帝退位,隆裕太后召开多次御前会议,争论激烈。一部分满族亲贵态度顽固,反对退位,组成宗社党,指责袁世凯“蔑视纲常”,“居心更不可问”,主张和南方革命军决战。袁世凯唆使段祺瑞等数十名前线北洋将领致电清政府,要求实行共和政体,斥责皇族亲贵“败坏大局”。各地官吏迎合袁的意图,纷纷电奏,主张共和。宗社党本无实力,其首领良弼此时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亲贵们吓得纷纷逃到天津租界和大连、青岛。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后带着宣统小皇帝举行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仪式,接受优待皇室的条件,发布退位诏。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宣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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