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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统治危机的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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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工业与新阶级的产生 19世纪下半叶,中国对外贸易发生了重大变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进出口贸易总值每年不超过银两千万两。光绪二十年(1894)增加到银两亿九千万两,即半个世纪增长近十五倍。其中进口的增长尤其迅速。这年进口值一亿六千万两,出口值一亿二千万两,入超四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当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因而赤字巨大。而且这种不利的贸易趋势继续发展,到民国元年(1912),即清朝覆亡这一年,对外贸易总值增至银八亿四千万两,十八年间又增加三倍。其中进口值四亿七千万两,出口值三亿七千万两,入超达一亿两。

  外国输入的主要商品是棉纱和棉布。其纱布价格低廉,大量倾销,中国传统的纱布手工业受到严重打击,手工业作坊闭歇,农户失去副业,造成生计艰难。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茶和生丝的市场,操纵在外国资本家手中,特别是以后印度、锡兰推广种茶,日本发展缫丝,中国传统丝茶业遭到激烈的竞争,至20世纪已一蹶不振。

  外国商品输入和中国农产品输出,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的活跃,使市场迅速扩大。同时,传统手工业的崩解又使大批农民手工业者破产失业,这就给资本主义的生长提供了市场和劳动力的条件,近代机器工业应运而生。

  近代工业发展艰难中国土地上的机器工厂最初是由外国人投资创办的。大批外国船只运货来华,需要停泊检修,因此在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出现了一些外资的船舶修造工厂,如上海的耶松船厂。以后,由于出口农副产品需要加工,在缫丝、制茶等行业中也出现了外资工厂。但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不准许外商公开设厂,加之上述工厂仍属于修理、加工性质,因此,中国近代机器制造工业实开始于镇压太平天国时政府创办的军事工业,如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南京的金陵机器局以及福建的船政局等。这些军事工业是官办企业,资金由清政府拨付,机器设备、生产技术则依靠外国,聘用“洋匠”,生产的枪炮、军舰、弹药直接调拨给军队使用,不计算产品价值,不参加市场交换,企业本身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本积累。这些企业内,贪污浪费惊人,效益很低,冗员充斥。清政府虽耗费了大量资金,官办军事工业仍难以存在和发展。

  稍后,近代工业逐渐在运输、采矿、纺织等行业中萌生,如上海轮船招商局、直隶开平煤矿、台湾基隆煤矿、上海织布局等。这些企业都由官府和商人合作,或为官商合办,或为官督商办。在政府支持下,能有一些优惠和特权,如贷款、减税、专利等,但官府势力渗入企业内,遗患无穷,在人事任用、经营管理、利润分配上,都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官商间发生严重摩擦,企业得不到正常发展。历史经验证明: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严重窒息了近代工业的活力,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纯粹商办企业最早在一些加工企业中发生,如缫丝业、制茶业、碾米业、纺织业等。甲午战前,资本不多,规模较小。甲午战后,商办工厂逐渐增加,从光绪二十一年至民国二年(1895~1913)的十八年间,共设立厂矿五百四十九个,资本总额达一亿二千万元。其中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八十六个,资本额约三千万元,其他均为商办的厂矿。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绝大部分是轻工业,尤以纺织业所占比重最大。其他则为矿冶、面粉、卷烟、金属加工等行业。较大的工厂有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等,祝大椿创办的上海源昌碾米厂、缫丝厂等,张振勋创办的烟台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兄弟创办的面粉厂、纺织厂,华侨简氏兄弟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的来说,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极为缓慢,在创办过程中碰到一系列困难。

  中国工业发展的困难主要来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的近代工业,从机器、技术甚至某些原料都要依赖外国,但又和外国存在着矛盾。帝国主义倾销大量商品,夺去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市场;它们又在中国设厂制造,资本雄厚,实力强大,弱小的中国工业面临其强有力的竞争,难以立足。许多创办不久的中国企业亏损严重,或者倒闭,或者被外资并吞。清朝封建政权奉行压抑工商的传统政策,所行厘金税,税制混乱,征收苛重,税率和征收地点、征收范围均无明确规定,逢关抽厘,遇卡留难,亦成为工商业的重大负担。中国又缺乏正常的金融市场,借贷利率很高,资金筹集困难,企业资金不易周转。还有封建官府的勒索,地方士绅的刁难。这些都使近代民族工业遇到极大的阻力,其诞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早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出现 新经济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导致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得以出现。

  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是封建社会里的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还有通商口岸的买办。他们开始投资于近代工商业,向资产阶级转化。在他们身上,封建性极为浓厚,有的人本身就是大官僚、大地主,他们开办工厂矿山,由清政府保护,利用了政治特权;另一些投资者和清政府关系稍疏远,也要仰政府的鼻息,本人则捐买官衔,挤进官场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便于企业的活动。资产阶级又和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他们的机器设备来自外国,生产技术依靠“洋匠”,经营管理借鉴外国工厂,有的企业甚至原料来源、产品销售、资金筹集也离不开外国。但另一方面,中国幼弱的近代工业又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沉重压迫,不能正常发展。因此,新兴的资产阶级又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矛盾。

  除了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向资产阶级转化外,一部分农民和手工业者也转化成为无产阶级。鸦片战争以后,外商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这些外资企业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此后清政府和私人陆续投资设厂,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日益增加。估计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已有十万人,到清朝覆亡时已发展到六十万人。

  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但要受资本主义的剥削,而且首先要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他们工资极低,工时很长,工作条件恶劣。很多工厂任用封建把头,使用暴力、刑具惩罚工人。他们处在社会最底层,受压迫最重,斗争最英勇坚决。由于外资或中国的工厂都设立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中,中国无产阶级也就集中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地。从行业说,纺织、缫丝、采矿、海员、铁路工人的数目最多。无产阶级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还很小,但它集中在新式企业中,代表新的生产力,因此最有生机和前途。在清朝灭亡以前,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但追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已显示出巨大的声势和潜力。例如,中法战争中,香港工人拒绝法国军舰到香港停驻而发动了一个多月的总罢工,使繁华的香港陷于瘫痪;辛亥革命中,上海和汉阳的工人支援起义,参加战斗,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要力量。

  中法战争、中日战争

  继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又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有光绪十年(1884)的中法战争,二十年的中日战争,二十六年的八国联军入侵。

  中法战争

  法国一直觊觎中国的西南边疆,企图以越南为跳板侵入中国的广西、云南。当法国侵占越南的许多地方、强迫越南签订不平等条约时,越南国王遣使向清政府求援。光绪八年至十年,清政府一方面做出援越姿态,一方面寄希望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致使中国军队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光绪十年七月初三(1884年8月23日),泊于马尾的中国福建舰队遭法舰袭击,十一艘军舰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被击沉,官兵伤亡达七百余人,因而花费了大量金钱和时间所建立的福建海军,被清朝的妥协政策所葬送。至此,清政府不得已才下诏宣战。中国军队在台湾、镇海等地遏制了法国的海路进攻。

  光绪十一年二月初,清军在广西边境要隘镇南关(今友谊关)前和法国侵略军展开了激战,击毙法军一千多人,法军全线崩溃。清军挥师追击,攻下谅山、文渊,法军纷纷向南逃窜。镇南关大捷引起了巴黎的政潮,法国茹费理内阁因侵略战争失败而倒台。但在前线大捷、中国军队正在战场上胜利推进时,清政府竟宣布停战缔约,授权李鸿章签订和约,承认法国占领越南,在广西、云南边界开辟商埠,并规定中国以后在此修建铁路时向法国商办,为法国侵略中国的西南地区打开了门户。

  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不久,即侵略中国,曾一度入侵台湾。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朝鲜,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旨在以朝鲜作跳板,入侵中国。

  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派兵帮助镇压。日本乘此机会,动员海陆军开到朝鲜,并不宣而战,在海上和陆路向中国军队大举进攻。清政府被迫于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下诏宣战。清军在平壤集结,设防据守。日军分四路进攻,清将左宝贵率部力战,英勇牺牲,但其他将领却不战而逃,退过了鸭绿江。日军乘胜侵入中国的东北,进占安东(今辽宁丹东)、九连城、长甸、宽甸、金州、大连、旅顺等地。日本舰队又在鸭绿江大东沟外的黄海海面袭击中国舰队,双方激战达五小时之久。中国海军官兵英勇奋战,邓世昌、林永升等以身殉国。战斗结果,中国失利,日本海军亦受重创。此后,李鸿章命令北洋海军躲藏在威海卫军港内不许出战,造成束手待毙的局面。日本陆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威海卫陷入包围之中。日军从海面和陆地开炮轰击,中国海军陷入绝境,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在此战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战争进行中,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始终抱妥协的方针,乞求日本谈判。日方不允。战争即将结束时,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李鸿章以全权代表的身分赴日接受投降条件,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给日本,赔款银二亿两,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开设工厂等。

  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

  《马关条约》签订后,形成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

  《马关条约》中的条款之一是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这引起了视中国东北为其禁脔的沙俄的强烈不满。俄国纠集了法国、德国,要求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领土要求,否则将“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日本无力对抗,决定对俄让步,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索取赎地银三千万两。三国干涉还辽加剧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和争夺。俄国与英国是当时争霸中国的主要力量,并且因俄国“还辽”有功,清政府对之感恩戴德。光绪二十二年(1896),俄国沙皇加冕典礼,清政府派李鸿章为特使,赴俄参加庆典,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该约在共同防御日本的幌子下,允许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境内以达海参崴,俄国有在沿线开矿建厂、设置警察的权利

  《马关条约》的另一条款是赔偿银二亿两,并加上赎辽费三千万两。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仅八千万两,自然无力偿付,只得向帝国主义借债赔款。英国和俄国为取得贷款的权利而展开激烈争夺。结果,俄国联合法国取得第一次贷款权,英国联合德国取得第二次和第三次贷款权。三次贷款总额折合银三亿两,利息重,回扣高,并以关税、盐厘作抵押担保。此后,清政府经常借贷度日,以各种主权作抵押。借款大多用于偿付赔款、购买军火、财政开支及修筑铁路。到清朝末年,债台高筑,借款总数达银十二亿两。

  《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于是,纺织、面粉、造船等行业中出现很多外国工厂。光绪二十二年到辛亥革命爆发的十五年间,外商共创办资金十万元以上的工厂一百十九家,资本总额达九千八百万元。外资工厂财力雄厚,设备技术先进,并有优惠的政治特权。20世纪初,帝国主义已控制中国生铁生产的百分之百(1910年),棉纱生产的百分之七十六(1908年),内外航运的百分之八十四(1907年),中国的民族工业力量薄弱,不能正常发展。外国还在中国各地设立许多银行,以发放对清政府的贷款,投资铁路、矿山、房地产业,垄断国际汇兑,吸收中国闲散资金,发行货币,从而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和信贷。

  修筑铁路是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并划分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898~1900)的三年内,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多次铁路借款,总数一亿三千多万元,夺取了长达两万里的铁路修筑权。其中,俄法以比利时银行出面,取得了芦汉铁路的修筑权,英德取得了津镇铁路(后改津浦)的修筑权,美国取得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英德俄分取了关内外铁路(即京沈路)的修筑权。这些都是深入内地,贯穿广大区域的铁路干线。到清朝灭亡时,先后筑成了京汉、中东、南满、胶济、滇越、正太、沪宁、京沈、津浦等铁路,全长一万八千余里。其中由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投资经营的达一万六千余里,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国自办铁路只有一千七百里。

  帝国主义又对中国的矿藏资源垂涎欲滴。甲午战争以后不久,法国即强迫清政府立约,取得了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的优先权。以后,英国福公司掠夺了在山西、河南的采矿权,两省矿务的财务、人事、盈利均归其支配。四川、直隶、安徽的矿业中,英国资本亦渐渗入。德国则在山东成立德华矿务公司,攫夺全省矿权。俄国则取得了在东北的矿藏开采权,还伸展势力于蒙古、新疆。日本也取得大冶铁矿矿石的优先供应权。至清朝灭亡时,帝国主义在华已开采的矿场有三十四处,投资四千一百余万元;准备开采的矿场二十五处,资本额八千二百余万元,大大超过中国自办的矿业。

  在掠夺路权、矿权的同时,帝国主义又争先恐后,占据中国港湾,要求租借地,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借口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派军舰占领胶州湾,租借青岛,把山东作为其势力范围。俄国紧随其后,派军舰进入旅顺,强租旅顺、大连,并把整个东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把广东、广西、云南视为禁脔,要求清政府不将三省租借给他国。英国除在长江流域保持强大的势力外,又在北方租借威海卫,在南方扩充香港的界址,扩大租占九龙半岛。日本则迫使清政府承认福建省为其势力范围。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短短几年内,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为瓜分中国作准备,中国面临着沦为列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在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美国因忙于争夺菲律宾而姗姗来迟。它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各国势力范围内实行同等的关税、铁路运费,以后又提出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这些都是为了自己能插足于中国,与列强共享利益而不被排挤。百日维新 《马关条约》的签订及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极大地震动了各个阶级、阶层,促进了中国人民爱国意识的觉醒。当议和条件传出后,举国上下强烈反对,主战派官吏纷纷上奏,谴责李鸿章媚敌误国,要求拒签条约。当时,正在北京举行会试的各省举人集会,由康有为起草上皇帝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签名的举人有一千三百余人,掀起了反对投降的巨大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台湾人民闻知割弃台湾的消息更是悲愤交集,誓不愿做亡国奴。日军在台湾登陆,台湾军民激烈抵抗,在孤悬海外、饷械俱缺的情况下,和优势日军战斗拼搏。

  继“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又给光绪帝(即清德宗载湉多次上书,建议变法。同时,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设立强学会,进行宣传鼓动,团聚了一批维新志士,争取了光绪皇帝及帝党官僚翁同龢等的同情和支持。强学会因遭顽固派的嫉恨而被查禁,但变法维新的思潮汹涌激荡,一发而不可阻遏。维新运动的主要代表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大力宣传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其倡导和组织下,各地纷纷成立学会,开办学堂,出版报纸。甲午战后四年内,国内设立的学会、学堂、报馆、书局共三百多处。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康有为等又在北京组织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号召,联络和组织知识分子、中下级官吏,经常集会演说,痛陈国难当头,形势危急,激发人们关心国家命运的热情。各省旅京人士也纷纷组织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通过这些团体和一系列活动,变法思想和救亡运动相结合,并迅速发展,从宣传和组织阶段进入实际行动阶段。

  光绪帝看到了康有为的上书,表示赞赏。康有为又向皇帝上《应诏统筹全局折》(第六次上书),指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建议皇帝大誓群臣,开制度局,许天下人上书。又进呈自己撰写的《日本明治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要求光绪奋发振作,运用君权,排除阻挠,效法日本、俄国,实行改革。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并召见康有为、梁启超等询问变法的步骤和方法;派康在总理衙门上行走,梁办理译书局;后来又任用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康有为和其他人递了许多奏折,提出一系列变法建议。光绪帝根据这些建议,颁布改革的诏令,主要是:发展经济,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改革财政制度,编制国家预算;开放言路,鼓励创办报纸,允许士民上书言事;精简官僚机构,裁汰冗员;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各省广设学堂,提倡西学,翻译书籍;选派出国留学生;改革军制,士兵改练洋操。这种改革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并未根本改革封建专制制度,甚至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维新派过去宣传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在百日维新期间也并未提出过。就是这种不彻底的改良措施,也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反对。早在百日维新之初,慈禧就迫使光绪帝罢免翁同龢,以孤立皇帝。又命自己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掌握兵权。百日维新期间,大部分大臣和督抚把变法上谕束之高阁,拒不执行。维新派和守旧派的冲突愈演愈烈。京师盛传守旧派要发动政变,光绪帝屡遭慈禧太后的训斥,处在朝不保夕的危境中。帝党官僚和维新派并无实力,一筹莫展,寄希望于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光绪帝召见袁,升他为侍郎。谭嗣同夜间访袁,劝他举兵勤王,驱除旧党,支持变法。袁世凯向旧党告密。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自己出面训政,废止新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梁启超。康梁逃往日本。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捕处死。其他维新派和拥护变法的官吏,或被遣戍,或被革职。历时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义和团运动

  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外国传教士在各地胡作非为,引起了人民大众的激烈反抗。戊戌变法刚刚被镇压,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19世纪末,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本名义和拳,原是起于山东的烧香拜神、操练拳棒的反清秘密组织。为反对外国侵略,义和拳举起“扶清灭洋”的旗号,改称义和团,并得到地方官吏的某些支持,声势日益浩大。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要求下,撤换了镇压不力的山东地方官,派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屠杀和逮捕义和团。义和团遂向北发展,活动于直隶各地,焚烧教堂,拆毁铁路、电线。又渗入天津和北京。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交,天津和北京街头上,义和团成群结队,头裹红巾,手执刀矛,公开活动。大街小巷,到处是拳厂和坛场。其他各省也纷纷响应,东北、山西、内蒙古、河南、四川、云南,都有大小规模不等的义和团。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因百日维新后在废立光绪问题上与列强存在矛盾,所以承认义和团合法,并采取控制、利用的策略,企图以义和团的刀矛发泄自己的怨忿。

  义和团的主要成分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城市居民,尤多青少年,也有妇女参加。它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袖,在思想上盲目排外,组织和斗争形式原始落后。他们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顺应了民族矛盾尖锐化的形势,但也模糊了对清朝统治者的认识。

  八国联军,帝国主义的干预当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帝国主义立即调动军队,进行干涉。英国将军西摩尔率领两千侵略军,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攻。但沿路遭到义和团的阻击,被迫退回。接着,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强行攻占大沽炮台,正式挑起大规模入侵中国的战争。慈禧太后等出于对洋人不满,遂决定宣战。南方各省督抚抵制宣战,提出东南互保,与帝国主义勾结,维持现存秩序,镇压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保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利益。面对帝国主义军队的进攻,义和团和清朝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抵抗。天津城郊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手持刀矛的义和团群众遭屠杀,聂士成等清朝的将领、士兵浴血奋战,以身殉国。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纠集两万兵力,向北京进攻。清朝调集一些勤王军阻截,但抵敌不住侵略联军的凶猛攻势。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仓皇逃走,前往西安。侵略联军分兵四出,占领山海关、张家口、保定、井陉等战略要地,并在京津地区屠杀抢劫。民居商铺被焚烧,户部存银洗劫一空,颐和园的文物、书画、古器被捆载而去,北京城遭到外国侵略军的又一次蹂躏和践踏。沙俄除了参加八国联军外,竟出动了十多万军队入侵中国东北,烧杀抢掠,占领主要城市,企图并吞东北全境。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烧死、杀死在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三万人;并将居住在海兰泡的七千多中国侨民驱赶入黑龙江,活活淹死

  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灭洋”,是为了发泄私愤。但她对义和团始终心存戒惧,在逃跑的路上就急忙发布“剿匪”上谕,命令清军掉转枪口,对准义和团。又催促李鸿章北上,与帝国主义议和乞降。李鸿章和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赔款四亿五千万两,拆除大沽至北京间的中国炮台,允许各国在北京附近驻兵,设置东交民巷使馆区,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任何反帝组织,惩办首祸诸臣。《辛丑条约》使中国下降为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

  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权益

  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深入。英、美、日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通商行船条约》,增开商埠,开放内河水道,为外国商品和资本输入中国提供更多的方便条件。帝国主义的争夺更加激烈。八国联军时,沙俄占领东北全境,迟迟不肯撤兵,引起日本和英美的强烈不满。日英结成了同盟,共同对付俄国。光绪三十年(1904)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大战,双方调动六十万大军在沈阳附近会战。而清政府无力干预,竟宣布“局外中立”。战争结果,俄国陆军败退,海军覆灭;日俄在美国调停下停战议和,俄国将南满的利益让给了日本而退居北满(见日俄战争)。此后,日本扩大从沙俄手中夺来的权益,独占南满铁路,扩充旅大租借地;俄国则紧紧抓住北满,以中东铁路为主干,渗透势力于各地。美国提出诺克斯东北铁路“中立化”计划,要由列强共同投资和管理,企图插足于日俄的势力范围内。刚刚经过大战的日本和俄国重新修好,抵制美国势力进入东北。鉴于东北处在日俄瓜分的严重危机下,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宣布废止东北的将军制,改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设东三省总督和三省巡抚,并企图开矿、设厂、筑路、练兵,以抵制日俄。但当时的清政府已十分腐败,不可能有所作为,东北建省未能抵制日俄势力在东北的日益扩张。

  英国和俄国为觊觎西藏进行长期争夺。英国侵略军一千多人突然闯过中印边界,于光绪三十年占领拉萨,强迫西藏地方当局签订《拉萨条约》,阴谋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下,清政府不敢在条约上签字,但以后重订新约,英国仍取得了许多特权(见《拉萨条约》及《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辛亥革命发生后,帝国主义又趁火打劫。当时,俄国正在胁迫清政府重新修订《伊犁条约》,企图进一步掠夺领土和权利;并乘中国局势动荡,干预和侵略蒙古地区,分割中国领土。英国也在西藏策划分裂活动,致使中国的边疆危机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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