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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乾时期边疆地区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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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在康雍乾时期统一了天山南北,加强了对西藏和西南其他地区的控制。

  西北地区

  清初,住在伊犁河谷的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最强盛,其领袖噶尔丹野心很大,战胜了其他部族,征服南疆的回部(维吾尔族),进兵青海,笼络西藏,侵扰甘肃,自称“博硕克图汗”。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乘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之机,竟和俄国相配合,率兵三万,由杭爱山东侵。喀尔喀蒙古战败,求援于清政府。康熙二十九年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击败准部,噶尔丹遁逃.次年,康熙与内外蒙古的首领参加多伦会盟,改变喀尔喀原有的部落组织,实行盟旗制度,稳定了喀尔喀蒙古长期动荡的局势。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康熙率师亲征,平定了噶尔丹叛乱。此后,策妄阿拉布坦重振准部,在康熙后期派兵进入西藏,占领拉萨。清廷闻讯,于康熙五十九年派兵入藏,驱逐了准噶尔军。雍正二年(1724),清军又平定了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叛乱。罗卜藏丹津逃往准噶尔,清朝和准噶尔更加深了对立。在策妄之子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双方互有攻守胜负,曾一度议和停战。乾隆二十年(1755)清朝因准部发生内讧,初命班第、永常率兵偕同阿睦尔撒纳等降众,分两路进攻准噶尔部。二十二年,平定准噶尔,统一了天山北路,随即进入南疆。二十四年夏,平定了回部大小和卓之乱,统一了南疆。三十六年,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三万余户,近十七万人,在其领袖渥巴锡的率领下克服路程的艰难险阻,冲破俄军的追击拦截,跋涉一万余里,行程八个月,回到伊犁,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和欢迎。渥巴锡被封为亲王,部众得到了妥善安置。

  西藏

  清朝还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康熙五十九年,清军逐准部出西藏,清廷以康济鼐主持藏政,设驻藏大臣监督。雍正时,颇罗鼐主持藏政,服从清朝政令。他死后,子珠尔墨特不服中央管辖。乾隆十五年,清军再次入藏平叛,七世达赖与僧俗人众也反对叛乱,擒杀珠尔墨特。清廷为了稳定西藏局势,制订《西藏善后章程》,改组噶厦(西藏地方政府),设四名噶隆(须听命于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管理政务,并在西藏常驻清军。五十六年,尼泊尔廓尔喀族因贸易纠纷大举进攻西藏,清军驱逐廓尔喀军,追越喜马拉雅山,议和而返。清廷又制定《钦定西藏章程》,对西藏的政治、军事、财政、宗教、外事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的权力,规定西藏地方官员的职权和品级,训练藏军,统一铸币。并实行金瓶掣签制,以防止班禅、达赖的转世为贵族农奴主操纵、利用。

  西南其他地区

  为加强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雍正年间,清廷采纳鄂尔泰的建议,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等省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土司,分别设置府、厅、州、县,委派非世袭的流官任职,和内地各省实行相同的政权管理体制。“改土归流”政策遭到土司的抵制和反抗。清朝采取和平招抚和武力镇压两种手段,对抗命骚乱者,出兵征讨。清朝镇压土司势力用力最大、耗时最久的是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之役。

  民族政策和边防设施

  清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也就是保持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根据各地不同的清况,采取措施,加强统治和管理。

  在边疆行政机构的设置上,因地制宜。北方边境,经过长期战乱,且与俄国接壤,着重于巩固边防,设军府制,统管军政民政。东北设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外蒙设定边左副将军,新疆设伊犁将军,派兵戍守。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沿用原有的伯克制,但非世袭,而由参赞大臣请旨简放。内外蒙古、青海实行札萨克制,设盟长、旗长统属于理藩院。西藏则适应政教合一的体制,建立和完善了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协同管理的噶厦机构。西北的乌鲁木齐、巴里坤,西南新设流官地区以及台湾,则和内地一样,设府州县制,分属各省总督、巡抚管辖。  清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上层,采取各种措施,团结笼络。如优给廪禄、减免徭赋,封以爵位官职,保证他们的世袭权利。规定他们轮流到北京或承德觐见皇帝,观光赐宴,待遇优渥,以联络感情,增进了解。特别重视蒙族上层,强调“满蒙一体”,以皇室子女和他们通婚联姻。又在蒙族、藏族中扶植黄教,尊崇活佛,优礼喇嘛,各地大兴土木,修建许多喇嘛寺庙,利用宗教进行统治。

  为了加强边防,沿边的山川隘口、交通要道,设置许多军事哨所,名为卡伦。又在漫长的边境线上规定巡边制度,派兵定期巡视。18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巡边的范围东北至外兴安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

  清朝统一全国,边疆地区在中央政府管辖下得到了较长时期的安定,经济迅速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内地急剧增加的汉族人口大批迁往边疆,开垦田地,从事农耕,传播了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也有的经营手工业、采掘业、商业,使边疆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大大活跃起来。清政府又大力开辟驿路,广设台站,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通向边疆各地的交通网。四通八达的驿路台站,既是政府文书军报传递的工具,又是商货物产交易流通的渠道。沿着驿路,新兴起一大批农业村落、军政据点和工商城市。

  中国与俄国的关系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俄国向东扩张,越过乌拉尔山,征服了西伯利亚的许多土著民族,推进到鄂霍茨克海滨,并向南侵犯中国的蒙古和东北。17世纪中叶,波雅科夫和哈巴罗夫率领的俄国哥萨克,窜扰黑龙江流域,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清军和当地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抵抗,在乌扎拉、呼玛尔和俄军作战。顺治十五年(1658)清军在松花江的战斗中大胜,全歼入侵的哥萨克,但俄军仍盘踞在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以后又侵占雅克萨。顺治十三年俄国巴伊可夫使团来到北京,康熙十五年(1676)尼果赖使团又到北京。清政府对俄军侵入黑龙江提出交涉和抗议,但俄使态度傲慢,置之不理。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建立堡寨,设置据点,强征贡税,迫害当地中国居民。清政府为确保东北这一满族的发祥之地不受侵扰,在三藩战争结束和统一台湾后,将注意力转向北方,积极筹划,作武装驱逐侵略者的准备。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东巡盛京,亲自航行于松花江上,视察边防,并派郎谈、彭春等赴俄军强占的雅克萨附近侦察地形、交通、敌情。清廷的基本方针是军事斗争、外交谈判和充实边防三者并举。翌年,清军在黑龙江两岸筑城屯田,派兵永驻,并在很短时间内出兵扫清了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设立的据点。清廷还通过各种渠道,或派遣使者,释放俄俘到雅克萨,要求俄军撤出中国领土,或直接带信到莫斯科,要求沙皇约束俄军,派使者进行谈判。但一切交涉均无效果。二十四年彭春统率清军攻雅克萨,用大炮轰城,俄军战败,俄将托尔布津不得已开城投降。清军释放了俄俘,允许他们带走自已的武器财物,但须保证不再重来。随之,清军也从雅克萨撤退。但俄军背信弃义,在得到了增援以后,托尔布津又率军重占雅克萨。康熙二十五年,萨布素领清军再次进攻雅克萨,围城数月,八百余俄军战死、病毙,只剩六十六人,危城旦夕可下。这时,俄皇在接到康熙帝要求谈判的信件以后,派遣使者到北京,接受中国的谈判建议,清军遂停止攻打雅克萨。

  康熙二十八年,以索额图为首的中国使团和以戈洛文为首的俄国使团在尼布楚举行谈判。经过艰难曲折的交涉,对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达成协议,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两国的分界线;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后议;条约禁止彼此越界入侵,双方不得收容逃亡者,两国人民持有“路票”,可以往来贸易等等。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双方代表在政府事先指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做出一定让步,达成了协议,明确划分了中俄的东段边界。条约签订后,东段边界相对平静,贸易有较大发展。但北段边界由于俄国不断入侵蒙古,矛盾逐渐加剧。清政府多次要求与俄国谈判,划定两国的北段边界。雍正时,俄国派出以萨瓦为首的使团到中国谈判,并指示使团必须要中国让出外贝加尔地区。雍正五年(1727)清廷先后派隆科多、策棱与俄国使臣在波尔河举行会谈,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东起额尔古纳河,中经恰克图、西至沙宾达巴哈为两国的北段边界。这段界线的划分完全满足了俄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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