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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中外关系及经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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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在亚洲各国交往中的地位

  唐朝前期全国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最文明的国家之一,因而对其他各国发生了吸引力,亚、非很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商人和学问僧潮涌而来。唐朝生产的空前发展也促使国际贸易大为增加,中国人到外国聘问、经商的络绎不绝。中国地处亚洲中心,不但与各国频繁交往,而且成为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转的枢纽。

  唐朝对外交通的发达为国际交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陆路交通,经过西域,可达中亚及印度等国。海路交通以广州为主要港口,可至东南亚各国及波斯湾等地;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东南沿海登舟,可浮海东通朝鲜、日本诸国。中国的航海大船长二十丈,载重能力与抗风能力都超过大食海舶,每艘船能载六七百人,经常往来于广州和波斯湾之间。经常来中国贸易的外国船只名目繁多,如“南海舶”、“昆仑舶”、“师子国舶”、“婆罗门舶”、“西域舶”及“波斯舶”等。

  长安是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而成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城市。各国的使臣、留学生、僧侣、商人集于此,相互间发生了密切的接触。朝鲜和日本 朝鲜半岛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并立时期,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相当发达。唐朝的十部乐中有高丽乐;唐高宗时很多高丽、新罗的音乐和歌舞家住在长安。7世纪初,百济人味摩之把从中国学得的西域乐舞传入日本,称吴伎乐。7世纪下半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与唐朝的聘使往返更加频繁了。留在长安的新罗子弟,有的在国学肄业,有的在唐朝做官。新罗僧人慧(亦作“惠”)超幼年时即已来到唐朝,后来航海赴天竺诣佛迹。开元末由天竺取陆路回到唐朝,建中元年(780)卒于长安。他所著的《往五天竺国传》三卷,记载了遍游天竺的经历,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新罗留学生达两百余人之多,其中有王子多人。唐末,新罗人在中国科举登第的很多,最著名的是崔致远。他十三岁入唐,十九岁中进士,所著《桂苑笔耕集》流传至今,是有关中朝交往的重要历史见证。新罗参用唐朝的制度制定了自己的礼仪典制。7世纪末,留学生薛聪利用汉字创制“吏读”,用以表示朝鲜语的助词和助动词,对朝鲜的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文学家张□和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在新罗流布,深受朝鲜读者的喜爱。唐朝沿海很多城市有“新罗坊”,接待新罗人的旅店叫“新罗馆”,有的地方设有“勾当新罗所”,说明新罗人在中国的确实为数很多。在两国交往过程中,不少物产、药材、手工业品和书籍也得到交流。

  倭国在唐代改称日本。贞观十九年(645),日本发生“大化改新”,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唐朝的经济高涨与日本的社会飞跃结合起来,促成了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终唐之世,日本派遣唐使达十余次,每次除使臣、水手之外,还有留学生、学问僧、医师、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及细工生等,少则二百余人,多则五六百人。9世纪末以后,遣唐使虽然停止,但又出现了中国商人浮海赴日的浪潮,经济交往保持繁荣。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著名日本人士有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和空海等。吉备真备于开元五年(717)来唐朝留学,十七年后回国,携去大量中国书籍和文物。后来他在日本任右大臣,致力于日本的改革和推广唐朝的文化。阿倍仲麻吕亦于开元五年随遣唐使来唐朝留学,汉名晁衡(朝衡)。他在太学肄业,成绩优异,不久,任左春坊司经局校书,还担任过左补阙、卫尉少卿及秘书监。晁衡先后结识了中国的诗人储光羲、李白、王维、赵骅、包佶等,相互酬唱不绝。天宝十二载(753),晁衡登船回国,中途遇险,李白曾作《哭晁卿衡》以抒悲痛之情。晁衡脱险后,再次入唐,先后任左散骑常侍及镇南都护,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卒于长安。空海和尚三十一岁时启程来华留学,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抵长安,三年后返日。他带去不少中国的佛经、法帖和诗文集,将佛教密宗从唐朝传入了日本。空海的《文镜秘府论》是关于中国诗文修辞和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他编撰的《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的第一部汉字字典。由于吉备真备和空海传播了中国文化,日本产生了以汉字偏旁为字母的平假名(草体)和片假名(楷体)。

  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圆仁,他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随遣唐使藤原常嗣来中国。虽然登天台山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却到过五台山巡礼,以后就转赴长安。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圆仁携带大批经典和佛像、佛具等自登州乘船归国。他留唐将近十年,到处寻师求法,足迹遍及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诸省。圆仁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详尽地叙述游历中国的经过,并记载了当时唐朝社会、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实况,是珍贵的历史文献。

  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人是鉴真和尚。鉴真俗姓淳于,是扬州的名僧,律宗大师。天宝元年日僧荣睿、普照到扬州大明寺邀请鉴真赴日传授戒律,鉴真欣然接受,但此后十余年中,五次东渡都宣告失败。他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进行第六次东渡,终于在天宝十二载以六十六岁的高龄成功地抵达日本。鉴真在日本生活达十年之久,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去世。他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所作的主要贡献有:携去律宗、天台宗的经典,弘法传教;与门徒建律宗的总本寺唐招提寺,该寺是建筑艺术的杰出成就。日本的“大化改新”吸收了不少唐朝的制度,如参照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也实行租庸调制;仿照唐制实行户籍、计帐制;参考《唐令》制定了《大宝令》和《养老令》等。奈良、平安均模仿长安的坊、市、街道设计建筑。奈良正仓院至今还保存着很多唐朝的工艺品。

  东南亚、南亚

  《新唐书·地理志》中保存了贾耽《皇华四达记》的部分材料,其中记载的海路航线,从广州出发,经环王国(今越南中南部)可至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和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从诃陵国西航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地可至天竺(古印度别称)陆路从岭南出发可至泥婆罗(今尼泊尔)、林邑(今越南中南部)、真腊及骠国。此外,通过陆路上的丝绸之路亦可经西域南达南亚次大陆。中国同上述各地区、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都发生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

  在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中,玄奘和义净是两个重要人物。

  玄奘少年时,立志赴天竺求佛法。贞观初年,他从长安出发,取道今新疆、中亚等地,最后抵今巴基斯坦和印度。贞观十六年(642,一作十四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举行了一次大型的佛教经学辩论会,玄奘以论主的身分发表议论,获得了很高的荣誉。贞观十九年他返抵长安,携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以后他组织译经机构,二十年间共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还把中国的《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送往印度。此外,玄奘根据沿途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载了很多国家的状况,是研究7世纪中叶苏联中亚地区、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国历史和地理的珍贵资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是研究印度中世纪史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对研究中国西域亦极有价值。

  义净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从广州出发浮海赴天竺学佛学,后又至室利佛逝、末罗瑜(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占碑附近)搜罗并抄写佛经,最后于武周证圣元年(695)回到洛阳,共携回经、律、论约四百部。义净还撰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其中记录了很多国家的社会、文化、宗教状况和中国僧侣在外国的经历。

  中亚、西亚、东非、北非

  隋唐时期中亚有九个以昭武为姓的国家,他们是:康国(今苏联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安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布哈拉)、曹国(今苏联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北)、石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塔什干一带)、米国(今苏联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东南)、何国(今苏联乌兹别克撒马尔罕西北)、火寻国(今阿姆河下游一带)、戊地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布哈拉西)和史国(今苏联乌兹别克沙赫里夏勃兹)。唐朝与上述诸国均不断互通使节,有频繁的商业交往,康、安、米、史、石等国的音乐舞蹈亦传来中国。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唐朝与大食国开始建立联系。此后一个半世纪中,大食通使达三十六次。8世纪下半叶大食的海上贸易以印度和中国为重点,其中尤以中国居于首位。天宝十载(751),唐大将高仙芝在怛逻斯(今苏联哈萨克江布尔城附近)之役为大食所败,在这次战役中有中国的造纸工匠被俘,造纸术因而传去撒马尔罕,在那里建立了中亚最早的造纸厂。伊斯兰教在唐初由大食传入中国。从广州出发的海上航线绕过印巴次大陆后,可至波斯湾沿岸。大食商人活动范围西起摩洛哥,东到中国,所以他们与中国的通航促成了中国与东非、北非的经济交流。阿曼就是东非象牙运往中国的转运站。

  中国与波斯(今伊朗)通过“丝绸之路”也有密切的交往。波斯人在唐朝长安等地开设店铺,并出卖其名酒“三勒浆”。在中国的唐墓中不断发现阿拉伯的金币和萨珊朝波斯的银币,说明商业往来经常进行(见彩图波斯银币、东罗马金币、阿拉伯金币)。马球运动,也在唐代开始传入中国,陕西省乾县唐章怀太子墓中就有打马球的壁画北朝时从波斯传入的祆教在唐朝进一步广为传布,景教和摩尼教则是在唐代开始由波斯传入中国的。今西安市碑林藏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敦煌洞窟还发现了《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它们都是中伊文化交往的历史见证。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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