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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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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地区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

  唐末以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受到割据藩镇和五代各朝长期混战的严重破坏。如蔡州秦宗权所到之处,肆意烧杀,中原地区千里没有人烟。朱温与时溥连年交战,徐、泗、濠三州人民不能进行农业生产。朱温战败河北刘仁恭时,自魏州至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五百里内死尸遍地,其中定州(今河北定县)一战,就杀死了六万多人。后梁与晋之间连年战争,使今晋南豫北不少地方“里无麦禾,邑无烟火”。后梁还数度决开黄河以阻挡晋兵,致使今河南、山东广大地区洪水泛滥,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唐代繁荣的东都洛阳迭经战乱,变成了瓦砾堆,荆棘丛生,在籍的民户还不满一百户。后唐以来,华北平原地区又不断遭受契丹侵扰,卢龙镇所属诸州均遭摧残。后晋时,契丹骑兵深入中原内地,所过之处焚掠一空,千里内“民物殆尽”。开封至洛阳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相州民被杀死十余万人。河中(今山西永济西)与凤翔等镇在后汉时发动叛乱,战死饿死的尸体有二十万具以上。自黄巢起义失败以后,在长达六七十年内,大小战事不停。华北地区的兵役和各种劳役异常繁重。统治者视人命如草芥,无辜群众常遭惨杀。战争破坏和苛重赋役促使人民数以万计地饿死或流徙他处。北汉的十二州,盛唐时有二十八万户,而在北汉亡国时仅有三万余户,约为盛唐时户口的八分之一。

  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

  唐末以来,南方虽也不免遭到战争的破坏,但在十国时期,相对华北而言,南方的重大战事较少,政局也比较安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自汉魏六朝以来,成都平原和太湖流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蜀地富庶,前、后蜀时内部相对稳定,又注意兴修水利,“广事耕垦”。褒中一带还兴办了屯田,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吴、南唐、吴越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批荒地得到了开垦。吴越在浙东沿海修筑了捍海石塘,以防海潮侵袭;又募民开垦荒田,免征田税,使钱塘成为东南的富庶地区。南方各国多注意水利建设,对农业生产有利。蚕桑丝织业比以往有了很大发展。过去,福建地区生产落后。唐末,王氏兄弟进据以后,注意保境息民,宽刑薄赋,劝民农桑,进一步发展茶叶生产,又奖励海上贸易,使福建经济面貌大为改观。自东晋南朝以来,湘江中下游地区的生产已有一定发展。马殷进据湖南后,对湘中、湘西的开发又取得新的成就,粮食产量显著增加,茶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楚国令百姓植桑养蚕充做赋税,又开始种植棉花。唐末,北方大乱,不少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迁至南汉统治地区。“五十年来,岭表无事”,长期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发展生产,府库逐渐充实。在中国,州县的设置常和所在地区人口的增加、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太平寰宇记》所载五代十国时期全国新置五十九县,绝大部分是在南方,如蜀置五县,吴越设五县,闽增设十三县,南唐新置二十六县(其中有十八县在今江西境内)。北宋统一南北时,原后周和北汉所在的华北地区约一百万户,而南方九国所在地区已有二百三十万户,这显示了南方农业经济已有长足的进步。

  工商业的新发展

  诸国混战虽然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但社会生产并未中断。即使在华北地区,后梁建国初和后唐明宗在位时,都曾分别采取某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后周时,手工业如纺织(丝织、麻织)、造纸、制茶、晒煮盐等生产也有所发展。瓷器制造和雕版印刷业的成就尤为突出,南方和北方都有精制的秘色瓷器,也都出现了雕版印刷。那时候,诸国林立,兵祸连年,商贸往来受到了严重影响。如蜀国法令规定:“不许奇货东出”;后周规定贩运食盐不得逾越漳河。但是,通商贸易、互通有无是大势所趋。华北需要的茶叶经常通过商人南来贩运,南方茶商的行踪也远至河南、河北,他们贩卖茶叶,买回缯纩、战马。江南人所需的一部分食盐也依赖华北供应。北方诸国从契丹、回鹘、党项买马;蜀向西边各少数族买马。南方的吴越、南唐、楚、南汉等国以进贡方式和北方进行贸易。吴越、闽国与北方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路。那时,对外贸易也很兴旺,东自高丽、日本,西至大食,南及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都有商业往来。明州、福州、泉州、广州都是外贸重要港口。吴越、吴国和南唐从海外输入“猛火油”使用,还从海道再输往契丹。

  赋役剥削苛重

  五代十国时期社会经济虽然在某些地区有所发展,但一些国家的赋役征敛还是相当苛重的。当时,仍沿用唐制,夏秋两征。各国时常检核农民的现垦耕地,据以确定岁租额。但官吏和地主往往相互勾结,以致赋税负担贫富不均。与唐朝相比较,额外收耗名目繁多。后唐时,官府规定收耗数额是每斗税谷加收一升,后汉时增至两升;雀鼠耗是每斗加收两升。有的官府大斗收进,小斗输出,结果百姓每输一石租须纳一石八斗粮。封建国家甚至向农民“预借”夏秋税,有的官府在饥荒和蝗灾之年,仍分派使臣到处搜刮民谷,逼使数十万民众饿死,流亡不可胜数。两税以外,还有按人征收的丁口钱、盐钱;农器钱、牛皮税等;又有盐铁税、茶税、屋税、鞋钱等杂税。州郡官吏常常增益赋调,县吏向里胥厚敛,里胥便重征于民,名目繁杂,税率屡增。随着商贸的发展,各国多重征商税,并有过税和住税之分,这种办法为北宋所沿袭。由于战争频繁,人民的兵役负担沉重。刘仁恭在幽燕征发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自备军粮从军,共得二十万人。北汉规定十七岁以上的男子皆入兵籍为兵。南唐曾强令老弱以外的人全部从军。湖南马希萼调发朗州全部丁壮为乡兵。闽国后期发民为兵,力役无节。当时,为了防止士兵逃亡,特在士兵脸上刺字记其军号,以便各地关津识认、追捕逃兵。另外,各地都征派男、女从事运输,无数人畜累毙途中。朱温攻打青州王师范时,甚至把征发来堆积攻城土山的民丁、牛驴一起掩埋在土山中。兵役以外,各种名目的土木修建劳役也层出不穷。后唐庄宗盛暑修建营楼,“日役万人”。荆南修理江陵外郭,驱兵民万余人从役。闽主建筑寺观宫殿,“百役繁兴”。赋役严重,使战乱破坏严重的北方社会经济难以复苏,也大大阻碍了南方经济发展的进程。

  政治制度的一些变化

  枢密使:唐中叶以后,宦官专权,神策军两护军中尉与两枢密使号称“四贵”,往往侵夺相权,威逼皇帝。唐亡前夕,朱温诛戮宦官,开始用朝臣充任枢密使。后梁初,曾改为崇政院使,后唐恢复旧名。以后,除后晋曾短期废置外,历朝相沿设置。枢密使通常由皇帝最亲信的臣僚充当,又大多为武将,皇帝经常与其商议军国大事,有时由枢密院直接下令任免藩镇。其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虽居宰相之位,但枢密使的权势凌驾于宰相之上(宰相有时也兼任枢密使)。由于战事频繁,因此,军事机要成为枢密院的主要职司。宋代中书和枢密对掌文武二柄,就在五代开端。当时,其他政权大抵也都置有枢密使或相当于枢密使的官职。

  三司使:唐初,财务主要由户部下辖的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分管。中唐以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分管租税、财务收支和盐铁专卖、物资转运事务,常由非户部的官员分别以判、知或使的名义分管。唐昭宗在位时,以宰相崔胤兼领三司使,才开始出现三司使的官名。后唐曾设置租庸使,管辖三司,又曾命大臣一人判三司事,最后正式设置三司使和副使的专职,掌管中央财务。地方财政也听从三司指挥。以后历朝相承不废,北宋前期三司理财的体制也是沿袭五代的。

  削弱节度使权力

  五代十国的建国者多是唐末的节度使,他们能建立政权是因为手中拥有强大兵力。因此在建国以后,为了巩固统治,他们都设法削弱地方实力。长期称雄的河北诸镇在后梁、后唐之际被制服以至被消灭,就是因为自后梁始,禁军开始强化。禁军除了用以捍卫京师和皇宫外,还被派驻各地,借以牵制和削弱藩镇的实力。朝廷还频繁调动节度使,更换其驻地,以防止他们长期占据一方,形成割据势力。后唐以后,节度使往往兼其他职务,有的因此不能亲临镇所。一些地广兵强的藩镇,也由于地域被一再分割,势力大为削弱。藩帅在本辖区内任命刺史、县令的权力,逐渐被收归中央;对他们举荐、使用幕僚,也有不少限制。后蜀还曾罢除重臣的节度使兼职。当然,这些措施并没有在各地全部实行,君弱臣强的局面未能根本改观,骄兵逐帅、帅强叛上的情况依然存在。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公开说:“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但就节度使本身而言,通过以上的削藩措施,它的实力已比唐代减弱。

  后周的改革与分裂局面的结束

  华北地区的混乱残

 破局面在后晋、后汉之际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广顺元年(951)郭威建立后周以后,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政治经济改革 郭威出身贫穷,颇知民间疾苦。他执政以后,虚心纳谏,任用贤能;停止各地贡献珍贵食物和土特产;免除正税之外的一些苛敛;废免后梁以来长期存在的“牛租”,并将民间牛皮一律官收的办法改变为按田亩多少分摊;停废营田,将田地、耕牛、农具、庐舍等分还给佃户为其永业,鼓励农民耕垦荒地,留心农田水利。民众的负担有所减轻,因而比较乐于附籍。至广顺三年,后周直接控制的人口增加了三万多户。显德元年(954),后周世宗柴荣即位。他广泛收罗人才,继续推进改革。政治上,他澄清吏治,赏罚严明,大臣犯罪,同样法办。又提倡节俭,力戒奢华。经济上,他鼓励逃户回乡定居,减免各种无名科敛。对来自西川、淮西和河东等处的流民,一律分给荒闲田地作为永业。颁布逃户田地处理办法,鼓励农民垦殖逃户田,规定田主在三年内回乡的,归还其一半耕地;五年内回归的,给还三分之一。均不包括佃户所盖的屋舍和种植的树木、园圃;五年以外回归的,除坟茔地外,一律不归还。至于从契丹统治下回归的人,对他们在外的年限和获得土地的数量等的限定,都相对放宽。周世宗受唐元稹《均田表》的启发,编制《均田图》颁发州镇长官,还派遣使臣三十四人分赴各地均定田租,查出不少隐匿耕地,使之均摊正税。当时征收正税多不在农作毕功之后,显德三年,后周下令三司:夏税于六月一日、秋税于十月一日开始征收,以便人户交纳。官府一再动员民众修理黄河中下游的堤岸,堵塞黄河决口;疏浚汴水,北入五丈河,以通齐、济运路;又浚汴口,引河水达淮,使漕运畅通。其时,各地寺院林立,隐匿编户甚多。显德二年,诏废闭寺院三万余所,除了皇帝批准的僧尼数额以外,其余一律括还为编户,销毁铜佛像和民间铜器铸钱,使唐末以来长期缺钱的局面有所改变,有利于商贸流通的发展。

  修订刑法

  五代十国时的刑法,基本行用唐代的律令格式和编敕,但因历朝又都有新颁的敕条,汇编附益,使得格敕前后重复矛盾;因仍唐旧的律令,有的已难解释。显德四年,世宗令大臣们进行整理,唐代律令条文难解的,加上注释;格敕繁杂的,加以删除,汇编为《大周刑统》二十一卷。北宋初年所编的《宋刑统》即就此书略加增删而成。

  整军与统一战争

  唐亡前夕,朱温诛戮宦官,解散了宦官所领的神策军。以后,朱温以宣武军(汴州军号)节度使称帝,即以宣武镇兵为禁军,设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唐改为侍卫亲军,置马步军都指挥使,是为侍卫司。后周又增置殿前司,也有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来又置殿前都点检,位在都指挥使之上,而侍卫司分置马军和步军两指挥使,不置都指挥使。显德元年,周世宗初即位,北汉兴兵攻潞州,世宗率领大军亲征,战于高平,这次战役虽然击退了北汉、辽联军,但也暴露了禁军不守军纪、战斗不力之弊。侍卫司的马军和步军两个指挥使樊爱能、何徽临阵溃退并劫掠辎重,还扬言周军已败。世宗处决了这两个指挥使和中级将校七十余人,整肃了军纪。高平之役前,世宗已令诸道招募包括山林亡命之徒的骁勇者充兵,班师后,世宗便命令检阅诸军,淘汰老弱,选拔精锐为殿前诸班。从此,朝廷拥有一支强大的劲旅,为进行统一战争创造了条件。显德二年,周世宗命一些臣僚各撰写一篇《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其中王朴的《平边策》提出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建议先取南唐江北诸州,继取江南、巴蜀、岭南,最后才攻取太原。这一建议成为后周和以后北宋统一全国的指导方针。就在这一年,周世宗出兵后蜀,收回秦、凤、成、阶四州。次年发兵攻南唐,经过三年苦战,得淮南、江北十四州六十县。从此,加强了对江南的军事优势,充实了国家的人力、财力。显德六年四月,乘辽内部纷争之机,世宗统率水陆大军北伐,不到两个月便攻取瀛、莫、易三州十七县。五月,正当周军胜利向幽州推进时,世宗突患重病,被迫回师。六月世宗卒,子宗训即位,年仅七岁。显德七年(960)正月,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制造辽兵南下的假情报,统兵出征,在陈桥(今河南开封东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返京,废后周恭帝自立,改国号为宋。宋建国后,先集中兵力平定统治领域内的反抗力量,随后,采纳赵普建议,先削平南方的荆南、南汉、南唐、吴越等国,统一了南中国。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出兵太原,北汉主刘继元被迫归降。至此,唐末以来近百年南北分裂的局面终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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