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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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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重的劳役征发

  导致人民反抗的直接原因是漫无限止的劳役征发。炀帝营建东京、修长城、开运河,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却滥用了民力;至于纯为个人享乐而征发的劳役,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

  从炀帝即位开始,几乎每年都有重役。仁寿四年十一月,他发丁男数十万,在今山西、河南境内夹黄河两岸掘了两道长堑。大业元年三月营建东京,月役丁二百万(次年正月告成,历时十个月)。同时炀帝征发河南、淮北丁男前后百余万开凿通济渠,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不到半年便完成了这两项工程。这一年还在江南采伐木材,建筑东京和其他各地宫殿;为了巡游江都而在江南造作龙舟和数以万计的各色大小船只。八月巡游江都,征发挽船士数万人。粗略估计,从仁寿四年十月到大业元年十月的一年间,被征发的丁男不少于四百万。大业二年统计的户数为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就是说,平均每两户征发一丁,而且征发地域集中在河南至淮南之间,这一地区被征发的丁男所占的比例当然更高。营建东京的两百万丁,由于苦役,死亡率殆半,其他劳役的死亡率大概也差不多。可见这一年征发丁男的比例和死亡率都是高得惊人的。此外,该年被诛戮和流配的所谓杨谅“叛党”还有几十万人。

  随后是大规模地修筑长城,开凿永济渠。早在开皇六年和七年,文帝曾两次修建长城,一次征发丁男十一万(一作十五万),另一次征发十万余,都是按制度“二旬而罢”。大业三年炀帝到榆林,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虽仍按制度“二旬而罢”,但死者过半。次年正月,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丁男不足,以妇人供役。七月,炀帝北巡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南),又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此外,大业三年,还征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开一条通往并州的驰道,虽没有具体的征发数字,但征发范围达十余郡,人数当不会少。从大业三年五月到四年七月一年多的时间内,所发丁男以至妇女,大约在三百万人次左右,征发地区包括今内蒙古、山西和河北,当时这些地区的户数,大致为三百五十万左右,可见征发比例也非常高。

  炀帝在十四年统治期间,几乎没有一年不出去巡游。他曾三巡江都,三到涿郡,两至榆林,一游河右,还有长安与洛阳间的频繁往还。伴随着巡游,到处建筑宫殿;每次出巡,宫人、侍卫和各色随从人员多达十万人,沿路供需都由所经地方承办。这笔费用最后都落在人民的头上。

  这些劳役征发超出了人民所能承担的限度。大业六年就已有人民起义发生。次年,炀帝发动对高丽的战争,更大规模地征发兵役和劳役,终于点燃隋末农民起义的燎原大火。炀帝三征高丽 隋朝时,朝鲜半岛上有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其中,高丽最强。东晋时,高丽入据辽东,奚、契丹、等族受其控制。开皇十八年(598),高丽王高元进攻辽西,被隋朝地方军击退。文帝发兵三十万进击,高元遣使谢罪,罢兵修好。炀帝即位后,要求高元入朝未成,便决心大举东征。大业四年(608)开永济渠,就是要为东征作交通运输准备。同时,炀帝命令山东(今河北、山东地区)广置军府,充实军马,整备武器。运输之役更是繁重:七年二月,炀帝命令在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严急,死者达百分之三四十;五月,命令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辆,装载衣甲帐幕,由兵士自己牵挽,送往高阳;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到涿郡,船舶连接达千余里。运输兵民交错往还,昼夜不绝,死的就抛在路旁,臭秽满路。又发民夫自办车牛运粮械到泸河(今辽宁锦州)、怀远(今辽宁辽阳西北)两镇,车牛都一去不返。又发鹿车(即独轮车)夫六十余万,每两人推米三石,路途遥远,三石米还不够路上吃的,车夫到镇无米可交,只好逃亡。大业八年,隋军云集涿郡,共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分左右各十二军,运输人员加倍。

  当年二月,炀帝和大军渡过辽水,围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这次声势浩大的东征本来不得人心,高丽又顽强抵抗,隋军遭到失败,士兵役丁死亡大半,物资装备几乎全部丢失。宇文述进攻平壤(今朝鲜平壤)的九军共三十万五千人,只两千七百人生还辽东。七月,炀帝被迫退兵。失败并没有使炀帝接受教训,他在退兵时就下令继续搬运黎阳、洛口、太原诸仓谷物北上。九年正月再次在全国征发兵士集中涿郡。四月,炀帝再渡辽水,和上次一样攻围辽东城,一个多月仍没有攻下。六月,在黎阳督运兵粮的杨玄感起兵攻东都(东京改称)。消息传到前线,炀帝有后顾之忧,只好退兵。同年八月,杨玄感败亡。但农民起义军却风起云涌,隋王朝处于崩溃前夕。炀帝妄想以对外的胜利来扭转危亡的命运,于大业十年二月发动了第三次东征。三月炀帝又到涿郡,七月到达怀远镇。高丽虽两败隋军,却因连年战争,所受损失也非常严重,所以立即遣使请和,并囚送隋的叛将斛斯政。这次战争是在义军遍地的形势下发动的,征集的士兵多因道路阻隔,不能如期到达,有的根本没有来,来的又因沿途多有逃亡,以致兵员不足,实是凑合成军。炀帝也感到无法把战争进行下去,只好因高丽请和,乘势收兵。

  隋末农民大起义

  炀帝三次东征,给人民造成一场非常严重的灾祸。大业八年云集涿郡的兵士和民夫大致为三百五十万人,如果再加上造船之类的就地征役、或逃或死的兵民,数字就更大了。以后连年东征,都是在全国征发,人数也不会少。除了劳役以外,军需的征发也非常严重,常规租调已预支数年。这样扰动全国,弄得盛强的隋王朝“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杨玄感的檄文),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受到无边的苦难。河北、山东是筹备东征的基地,兵役、力役最为严重。大业七年,这一地区遭到特大水灾,次年又发生旱灾,人民走投无路,起义的战鼓首先就在这里敲响。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大业七年邹平县民王薄于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南)起义,自称“知世郎”,作《毋向辽东浪死歌》号召反抗。从此直到隋亡,见于史籍的武装反隋力量北至今山西、河北北部,南达岭南,东至山东、江浙、福建沿海,西达河西走廊,大大小小数以百计,其中在今河北、山东、河南的约占半数,起义时间也较早。这些起义队伍经过激烈的搏斗,分并离合,最后大致形成三大起义力量:一是威震全国、据有河南的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二是雄踞河北的窦建德领导的夏军;三是自淮南转移到江南由杜伏威领导的吴军

  关陇贵族统治集团的分裂

  农民起义军的发展,促使统治阶级内部分化。有的反隋武装力量,本来就是乘乱起兵的地方豪强,如据有朔方的本郡豪族梁师都,据有江南吴兴等郡的江东豪族沈法兴,据有江陵的萧梁后裔萧铣等;也有拥有兵力的军府将领,如据有陇右的金城府校尉薛举,马邑(今山西朔县)的鹰扬府校尉刘武周、涿郡的虎贲郎将罗艺等。他们大都志在乘乱割据。更有不少地主豪强参加了起义军,比如瓦岗军中的王伯当等。此时,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也发生了分化。尤其是大业九年杨玄感的起兵,对隋朝的崩溃有很大影响。杨玄感是大贵族、权臣杨素的儿子。第二次东征时,他以礼部尚书在黎阳督运粮食,六月,聚众起兵,攻围东都。炀帝派来救援东都的辽东还军将到,玄感撤围西入关中,八月为追兵所及,败死。杨玄感声称“为天下(百姓)解倒悬之急”,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一呼而集就有十万人。他的好友和参谋李密,家世也是西魏以来的关陇世袭大贵族。和玄感通谋的斛斯政、投奔玄感的李子雄及隋宗室观王杨雄的儿子恭道、大将韩擒虎的儿子世谔,也都是关陇世袭贵族。杨玄感虽然很快失败,但却促使了作为隋朝统治核心的关陇集团的迅速分裂,进一步孤立了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八月,炀帝第三次巡视北境。突厥始毕可汗(启民子)眼见隋朝大势已去,就发兵围炀帝于雁门,也企图乘机称霸。炀帝下诏各地募兵救援,九月解围,炀帝还东都。从此,突厥经常攻扰并州,威胁太原。并州地区的起义力量在大业十一至十二年间日益壮大,汾水两岸义旗竞举。在此背景下,隋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而起。李渊(即唐高祖李渊)是西魏六柱国之一李虎之孙,既是关陇世袭贵族,又是炀帝的姨表兄,一向为炀帝所信任。大业十一年他以山西河东慰抚大使领兵解雁门之围有功,被留在并州防御突厥和镇压农民军。大致在大业十二、十三年之间,炀帝命李渊为太原留守。当时,隋朝的危亡形势已很明显。李渊既害怕无功被罪,又怀有政治野心,加之次子李世民等的劝说,经过密谋部署,于大业十三年五月起事,七月进军关中,十一月攻占长安。李渊立炀帝孙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尊炀帝为太上皇,自为大丞相,掌握大权。次年五月,李渊代隋称帝,国号唐,改元武德。

  大业十三年,瓦岗军推李密为魏公,先后攻占洛口、回洛、黎阳诸仓,散粮聚众数十万,进逼东都。河北起义军领袖窦建德也在这年称长乐王于乐寿(今河北献县)。

  隋炀帝的穷途末路自大业七年农民起义爆发时起,隋炀帝就力图用严刑酷法镇压人民的反抗怒火。文帝时就经常超越法律、任意加刑,这时更甚。大业七年,炀帝命令窃盗以上,不分轻重,随获随杀。九年又下诏凡为盗者抄没全家。杨玄感被镇压后,朝廷追究党羽胁从,死者达三万多人,凡取过黎阳仓粟者,不管多少,一律处死。秉承炀帝意旨,统兵镇压起义军的将领任意屠杀人民。如樊子盖镇压汾、晋间起义军时,大肆烧杀;王世充镇压刘元进领导的起义军时,一次坑杀三万人。但是屠杀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起义队伍愈加壮大。大业九年以后,隋军只能据守一些城镇,已不能控制广大农村。炀帝命令百姓尽数迁入城内,就近给田,就反映了这一事实。大业十二年炀帝第三次到江都。面对着土崩瓦解的形势,他已经感到处境的危险。但为了逃避现实,他整天饮酒作乐,不准人说“盗贼”众多,如有人这样报告,轻则免官,重则处死。那时炀帝所能控制的地域已非常狭小,粮仓被占,租调不入,江都粮食供应越发感到困难。一些江南出身的官僚建议炀帝南渡。炀帝便在十三年下令修筑丹阳宫,准备渡江。

  大业九年第二次征辽时,炀帝为了扩充军队,除征发府兵外,又曾募人从军,称为骁果。这次到江都,天下大乱,府兵上番宿卫制度难以维持,只能以骁果代替。骁果中多数是关中人,一向不愿久留南方,往往逃亡。为了安定骁果,炀帝竟然搜括江都寡妇和未嫁女子强配给他们。此举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当骁果们知道炀帝方谋南渡,就决定劫掠马匹财物,集体西返。十四年三月,在炀帝宠臣宇文述之子宇文智及的鼓动下,骁果发动兵变,杀死炀帝,立炀帝侄孙秦王浩为帝,推宇文智及兄化及为大丞相掌握大权,率众自运河西返,他们来到徐州时,路已不通,就又掠夺百姓的车牛,改从陆道进向东都。

  炀帝死讯到达东都,群臣立炀帝的又一个孙儿越王侗为帝,改元皇泰,史称皇泰主。这年六月宇文化及兵到黎阳,黎阳早由瓦岗军占领。那时,李密已接受东都官爵,便与化及在黎阳的仓城相拒。化及粮尽北走魏县(今河北大名西),九月杀秦王浩,称帝,国号许。唐武德二年(619)宇文化及于聊城为窦建德所擒杀。李密击走宇文化及后,想应命到东都去“辅政”。当时,东都发生内讧,反对召李密的王世充专政,发兵攻李密。武德元年九月,李密于偃师战败,降唐。王世充击败李密后,声势很大,遂于次年四月,废皇泰主,称帝,国号郑,改元开明。到此,三个象征性的隋政权残余全部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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