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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的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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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初期的川蜀农民起义

  宋初,川峡地区保留较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土地集中尤其严重,豪强地主役使着几十、几百乃至几千家“旁户”,世代相承,视同奴隶。旁户除向豪户纳租外,还负担官府的赋税和夫役。宋朝消灭后蜀,除向蜀地人民征收两税等“常赋”外,还在成都设置博买务,征调各州农民织作一些精美的丝织品,禁止商人贩卖和农民出售,并“掊取”茶利,使川峡人民的生路几致断绝。到淳化四年(993)二月,广大旁户在王小波领导下,在永康军青城县(今四川灌县南)发动了武装反抗斗争(见王小波、李顺起义)。

  王小波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立即获得川蜀人民广泛的响应。起义军攻占青城,转战邛州(今四川邛崃)、蜀州(今四川崇庆)各县,进而攻打眉州彭山县。起义军把贪污害民的彭山县令齐元振处死,并把他搜括所得金帛散发给农民。起义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王小波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袖。李顺继续贯彻均贫富的主张,凡起义军所到之处,将“乡里富人大姓”家中的财物、粮食,除生活需用外,“一切调发”,分给贫苦农民。  淳化五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成都府,李顺建国号“大蜀”,年号“应运”,占领了剑关以南、巫峡以西的广大地区。宋太宗极为震惊,立即派遣两路大军,分别向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和峡路进军。李顺原想在宋大军入蜀前,先派兵占领剑门栈道,但未获成功。宋军占据栈道,得以长驱直入,李顺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起义军余部在张余、王鸬鹚等人领导下,在川南、川东一带坚持斗争,直到至道二年(996)最后失败。起义失败后,宋朝取消了成都的博买务,川峡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一些调整。

  北宋中期的农民和士兵起义

  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戍卒在王均领导下举行起义,占领益州,建立大蜀国。王均起义失败后数年,以陈进为首的宜州(今广西宜山)士兵发动起义,拥立卢成均为南平王,前后坚持斗争三四个月。  宋仁宗、英宗时,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士兵斗争在各地陆续爆发。其中声势较盛的有王伦领导的起义,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起义,王则领导的起义。庆历三年(1043)五月,京东路沂州(今山东临沂)“捉贼虎翼卒”一百多人在王伦领导下起义,杀死巡检使朱进,起义士兵数量随时扩大,南下淮南路。宋廷极为震惊。七月,宋军围攻,起义军战败,王伦在采石矶被俘牺牲。同年,陕西大旱,商州(今陕西商县)农民一千多人,在张海、郭邈山、党君子、李铁枪等人领导下起义,活跃于“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员纷纷逃窜。驻守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市北)的宣毅卒五百多人在邵兴率领下哗变,与起义军互相配合。邵兴进军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大败宋军。宋朝以重兵残酷镇压起义军,年底,张海、邵兴等相继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失败。庆历七年十一月,河北路贝州(今河北清河境)宣毅军小校王则也发动兵变,并且利用弥勒教,与京东路德州(今山东陵县)、齐州(今山东济南)士兵和农民秘密联络。王则占领贝州后,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改年号为德圣(一作得圣),设置官吏。宋朝调集数路兵力,并派遣参知政事文彦博主持镇压。经过六十多天的苦战,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士兵的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士兵斗争与农民起义互相结合,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显著特点。

  北宋中期庞大、腐败的军队和官僚机构宋太祖时选练禁军,作为正规军,开宝时(968~976)有禁军十九万三千人,厢军十八万五千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对内镇压,各路广募兵士,禁军激增至八十多万人,皇祐元年(1049),总计达一百四十万人,为宋代的最高数字。宋朝用来养兵的费用,竟达全国财政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七八。

  宋真宗对辽和议后,兵士平时缺少训练,不识战阵,习于骄惰。禁军领取粮饷,要雇人挑运,陕西沿边的骑兵,不能披甲上马。从南方调来的禁军,自称不会打仗,见到敌人就怕得要死。河北沿边的禁军,“卒骄将惰,粮匮器朽”,将领不是“绮纨少年”,便是“罢职老校”,训练更是有名无实。边郡兵士平时坐食军贮,万一有警,则“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帜”。加上将帅频繁更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以致作战时将领和士兵上下不相附,指挥失灵。宋真宗、仁宗还经常沿用宋太宗制定的“将从中驭”的办法,自定阵图,交由将帅临阵按图指挥战斗,因而屡战屡败。

  宋朝官僚机构日益庞大,通过恩荫(任子)、科举、进纳、军功、胥吏出职等途径入仕者不断增加。真宗时,文武百官为九千七百余员。宋仁宗皇祐(1049~1054)间,增至一万七千余员,还不包括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和守选的选人在内。宋英宗时,更增至两万四千员。正官之外,等候差遣空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一位未缺,十人竞逐,纡朱满路,袭紫成林”。

  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一切因循守旧,以袭守成规相标榜。有人对朝政有所建明,即被指为喜功生事;或者不顾时忌,指事陈说,则被指为“沽激”。官员们以“因循懦默者为得计”,遇事唯恐承担责任或招人非议,影响官位,腐朽的官气和暮气笼罩着整个宋朝政府。与此同时,大臣们竞相“广市田宅,争求重利”,文武百官无不仿效。宋仁宗时,“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顷而不知止”。土地兼并的发展,使地主与封建国家、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

  北宋末期的农民起义

  北宋王朝末期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使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日益众多的农民破家荡产,“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方腊起义

  两浙路是北宋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封建国家的财赋,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里。宋徽宗时,应奉局、花石纲之类,又对该地区的广大农民、工匠大肆搜括和奴役,社会秩序动荡不定。宣和二年(1120),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农民在方腊领导下发动起义。

  方腊(方十三)是青溪万年乡帮源峒地主、保正方有常家的佣工(一说方腊是漆园主)。十月九日,方腊假托“得天符牒”,率领农民,杀方有常一家,首揭义旗。远近农民闻风响应,很快发展到上万人。起义军尊称方腊为“圣公”,改元永乐,置将帅为六等。在起义的头三个月内,陆续攻占睦(今浙江建德东)、歙(今安徽歙县)、杭、婺(今浙江金华)、衢(今浙江衢县)、处(今浙江丽水西北)等六州五十多县。各地响应起义的,有苏州石生,湖州归安(今浙江吴兴)陆行儿,婺州兰溪灵山峒(今浙江兰溪西南)朱言、吴邦,永康方岩山(今浙江永康东)陈十四等。台州仙居吕师囊、越州剡县(今浙江嵊县)裘日新(仇道人)等,也领导当地摩尼教秘密组织起兵响应。

  宋徽宗于宣和三年正月,派童贯率领京畿禁军和陕西蕃、汉兵十五万人南下。宋军攻杭州,起义军战败,退回青溪。歙州、睦州、青溪相继落入宋军之手。方腊带领余部退守帮源峒。四月末,宋军重重包围帮源,发动总攻。起义军奋战,七万多人壮烈牺牲,方腊力竭被俘。八月,方腊英勇就义。起义军余部分散在浙东坚持战斗,直到宣和四年三月,最后失败。

  宋江起义

  重和元年(1118),河北、京东遭水灾,贫苦农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稍前,宋江领导京东路的农民举行起义。起义军活跃在河北、京东、淮南一带。大约在方腊起义失败的前后,宋江等三十六名首领接受了宋朝的招安,起义就此失败。

  张迪、高托山等起义

  方腊、宋江等起义失败后,宋徽宗、蔡京一伙以极大的代价从金朝手中赎回燕京(今北京)及其附近的六州,燕京驻军和官吏的给养,都摊派在河北、山东、河东百姓头上,还须运到燕京交纳。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盘费十几石到二十几石,造成这地区百姓的极大灾难。随后,王黼又在全国征收免夫钱,数达六千二百万贯。州县官吏对百姓竭泽而渔,急如星火,加上连年灾荒,饿殍遍野。宣和五年,河北、京东等路农民遂相继起义,少者几百人、几千人,多者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人。河北路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张迪“聚众数十万,陷州县”,曾围攻浚州(今河南浚县)五日。刘光世率宋军镇压,张迪牺牲。河北高托山在望仙山起义,号称三十万人,转战于河北和京东路青(今山东益都)、徐(今属江苏)、密(今山东诸城)、沂(今山东临沂)等州一带,宣和七年被宋朝杨惟忠、辛兴宗军战败,高托山降宋。京东路青州张仙(张先、张万仙)号“敢炽”,率领起义军号称十万人。同年,在沂州壨鼓山与宋军作战,失败,张仙接受宋朝“招安”。济南府孙列率领当地农民号称十万人,占领铧子山,靖康元年(1126)被宋梁方平军战败。沂州临沂的武胡、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的杨天王、郓州(今山东东平)的李太子、沂州和密州的徐进、水鼓山的刘大郎等率领的农民军也都号称万人以上。这些起义队伍所到之处,杀地主、官僚,攻打州县,或则保聚山谷之间,以崇山峻岭为据点,树起起义的旗帜,“巡、尉不敢抗,县、镇不敢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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