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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繁荣的宋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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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宋代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无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科学技术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期,著名科学家沈括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是闻名于世的三大发明,到宋代又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天文、数学、医药、农艺、建筑等各个领域的成就,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三大发明

  指南针在战国时已经有用天然磁石制造“司南”的记载。到宋代又有重大进展,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用天然磁石摩擦针锋磁化为磁针,可以指南而常微偏东。宋军中配备有指南鱼,用于阴天和黑夜判断行军方向。北宋末已有使用指南针于航海的记载。南宋时,海船上普遍装有“针盘”,即原始的罗盘导航。这是世界海运史上空前的进步,对发展海上交通,推进世界各地人民的交往,起了巨大的作用。

  雕版印刷的发展和活字印刷的发明。唐、五代时开始应用雕版印刷术印书,北宋时有了很大发展。国子监刻印的书,后世称监本,各地官府也刻印书籍。各地民营书坊刻印的书,世称坊本。开封府、杭州、西川、福建是当时印书的中心。刻印技术,杭州第一,蜀本次之,福建又次之,开封刻版虽可与杭州媲美,但纸张不佳。南宋地方政府、寺院和书坊都刻印书籍。临安府是印书业最发达的地方,质量也较高。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婺州(今浙江金华)、饶州(今江西波阳)、抚州(今属江西)和吉州(今江西吉安)等地,也都是重要的印书业中心。福建路建阳县的麻沙、崇仁两镇集中了众多的书坊,印书质量虽较差,但印刷量很大,行销远方,世称麻沙本。四川成都府、眉山县有许多书坊,刻印不少史籍和诗文集。

  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间,布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用胶泥刻字排印。对后代木活字、铜活字的创造有很大影响。毕昇的发明,比欧洲早四百年,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南宋时,周必大也曾用胶泥活字和铜版,印刷自己的著作《玉堂杂记》。

  火药和火器。唐末战争中已有火药箭和用抛石机投掷火药包“发机飞火”的记载。宋朝政府设有火药武器的作坊。北宋仁宗时编撰的《武经总要》,记载了三种火药配方,以及火箭、火炮、蒺藜火球、毒药烟球等火器的做法和用途等。宋神宗时,边防军已大量配备火药箭。南宋军队配备的火药兵器,数以万或十万计,有火箭、火枪、突火枪、铁火炮、霹雳炮等。开庆元年(1259),寿春(今安徽寿县)军民又发明了名为“突火枪”的管形火器,在巨竹筒内装火药和“子窠”,点燃后将“子窠”发射出去。“子窠”是后世子弹的前身。发射“子窠”的管形武器的发明,是世界武器制造史上划时代的进步”

  天文学

  北宋时进行了多次较全面的恒星观测。元丰(1078~1085)年间观测的结果,于元祐三年(1088)绘成星图,南宋淳祐七年(1247)又在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刻石,称为《天文图》。

  景德三年(1006)关于“客星”的记载,是世界上著名“超新星”中的最早记录;至和元年(1054)关于世界天文史上最著名的“超新星”的记录,在现代天文学研究中极受重视。

  元祐(1086~1094)时,苏颂、韩公廉等人,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并将其结构写成《新仪象法要》,其中关于擒纵原理的发现,已开近代钟表构造的先河。他们还创造了“浑天仪”,球面按照恒星位置穿有小孔,人进入内部可看到模拟的天象,是世界上最早的“假天仪。南宋绍兴年间,王及甫也制造过类似的“假天仪”。

  宋代的历法经过多次改进,姚舜辅编制并于大观元年(1107)施行的《纪元历》,首创利用观测金星以定太阳位置的方法。而由杨忠辅创制,并于庆元五年(1199)实行的《统天历》,确定回归年的数值为365.2425日,和现行公历的一年长度完全一样,但比公历颁行早三百八十三年。

  数学

  北宋中期贾宪的“开方作法本源”图,世称贾宪三角形,比西欧相同的帕斯卡三角形早约六百年;他的“增乘开方法”,与霍纳的方法大致相同,但早约七百七十年。(1247),秦九韶著《数书九章》,他的“正负开方术”发展了“增乘开方法”,算式井然有序,今人称为“秦九韶程序”;而“大衍求一术”,则发明了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组的普遍解法,是闻名于世的中国剩余定理。南宋末杨辉著有《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田亩比乘除捷法》和《乘除变通算宝》,后三种都是实用算法著作。

  医药学

  宋代医药学比唐代有较大的发展。官修的有《开宝本草》、《嘉祐本草》等。元丰五年(1082),唐慎微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共收药物一千七百四十六种,为《唐本草》的一倍。宋徽宗时重加刊正,称《政和本草》,沿用近五百年,日本、朝鲜亦曾刊印。

  医方,宋太宗初官修《太平圣惠方》一百卷,收一万六千八百三十四方。宋徽宗时审定的《和济局方》,收复方二百九十七,是中国由国家颁布的第一部配方手册,不少名方至今沿用。

  针灸,宋以前只重视灸法,宋时才重视针法。王惟一(一作惟德)受命考订针灸经络,并先后铸铜人两具,外刻腧穴名称。他又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标志着针灸学的重大进步 太医局将产科、眼科等单独设科,是医学史上的重大进步。南宋陈自明撰《妇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分论妇科、产科诸病,附有方剂和医案,有许多新见解。北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名著。南宋宋慈《洗冤集录》十五卷,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对后世法医学影响很大,近代又被译为英、法、德等多种文字。

  皇祐元年(1049),陈翥撰写的《桐谱》,嘉祐四年(1059),蔡襄著《荔枝谱》,淳熙五年(1178),韩彦直著《橘录》,都是传世最早的有关经济作物的专著,论述了桐、橘和荔枝的种类、土宜、栽培、采伐或采摘,以及果品的加工、贮藏,有的还论述了防治病虫害、果园管理等。园艺方面,除“本草”一类书中和南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已有论述外,还有不少专书,如王观、孔武仲都撰有《芍药谱》传世;《菊谱》亦曾有多种,传世本是刘蒙于崇宁三年(1104)撰写的。这些书中论述了植物变异现象,以及通过嫁接产生变异等。

  建筑

  端拱二年(989),喻皓建成开封开宝寺木塔,他根据当地多西北风,使塔身微向西北倾斜。修建杭州梵天寺塔时,他对木塔的稳定性问题又作了科学的说明。开封开宝寺木塔焚毁后,庆历元年(1041)建成砖塔,屋檐、斗拱等用特制的铁色琉璃砖块,塔身面砖为有佛像等浮雕图案的铁色琉璃砖,因此俗称铁塔。改变了砖砌塔筒与木制楼板相结合的传统做法,改用发券等法建筑塔心室和楼道等,成为以后北方通用的砖塔建筑方法。今河北定县城内的开元寺塔,是为了抵抗辽军瞭望敌情而于至和二年(1055)建成,亦称了敌塔,高84米,是中国现存最高的砖塔。苏州报恩寺砖塔和泉州仁寿寺、镇国寺两座石塔,则具有宋代南方建筑风格,飞檐高出,形象轻盈。泉州附近的洛阳桥,嘉祐四年(1059)建成,“其长三百六十丈,种蛎于础以为固”,是中国著名的梁架式古石桥。《清明上河图》描绘的虹桥,用木建成,结构科学,不建桥墩,便于航运。北宋灭南唐,根据樊若冰的建议造船数千艘,先在石牌镇(今安徽怀宁县境)附近长江支流上,依樊若冰测量的长度,试造浮桥。开宝七年(974)冬,“移石牌镇浮梁于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境),系缆三日而成”,在长江下游建成浮桥,经历了一年的风雨洪水考验,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创举。建筑学著作方面,宋初喻皓的《木经》惜已失传。元符三年(1100),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三十四卷,对材料、结构、式样以及彩绘等,都有详细的说明和精致的图样,是中国现存最古的建筑学专著。

  哲学思想

  宋太宗时校定孔颖达《五经正义》,宋真宗时又颁邢昺《九经疏义》,这几十年主要是唐代经学的继续,学术思想不很活跃。宋仁宗时,刘敞撰《七经小传》,以己意进行解释,开创了新学风。孙复、石介、胡瑗和李觏相继而起,分别就《春秋》、《易》、《礼》进行新的阐述,李觏还说孟子背离孔子。及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等公开对孟子、《周礼》和《易》,提出不同程度的疑问,学术风气大变,由原先的“汉学”转变成了新的“宋学”,理学和其他儒家学派先后出现。

  宋代理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基本上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程颢、程颐及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称为“程朱理学”;一派是以南宋陆九渊为首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即“心学”。谈宋代理学的从来都把周敦颐列为首位,实际上,周敦颐虽撰写过《太极图说》和《通书》,他的学术思想在北宋并无传人(程颢、程颐全不传他之学)。南宋朱熹对其著作大力阐明之后,才为世人所注意。所以在北宋学术思想领域内,周敦颐是全然没有地位的。张载反对“有生于无”的思想,提出“太虚”即“元气”、“气”,是万物生成的本源。晚年融合《易》、《礼》和《中庸》的思想,撰《西铭》,把天、地、君、亲合为一体,以及事天、地、君、亲之道,综述了义理和伦常,备受理学家的赞赏。

  程颢、程颐,世称“二程”,是理学的奠基者,两人观点基本一致,其著作后人辑为《二程全书》。他们提出“理”(又称“天理”)或“道”,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常自称其学为“道学”,通常称为“理学”。他们认为“理”是永恒存在、无所不包的,先有“理”,然后产生万物,而又统辖万物。这显然是受佛教“真如”、“佛性”(意为最后的真理)说的影响。人性说等则有道家的影响。二程理学当时没有多大影响。大致到南宋孝宗时,程颐的四传弟子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理学才大为兴盛。朱熹的论著很多,有文集、语类和《四书集注》等。二程创立的理学,经过朱熹的发展和阐述,成为更精致、更系统、更富哲理的新儒家学派,世称程朱理学或程朱学派。宋理宗时,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元、明、清时期,在思想文化界更居于统治地位。陆九渊提出“心即理也”,号为“心学”,是理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的创立者。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认为“本心”即是真理,可以采用“易简工夫”,只要“根本者立”,再“发明人之本心”,即在自省上下功夫,“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就可成为圣贤。深受佛教禅宗“一悟即至佛地”的“顿悟”说的影响。他反对朱熹那套博览群书,“格物致知”的做法,认为是“支离”。朱熹讥讽陆学过于简易,是“禅学”。这就是淳熙二年(1175),两人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的“鹅湖之会”争论的主要内容。

  除理学外,宋代还有一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儒家学派,主要有王安石的“新学”,陈亮的“永康学派”和叶适的“永嘉学派”等。王安石吸收老子、商鞅、韩非等道家、法家思想,形成被称为“新学”的儒家学派。一开始就受到刚产生的理学派的攻击。他说的“道”,也称为“元气”,是物质性的,由“元气”产生万物。并认为“新故相除”是“天”(自然)和“人”(社会)共同的变化规律,为自己的变法提供理论根据。“新学”形成后,盛行了六十年左右,南宋以后逐渐衰落。陈亮反对理学家脱离客观事物的“道”,倡导功利主义,认为义和利本出于一元,王和霸也出于一元,两者都是程度的区别,并无本质的差异。他和朱熹曾就“王霸义利”,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叶适认为不能说“道”在天地之先,能生天地;他指出《易传》中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之说“文浅而义陋”。他也提倡功利主义,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有《水心文集》、《习学记言序目》传世。

  教育

  宋初沿旧制,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一度改名国子学。宋仁宗庆历时设太学,北宋末,太学生达三千八百人,实行三舍法。又设武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等专门学校,国子监主要成为中央教育管理机关。地方教育有州县学和书院。由于印刷术普及等原因,宋代教育的发达远远超过前代。在乡村农民中,如《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识字课本,有一定程度的普及。不少地区利用农闲举办冬学,由穷书生教农家子弟识字。福州一地解试,宋哲宗时每次参加考试者已达三千人,宋孝宗时增至两万人。南宋时,福建建宁府(今建瓯)每次参加解试者达一万余人,连小小的兴化军也达六千人,反映了教育的普及程度。

  州县学

  北宋前期,州县学很少。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令藩府设立学校。庆历四年(1044),曾令州县皆设学校。熙宁四年(1071),又诏各州县普遍设学校。计划逐渐以学校“升贡”代替解试,崇宁三年(1104)至宣和三年(1121)的十八年间,解试、省试曾全部停废。北宋末是州县学最盛时期,不仅有学舍供学生食宿,还有学田及出租“房廊”的收入作为学校经费。大观三年(1109),北宋二十四路共有学生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二人,校舍九万五千二百九十八楹;经费年收入钱三百零五万八千八百七十二贯,支出二百六十七万八千七百八十七贯;粮食年收入六十四万零二百九十一斛,支出三十三万七千九百四十四斛;校产中有“学田”十一万五千九百九十顷,“房廊”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四楹。在校学生之多,校舍之广,经费之大且如此充裕,都是空前的。

  书院

  宋代私人办学得到很大发展,一些学者、儒生纷纷设立“精舍”、“书院”,教授生徒。宋初著名的四大书院是白鹿洞(今江西庐山)、岳麓(今湖南善化岳麓山)、应天(今河南商丘)、嵩阳(今河南登封)或石鼓(今湖南衡阳石鼓山)书院;此外,茅山(今江苏南京三茅山)书院,亦颇有名。这些书院大多得到政府的资助与奖励,如赐额、赐书、赐学田等,也有私人捐赠学田和房屋。书院规模都较小,学生数十至数百人。北宋中期以后,书院逐渐衰落。南宋时,儒学受佛教寺院宣传教义的影响,书院大兴。朱熹首先于淳熙六年(1179)兴复白鹿洞书院,次年竣工,并置学田,聘主讲,亲订规约,即著名的《白鹿洞规》,还常亲去授课,质疑问难。绍熙五年(1194),朱熹恢复并扩建岳麓书院,学生达千余人。朱熹以白鹿洞书院作为研讨、传布理学的中心其建置、规约,乃至讲授、辩难等方式,无不受禅宗寺院的影响。各地儒学家的书院先后建立,如陆九渊的象山书院、吕祖谦的丽泽书院,等等。南宋先后兴建的书院总数达三百所以上,书院大多得到官方的支持。书院与州县官学,成为南宋地方的主要教育机构,书院大多又是理学的传布中心,理学因而益盛。

  文学艺术

  宋代文学艺术继唐代之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更加丰富多采。各种文艺形式,诸如散文、诗、词、绘画、书法、雕塑、“说话”、诸宫调、宋杂剧、南戏等的兴起、革新与发展,使宋代的文学艺术呈现出一派繁荣瑰丽的景象。

  古文运动

  宋初骈体文占统治地位,柳开、以继承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传统为己任,穆修、苏舜钦等相继而起。宋仁宗时,欧阳修登上文坛,倡导流丽畅达,骈、散结合的散文新风,主张“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甚明而可行”,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王安石认为文章应“务为有补于世”;苏轼在强调“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同时,认为文章应如“精金美玉”,很重视文采。曾巩、苏洵、苏辙等名家辈出,古文运动终于取得全胜。他们的文章大多风格清新,自然流畅。欧阳、曾、王、三苏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后世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诗

  宋初首倡继承杜甫、白居易诗风,但不久即出现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诗体,崇尚词藻华丽,重形式、轻内容,风靡一时。文坛主将欧阳修以及梅尧臣、苏舜钦等相继而起,诗作大多平淡清新,间或粗犷奔放,诗风始为之一变。才华丰茂的苏轼,诗备众格,洒脱豪放。王安石不少“以适用为本”的诗,如《河北民》、《兼并》、《感事》、《省兵》等,反映社会生活,主张改革。黄庭坚提倡“以故为新”,并主张作诗文要“无一字无来处”,其后便形成了江西诗派。但其后继者走了只注重文字技巧、声韵格律的形式主义道路。江西诗派陈与义,南渡后诗风转向悲壮。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号称“中兴四大诗人”。其中最杰出的是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才气豪迈,诗作悲壮奔放,晓畅自然。南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诗,很少雕饰,诗集《指南录》是抗元诗史,《正气歌》更是传世名篇。宋诗继承唐诗而有所创新,题材广泛,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描写农事的诗篇较多,真实地描写了农民的生活和民间疾苦,大有助于了解宋代社会。爱国诗篇之多,更成为南宋诗的一大特色,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

  词

  北宋前期以晏殊、张先、欧阳修为代表的婉约派,诗尚婉丽,未完全摆脱五代羁绊。柳永精通音律,开始创作慢曲长调新体裁,长于铺叙,情景交融,深受下层平民的欢迎,以至“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高才逸气的苏轼,冲破词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境界,清新豪放,开创了豪放词派。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在苏轼豪放派词风基础上高度发展,抒情、写景、叙事、议论,无往不宜,气势磅礴,充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陈高、刘克庄和宋末刘辰翁,均受辛弃疾影响,都是豪放派爱国词人。婉约派词人有苏轼门人秦观,他善于以长调抒写柔情,语工而入律。北宋末年的周邦彦,所作多艳词,词调方面有创新。北宋末南宋初,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独树一帜,影响较大,其散文、诗篇虽不甚多,都属佳作,实为古代最有成就之女作家。南宋后期的姜夔,长于音律,讲究技巧,对后世影响很大。

  绘画

  李成为五代入宋的山水画名家,师法五代荆浩、关仝,善画平远寒林,时称“古今第一”。范宽重视自然山水的写生,画风雄健,自成一家。李成、范宽、关仝,形成北方山水画的三个主要流派。宋神宗时的郭熙,师法李成,其画秀美明净,与李成齐名,世称“李郭”。郭熙与子郭思合著《林泉高致》,认为应观察山水,分别四季,画出朝暮等景色,要求赋予山水画以生活气象。南唐入宋的南方山水画派名家巨然,学习董源水墨画风,并称“董巨”,淡墨轻岚,自成一体。南宋初,李唐以画牛著称,兼工人物,尤擅山水画,创“大斧劈皱”法,并为刘松年、马远、所师法。他们合称南宋四大画家。

  五代后蜀黄筌、南唐徐熙,善画花鸟,风格不同,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黄筌等入北宋画院,风格工丽细致,为“院画体”的标准画格。其后两派逐渐合流。宋神宗时的崔白,所画花鸟,清淡生动。宋徽宗绘画造诣很深,尤工花鸟,画风工整,神形俱妙。南宋花鸟画传世作品不少,作者大都佚名,画面也大都鲜明生动。

  北宋前期的武宗元,专长佛道人物画,行笔流畅。北宋中期的李公麟,以画马驰名,又是宋代最有影响的宗教人物画家,所画人物,性格突出,形神俱工。南宋四大画家,都兼工人物,刘松年所画《中兴四将图》,为著名人物图画。

  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风习的风俗画,宋代也有较大的发展。北宋末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风俗画的代表作,所绘开封景况,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忠实写照,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李唐的《村医图》,绘一乡村医生在田边为患者治病,救护及围观者紧张的神态,跃然纸上。李嵩的《货郎图》,描绘了一群妇女儿童被货郎担所吸引的生动情景  文人画,不讲形似,只讲神韵、情趣。作者都是文人,自称所作为“艺画”。他们轻视严整细致的画作,称之为“术画”,将作者称为“匠人”。文人画的代表作者为苏轼、米芾、米友仁等,苏轼喜作枯木怪石,画竹学文同。米芾画山水,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意似便已”;子友仁,继承父风,世称“米派”。

  书法

  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出秘阁所藏历代书法家珍品,命王著编次,标明为《法帖》,称为《淳化阁帖》。此后重辑、翻摹的很多。北宋时,潭州(今湖南长沙)据《阁帖》又增补部分作品;绛州(今山西新绛)亦据《阁帖》而有所增损,皆摹勒上石,十分精美,世称《潭帖》和《绛帖》,对传布书法艺术很有贡献。宋代书法家以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最为著名。苏轼擅长行、楷,刻意创新,用笔丰润而以韵胜;黄庭坚擅行、草,以侧险取势而挺秀,亦以韵重;米芾亦擅行、草,师法王献之,技巧为当时第一蔡襄正楷端重,行书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宋徽宗正楷学唐薛曜而略变其体,称为“瘦金体”,亦善狂草。南宋陆游、张孝祥、文天祥等,书法造诣也很高。雕塑 北宋元祐时塑造的太原晋祠的四十二尊侍女彩塑,富丽浓艳,各具神态,栩栩如生。山东长清灵岩寺,北宋末所塑四十六尊罗汉彩塑,色彩素雅,形象各异,生动逼真,都是很典型的宋代塑像,为中国艺术宝库的珍品。四川大足石刻,多数是宋代作品,上起宋太宗时,下至宋理宗,造窟数以百计。铭记中载有元丰至绍兴时的雕刻匠师元俊、文惟一等二十一人,以他们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家创造了无数生动的石刻造像,佛和菩萨形态端庄而具有世人气息;供养人、力士,夸张有度,各有特征。经变故事造像中,多是现实生活的片断与劳动生产场景,朴实健康,微妙入神。

  工艺

  宋代的织锦,以苏州、建康、成都的最为著名。纹样通常是龟背纹、云水纹、古钱等,穿插龙、凤、朱雀、“三友”、“四季”、“八仙”,以及“百吉”等图案、文字,绚丽多彩。缂丝也称“刻丝”,主要产地为定州、苏州。织法称为“通经断纬”,可以将山水、花鸟、人物、楼台等照样织制,成为绝妙的工艺品。传世的沈子蕃缂丝花鸟,图案逼真。刺绣有平绣、辫绣、扣绣和打籽绣等多种绣法,针线细密,配色精妙,所绣山水、花鸟、昆虫、祥云等,宛如图画。1967年浙江瑞安仙岩塔中,发现宋庆历(1041~1048)以前的三方经袱,在杏红色素罗地上,用白、黄等色平绣的对飞翔鸾团花双面图案,花纹两面一样,是传世的双面绣品中有明确年代的最早艺术品。

  雕漆即“剔红”。以金属或木作胎,通常再涂上几十层朱红色漆,乘未干透时镂雕人物、花鸟、山水、楼台等,金属作胎的常露出胎底金属本色。用黄漆作底再涂朱红漆,刻成黄地红花,称为“腊地”。也有以朱漆作底而涂黑漆,刻成锦地压花。或以各色漆重叠涂抹,雕刻时所刻花纹深浅不同,现出各种色彩的图案,如黄蕊、红花、绿叶、黑石等,十分美观。产地主要是两浙路,尤以温州最为著名,北宋首都开封有专卖温州漆器的店铺。

  戏曲与曲艺

  宋代各种新的曲艺、戏曲形式主要有话本、诸宫调、宋杂剧和南戏等。话本原是“说话”(讲故事)艺人的底本,对后世的长、短篇小说和戏剧很有影响。宋神宗时孔三传以不同宫调的不同曲子,说唱情节曲折的长篇故事,称为诸宫调。南戏《张协状元》前面有一段诸宫调,可从中看到宋代说唱相间的诸宫调的某种格式。诸宫调对宋杂剧、南戏、金院本和元杂剧都有较大影响。宋杂剧是继承唐代参军戏,又吸收“大曲”(歌舞)、诸宫调等形成的早期戏剧。北宋时,杂剧有时还指傀儡戏等。南宋的杂剧,专指有滑稽讽刺的表演,并以曲子演唱的短剧,角色通常四五人。传世的无名氏《宋杂剧图》,描绘了演出时的生动场面。南戏,北宋末兴起于永嘉(今浙江温州),形成于南宋光宗(1190~1194)时,亦称“永嘉杂剧”、“温州杂剧”。南戏起自民间歌舞小戏,后吸收宋杂剧及其他民间伎艺,作者亦多下层文人,词语通俗,不为士大夫所重视,流行于今浙东、福建地区。

  史学

  宋代是中国封建时期史学的鼎盛期,新史体先后创立,长篇巨著之多,史学家成就之大,各种地理志的纂修,以及把史学领域扩大至金石学等,都足以凌驾汉唐,睥睨明清。宋初,薛居正等据五代各朝实录等,仿《三国志》体例,编成《五代史》即《旧五代史》。宋仁宗时,欧阳修受命重修唐史,成《新唐书。欧阳修不满薛居正《五代史》,重撰《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五代史记》效法《南史》、《北史》体例,将五朝纪传综合在一起,按时间先后编排。《新唐书》增修仪卫、选举、兵等志。宋代编修的前代史还有多种,传世的有王溥《唐会要》、《五代会要》,徐天麟《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以及路振《九国志》,陆游《南唐书》等。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自战国迄五代,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取材详备,考订精确。这种经过改进的编年史体,称为《通鉴》体,成为后来编年史的通用体裁。南宋袁枢自出新意,将《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分门别类,每事详备始终,并列出标题,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吸收纪传、编年两体之长的新史体──纪事本末体。

  南宋李焘用四十年时间,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对众多的官私资料,进行考订辨伪,是《通鉴》之后第一部出色的当代编年通史,亦是中国古代卷帙最庞大的私修编年史。杨仲良仿《通鉴纪事本末》,编撰《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彭百川撰《太平治迹统类》三十卷,实际上也是一部《长编纪事本末》,两书都分类编纂北宋的重要事件,保存了《长编》已佚的部分史料。

  宋人编撰的当代史,还有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编年纪述徽、钦、高三朝与金的和战史事,每事取诸家之说,全录原文,保存了丰富资料。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编年系月,专记高宗一朝史事,考证史实,条理清晰。王称《东都事略》,为纪传体北宋史,无志,间亦有他书未载史料。佚名《宋史全文》记宋太祖赵匡胤至宋理宗赵昀朝史事,其北宋一代十五卷,全系自《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长编》之摘抄本)辑录者,南宋十五卷,则系辑录《中兴两朝圣政》诸书而成;佚名《两朝纲目备要》记光、宁二朝事;宋末元初佚名《宋季三朝政要》记理、度、恭三朝事,虽都较简略,仍为研究南宋史所必备。

  宋政府重视编修本朝史,设国史院、实录院等机构,或由宰相兼任“提举”或“监修”,编纂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常受政治斗争影响而改编。宋代官修史籍记述之详,篇幅之大,居汉唐明清各朝之冠。宋孝宗赵□在位二十七年,其在位时的编年体官史《日历》,竟有两千卷。现行《宋会要辑稿》,仅为宋代官修《会要》的残本,材料已十分丰富。钱若水《宋太宗实录》亦有残本二十卷传世。

  两宋之际郑樵仿《史记》修撰的纪传体通史《通志》,纪传袭自旧史,全书精华是相当“志”的二十略。宋元之际马端临仿唐杜佑《通典》修撰《文献通考》,取材下迄宋宁宗,分二十四考,引文摘取原文,叙述条理分明,尤以宋制为详,为研究宋史所必备。《通考》与《通典》、《通志》,并称“三通”。

  宋代方志的著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体例已臻完备,后代方志在体例上大致未超脱宋方志之窠臼。有多种地理总志,记载宋朝统治区域概貌;专记州、县、镇的地方志,也大量出现。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增设风俗、人物、土产等门。王存《元丰九域志》,分路记载州、县户口、乡镇、土贡额数等,可供考核史实。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多记山川名胜,所引文献资料,多为他书所未见。祝穆《方舆胜览》,略于沿革建制,详于名胜、诗赋、序记。传世的州、县、镇志,尚有二十多种,少则数卷,多至百卷。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记述还比较简略,而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范成大《吴郡志》、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等,内容丰富,体例完备,标志着地理志编撰的重大进步。南宋常棠《澉水志》为澉浦镇镇志,镇志的出现,反映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分记北宋末开封和南宋临安的繁华景况,为研究宋代城市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宋代史学领域新开辟的园地。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是现存最早研究石刻文字的专书。南宋洪适《隶释》和《隶续》,为传世最早的集录汉魏石刻文字专书,对有关史事进行了考释。赵明诚《金石录》,著录金石拓本两千种,并作辨证,有宋代初刻本存世。元祐七年(1092)成书的吕大临《考古图》及《释文》,著录古代铜、玉器二百多件,绘图形、款识,载尺寸、重量等,记出土地及收藏处,开创著录古器物体例,是中国最早而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南宋人继作《续考古图》。北宋王黼《宣和博古图》,著录古铜器达八百多件,亦绘图形等,考证精审,所定古器名多沿用至今。宋代金石学诸书为研究五代以前,尤其是研究商周秦汉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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