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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文化和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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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

  明初期,巩固封建统治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程朱理学,仍然占有支配的地位,封建帝王对它也大为提倡。洪武、建文时的御用学者宋濂和他的门人方孝孺,被称为“程朱复出”。在明成祖主持下所编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等都以程朱理学为依据,考试者不能离开攻读朱熹注解的《四书集注》和他对《五经》的见解,否则就会造成“鸣鼓而攻之”的局面。英宗正统以来,明朝的政治统治有所动摇,农民起义四起,明王朝受到威胁。正统时,著名理学大师薛瑄、吴与弼等在学术思想上认为程朱之学已无发展余地,但在政治上,薛瑄见于谦之死而不论救,吴与弼则投入石亨门下,他们的作为又为士大夫所不齿。这使得封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人,不得不寻找新的理论,以挽救地主阶级面临的社会危机。于是出现了以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的王学。

  王守仁的哲学思想体系十分庞杂,他继承南宋大儒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又受到佛教的禅宗影响,称自己的著述是“孔门正法眼藏”。他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但又反对程朱理学的作为封建道德准则的心外之理,认为理是在心内的。他在晚年还提出“致良知”的学说,认为只要通过内心的反省,就能“去人欲,存天理”,使心中固有的天赋观念更多地发挥出来。根据这个理论,他还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要劳动人民按着儒家的封建道德去思维和行动,甘心受封建剥削阶级的统治。但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家人物,王守仁的思想脱离程朱理学的派系,对解除士子思想束缚,大胆进行思考,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与王守仁同时,有两位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一是罗钦顺,曾任翰林院编修。一是王廷相,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他们受北宋张载“气论”的影响,都以“气”的理论来反对“理”与“心”,主张物质的气是世界的本原。理在气中,气有变化,附属于气的理也有变化。这是对程朱主客观唯心论的批判。他们反对王守仁的“心外无物”论,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王守仁的致良知。正德九年罗钦顺在南京与王守仁进行当面争辩,以后又在泰和争辩或通信争辩,强调天地万物绝非心的产物。罗钦顺、王廷相和王守仁主观唯心论的斗争,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是有所贡献的。

  明嘉靖、隆庆、万历之际,王学大盛。隆庆以后,王学逐步向下层转移,开始出现左派和右派。王学左派以王艮、颜钧(山农)、梁汝元、何心隐、李贽为代表,他们不仅更加反对程朱理学,而且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礼教也有微词。王艮等比较接近人民、同情人民,他们的学说已经多少改变了原来巩固封建统治的性质,被视为异端,特别是李贽,被人称为“异端之尤”。

  明后期,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东林人物并非只坐谈心性,他们要求搞实学,要经世致用,有所作为。在学术上,他们还主张调和程朱理学和王学,是程朱和王学的调和派。

  明末清初之际,社会动荡激烈,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极为尖锐,反映在思想上,出现了许多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他们大都反对空谈,倾向于讲习经世致用之学,并具有反对专制主义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思想。当时著名的学者有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唐甄、傅山、陈确等人。王夫之从哲学上系统地驳斥了王守仁的“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说,揭露其心学“阳儒阴释”的本质。他主张从进化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反对君主的过分专制,要求改革政治,还提出土地不是帝王的私产,而应当归耕者所有的主张。黄宗羲接受王守仁心外无理的哲学,但又肯定了“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观点。他对专制的暴君政治和现存的封建秩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顾炎武在哲学上继承二程和朱熹的思想,也宣传张载唯物主义的观点。他对王学空谈心性道德的弊病给予严厉的批判,为矫正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恶习,他在治学方面力求考订经史,养成实事求是踏实钻研的学风,反对当时专制主义的政治,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士子要做到“博学于文”和“行已有耻”,还提倡要有民族气节。

  文学

  文学方面,比较有特色的,表现在诗文、小说、戏曲三方面。

  诗文

  明初开国时,刘基、宋濂等多以文名世,诗人高启所著古诗更是脍炙人口,永乐北迁后,诗文大都趋向文笔工整,词章藻丽,内容多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为解缙、三杨所提倡,帝王宫廷所支持,称“台阁体”。正统时,大儒薛□等仍以台阁体相标榜。但台阁体大都为应制、应酬之作,缺乏活力,逐步为一部分士大夫所不满,至弘治时,被称为拟古派的复古运动遂应运而起。拟古派的文学复古运动前后掀起两次高潮,时间达百余年之久。第一次高潮称为前七子时期,从弘治时开始。代表人物是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而以李、何为首。他们树起“复古大旗”,“文称左迁,赋尚屈宋,古诗体尚汉魏,近律则法李杜”,理论上以“文必秦汉,诗比盛唐”相号召。第二次高潮从嘉靖时起,称为后七子时期,代表人物是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而以李、王为首。李文所作至“一字一句摹拟古人”,王世贞影响更大,天下无不争效其体。在政治上,“前后七子”,大都是反权贵的,他们在官僚地主中属于中、小地主阶层。在文体上,拟古派反对台阁体,可以说是一种文学的改革运动,但随着时间的转移,他们则成为保守派,阻滞了文学的发展。明中期的文学领域中,从沈周开始,直至正德时的唐寅、文徵明、祝允明,都是中小地主阶层的在野派,他们不仅精于诗文,且擅长诗、画,唐寅才华横溢,其狂放不羁在封建社会中也是罕见的。他们受商品经济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勃兴的影响,企图摆脱传统文学框架的束缚,颇有朦胧的个性解放的特点。

  在嘉靖时极力反对拟古派而又独来独往的文士在江浙有徐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在四川还有杨慎等。

  万历时,坚决反对拟古派复古运动的公安派、竟陵派又在文坛兴起。后两派都是湖广的文学流派。公安派有袁中道、袁宏道、袁宗道三兄弟,而以袁宏道最为突出;竟陵派有钟惺和谭元春。公安派是拟古派的死敌,此派一洗学人追尚拟古派的局面,为文为诗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公安派与李贽、汤显祖为至友,习性、好尚皆有相同相通之处,也都具有一定的叛逆意味。

  小说

  明代的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中最著名的为《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和《金瓶梅》。《水浒传》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创作的,是根据宋元以来有关宋江三十六人故事的话本和杂剧编写而成。作者塑造了各种不同性格的反抗者的典型形象,歌颂了农民战争和农民英雄,同情他们“逼上梁山”的悲愤的遭遇。此书对长期受地主剥削压迫的农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特别是对明末农民起义有深远的影响。水浒的故事在各地广泛流传,有的演为戏文,或从说书人的口中传播开来。罗贯中根据长期流传于民间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编写成的《三国志演义》,是中国第一部根据历史编成的小说。书中描写了魏蜀吴三国之间复杂错综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塑造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的形象。吴承恩作的《西游记》通过各种神化的故事和人物,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明统治者的腐朽以及封建社会的丑恶现象,同时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坚决向一切灾害困难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品质。但作者还不能摆脱“佛法无边”和“轮回”、“报应”等宿命论的思想。署名兰陵笑笑生撰的《金瓶梅》,较深刻地刻画了封建社会中大商人、土豪劣绅家庭的骄奢淫侈生活以及他们勾结地方官僚和最高权贵宦官的罪恶活动。所写还有世俗的风土人情。但淫秽行为和变态心理的描绘使该书减色不少。明代长篇小说比较著名的还有《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三遂平妖传》、《禅真逸史》等。此外,明代的短篇白话小说“三言两拍”,即冯梦龙的《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和《喻世明言》,凌濛初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更为脍炙人口。“三言两拍”中有很多封建糟粕,但其中某些篇章却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反对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对男女之间的自由爱慕寄予充分的同情,如《施润泽滩阙遇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娘》、《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这些小说后被改编为戏曲,几百年来,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戏曲

  在明代,杂剧已日益衰落,来自民间的南戏却不减昔时之盛。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士人的提倡,戏剧已成为城市居民不可缺少的文化活动。江南各地的地方戏非常流行,有余姚、海盐、弋阳诸腔。嘉靖时,昆山乐工魏良辅和剧作家梁辰鱼合作创成昆曲,用笛管笙琶合奏,以后传入北京,也成为北京流行的戏曲。传奇方面,经明初文人的改编润色,宋元时的南戏《荆钗记》、《拜月记》、《白兔记》(即《刘知远》)、《杀狗记》等,被称为荆、刘、拜、杀,即明初的四大传奇。其后,汤显祖有《还魂记》(即《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被称为“临川四梦”,以《还魂记》最著名。明朝的传奇打破传统规格,情节也更加复杂。汤显祖是万历时期著名的戏剧作家。他反对在传奇的写作上过分讲求音韵和格律,所创作的剧本也打破了音韵、格律的限制,而注意其结构和思想内容。代表作《牡丹亭》是明代传奇艺术的高峰。晚明的作家高濂的《玉簪记》和周朝俊的《红梅记》都是仅次于《牡丹亭》的写情的出色作品。另一戏剧家李玉所写的传奇《一捧雪》和《清忠谱》(即《五人义》),直接揭露严嵩、严世藩父子和宦官魏忠贤的罪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史学

  明前期官修史籍多,后期私纂史籍多,这与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弱以及王学的兴起有一定的关联。明后期著名的史学家有郑晓、高岱、王世贞、李贽、焦汯、严衍、谈迁、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他们把史籍分为国史、野史和家乘三类,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发展面貌,有助于对史料更客观地进行对比研究和探索。

  国史

  包括实录、会典和正史等书。正史中的《元史》二百一十卷,是太祖洪武二年至三年修纂的,总裁官是宋濂和王炜。此书虽有缺点,但完整保存至今,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官修的《明实录》和建文、景泰两帝的附录,几乎囊括了明代的全部历史。实录除皇家诏谕外,还引用和记载了大量的大臣奏疏和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活动的材料。但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所偏护和隐讳,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也不公允。《大明会典》是记载明章国典的,今存两种。一是正德《大明会典》,共一百八十卷,截止于孝宗弘治十五年,正德四年刊行。一是万历《大明会典》,共二百二十八卷,新补了嘉隆等朝的条例,万历十五年刊行。两书可相互参考。会典类今存者还有洪武时的《诸司职掌》和嘉靖时戴金所辑《皇明条法事类纂》等。  

  明人重当代史,对古史的研究亦有成绩。如张溥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论评,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冯琦和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等。

  地理学

  明代地理学著作与史学近似,前期多官修,后期多私修,方志的纂修在明后期也成为一种风尚。

  《寰宇通志》系景泰时陈循等奉敕纂,《大明一统志》系天顺时李贤等奉敕纂。这两部书勾画了明朝的疆域全貌,是今天保存下来的研究明前期地理形势的绝好资料。罗洪先《广舆图》是明朝的一部著名的地图集,是以元朝朱思本《舆地图》为底本,改编为明朝内容创制而成的,有十三布政司图、九边图和漕运图等。西洋传教士利玛窦也在北京绘制了若干中国地图,其中最著名的是《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一本世界地图,但把中国摆放在图中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采集史料丰富,重在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之迹,以及对各地形险要的叙述,考证翔实。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是方志资料汇编,书中保存了各地大量的经济风俗资料。他还著有《肇域志》,无刻,有抄本。

  明朝末年,南直隶江阴人徐弘祖周游全国,考察山川地形,编有《徐霞客游记》。书中极为详细地考察了云、贵、川、广等十余省的地理状况,还揭示了中国西南石灰岩地区溶蚀地貌的特征。他是世界上在溶蚀地貌方面进行考察的第一人。

  军事学

  明代的军事技术、装备和作战方法有较显著的变化,军事理论研究有较大的发展。洪武年间,各地卫所驻军已有百分之十装备火铳。永乐前期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火器部队神机营。明中期戚继光编练的水、步、骑、车、辎重等营,使用枪炮等火器的士兵已占编制总数的一半左右,车营平均每十二名士兵装备一门火炮,骑兵装配六十门虎蹲炮。明后期由于倭寇侵扰,北边警繁,欧洲殖民者的寻衅,促使一些学者提出经武练兵和充实边防海防的许多新观点、新措施。各具特色的军事著作纷纷问世,主要有最早提出御近海、固海岸、严城守的海防战略理论和绘测沿海地图、海防图的《筹海图编》;以练兵、教战、用器、布阵见长的名著《纪效新书》、《练兵纪实》、《阵记》;精于火药、火器研究的《兵录》;茅元仪辑的大型军事类书《武备志》,汇集了历代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用物资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实际上是一部资料丰富的军事学史。此外还有传播西方火器制造和使用技术的《神器谱》、《西法神机》、《火攻挈要》等。

  文献学

  明代编辑了大量的类书和丛书。其中类书《永乐大典》世界驰名,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包括目录凡例),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辑入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艺、农艺等图书七八千种,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

  随着民间刻书业的发展和封建地主知识分子的要求,江南地区刊刻丛书者很多,有关各代历史特别是明代历史的有《今献汇言》、《历代小史》、《纪录汇编》、《百陵学山》、《盐邑志林》、《国朝典故》等。这些书的问世,开清代丛书大盛之先,但是搜书求种类多而非全本,刻字亦多有讹误。

  科学技术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明代继续发展,农学、医药学、金属冶炼等方面都居世界领先地位。

  医药学

  代表明代医药学最高水平的是李时珍。他是生活在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最著名的医学家。其名著《本草纲目》是中国医药宝库的极为珍贵的科学遗产。他在此书中对前人鉴定过的一千五百五十八种药物重新作了精密的审查,更增添了新药三百七十四种,并对新增的药物加以科学分类,对它们的名称、形态、性质、功能和制作方法都做了详细的解释,且绘制成图。《本草纲目》具有初期植物形态分类学的内容,把中国药物学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

  农学

  明代的农学研究有长足发展,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集中总结了这些发展成果。他对天文、历算、水利、农桑、测量、物理都有所研究,著述丰富。《农政全书》保存了历代以来的农业科学资料,同时也反映了当代深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水平。书中还体现了徐光启对科学技术革新思想和当时经营地主的思想。他反对传统的“风土论”,强调“人力定能胜天”的说法,认为北方也可种稻,薄地也能植棉,关键在如何钻研选种和种植的技术。这些比较开明的思想,都是与江南地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历史条件相适应的。

  其他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编写的《天工开物》也是驰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此书除介绍一般的农业生产经验之外,更着重介绍了纺织、染色、制盐、造纸、烧瓷、冶铜、炼铁、炼钢、采煤、制糖、酿酒、制造军器火药等等生产技术,还附有许多画图。

  明代后期的科学著作还有潘季驯的《河防一览》、王征的《泰西奇器图说》、徐光启的《崇祯历书》以及他和西洋传教士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理》、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等,这些书在水利测量、天文历算、机械原理各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其中大部分受到西方科学知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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