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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自由与权利的肇始

类别:历史综述 发布人: dtmz 观看次数: 2868 次

第5篇

近现代自由与权利的肇始

——英国《自由大宪章》读后记

陈敏昭

 

[提要]

1、里程碑式的宪政文件;

2、《自由大宪章》之源;

3、《自由大宪章》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4、《自由大宪章》的意义

 

1、里程碑式的宪政文件

1215年在伦敦郊外那片古木参天、水草丰美的沼泽地行宫里,平时骄悍跋扈、不可一世的约翰王却没有心思欣赏美景,低下他那傲慢骄横的头颅,用颤抖的手签署了《自由大宪章》。签约的另一方是被国王屡次乱收税、滥加税所激怒的贵族、教会教士和自由民的代表。虽然此后曾经有过数次反复和斗争,但是,最终“国王在法律之下”、“没有任何权力能够高于法律”等成为英格兰治国理念和传统。《自由大宪章》虽然没有宪法之名,却有宪法之实,是开启英国宪政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也是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更有人称“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宪政之母,而英国宪政乃世界宪政之母”。这样说不无道理。确实,从《自由大宪章 》开始,无边无沿、神圣不可侵犯的国王权力和政府权力开始受到了法律的限制,专制权力退出的领域和空间成为人们自由与权利的新天地。《自由大宪章》对后世的影响是那样的深远,它不仅奠基了英国的自由传统,紧随其后的《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等与之一脉相承,还深深影响了欧洲大陆的人权思想,使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更加灿烂辉煌。

《自由大宪章》对北美新大陆上的影响则更加显著。作为一块待开发的处女地,《自由大宪章》所体现出来的人权思想在这片土地上具有了源发性。移民美洲的清教徒们正是大宪章的人权原则的拥护者和承载者。在殖民地时期,美国人民正是为了维护这些原则,进行了反对英国专制统治的斗争。殖民地人民认为他们与英国人所拥有的相同的权利,他们坚持应当被授予这些权利。最初美国人民掀起独立战争,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反对英国政府在美洲殖民地滥行征税。而根据英国大宪章的规定,非经“大会议”的同意,国王无权征税。北美殖民地人民根据这一条款,要求非经殖民地议会同意,英国国王无权在北美殖民地征税。美国当时的众多政治家或理论家,如杰斐逊、富兰克林、汉密尔顿、华盛顿等人,都对英国的宪政历史做了精深的研究。杰斐逊在他的《英属殖民地权利概观》中就根据英国的权利传统对北美人民所拥有的权利进行了发挥。而汉密尔顿更是对英国的宪政制度心仪已久。他们在为自己制定宪法的时候,也就深深打上了自由大宪章的烙印。最初的美国宪法文本未对人民的权利作出相应的规定,应广大美国人民的要求,宪法制定者把大宪章的原则和内容写进了美国宪法,制定了1791年美国权利法案,使这些原则得到部分的实现。在1791年美国权利法案中,吸收了英国大宪章和英国权利请愿书和权利法案的很多内容。例如“权利法案”第3条规定:“未经房主同意,士兵平时不得驻扎在任何民宅,除依法律规定的方式,战时也不得驻扎。”又如“权利法案”第4条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保证之外,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令。”即使到了后来,美国的法学家们在探索其宪法中所规定的基本权利的渊源时,也总是要将之追溯到英国大宪章,认为这是坚持了英国人体现在大宪章中的基本权利。 

《自由大宪章》对二十世纪人权的发展仍然产生着积极的影响。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虽然存在许多妥协容忍、模棱两可的地方,但是它的大多数条款仍然坚持了自由大宪章的原则。其中第9条宣布:“任何人不得任意逮捕、监禁和放逐任何人。”这与《自由大宪章》第39条显然是类似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7条第2款规定:“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被剥夺。”也是承继了《自由大宪章》第30条和31条的内容。《世界人权宣言》的第40条援引了英国大宪章的第40条内容:“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在《世界人权宣言》中还可以找出很多与《自由大宪章》所规定的内容的重合或相似之处。人权,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人最通用的语言和人的最普遍的价值。它所开创的人权原则和内容正在影响着并将继续影响着整个人类世界。

自由大宪章在英国生成而不是在其他地方,这与英国的政治社会环境有关。英国的封建政治是王权与贵族权、王权与基督教神权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既对抗又妥协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英国封建专制成为“有限王权”的封建制。这种封建专制,既与西欧的协商封建制不同,也与亚洲东方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绝对专制大不同。这种有限王权和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妥协成为自由与权利、宪政与法治成长的沃土。正是在集权与封建、自由与专制、法治与人治的抗衡与妥协中,才孕育出了一种以自由为动力、以分权为基础、以民主为形式、以法治为保障的新型社会政治形态

自由大宪章的发展历程揭示了缔造现代社会制度的三个基本原则:一是以自由保障自由。自由是人类秉性向善、向着正义与公正提升的最终动力源泉,自由缔造了民主、平等、分权、宪政与法治而不是相反,尤其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保证了人类的其他自由。如果哪个地方的公民失去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他们也必将失去其他一切自由和权利;二是以分权保障自由。分权是自由与权利发展的要求,在分权未确立的地方,既没有真实可靠的自由,也没有明确公开的公民权利(即使有冠冕堂皇的纸面的词句,也没有任何工具和力量能够保证它的可靠落实;任何权利在肆意挥舞的权杖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与宪政。这是因为,在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中不可能形成真正合乎民意的、由利害各方相互博弈、相互妥协的公法性契约;参与立法的人是由上级或者领导指定的,他只能奉命行事,他只能按领导的意图办事,即便他来自基层、来自民间,为了保住那个看似鸡肋的所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头衔,他也绝不肯替他所来自的基层说话;三是以法治保障自由。自由民主既不是“多数人的专政”,也不是“让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更不是“让民众直接当家作主”,或者所谓的“人民当家作主”,而是指“每一个人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治理自己”,即自治;宪政不是指“有宪法的人治”,而是指“法律是由社会各种势力或者其真正的代表相互博弈而形成的、法律至高无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工作人员既不是公仆也不是主人,他们只是执行法律的人”。那些高唱着华丽的“人民当家作主”的背后,却是那些号称“人民公仆”的肮脏的恬不知耻的家伙们在当家作主。(参阅陈敏昭《法治的德性》)

2、《自由大宪章》之源

英格兰的文明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大约在公元一世纪英格兰被庞大的罗马帝国所征服,但是罗马帝国的征服者没有独揽大权,而是与英格兰地方势力分享权力(仅仅是日常行政管理权力),缓解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矛盾。这个习惯保持了下来,这是最初的分权。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国家机制中出现了“贤人会议”,它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古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部落时期的民众大会演变而来,它的成员主要是高级教士和贵族。贤人会议由国王召集和主持,可以发布法令和契约,批准公共宗教活动并讨论若干事务,有时也受理各种诉讼案件,在特定时刻甚至可以罢黜不称职的国王,遴选出新的国王。从公元十世纪开始,贤人会议成为一个固定机构,成为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力量。1066年,威廉公爵“诺曼征服”后,英格兰有所倒退,王权政府有所加强。但是,威廉所建立的王权并未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在英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政治力量的一方完全将对抗一方压倒的局面。平衡、冲突、再平衡是其最显著的特点。威廉王朝国王与封臣贵族们的关系是以契约的形式确立的。国王有什么样的权利,封臣有什么样的义务,都有明确的认同。相应地,国王亦应当承担一定的义务,即承认贵族领主对土地及在土地上享有的权利,并以此换取他们的效忠。若一方违约,则另一方可以解除义务。这应该是比较早的社会契约。到了13世纪,英格兰贵族与国王之间终于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的起因是国王约翰由于失去了大陆的全部领地和利益,而经常向英格兰贵族加税。贵族们联合起来于1215年与国王开战,史称“收复失地战役”。 战役以约翰王的失败而告终,英格兰贵族迫使约翰在伦敦城外的沼泽地上签署了被后人视为英国自由传统的《自由大宪章》。 

然而,自由与权利的确立远非是颁布一个文件即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又经历了长时间的冲突和斗争之后才逐渐巩固下来。约翰王曾企图撕毁《自由大宪章》,只是因为他突然死去,才未能如愿。其后,约翰的儿子亨利三世在贵族们的一再要求下又三次公开颁布确认《自由大宪章》而被称作“英国的查士丁尼”(东罗马帝国皇帝,在他统治时期(公元六世纪)因组织编纂、颁布、实施《查士丁尼法典》而被载入史册,《查士丁尼法典》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法典,也是欧洲大部分国家法律发展的基础)。爱德华三世也对《自由大宪章》进行了三次确认。这样的确认前后总共约三十余次。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家们发现,要想成功地维护权利和自由并与王权相抗衡,这就需要有更多的力量的参与,从而使宪政与法治进一步向前发展。1225年,当再次颁布《自由大宪章》时,在国王的确认书中,它被描述为承认“人民和大众”与贵族享有同等的自由权。1354年,爱德华三世时又将第39条对人身权利的规定从自由民扩展到了“任何人,无论其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如何”。这样,《自由大宪章》所保护的阶层和利益范围不断扩大,自由传统也不断强化。不仅如此,《自由大宪章》还为普通法所确认,具备了司法和审查立法的效力。1297年,爱德华一世在确认书中命令所有的法官、郡长、市长和其他大臣,以及凡是执掌王国法律的人,在处理所有诉讼中,要将《自由大宪章》当作普通法来对待。任何审判若与《自由大宪章》相矛盾,都将无效。1368年,爱德华三世进一步宣示:“任何成文法规的通过,如与《自由大宪章》相悖,则必然是无效的。”

《自由大宪章》第61条所确认的二十五人贵族会议,到亨利三世时,演变成了两个重要的法律文件:这便是1258年10月的《牛津条例》和1259年10月的《威斯敏斯特条例》。这两个文件确认了一个革命性的步骤,即为夺去国王手中的权力而把它移交给选举产生的贵族会议。这对英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贵族与国王的冲突的另一个重大成果——议会产生了。《牛津条例》规定:每年应召开三次议事会即议会,审查国务并考虑国家的共同需要及国王的需要。24名贵族中,12名由国王指定,另12名由公共选举产生。随着实践的推移和不断的冲突和斗争,议会的组成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原来全部由贵族担任的议员中逐渐加入了新兴社会阶层(各郡骑士和市镇居民)。议会也逐渐由一个单纯的议政咨询机构,转变成为拥有立法权——发布各项法令、法规,司法权和财政权——批准国王征税的机关。王权在法律之下,与国王抗衡又增添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这里,国王不仅要面对原来的贵族们,还有不断壮大起来的其他阶层和组织起来的民众。

3、《自由大宪章》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自由大宪章》包括一个序言和63个条文,其主要内容是:教会根据宪章享有的自由和权利不受干扰和侵犯(第1条);贵族与领主死后,其继承人按照旧有数额或领地旧有习惯交纳继承税后即可享有遗产(第2条);在国王被俘赎身、国王长子受封骑士、长女出嫁时所征收的辅助金应适当,除此三项外,未经全国公意许可,不得征收其他辅助金与免役捐(第12、14条);应承认伦敦及其他城市拥有自由和习惯之权利(第13条);不得强迫骑士或其他自由保有土地的人服额外之役(第16条);除国王自己的领地庄园外,一切郡、市镇、区均按旧章征收赋税,不得有任何增加(第25条);国王之官吏除依照自由人意志外不得擅取自由人之谷物、车马、木材等动产(第28、30、31条);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逮捕、监禁、流放、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第39条);由二十五名贵族组成一个委员会,监督大宪章的执行,国王如有违反,可采取包括剥夺其土地和财产在内的一切手段予以制裁(第61条);等等。

《自由大宪章》的条文彰显了以下特点:(1)它最关注的是公民人身保障和财产保障,这是它的核心。《自由大宪章》中有21条论述到财产权。自此之后,无论是《权利请愿书》还是《权利法案》都未忽略这一点,其目的就是排除国王对于私人财产权的可能的侵害。“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谚语体现了财产权首先应该使不受政治权力侵犯的权利“普遍的、平等的、个人化的财产权与专横的政治权力是完全对立的。承认每个人的财产权就意味着统治者的权力要从根本上受到节制”( 刘军宁语)。因为财产权是个人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它既是个人的主要内容,又为其他个人自由的提供保护,使它们成为可能。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思想为新兴社会力量所继承,并在此基础上树立了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2)规定财产权的方式是消极的,其句式为“不得为……,除非……”。权利的规定非以宣示的积极方式,而是以排除其侵害的消极的方式,这已经反映了英国人在思想、意志和行为方式上具有的消极自由的特征。所谓消极自由,即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所说的“无论这个不准干涉的范围,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划定的,无论它是根据自然法、或自然权利、或功利原则、或某种康德所谓的无上命令、或社会契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或是人类用来厘清并支持他们的信念的其他任何概念来订定的,在这种意义之下,自由都是‘免于……的自由’;也就是:在变动不居的、但永远可以辨认出来的界限以内,不受任何干扰。”这种消极的、实在的自由和权利确认方式,值得我们中国人乃至所有的亚洲人学习和借鉴。 

(3)《自由大宪章》主要是针对王权作出的,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专制权力的不信任。其第一条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朕与嗣君当以诚意永久遵守本宪章,并颁赐一切增加之自由权于全国之自由民,俾世世得守之”。可见,国王是遵守《自由大宪章》的第一主体。 

(4)《自由大宪章》中多次提及的这些自由、权利皆为根据英国旧有的习惯与传统提出的,是根据某种权利义务的既成事实。臣民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国王及其政府尊重他们已经享有的东西,尊重那些确认此种享有的法律与习惯。国王及其政府所要做的,只不过是不要篡古逾制,侵夺臣民的既得利益。

(5)《自由大宪章》的原始形式就不是一种制定法而是一种契约。这从它的订立过程就可以看出,是国王与贵族的约定。贵族们在纸上写下他们的要求,然后迫使国王同意。尽管国王的意志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制,但毕竟遵从了封建时代的国王与贵族们的解决问题的一贯方式。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欧洲,社会契约论有着悠久的历史。

4、《自由大宪章》的意义

《自由大宪章》第一次以法律文本的方式规定了人权,开始了最早的人权实践。权利与人权的区别在于,人权有着与专制权力相对应的内涵,换言之,权利只有在获得与专制权力相对应的地位时,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权。正如徐显明在《制度化人权研究》中所讲:“人权的初始意义是与把人的思想禁锢起来的独权以及把人束缚起来的政权相对而言的”。所以,权利的历史,我们可以将其追溯到人类的远古,但人权只是到了近代才出现。严格说来,《自由大宪章》规定的并非人权。因为,《自由大宪章》中规定的权利的主体不符合人权概念对主体的界定。仅仅指狭义的自由民而非所有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自由大宪章》规定的是人权?这是因为在有所希冀的后人的眼里,它就是人权。时间的厚度总是能够加强一个事物的合法性。英格兰贵族在与王权的对抗冲突中挖掘出了权利的价值,并将其书写于文本。于是,权利开始有了独立的载体,而不再像以前以习惯的形式存在。习惯权利这种由历史形成和传承下来的权利,依赖于人们的记忆和言传身教,因而具有不稳定性、不安全性。权利一旦法定化,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便摆脱了这种困境,并且可以为更多的人熟知,产生更大的效用。从《自由大宪章》的文字中,财产权、人身权以及抵抗权均得以明确表露,社会生活固定化了。 

《自由大宪章》不但宣告了“国王在法律之下”、法律开始成为约束王权的武器,而且宣示了人们亦有反抗权:法律不仅针对臣民,而且也应束缚君主,不遵守法律的君主将不享有他对臣民的权利,人民有权利联合起来反对他,直至剥夺他的权力。正如索耳兹伯里·约翰所说:“对败坏法律者要用法律的武器去对付他。而法律本来是应当管束统治者自己的。”

严格地讲,《自由大宪章》是近千年前中世纪社会一个封建性的文件,它所保障的权利主体是主教、贵族以及自由民等号称“自由人”的那些人,而这些“自由人”的数量只占当时总人口的14%。尽管如此,随着大多数人的解放与觉醒,人们自觉地把《自由大宪章》作为自己捍卫自由与权利的武器,也不再单纯地把封建王权作为斗争的对象,而是扩展到所有的专制政体和所以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及个人。

今天,在中国回归人性、崇尚自由与权利和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更应该秉承和发扬这一传统,让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来自欧洲的自由主义人文精神相结合,开启中国人权保护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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