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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制与集权的历史传承

类别:上古夏商周 发布人: dtmz 观看次数: 3705 次

第2篇

中国专制与集权的历史传承

陈敏昭

 

    [提要]

1、专制与集权的根源与一脉相传;

2、专制的文化基因;

3、奴隶主义是专制主义的基石;

4、农民起义与专制政治;

5、民众的专制主义意识成为专制主义体制得以代代相因的基础。

 

1专制与集权的根源与一脉相传

专制,是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在官位和权力的终身制以及官位和权力的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少数几个人的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为一体,集中党权、政权、军权、财权、人事权为一伍,在每个权力层面上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

集权,是相对于分权而言的,其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纵向上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二是在横向上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不分,全部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或者某个组织。

东方现代的集权专制主义源于中国古代传承了数千年的君主集权制。而君主集权制的经济根源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模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新兴起的掌握权力者也需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其土地所有制度。这种分散的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从社会根源上讲,是为了巩固、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秦王朝吸取周天子在诸侯割据局面下无能力的教训,在统一全国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从思想根源上讲是形法内儒,即以法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家、阴阳家、兵家等,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理论基础。

自从秦朝确立了皇权至高无上的皇帝制、中央实行三公九卿的官制、地方推行郡县制后,它既包括皇帝对中央百官的控制,又包括对地方及各级官吏及百姓的控制,从而把专制主义的决策方式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正式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对战国前的分封制来说是一大进步;对于巩固国家统一、维护专权统治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汉建立后,实行郡国并行制,导致了王国问题的出现,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面临严峻的挑战。为解决王国问题,汉景帝在削藩的基础上,平定七国之乱,收回王国官吏任免权。汉武帝时,又颁布了推恩令及其他举措,解除了诸侯王国的威胁。武帝又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于找到了一种最适合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所需要的理论基础。从此,专制政体基本定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得以巩固。

历史发展到隋唐,短命的隋朝和盛极一时的唐朝又采取二个措施进一步完善了专制集权机制:一是在中央推行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相当于宰相,相互牵制和制约,避免宰相的专权,又一定程度上牵制君主专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二是实行科举制,使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参加到政权中来,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

北宋年间,依靠阴谋诡计黄袍加身的赵匡胤采取“杯酒释兵权”的方法将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收归中央,防止了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但也造成了不良后果,使北宋形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庞大的军队,导致了后来严重的社会危机。

蒙古人在中原建立的元朝,实现了全国性的大统一。在一些儒生的帮助下进一步发展了专制集权机制:一是在中央设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保证了中央统一政令的实行;二是在地方设立“行省”实行行省制度。这两个措施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明朝建立后,为处理君臣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中央废丞相,权分六部,使秦朝以来的宰相制度走到了尽头;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地方势力进一步削弱。明朝还遍设厂卫特务组织,实行八股取士,这是专制主义加强的突出表现。清朝沿用明制,后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辛亥革命的胜利,正当国人举国欢庆,庆幸我们终于推翻了封建集权专制的时候,却迎来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另一种更加反动透顶的、变本加厉的国民党一党专制!然而,专制历史并没有到此为止,国民党专制只是20世纪中国专制的一个驿站。为抗击日寇侵略和反对国民党专制,多少热血青年再次抛头颅,洒热血,希望能够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真正建立民主的、共和的、能够让大多数人享有的社会机制。然而,仍然是事与愿违,中国人再次迎来了比国民党一党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号称“人民民主专政”的、以权力为本位的专制体制!在科学与民主已经发展到日新月异的现代,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中国人的悲哀。

2、专制的文化基因

中国专制体制的不间断传承,除了社会结构,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文化基因。中国的文化基因就是专制主义,从制度框架到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它既扼制本民族的人身与思想自由,也排斥外来的进步文化,以独霸的一元文化形态主导中国历史。虽然历史已经走进21世纪,但是,专制主义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

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专制集权国家起便进入了以反人性为主旋律的一元论时代,这是人性遭受扭曲的漫长时代。尽管1911年辛亥革命革除帝制,创建民国,但专制主义与集权体制却在新的名义下延续了下来。“民国”只是时装而已。因此,中国自秦以来的两千余年是以皇权为载体的专制集权主义时代,其主流、独霸的文化价值是专制集权主义,形成了反人性的一元文化传统,沉淀为主导民族的文化基因。

百代多行秦政制。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为历代皇朝所传承。“秦政制”是双层次专制主义的全能国家体制:皇帝对于统治阶层的专制主义;统治阶层对于人民的专制主义。帝王掌控大臣与地方重臣的生、杀、富、贫、贵、贱等“六柄”之权。中央牢牢控制地方,地方完全听命中央,服从帝王旨意。如唐代柳宗元所言,“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总之,郡县制使地方之权集中于中央,中央之权受控于帝王。

儒法合流,使专制主义进一步完备。秦政苛暴,十五年便亡,说明仅有严刑峻法与帝王的一套权术,还不能使统治维持久远。汉兴,统治者认识到秦始皇所笃信的“仁义惠爱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这一法家理念的局限性,开始调整统治策略和控制社会的方式,尊儒崇孔,以儒家伦理对冷酷、暴虐的专制主义进行包装、缘饰,使专制主义由赤裸裸的霸权之术演化为驯服人性的准宗教,诱使民众心悦诚服地做帝王的子民、顺民。儒学改造为儒教之后,其要义大概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神化君王,其至高、至尊的地位披上“天”的外衣,成为民众顶礼膜拜的偶像;第二,以忠孝伦理构建以君王为核心的社会秩序,这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由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以此为指导,君、臣、民各自的权力与义务是:“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其事上者也。”民若不能“以事其上,则诛”(韩愈《原道》)。可见,儒学融入法家创立的专制主义之后,提升了皇权的神圣性与合理性,它使“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使严酷、血腥的专制主义罩上了一层“忠孝”、“仁义”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从此,专制主义有了制度框架(郡县制),有了统治权术(方法),还具备了意识形态。儒表法里,阳儒阴法,“王霸道杂”,是中国专制主义简明、确切的概括,是两千多年来历代统治者的法统与道统。

3、奴隶主义是专制主义的基石

没有奴隶主义,专制主义就不能成立,两者相辅相成。中国的黎民百姓被称为“子民”,意味着皇帝是“老子”,百姓是“儿子”。皇帝的威严与至尊以大臣的谄媚与百姓的卑微相映衬。对皇上的忠诚,是朝廷的最高原则。你可以平庸无为,你可以坑害百姓,甚至渎职、贪污,只要你对皇上忠贞不二,你就平安无事,你就可以继续升官发财。在专制皇权的超强控制下,做奴隶成了百姓唯一的选择。鲁迅认为,对老百姓而言,中国历史只有“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前者是皇权相对稳定的时期,后者是皇权遭到破坏的乱世时期。在这样的社会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只能远离尘世,隐居山林。普天之士则纷纷“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这就是在专制权力格局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人生状态。这样的社会,文明哪怕生长一寸,也几乎没有希望;有的只是治乱循环,专制再生。

4、农民起义与专制政治

在古代中国,农民起义频繁地发生,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使社会动荡、人口减少,经济倒退,这种周期性的循环并没有为中国社会提供一种更为合理、合乎人道的政治经济体制,它虽迫使新生政治势力对生产关系做出部分调整,但不久以后体制的弊端再一次暴露,人民的苦难也便再一次进入循环。从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到张角的“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从李闯王的“均田免粮”到洪秀全的“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支支充满反叛精神的义旗插上了古堡的城头。然而,正如梁山水泊忠义堂外“替天行道”的大旗开始飘扬,忠义堂内的天星地罡也排名坐次等级森严一样,起义军城头的旗帜刚刚插定,城中的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早已布置完毕。金字塔的等级体制之中,只是塔的上层换了一班人马,而金字塔本身,丝毫没有损伤。秦汉以降,中国的社会结构(金字塔)就处于极为稳定的状态,儒家思想、君主专制与小农经济构成稳固的文化-政治-经济体制,三者血肉相连,形成一个坚硬的板块,永远无法自我更新、突破。农民起义往往是一个旧王朝的终结点,同时也是一个新王朝的起始点。农民起义悲剧的根源在于一种他们自身所无法突破的体制,即在儒家思想、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这一牢不可破的体制中,作为小农经济的经营者与儒家思想的信徒,他们无法认识到专制政治正是其苦难的根源,更无法突破这一体制。农民起义是专制政治制度造成的一大悲剧,在整个中国古代文明模式中,利益受到剥夺、思想受到控制的始终是农民阶级,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为历史留下一场可歌可泣的故事,为农民的苦难生活涂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有元曲悲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百姓之苦,苦于体制而非苦于王朝,而同时,百姓本身却正是这种体制的构成基础!他们所希望的拥有土地,实现原始的平等,也仅仅是希望权力不要过多地干预生产,让他们太平地过小农生活而已。农民起义的目的,便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维护那样的制度。“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心理,使农民军一夺得政权,立即因习前朝体制。就如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中所说:“如果从历史评价角度来看,农民起义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其意义又是负面胜于正面。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动荡中轮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明模式里,农民斗争之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统治得以维护的一种手段。”

5、民众的专制主义意识成为专制主义体制得以代代相因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只有“集体”,没有“个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思想中,人纯粹是作为“君、臣、父、子”的角色而存在,而没有真实的“我”!衍至后来的礼教,更充斥着“三从四德”的义务信条。人们从来就不曾以社会主体的角色,以主人的意识看待个人同国家、社会的关系。不论是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还是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都体现了一种权力利益欲的冲动,而非自主意识。人们所希望的是仁君、救世主的出现,一劳永逸地解决平等问题,使他们的灵魂得以长久地寄系在巴掌见方的一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有衣有食,安居乐业。也就是说,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同于专制政治,渴求继续小农经济的劳动方式。缺乏独立精神与主体意识,消极地对待政治使人们满足于小农经济而无法从苦难中觉醒。这一方面后果是放任着统治者随心所欲地剥夺无权者的一切权利,甚至包括生存权,横征暴敛由之而生,穷兵黩武由之而起,直到苦难的积聚业已超出社会的承受程度而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形式做一次总爆发。纵观每一场农民起义的发生背景,无不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中国农民的忍耐力是世界史的一个奇迹,其他国家的农民起义,大部分是为自由而战,中国则是为饭碗而战。缺乏独立意识与人民消极对待政治的另一方面后果是使农民起义胜利以后,农民领袖立即脱下布衣换上龙袍,继承前朝君王的权力继续实行专制统治。往往开朝之初会有一段时间与民休息,实行怀柔政策,使天下相对太平,而在太平之中体制带来的另一轮苦难又在悄悄地形成。

专制集权主义政治的最大特征是对生命的漠视,为了达到某一个人或某一小撮人的利益不惜借用权力剥夺广大人民的利益,甚至残害生灵。“人民”在专制主义统治者眼中不是生命,而仅仅是一堆数字。专制主义最大的罪恶,就在于剥夺人的自由,扼杀人们的自主意识,扼杀思想,扼杀文明的创新,使全国百姓匍匐在权威的脚下,永远为奴为婢,贪污腐败、横征暴敛、穷兵黩武是专制主义的痼疾,这些都是对人民利益无情的剥夺。在古代社会人民的苦难主要由专制主义体制所造成,最大的社会矛盾是人民与专制主义体制的矛盾。但在文化思想、社会文化的束缚下,人民不仅把小农经济视为最理想的经济生活状态,而且进而对专制主义体制由衷地认同--这就是农民起义的悲剧所在。由此,每一次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的直接矛头都不是指向权力本身,而仅仅是某个王朝甚至是某个权力者。因而起义的成功带来的便自然不可能是矛盾的消解,而只是王朝、统治者的更替。农民起义表面上有破坏性,但实际上它并没有损专制政治体制。相反,它总是在专制主义政治与人民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时候爆发,又继续专制主义统治。可以说,农民起义成为了专制主义政治的一种调节机制,从另一个角度维护着专制主义的政治秩序。农民起义构成了中国专制主义体制的生存、延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专制政治延续至今,已经成为中国的“恶性肿瘤”,如何从根本上摧毁它并使古老中国获得新生呢?没有它途,只有权力的分化与制衡。关于这一点,超出了本文意图,我将另文讨论。

 

2010年8月7日星期六,三门峡上阳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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