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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中国远古史(三)

类别:历史综述 发布人: JATX 观看次数: 2539 次

5 中国的远古文明

前面,我们说了很多,主要是探讨重构中国远古历史的方法,并力图在人类总体命运的高度上观察中国文明。当方法思考清楚后,面对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解释的方向也就明晰了。在这里,我们没有条件系统地叙述中国远古史,所能做的,只是提出我们所设想的一种理想状态的中国远古史文本的一些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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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的起点就是中国历史的起点。

在人类之前的历史是其它物种的历史,不能是人类的历史,更不能是一个国家的历史。

按照这个标准,在中国发掘的猿人、智人的化石和遗址,从元谋猿人到山顶洞人,都还算不上真正的人类,只是类人猿的历史。在人类出现之前,曾经存在过多个这样的物种,他们的体质形态有的接近猿人,有的接近人类,会制造粗糙的打制石器,会用火,这些物种甚至与人类可能同时并存过,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灭绝了,今天的人类并非这些物种在遗传过程中进化而来的,就如山顶洞人不是北京猿人进化而来的一样。中国人的历史,是从新石器时代的人开始的,距今也就一万年左右。

中国是独立起源的,那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出现了很多独立的人类聚落,这些人不是从外地迁徙来的,而是土生土长的。

2

为什么我们要说中国历史的起始时间与人类历史的起始时间相同?这是由“中国”这个概念的独特内含所决定的。

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将中国解释为“中央之国”,即地理位置上的中心这么一种概念,反映的是一种地理空间上的中心意识。

近读古文字学家、四川大学教授黄奇逸先生对“中国”概念的解释,忽有豁然开朗之感。黄教授指出“中国”不是空间地理中心的意思,而是“文明之邦”、“宗教强大之邦的意思”。按这种理解:中国,就是拥有先进文明的国家(黄教授的文章言简意赅、论证有力,本刊已全文转载,故此处对其见解不做细致介绍)。

这种理解正确地说明了“中国”的起源和性质,有广泛和深远的意义。它不仅说清楚了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也说清楚了中国文明的根本性质。

3

当人类刚一诞生时,在现今中国疆域内以及周边地区,出现了很多人类的小群体聚落,一般可以称之部落(事实上这些部落的性质与国家一样),这些部落间通过战争和融合,不断扩大成为大的国家,在战争中获胜的那个部落成为新的大的国家里的领导阶级。这个过程持续了数千年,中国历史传说中的黄帝与周边部落的战争只是无数战争集中起来的一个概括的说法,无数考古发掘也证明了部落间战争的残酷,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发现了殉人的存在(花厅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①砍下人头做饮器的习惯在后岗文化二期(距今4000多年)也有出现,到了商王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②。考古学上的证据能明显地反映出国家规模由小向大发展的趋势。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仰韶文化(距今约6000年)发掘的只是村寨规模遗地,到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年)时,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遗址,人类的聚居群落规模扩大了近百倍。哪些部落能成为战争中的胜利者呢?是创造和掌握了先进文明的部落!而为什么被征服部落会放弃战争中被屠杀的仇恨、在文化上与征服者融为一体、形成新的更大的国家呢?就是因为他们认同了这种新的先进的文明理念,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与原来的征服者一起,融和成新的更大规模的政治实体。从黄帝到大禹的传说和从河姆渡文化遗址到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一同证明了这个过程的真实性。

事实上,中国作为国家的名称,是1911年民国成立时的事情,也只有在此之后,“中国”这个概念才与现代国家固定的疆域联系在一起,才具有空间地理的含义。在此之前,中国只是一个文化上的政治实体概念,在没有朝代世系的远古时代,就伴随着先民的诞生而出现,一直延续至今。各朝各代虽各有不同的国号,如秦、汉、唐、宋、元、明、清,但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也就是自己是创造和拥有先进文明的政治实体。疆域则是一个变动的概念,只要认同中国这个文明理念的人群,其所在的地方,即是中国的范围。

前文讲过,国家只不过是人类的一种分群方式。人们依据不同的理念,形成不同范围的人群,组成不同规模的国家。那为什么这一群人在这一块地方组成这个国家,而另一群人在另一个地方组成另一个国家呢?就是因为他们认同的理念有所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称国家是“绝对理念”的外化。构成中国这个国家的绝对理念就是“先进的文明”,没有先进的文明,就没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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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何谓先进的文明?

所谓先进的文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在一个可以互相进行军事政治接触的范围内,分布着一批大小不等的国家(部落);在这些国家中,那个有能力创造出最新、最强大的物质力量,有能力征服周边国家(部落),有能力让新的被征服者与自己融为一体、和谐相处的国家,他们的精神状态就是先进文明。在近万年的历史过程中,先后有无数的这样的国家崛起,构成中国这一“绝对理念”不断外化的内在动力。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其实就是这样一些先进文明的象征,后来的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历朝历代,也是这样的过程。我们不能仅从物质文明一个维度来理解文明的先进性,而是更多地要以那个新兴群体(部落、民族或国家)是否有逢勃向上的精神创造力为判断标准。在商周时期,按当时的标准,周只是一个番邦小国,他们在物质文明上并不如商朝先进和强大,考古学发现表明,当商人以大号的青铜器列鼎而食时,周人只能用小号的青铜器战战兢兢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周最终能灭商,就是因为他们有更加强劲的奋斗精神和更旺盛的战斗意志,创造出更能团结人的新制度。同样的道理,蒙古人能灭宋,满人能灭明,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崭新的创造力和强大的征服力。传统文献中,均从物质发展水平的角度,将蒙古人、满人视为野蛮落后的番邦夷狄,将他们灭宋、灭明的行为解释为是野蛮民族对先进民族的征服,这种观念事实上背离了文明最本质的东西。文明的本质不是死守着先祖创立下的城郭宫室、亭台楼阁、金银财宝,而是那种意气风发、征战四方的扩张精神,从这个角度看,蒙古人、满人不是什么野蛮落后的民族,而是代表着先进文明的新兴民族,而宋人、明人都是颓废堕落的落后民族,正是蒙古人、满人这些新兴力量的不断进入,以他们逢勃向上的生命力结合宋人、明人已有的物质成就,才一遍又一遍地刷新了中国的精神面貌,使之始终保持着自己最本质的精神理念——先进的文明。

遗憾的是我们现有的古代历史教科书并没有以文明的先进性这个核心理念来构建知识体系。比如在考古学中,我们还看不到对于各种相同时期聚落间文明水平的比较研究,还看不到对于创造了城邦文明的人群与尚生存于村落中的人群的对比及互动关系的研究,就是在文字已经出现,对于商灭夏、周灭商直到清灭明的过程,也都缺少以文明先进性为核心的研究,这是我们未来的历史教科书应给予充分重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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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是个独立的文明,是地理条件造就了这种文明的独立性。“中国”这个概念的范围已经笼罩了以当时的交通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西抵帕米尔高原,南到喜马拉雅山,东边越过日本列岛,东南远及东南亚诸岛,无不笼罩在这一文化理念之下,现代学者广泛认同的“大中华文化圈”,事实上就是古代中国这个政治实体的实际范围,这已经达到了当时技术能力的极限。在这个范围之内,中国文明自洽地生长着,形成与世界上其它地区,如欧洲、美洲、非洲等截然不同的特征。

由于中国文明的这种独立性,我们就应形成与之对应的现代历史解释。因此,我们就再也不能套用西欧和北美文明发展的历史解释模式。我们从来没有过他们那样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有的一切东西都是在“中国”这个文化范围内出现的自己独特性的东西。对于这一点,现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做得非常不够,因为他们一旦脱离了源自西方的理论概念,就不会描述自己的远古史和上古史,甚至不会描述中国的近现代史,这是亟待努力改正的地方。

在未来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一定要具体说明中国古代文明的性质,一定要全面深入地说明,为什么商人比夏人、周人比商人、蒙古人比宋人、满人比明人在那个历史转折点上具有文明先进性,这种历史才是符合中国文明性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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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行的历史知识体系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缺乏世界意识。中国古代有其“天下”意识,但那时的天下,也不过是上文所说的当时人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对此范围之外的世界,如欧洲美洲等地,所知甚少,甚至没纳入自己“天下”的范围。近代以后不同了,西方新崛起的先进文明漂洋过海打过来了,迫使中国人刷新其“天下”概念的范围,重新站在整个地球的角度上看待文明。在这种视野之下,中国已经丧失了其文明先进性,而正是为了重新获得先进的文明,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发起一次次革命和现代化试验,一步步尝试重新掌握先进文明的可能性。

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重编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比如,在介绍中国的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时,我就非常希望能看到对欧洲、美洲、非洲相同时期的聚落遗址的介绍;在介绍中国陶器、青铜器时,我也非常希望看到对相同时期外国陶器、青铜器的介绍;在介绍中国远古聚落葬俗时,我也非常想看到对其它国家远古聚落葬俗的介绍。可很遗憾,现在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研究。都二十一世纪了,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以一种世界史的眼光来对照中国远古文明,只有那样,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命运。

6 重构中国远古史的意义

1

我们先得强调,历史并不能决定未来,就像聪明的父母不一定能生出聪明的儿女一样。一切历史对未来有强大约束力的“规律”的说法都是不切实际的。人们拥有怎样的未来,完全取决于现在的工作态度,只有努力去争取才能有美好的未来,否则,再荣耀的祖先业绩也是白搭。

2

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研究历史?

确实有一少部分人,只是出于个人兴趣去研究历史,大多数人研究历史,尤其是任何一种成建制的研究历史的团队(如接受国家预算拨款的学校、研究所)只是为了增加在现实中动员群众的说服力而研究历史,这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利用人类对以往经验的迷信心理,寻找历史存在过的光荣,以唤起现实人们的斗争勇气和信心。

历史学,作为一种描述事实的实证科学时,确实只遵守真实性这唯一的原则;其最大价值在于对人类总体命运的理解和认识,以唤起人类在“类”这一层次上的理性和自觉。

作为现实中的一种精神现象,历史学是为某种未来理想助推的工具,这时的历史学家只是撷取对于实现自己理想有用的那种历史资源,为此,常不惜断章取义,甚至歪曲事实。

没有办法,这也是由人类的小群体特性所决定的,没有一个人类的小群体(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代表全人类的利益,人类这个类的属性和利益,是在小群体的冲突中实现的,因此,每个小群体都会主观地构建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历史学。

3

对于中国远古历史的重新反思,使我们意识到文明的先进性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灵魂,没有先进的文明,就没有中国,全部中国历史证明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这个道理逼着现代中国人,必须学会在现在的世界,创造出新的先进文明,否则,就真是国将不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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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这片地域上,一个又一个新生的群体,不断通过斗争,淘汰腐朽的力量,延续先进文明,这些新兴力量崛起并进入,是中国这一政治实体在其文明先进性这一本质上得以延续到今天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在未来,我们依然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一切,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这种核心理念会被摧毁,放眼世界任何一个地域或时代,先进的文明这一核心理念永远不会被摧毁,只要这个理念不被摧毁,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就不会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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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再强调一遍的是,历史学不是一种能自发做功的现实力量,它只是现实的人们为自己行为合理性寻找的理由和借口。历史学反映出的是人们对待现实的态度,换句话说,从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能更准确地看出他们对待现实和未来的态度。历史中什么都有,有英雄、有软蛋;崇拜历史英雄的人们,意味着怀有创造英雄业绩的现实梦想;而从历史中那些软蛋的命运中寻找共鸣和慰藉的人,意味着在现实中就是个软蛋,想为自己的苟活寻找更多的借口。我们的历史学应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历史学,因为我们渴望拥有和祖先一样光荣的梦想。Ω

深度阅读推荐

1、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为总主编的十卷本的《中国通史》的第二卷,所述为中国远古时期的历史,本卷的主编为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执笔者除苏先生外,还有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张忠培先生。大家手笔,自然不同寻常,全书严谨细密,对当时已经发掘的中国各史前文明,有专业细致且晓畅易懂的叙述,虽然在主要的理论观念上受旧理论的影响较多,但总的来说客观地说明了情况,既便您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书中也留出了解释讨论的空间,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2、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

本书是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后,由该项目主持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丛书中的第一本,讲述的是中国远古时期的历史,本书的长处是吸收了1990年以后考古学新发现的成果,有比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第二卷更新的史料,不足之处是结构较为散乱,叙述问题不够深入,是十二位作者分别写成的,整体性不强,在理论上也没有根本性的突破。

3、李法军编著《生物人类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

这是笔者所见国内体质古人类学的第一本专著,介绍了体质古人类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是了解古人类学必读的基础教材。书名为《生物人类学》,意即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人类,但从学科完整性的角度上看,本书缺少对现代人类学的介绍。

4、(德)罗曼?赫尔佐克著、赵蓉恒译《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本书作者是联邦德国著名的政治学家,1994年曾被选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他是位教授,也是政治家,所写的书既有渊博的学识,也有政治家的透彻和睿智,没有一般学者的学究气,他对国家政治体制性质的理解不拘泥于具体的形式,而是直击人统治人这个实质。全书文风通俗流畅,译笔也十分精到,是本好书。当然,他对中国历史的知识过于浮泛且不无误解之处,这是中国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由此推测,对古代欧洲之外的国家历史,他也有隔膜之处。不过,我们读他的书,主要是借鉴其对国家制度本质的深刻看法,至于史学的深度,就不能勉为其难了。

5、(英)德斯蒙德?莫里斯著、刘文荣译《人类动物园》,文汇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

本书为罕见的大师级作品,作者是英国著名的动物学家和人类行为学家,全书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完全以观察动物行为的客观立场来观察人类,超越了认识论和价值观的干扰,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客观的人类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他的另一本影响更为广泛的作品《裸猿》,从个体行为的角度,解读了人类行为的心理特性。莫里斯博士的作品是畅销书,《裸猿》在全球的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是不可多得的科学性与可读性俱佳的作品,但奇怪的是,国内社会学和政治学界似乎对他的研究方法视而不见,仍喋喋不休地沉浸在卢梭式的主观臆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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