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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解读之痛(一)

类别:上古夏商周 发布人: JATX 观看次数: 3597 次
 甲骨文解读之痛

——对甲骨学研究的重新审视与希望

/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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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殷墟甲骨片

文字,是文明的表征,甚至是枢纽。它记录历史,也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中国人对“甲骨文”这个词并不陌生,但给甲骨文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却不容易。

甲骨文到底是什么?

商代的文字?一种古文字?一种上古文字?一种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全部认识的上古文字?

卜辞?占卜的记录?对祭祀的卜录?依赖神意做决策的工具?

古代的书法?一种以刀代笔的古代书法?比两周铭文更早的书体?

《辞海》在“甲骨文”条目下的解释是:

商周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这些文字都是商王朝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

的记事文字。

第一句话问题不大,但是第二句话却有很大的问题,一是“都是”这两个字的强调,二是确认了甲骨文的

功能是“占卜”。

占卜是指根据人工干预所形成的现象来预测凶吉祸福的自古至今都普遍存在着的人类活动。神并不存在,绝大部分的人在绝大部分的时候是这么认识的。人类存在占卜活动,是因为对不可知不可控的未来的严重关切。比如女人在选择哪一个未婚夫更好时、官员们想知道投靠谁才能继续升官时、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就往往会去寻求神(天意)的帮助,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扔硬币。满足人类这种关切未来的需要,提供产品

和服务的,就是被认为能够沟通神意的人——巫。

巫,是人与神的中介,既然神并不存在,巫能做什么呢?他比常人更清楚,神是不存在的,所以他要用种种复杂手段掩盖神不存在的事实,创造出神通过他发表意见的种种迹象。巫,无需对后果负责,因为他总是对的,预测对了,是“本事”;预测错了,是除了他之外的其他参与者的“心不诚”,某些行为构成了对神的亵渎或者影响了神的判断。

在普通人的知识体系中,往往认为远古的人更容易迷信,因为古人驾驭自然的能力有限,所以把占卜当作重要的决策手段,同时作为一种心理上的抚慰。有人甚至认为一个政权掌握者,一个领袖都会去以占卜作为行事的手段。这样,商朝的人,甚至朝廷的主宰——商王(帝),也是必须占卜的。

于是,龟卜就成立了——在龟甲背面打洞,然后烧灼它,就会在龟甲上出现裂纹,根据裂纹的不同现象,得出结论,将所卜问的事情和结论刻在裂纹的旁边,就是“卜辞”,甲骨文就是这些“卜辞”。

依据当然是很多的,比如那些龟板上的钻凿烧灼的痕迹,比如那些裂纹以及出现在裂纹附近的文字,再结合一些古代文献,诸如《周礼》、《左传》、《史记·龟策列传》等。

甲骨文,从被发现的那一天开始,就塑造成了这样一种有理有据的“知识范型”:

商人尚卜,商人大小事必卜,每事必卜,一事多卜,商人就是那些年年月月、每时每刻都在占卜的人,氤氲缭绕,昏暗玄冥。这就是我们的祖先,那个创造了伟大的农耕文明,创造了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玉器,创造了复杂精密的文字系统的祖先吗?这就是以武力征服中原一统江山五六百年的商朝吗?这就是那个司马迁记载的膂力过人、智力超群却淫乱暴虐的纣王所统治的商朝吗?只有带着这样的疑问,才能面对甲骨文这个千古疑云!甲骨文,是一种拷问!好在,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认为甲骨文是“卜辞”,或者说,今天,在我们撰写这篇文章的今天,对甲骨文的认识已经不局限于“卜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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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懿荣

王懿荣(18451900),山东烟台人,青年时代即潜心于金石之学,光绪六年(1880)进士, 1883年任翰林院编修,1894(光绪二十年)升迁侍读并入值南书房,曾三任国子监祭酒。1899年发现甲骨文,并猜测其可能为夏商时代的文字。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受命于危难,出任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保卫京城。侵略军攻入东便门,他率团练奋勇抵抗,寡不敌众,遂投井殉国,时年55岁。

对于甲骨学而言,王懿荣被当作第一个发现甲骨文字的人,其重大意义直到王懿荣死后才得到认识,只是因为发现的次年即殉国,王懿荣没有成为甲骨文的研究者。

一直有一条隐隐约约的道路,其中有一些隐隐约约的人在踽踽独行。今天,已经有人明确指出甲骨文不是“卜辞”。笔者没有能力对此作出判断,但经过对甲骨文研究历程的审视,我却发现旧的甲骨学体系有着诸多可疑之处,让我们不禁怀疑起《辞海》中关于甲骨文是“卜辞”的权威判断;让我们不禁担忧丰富的甲骨文史料可能因为被误读而成为烂甲废骨;让我们非常担忧因为错误的解读导致结果很难被应用,从而

使甲骨学走入“绝学”的死胡同;更让我们非常担忧中华上古史的书写是否靠谱……在这个仍以创造物质财富为核心价值的时代,重新审视甲骨学,审视甲骨文字,是这样艰难,却必须坚持。

甲骨学百十年究竟如何走过?

通常认为,甲骨文是1899年被王懿荣发现的(一说1898年被王襄发现)。一味叫做“龙骨”的药材,上面有着不易被察觉的刻划痕迹,引起了王懿荣的兴趣。王懿荣1900年以身殉国后,他所收藏的甲骨片转移到了刘鹗的手中。刘鹗在京城的文化圈里也是很有气场的。渐渐地,收藏甲骨成为一种时尚,引得行价日升,私掘猖獗。与此同时,也吸引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和研究。1903年,在罗振玉的撺掇下,刘鹗出版了《铁

云藏龟》,这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次年即有孙诒让的考释著作《契文举例》问世。

值得注意的是,从1899年发现甲骨文之后,竟然长达九年,小屯村为甲骨文的产地却不为人知,古董商为从中牟利,假造信息,说产地是汤阴、是卫辉、是朝歌,就是不说安阳小屯。这里至少透出以下几个信息:

第一,甲骨文在发现初期,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并没有作为国家文物而被纳入到公共学术资源体系中,只是私人收藏品。因此,甲骨文毁坏流失的数量之大,已无法评估。事实上,早期的收藏者,如王懿荣、刘鹗、端方等,都是有着强势社会资源的人物,他们在学术界或者官场并不是没有发言权,将甲骨据为己有,要么说明他们尚未形成公共理念,要么说明他们并未特别重视。

第二,即使像孙诒让、王国维、王襄、罗振玉这样的大牌学者,也缺乏科学精神。他们还是旧式知识分子,从书本到书本,内心轻视实地踏勘,否则一定不会连个出土地点都搞不清楚,尽听古董商人的鬼话。倒是有经商才能的罗振玉最终发现了小屯,也正是这个罗振玉,在甲骨文发现初期,给出了很多开创性的判断,最终帮助他一跃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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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鹗

刘鹗(18571909年),江苏丹徒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他学识博杂,精于考古,创办实业,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通才”。其所著《老残游记》是清代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庚子国变,刘鹗从联军处购得太仓储粟,设平粜局以赈北京饥困。1908年,清廷以“私售仓粟”治罪充军新疆,次年殁于迪化(乌鲁木齐)。

刘鹗在对甲骨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印行第一部甲骨文字著录《铁云藏龟》。王懿荣殉国后,其子为还债,将一千多片甲骨售予刘鹗,刘鹗自己也搜求了五千余片。罗振玉早年贫困,刘鹗对其多有接济,并聘为家庭教师,还为其四子迎娶了罗振玉的女儿,成为儿女亲家。罗振玉发现刘鹗所藏龟甲,积极鼓励其出版,遂有《铁云藏龟》之问世。

1908年罗振玉发现了甲骨文出产地之后,由于缺乏政府保护,甲骨文开始更大规模地流向民间,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发掘现场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利益驱使,农民们纷纷以锄头上马,在自家田地和院落中大举挖掘,所得甲骨“往往盈数车”。全国的古董商人,包括加拿大、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一些学者或古董商人,都加入到搜求甲骨的大军中。据胡厚宣和李济的分别统计,1899年至1928年,私掘且流向民间的甲骨数量高达10万片。这10万片甲骨虽然有不少著录出版,但大部分未能著录,且今日不知何所终,几乎所有甲骨都没有地层关系信息、出土位置信息,就更谈不上考古发掘报告了,给甲骨学研究造成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

这种局面在1928年彻底结束。当时,中央研究院傅斯年正负责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派遣董作宾考察小屯,董作宾迅速给出了明确结论——甲骨挖掘确犹未尽,且痛陈:“长此以往,关系吾国文化至钜之瑰宝,将为无知之世人私掘盗卖以尽,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1928年,对于甲骨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捩,其功臣就是董作宾,董氏也将甲骨学作为其毕生投入的学问,是甲骨文研究者中影响最大、贡献最多的学者,当然,也是受到诘难最多的学者。

1928年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组织了15次对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成果丰硕,获得甲骨25000片(其中著名的YH127坑,一坑出土甲片达17000余片、完整龟板300余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殷墟的发掘,中国终于引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甲骨片的出土已经与其他的相关考古发掘形成一个整体,甲骨文的研究也摆脱了古文字学的范畴,而成为甲骨学。

这一时期,甲骨学成为一门时尚学问,人才济济,为数不少的研究者还具备了西学修养,创造性的认识层出不穷,堪称甲骨学的黄金时代。董作宾、郭沫若、唐兰、商承祚、容庚、陈梦家、胡厚宣,成为这一时期甲骨学者的代表。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

1、断代与分期。甲骨出土众多,虽然已经大约知道乃是盘庚迁都至殷墟之后的晚商遗物,但更为细致的分期将对商史研究起到更大作用。1931年和1933年,董作宾先后给出了甲骨断代的八项标准和十项标准,后者以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区分甲骨文的所属时期,最终,甲骨文被划分为五个时期。这个分期学说目前仍旧得到沿用。

2、甲骨理化生物特征分析,通过科学分析可以得知甲骨的来源以及甲骨的整治技术。通过化学分析和生物特性比照,得知大部分龟甲来源并非于中原地区,而是福建、台湾、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南方诸地。

3、通过对甲骨文契刻规律的研究,发现了商人占卜刻辞的程序、文例等很多特征。比如龟甲和兽骨上的契刻文例就明显不同。

4、深入的文字考释。由于前人已经辨释了相当规模的文字,在进一步文字考释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智慧、更深厚的古文字功底,而这恰恰是甲骨文研究的趣味所在,读出新的字或者发现已经读出的字的问题,是颇有成就感的,那时,很多大家之间相互论战,好不热闹。这种读出新字的成就感,直到今天还吸引着一大批甲骨文爱好者,其中有一些最终可能成为甲骨文专家。

5、利用甲骨学的商史研究不断扩展和深入。事实上,作为商代的文献,甲骨文的终极价值当然是商史研究,然而,由于直到今天,甲骨文的性质实际上还很难讲清楚,甲骨文还不能被系统通读,也就严重制约了甲骨文在商史研究中的广泛运用。

1937年至1949年,战争使得国人自主的科学发掘停滞。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50年的春天,中科院考古所(后转入社科院)即展开了新的科学发掘。最大批量的收获分别是1973年的小屯南地甲骨出土和1991年的花园庄东地甲骨出土。建国以来,共出土甲骨6000多片,其中有字的完整甲骨400多片。另外,新中国在殷墟以外的其他地方还发掘出商代甲骨,并且,还发现了早于和晚于商代的甲骨。甲骨文研究也持续深入。首先是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13册从1979年到1982年间陆续出版,与其配套的释文和材料来源表也先后出版。而事实上,这部采用董作宾五期分类说编排的著录,也许隐藏了潜在的问题,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分期是合理的甚至是正确的。其他一些大型字典、类书也纷纷出版,比如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姚孝遂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这些集大成的甲骨文巨制在80年代前后的集中问世,标志着甲骨文基础研究的逐步淡出。因为很显然,人们已经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句式、文法、习卜、甲骨学史等方面。当然,考释文字还是兴奋点,只是令人兴奋的发现越来越少,或者说,当一个体系稳固之后,这个体系的“掌门人”已经没有能力接纳所谓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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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作宾

董作宾(18951963年),河南南阳人。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在考古学、殷商史、文字学、书法及篆刻艺术等方面颇有贡献。1928年至1937年间安阳殷墟甲骨的15次科学发掘中,董作宾参加了前7次和第9次发掘。1948年底赴台湾,执教于台北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

董氏1945年所著《殷历谱》一书,是依据甲骨文资料,结合天文学,研究殷代年历的著作。董作宾的学术论文共约200篇,内容除甲骨学研究外,还涉及商代历史的许多方面。他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被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是,1928年奉命考察了甲骨文的发掘现场,断定甲骨文还有大量遗存并坚决呼吁迅速发掘和进行公共研究,为保护甲骨文物和科学研究甲骨开创了新局面。董作宾在甲骨学多个领域内有着独特的建树,他创立的甲骨断代学,影响深远,其断代方法至今仍被采用。

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后,甲骨学虽由私学转换为公学,但已经由一门“显学”转化为一门“绝学”,问津者逐步减少,老学者纷纷谢世,不少资深学者也退出此研究领域,转向其他更容易说清楚、有成果、有用的、能够商业化的领域,甲骨文专家变身为青铜器专家的李学勤先生即为一例。

甲骨文是怎样一直被当作“卜辞”的?

那么,甲骨文是怎样被定义为卜辞的呢?这个问题在流传于世的主流资料中很难找到直接的答案。令笔者非常惊讶的是,如此重大的甲骨文性质判断,怎么会没有专题论述?倒是章太炎先生曾经发出过极端并且错误的质疑,他认为甲骨文是伪造的,至少是无法辨其真伪的。此后,再没有人质疑甲骨文作为文物的真伪,但是,也没有人质疑过甲骨文的卜辞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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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年),浙江海宁人,号观堂。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他学贯中西,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由于对甲骨文研究的重大贡献,与罗振玉(雪堂)、董作宾(彦堂)、郭沫若(鼎堂)并称“甲骨四堂”。

王国维1898年于上海初识罗振玉并得其赏识和接济,此后,其命运一直与罗振玉相纠结。1914年他帮助罗振玉整理校订《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在此基础上将甲骨文纳入历史研究范畴,1917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王国维长子娶罗振玉三女,经罗振玉举荐王国维成为逊位的清皇室的文职工作者。1927年,王国维留下一纸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自沉昆明湖。有较多的记载认为罗振玉在学术上对王国维多有窃取,在人格上对王国维多有压迫,但罗振玉对王国维在学术上的支持是明确无疑的。

甲骨文性质被定为卜辞,笔者分析有如下两点原因:

第一,确实有占卜痕迹和典籍记载的文献根据。

一般来说,甲骨文字的背面,往往是钻凿烧灼而成的所谓占卜痕迹;也有双面都刻字的,骨片居多,龟甲居少;也有只有刻辞而没有钻凿烧灼痕迹的,但是情况比较复杂,不排除作伪的可能;还有只有钻凿烧灼痕迹却没有刻辞的。以上各类各占出土甲骨总数的比例不详,第一类占绝大多数。

根据传统甲骨学的推断,甲骨成为卜辞载体,是有较为复杂的程序的。首先是要把甲骨处理干净、修整好,其次是钻凿,然后是烧灼,最后是刻辞。实际上这些程序今天已经很难还原,举例来说,钻凿的工具是什么?为什么有的钻孔很圆,有的却很不规则?烧灼到底是整个烧烤还是局部灼烫?再比如,到底是先刻辞再烧灼,还是先烧灼再刻辞,还是交替进行的,或者二者之间并无联系?

另外,清晰辨认甲骨文确实让人头疼(特别是墨拓本),刻辞表面除了文字以外,还分布着各种纹路,这些纹路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好像很少有人归类。我的归类是:1、沿着龟甲天然的吻合线路在外力作用下(比如钻凿的打击力、烧灼的膨胀力、埋藏堆压的重力、自然风化的理化张力)裂开的,兽骨的裂开主要是因为骨质及其骨密度的不同而产生的应力线(带)在外力作用下形成的。2、龟甲表面的天然线路。3人工刻划的线路。4、完全由于外力的作用并未沿着原有的自然线路而产生的裂纹。早期著录(即使是现在的著录)中很多不刻文字的背面所以更搞不清楚这些裂纹的性质。搞清楚裂纹的性质非常重要,它关乎甲骨文是卜辞这个重要命题是否成立,下文将加以详述。

不管怎样,甲骨文确实与钻凿烧灼痕迹是紧密联系的,一正一反的关系,这是铁证,也是甲骨文被认定为卜辞的重要依据。

早在商代之前,就有了所谓的甲骨占卜一事。此事并无文献史料记载,却有考古发现。1952年郑州二里岗(属二里头文化,距今3800年左右),就出土了有钻凿烧灼痕迹的卜骨,其钻孔很圆,不是所有钻孔都被灼烫过,骨面有一些裂纹,与钻孔和灼烫高度相关,但没有发现文字。卜骨旁边还伴随有铜制器物两件,被推断为钻孔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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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郑州二里岗出土的有钻凿烧灼痕迹的卜骨

此卜骨于1952年郑州二里岗(属二里头文化,距今3800年左右)出土,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卜骨长14.5厘米、宽8厘米,背面有钻凿烧灼的圆形孔痕迹,骨面有一些裂纹,但没有发现文字。卜骨旁边还伴随有铜制器物两件,被推断为钻孔的工具。

人们只能理解这样的行为不是偶然随机的,而是有意所为,并且推断这就是商人占卜之滥觞。然而,没有文字记载表明:商或更早,就已经有占卜活动存在。《尚书》、《礼记》中关于占卜活动的记载,都是关于周代的,而且,《周礼》是一部未被施行的方案,其中所设置的角色可能来自于现实,也可能来自于想象,而不少学者至今仍质疑《周礼》的来源,认为这是汉代经学家们的杜撰。至于《左传》中的记载,则

更是战国期间的事情。

当人们发现了大量的出土甲骨后,结合《周礼》、《左传》的典籍记载,就认定甲骨上的痕迹应当是占卜的痕迹,再参以《史记》中对占卜技术的详尽记载(太史公有《龟策列传》,但有录无文,文为唐人补记),进一步证实甲骨文就是商代帝王占卜的记录。

第二,没有形成科学的研究体系,甲骨学先天营养不良。

即使考古发现了商以前的卜骨(这也很难说,因为占卜这种行为很多元化,不能看见一根有钻凿烧灼痕迹的骨头就断定这是古人的占卜行为遗迹),周代以后又有占卜的典籍记载,也无法断然下结论,甲骨文就是卜辞,因为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即使到今天,也很难讲甲骨学界已经具备科学思维体系和科学方法体系,遑论甲骨学早期阶段。早期建立起的非科学体系,一直深刻地影响着甲骨学,以至于后来无法撼动业已形成的框架。

首先,早期的甲骨文研究仅被当作文字考据之学,仅被当作私学。今天的甲骨学,已经必须有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字学、语言学,甚至生物学、信息数据化处理等众多学科的共同参与,因为甲骨文这个研究对象早已超出了“古文字”范畴,它是一个综合信息载体。

在早期,甲骨学也仅仅是几个古文字学家私下里研究的东西,实际上更类似于一种收藏行为,在收藏之余,鉴赏一下它上面古怪的文字而已。这样的学问是很难深入、严肃、成体系的,因为并不需要负责任。在发现了甲骨的文字史料价值之后,也没有将研究转化为公共学术平台,造成了甲骨资源的重大损失。

因此,作为古文字学的一个分支,作为一门私学,甲骨文在发现早期,很难吸引真正有研究力的学问家加入进来,从未形成过合力,看到出现频率极高的字中,有的像“王”,有的像“卜”,就轻率地将甲骨文定为商王卜辞,而且就这么研究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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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

罗振玉(18661940年),浙江上虞人。曾任清廷学部参事及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后又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他是近代金石学研究的集大成者,“甲骨四堂”之一。

罗振玉在甲骨学领域里的主要业绩是: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率先推测了甲骨刻辞的性质是商王卜辞并且调查出甲骨出土地是小屯;考释出大量的甲骨文单字;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然而,研究者也对罗振玉的政治立场进行了批判。另外,关于罗振玉与王国维之间的关系,有不少记载对罗振玉有所贬抑,甚至怀疑他的一些甲骨文研究专著是剽窃王国维的学术成果,并且,王国维的自杀与他高度相关。

其次,早期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背景缺乏现代科学支撑。最早,甲骨文字学属于金石学范畴,学者的知识背景往往是国学为主,他们对现代考古学、现代历史学、现代哲学、文化人类学等西方学术体系较为陌生。比如第一个考释甲骨文字的孙诒让,在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都有成就,却对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体系涉猎不深,这当然是时代所限。再比如王国维,曾修研西方

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等,学贯中西的知识背景曾一度使他在甲骨学研究领域中颇有创新。他以地下出土的甲骨文材料为主,与传世文献互校互证,归纳出商代帝王世系,和文献所载基本相合,从而证明《史记·殷本纪》可信,在当时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风头正健的大潮中,独立而不倒,这种以地下材料印证纸上材料的方法被称为“二重证据法”。然而,天不假年,最该深入的时候,王国维却自沉昆明湖

相当多的早期研究者,对古文字学浸淫深厚,或者说,当时释读甲骨文,就是古文字学家的事情。面对新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他们所能使用的最直接方法就是字形类比法,也就是调动大脑中、书本中储备的《说文》小篆和两周大篆,来比照甲骨文的字形,从而考释甲骨文。这种考释方法当然在很多场合都会生效,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大前提,甲骨文字是先秦汉字的源或者至少是上游,它们之间应该有形体上的一致

性或者相关性,至少在造字方面有着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或者相关性。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文字使用场合、文字载体、书写工具的截然不同,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很难呈现,相关性也隐含模糊。事实上,甲骨文与小篆相比,少有形体一致者,即使与两周大篆甚至商鼎短铭相比,也很少有形体一致的。因此,用形体类比法释读甲骨文,必然有疏漏。如果疏漏出现在关键位置就问题大了。比如,因为金文中的“卜”与甲骨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卜”字形体较像,故将其认定为“卜”,假如是错的呢?我们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吗?再比如“贞”,如果不是“贞”而是“鼎”呢?甲骨文字的传统辨识体系恐怕就会因为这两个字的误读而垮掉。因此,字形类比法是一个起点或者契机,它可以引导出假设,但绝不是系统的、科学的方法。甲骨文最早被认定为商王卜辞,也许就是因为早期学者用字形类比法认出了“王”与“卜”这两个字,再后来,就很少有人怀疑这两个字。于是,商王卜辞的大轮廓、大语境就顺理成章而少有人怀疑了

再次,陈陈相因的师承关系。在中国,学生推翻导师的学术体系,很罕见,他们能做的往往是阐发和维护、最多是完善导师的学术体系。师徒相授是其时私学乃至公学的基本路数。到了今天,学生更要维护师承关系,因为,你不维护,就不能过答辩,不能升职称,那你还在学校里怎么混?和你一起做研究生的,人10年前就升教授当博导住教授楼了,你呢,还是骑自行车回你的讲师楼,丢不起这个人啊。同时,甲骨学需要很长的时间积累,等到把自己的青春全部投入之后,才可能看到一点皮毛;等到对这个体系有了深刻认识,已届不惑之年;可能已经发现了很多破绽,但是不能揭开它,因为这很有可能造成原有体系的彻底瓦解,不仅毁了导师也毁了自己,因为很难再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可见,目前已经看上去很成熟的甲骨文体系是多么脆弱不堪一击。

最后,著录的零散孤陋。特别是在早期,甲骨文著录极为零散。早期的几个研究者,所研究的对象不是全部的甲骨文,而是自己所收藏所见过的甲骨文,此乃“冰山一角”。“窥一斑而知全豹”是可能的,那是因为以前见过全豹或者心中本来就有全豹。而商人的契刻、商人的文字体系,却是前所未见,这就需要最广泛的全景式的涉猎,但恰恰正如前述,作为一种能够价值倍增的民间收藏品,甲骨文没有像后来那样成

为《合集》,而后来有《合集》的时候,甲骨学已经成为体系动不了了,因为《合集》的编纂方法就是在一套已经定型了的主观思维体系下进行的,而不是客观呈现。好有一比,在需要好工具的时候没有,有了好工具之后,家具已经凑合着打好了,不再需要好工具,只是这家具太寒碜了。

著录不仅零散,而且孤陋。早期完全是拓片,不是照片(事实上,那时照相机在中国使用已经有50年,并不罕见,是完全可以利用的科学手段),有时候附带摹本,但是在先入为主的时候,摹本就不是完全摹,而是有自己的扬弃了。就算后来有照片,也很少有记录是多大,更少有著录记有契刻文字的部位。比如说背面,就很少有著录。另一个孤陋之处就是缺乏考古信息,很多甲骨已经失去了来源,不知道是某年某月出土于某地,出土时的自然状态如何,地层坑位信息如何,周围的环境如何,与其他的甲骨之间、遗迹之间关系如何,等等。还有,很多甲骨是为了商业利益作伪杜撰而来,是赝品,却很可能成为研究的对象。总之,因为时代所限,虽然甲骨学是中国“旧学”走向“新学”的标本,但早期甲骨学没有建立起科学的研究体系,天生营养不良,却已经长成为一个老人,让我们今天在甲骨学的科学化道路上障碍重重。题外话:笔者非常忧虑的是,到现在为止,中国都没有从“旧学”走向“新学”,而直接接驳的“新学”,又往往是皮毛而不是本质。

更多相关内容请详见《休闲读品·天下》2012年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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