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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立皇后与不立皇后——魏晋南北朝皇后制度探微

类别:两晋南北朝 发布人: 扳道岔的男孩 观看次数: 2719 次


  “皇后”为皇帝嫡妻,是皇帝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皇后名称首创于秦始皇,而真正形成制度并不断完善则是在西汉时期。如《汉书·外戚传》云:“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后制度基本继承汉代,但也具有一些新的时代特点。本文仅就其多立皇后与不立皇后略作分析。

  一、多立皇后

  魏晋南北朝皇后制度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多立皇后。此事始见于东吴末帝孙皓时期。据《三国志·吴书·妃嫔传》记载,孙皓好色,初立皇后滕氏,后为满足淫欲,并削弱滕氏尊位,便开始多立皇后——“皓内诸宠姬,佩皇后印玺者多矣。”

  孙皓多立皇后的原因主要是不愿受到中国传统嫡妻制度的约束。根据“礼无二嫡”(《晋书·礼志中》)的规定,所谓“一室之中,岂容二妻”(《礼记·郊特牲》),即使贵为天子,可以妻妾成群,但其嫡妻亦即皇后(先秦时期称王后)却仅有一人。她们被视为天下之母,并掌管后宫。如《后汉书·皇后纪·序》云:“《周礼》王者立后,……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这对于沉湎酒色的孙皓无疑是一个很大制约。所以要想为所欲为,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昏君,孙皓便开始从制度上打破这一制约,以至“后宫千数,而采择无已”(《三国志·吴书·妃嫔传》注引《江表传》)。而多立皇后则只是其中一个特别突出的事例。

  孙皓多立皇后还有着裁抑外戚的意图。滕氏为五官中郎将滕牧之女,天兴元年(264年)十月甫立为皇后,滕牧便以后父被封为“高密侯,拜卫将军,录尚书事”(《三国志·吴书·妃嫔传》)。及至多立皇后,藤后失宠,尊位自然降低,而滕牧也被剥夺了执政权力,最后竟被放逐苍梧。

  此外,孙皓之所以多立皇后,也多半借鉴了历史上的一些先例。在儒学经典中便明文记载着舜娶帝尧二女的事例,所谓“釐将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尚书·尧典》。事实也是如此。史载北周宣帝宇文赟同时册立四后,便据此下诏说:“帝降二女,后德所以俪君;天列四星,妃象于焉垂耀。朕取法上玄,稽诸令典,爰命四后,内正六宫,庶弘赞柔德,广修粢盛。比殊礼虽降,称谓曷宜,其因天之象,增锡嘉名。”见《周书·皇后传》)。而更直接的渊源,则可能是东汉末年以来民间所出现的一夫二妻现象。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献帝传》记载,建安初年,秦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前妻杜氏留下邳”,便娶有二妻,无嫡庶之分。又《晋书·礼志中》记载:“郑子群娶陈司空从妹,后隔吕布之乱,不复相知存亡,更娶乡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陈氏得还,遂二妃并存。”《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记载:徐平“两妇归宗,敬奉情过乎厚”。

  由于皇后事关国家制度,孙皓多立皇后对后世曾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仅就民间而言,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出现了史不绝书的一夫二妻现象,甚至被有些学者称之为“一枝二鸟”。如西晋“安丰太守程谅先已有妻,后又娶,遂立二嫡”;东晋南平陈诜先娶李氏,为贼所掠,遂更娶严氏,后李氏得还,“诜籍注领二妻”(以上皆见《晋书·礼志中》);北魏大臣陆丽娶“二妻,长曰杜氏,次张氏”,其子定国亦娶二妻,“嫡妾不分”(《魏书·陆俟传》)。至于多立皇后,尽管在东晋、南朝并没有任何事例,但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却比较多见。如匈奴汉昭武帝刘聪在皇后刘娥病故后先册立皇后靳月光,不久便“以其皇后靳氏为上皇后,立贵妃刘氏为左皇后,右贵嫔靳氏为右皇后”,后以靳氏淫乱,改立樊氏为上皇后,“又立其中常侍宣怀养女为中皇后”,乃至其“四后之外,佩皇后玺绶者七人”(《晋书·刘聪载记》)。北齐后主高纬废黜皇后斛律氏后,亦先立皇后胡氏,后又“拜弘德夫人穆氏为左皇后”(《北齐书·后主纪》)。北周宣帝宇文赟先立皇后杨丽华,“号为天元皇后”,后因猜忌其父杨坚,“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与后为四皇后焉”,再加上稍后增设的“天中大皇后”,最后竟然“五皇后”(《周书·皇后传》)并存。这些都与孙皓的多立皇后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故陈寿批评孙皓“嫡庶不分,闺庭错乱,遗笑古今,殃流后嗣”(《三国志·吴书·妃嫔传·评》)。

  二、不立皇后

  汉制,除皇帝早夭或在位时间太短外,皇帝均须册立皇后。如昭帝刘弗陵,年仅十一岁,便册立皇后上官氏。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有一些皇帝不立皇后。这是魏晋南北朝皇后制度的又一个突出变化。这一变化最早创始于东晋元帝司马睿。司马睿嫡妻为虞孟母。虞氏以貌美得宠,永嘉六年(312年)病故。司马睿称帝后,为表示对她的尊宠,追谥“敬皇后”(《晋书·后妃传下》),此后便没有再立皇后。

  自司马睿创设先例后,至南朝时期,不立皇后的现象不断出现。如宋武帝刘裕嫡妻臧爱亲,义熙四年(408年)病故,刘裕称帝后,追谥“敬皇后”(《宋书·武帝纪下》),不再册立皇后。又齐武帝萧道成嫡妻刘智容,泰豫元年(472年)病故,萧道成称帝后,追谥“昭皇后”(《南齐书·皇后传》),梁武帝萧衍嫡妻郗徽,永元元年(499年)病故,萧衍称帝后,追谥“德皇后”,梁简文帝萧纲嫡妻王灵宾,太清三年(549年)三月病故,萧纲即位后,追谥“简皇后”(以上皆见《梁书·皇后传》),均没有再立皇后。梁元帝萧绎亦不立皇后。

  当然,不立皇后并不意味着取消皇后,而是要把皇后名号空置,不让任何一位嫔妃生前成为皇后。这种做法不仅符合礼制,而且比多立皇后也更为有效。

  表面上看,东晋、南朝皇帝不立皇后的原因多为尊崇原配。史载萧衍不立皇后,更认为其夫人郗徽性妒,死后亦作祟逼迫武帝——“后酷妒忌,及终,化爲龙入于后宫井,通梦于帝。或见形,光彩照灼。帝体将不安,龙辄激水腾涌。于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积,常置银鹿卢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南史·后妃传下》)其实不然。尽管考虑到东晋、南朝不立皇后者多为开国皇帝,其原配夫人与他们也确曾相濡以沫,并或多或少做出过贡献——如臧爱亲,史载刘裕执掌东晋朝政时她极力配合,“器服麤素,不为亲属请谒”(《宋书·后妃传》);刘智容与萧道成结婚后,史载亦“严正有礼法,家庭肃然”(《南齐书·皇后传》)——我们基本可以认同他们都不忘结发之情,但这却显然不是主要原因。别的不说,仅从这些皇帝的性生活来看,不立皇后便非但没有妨碍他们广纳嫔妃,反而使之摆脱了皇后的限制,更加自由地发泄性欲。这一点,我们只要翻翻有关东晋、南朝的史书也就可以明白。以东晋、刘宋嫔妃制度为例,《宋书·后妃传》便明确记载:“晋武帝采汉、魏之制,置贵嫔、夫人、贵人,是为三夫人,位视三公。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是为九嫔,位视九卿。其余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其余仍用晋制。”再如南齐,《南齐书·皇后传》云:“六宫位号,汉魏以来因袭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贵嫔、夫人、贵人为三夫人,修华、修仪、修容、淑妃、淑媛、淑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美人、中才人、才人为散职。”甚至就在梁武帝不立皇后并标榜“务先节俭”之时,史书亦记载其“长秋旷位,嫔嫱之数无所改作”(《梁书·皇后传》)。可见不立皇后实际对他们的淫欲了无影响,所谓尊崇原配多半是一个借口而已。

  更重要的是,不立皇后还使得这些皇帝摆脱了嫔妃争立的烦扰,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外戚专权的局面。由于他们都基本上是把皇后名号追谥给已故夫人,且继承曹魏制度,追赠其父兄(弟)的官爵仅具有象征意义,如虞孟母,父亲早卒,其弟虞胤仅任为散骑常侍(参见《晋书·外戚传》),而臧爱亲、刘智容和郗徽,其父均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参见《南史·后妃传》),这与两汉皇后大多“定策帏帟,委事父兄”(《后汉书·皇后纪上·序》)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也就从源头上限制了外戚势力的膨胀,尽管这对他们的嫔妃多少有些不公和残酷。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睿、刘裕等人之所以不立皇后,除了尊崇原配并博得不忘旧情的美名外,这恐怕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诚然,晋元帝不立皇后,以及梁简文帝不立皇后,还可能与他们的特殊处境有关。众所周知,司马睿虽然号称“中兴”,但他能够建立东晋王朝,主要原因是得到了南渡士族尤其琅邪王氏的支持。所以元帝在位期间,对王导、王敦兄弟曾特别倚重,以至于朝政大多为王氏执掌。如《晋书·王敦传》记载:“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翼,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故这种情况下,像元帝不立皇后便可能是有着外在的压力,抑或还有难言的苦衷。但即便如此,避免外戚分权也应该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只不过元帝无可奈何而已。再就简文帝来说,他的处境更糟。在位期间,受制于叛将侯景,实际上就是一个傀儡。诚如史家所言:“太宗(简文帝)幼年聪睿,……及养德东朝,声被夷夏,洎乎继统,实有人君之懿矣。方符文、景,运钟《屯》、《剥》,受制贼臣,弗展所蕴,终罹怀、愍之酷,哀哉!”(《梁书·简文帝纪·史臣曰》)而不立皇后,显然也对侯景的擅权有利。

  至于梁元帝萧绎,之所以不立皇后,则主要是对原配夫人不满。如《南史·后妃传下》记载:“元帝徐妃讳昭佩,……以天监十六年十二月拜湘东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贞。妃无容质,不见礼,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将至,必爲半面妆以俟,帝见则大怒而出。”也可能是忙于战乱,姑且视为特例。

  三、几点结论

  总结魏晋南北朝的多立皇后和不立皇后,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首先,多立皇后,或不立皇后,其主要原因都在于排除外戚势力。如前所述,尽管多立皇后和不立皇后还有比较复杂的缘由,但二者却都有裁抑外戚的明显意图,这就充分说明压制外戚才是其中主要目的。而所以要压制外戚,则显然是吸取了两汉外戚专权的历史教训。两汉时期,外戚专权连绵不断,不仅统治黑暗,甚至导致王朝倾覆,酿成了极其惨痛的悲剧。以东汉为例,史书便总结说:“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后汉书·皇后纪上·序》)这对于继起的三国曾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魏文帝才会断言“妇人与政,乱之本也”,并严厉规定:“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而东吴皇后潘氏,仅以孙权病危询问吕后临朝之事,便被警觉的近臣或嫔妃勒死——“权不豫,夫人使问中书令孙弘吕后专制故事。侍疾疲劳,因以羸疾,诸宫人伺其昬卧,共缢杀之,托言中恶。”(《三国志·吴书·妃嫔传》)及至西晋,由于惠帝昏愚,贾皇后又专断擅权,终于引发八王之乱,这就更使统治者认识到外戚专权的危害和恶果,也促使他们采取各种措施来排除外戚势力。多立皇后,或不立皇后,实际就是这些措施的两个突出事例。

  其次,就效果而言,多立皇后对于压抑外戚的作用明显不如不立皇后。因为多立皇后实际是以增加外戚的方式来削弱原来的外戚,这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外戚专权问题,而且还往往造成更大的朝廷内乱。更何况,即使原来被立为皇后的外戚受到某些削弱,他们的势力也大多没有消除,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东山再起。杨坚就是一例。他在宣帝宇文赟死后,便利用外戚身份迅速掌权,并最终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加之多立皇后与礼制严重冲突,除了昏君和暴君,绝大多数皇帝都不可能采用这种做法。其作用自然也就微乎其微了。

  而不立皇后,则是通过减少外戚来防止外戚专权。它在具体操作中还严格限制外戚的官爵,禁止外戚辅政,不仅从根本上避免外戚专权,同时也有效降低了外戚的权力、地位和名望。再加上其他相关措施,这就极大地排除了外戚势力。从东晋、南朝来看,除了东晋褚太后和陈朝柳太后(柳太后,名敬言,宣帝皇后,后主即位,尊为皇太后。据《陈书·皇后传》记载,由于“后主病疮,不能听政,其诛叔陵、供大行丧事、边境防守及百司众务,虽假以后主之命,实皆决之于后。后主疮愈,乃归政焉”。)曾临朝听政外,在这一时期也确实没有强大的外戚势力。而且即便是太后临朝,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外戚专权。以“聪明有器识”的褚太后为例,她在哀帝、废帝和孝武帝年幼时称制,曾重用名臣谢安,委政权臣桓温,并善于平衡朝中各派,且诸帝成年后便立即归政(参见《晋书·后妃传下》)。这与北魏冯太后和胡太后的专权显然是大相径庭。

  再次,多立皇后或不立皇后也体现了不同的统治方式和文化特点。从多立皇后看,除了始作俑者的孙皓,其余均为十六国和北朝的皇帝。他们都是汉化的少数民族,而且不是暴君就是昏君。故尽管他们在多立皇后时曾引经据典,但实际上却根本不把中华传统礼仪放在眼里。以宇文赟为例,武帝宇文邕在位晚年便特别诏减后宫,认为“刘、曹已降,等列弥繁,……本由嗜欲之情,非关风化之义。朕运当浇季,思复古始,无容广集子女,屯聚宫掖。弘赞后庭,事从约简。可置妃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自兹以外,悉宜减省”(《周书·武帝纪下》)。根据“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宇文赟至少也应该有所收敛。但他继位后却仍然多立皇后,广纳嫔妃,没有丝毫顾忌。可见他们完全是为所欲为,根本不受传统礼仪的约束,更不考虑后果。这就充分暴露出他们迷信武力、忽视统治方法和文化建设的缺陷。反之,从不立皇后看,则均为东晋、南朝皇帝,甚至大多是开国皇帝。他们虽然也有专制、残暴和荒淫的一面,但在如何设置皇后上却始终坚持中华传统礼仪,既注重形式,也考虑效果,体现了统治经验的总结、丰富和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汉族文化的先进。

  最后,从历史影响来看,多立皇后的现象后世基本消失。除了民间在某些特殊地区仍有多妻的孑遗,目前所能看到的便只有元顺帝册立高丽人奇氏为“第二皇后”(《元史·后妃传一》)的记载。这说明,经过历史的检验,多立皇后的做法已经被统治者抛弃。而不立皇后的事例则在后世反复出现。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唐以后,除了肃宗张皇后在生前曾被册封为后,从代宗一直到昭宗,其间所有皇后实际均为死后追赠(参见《旧唐书·后妃传下》、《新唐书·后妃传下》。其中德宗王皇后,册封当日即死)。这种事例的大量出现,显然也是吸取了唐朝前期武则天和韦氏、杨氏等外戚专权的教训,从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唐朝后期何以没有外戚专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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