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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自成夹山为僧说若干问题的质疑

类别:明清两代 发布人: cydtpq 观看次数: 3390 次

关于李自成夹山为僧说若干问题的质疑

陈 生 玺

   关于李自成的归宿问题已经讨论很久,争论的焦点是被地方武装杀于湖北通山,还是脱身逃至湖南石门夹山寺为僧?主张夹山为僧说者认为:一、清初关于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的各种记载均不可信;二、湖南石门地方发现的历史资料可以证明李自成最后到夹山当了和尚,
   那么事实到底如何?现在就从这两个方面进行一番探讨,探讨的原则一是对前人的记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二是要言之成理,即对事实的分析要合情合理,不能把我们的主观猜测强加于古人,或任意解释。

                  一、清初关于李自成死于通山的各种记载是否真实可信

                  (一)清朝方面的记载。
    最早正式宣布李自成之死者是清将阿济格。顺治元年(1644)十月十九日(癸酉),清朝命令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领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满汉军三万余骑,从山西越边经内蒙古从陕北征讨李自成,大军刚刚出发,二十二日(丙子)清廷又接到农民军二万人进攻河南怀庆(沁阳)的急报,即于二十五日(已卯)命豫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领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两万余骑南下征明,便道西征流寇,征流寇取胜后再转而南征。这就是说清朝命令两路大军夹击李自成。一路从陕北南下,一路从河南西进,齐集西安。原先估计阿济格可能先到西安,要他等多铎到西安以后,“务期合力攻剿,平定贼寇。”
    结果多铎一路进军顺利,十二月初一日即从河南孟津渡过黄河,向西进发,二十二日即至潼关外二十里立营,二十九日至次年正月初六日,前后大战八日打败了刘宗敏、李自成,十三日进入潼关,十八日到达西安,李自成于十三日离开西安由商洛南逃。
  在此期间,顺治二年(1645)正月,宣府巡抚李鉴揭发了阿济格出军路过宣府时,曾命令李鉴释免贪官赤城道朱寿黎,李鉴不从,阿济格的属下卓书泰说“尔何不惧王,而反惧冲龄皇帝耶”。经审实后,朱寿黎、卓书泰俱被处死。
    清初,家法极严,皇太极死后,诸王争位,最后决定由六岁的福临继位,济尔哈郎与多尔衮辅政。礼亲王代善之子硕托、孙阿达礼因主张拥立多尔衮而被处死。多尔衮的摄政地位是以拥戴福临而确立的。所以多尔衮对阿济格轻蔑小皇上极端不满。二月初四日,清廷接到多铎进入西安的捷报,二月初八(辛酉)即命令多铎把有关事宜交给阿济格转师南下。对阿济格进行了严厉的斥责:“今预亲王等已至潼关,攻破流贼,克取西安,尔等之兵,,未知尚在何处,此皆由尔等枉道越境,过土默特、鄂尔多斯地方,妄行需索,以致逗留故也。”

   二月七日(庚午)清廷接到阿济格的奏报:“大军入边,沿途剿贼,八战皆捷,秦属州县攻下者四城,投降者三十八城。俱已酌委官员安抚,计获白金千两,马三千二百九十匹,驼四百六十只有奇。”
 这时多铎已于正月十四日离开西安向河南进发,兵分三路直趋河南归德(商丘),四月初五从归德出发,十三日从泗州渡淮河,二十五日屠扬州,五月十五日进入南京,福王出逃。这是清朝入关后统一中原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闰六月初四日(甲申),清廷得到阿济格发自江西九江的奏报:“流贼李自成亲率西安府马步贼兵十三万,并湖广襄阳、承天、荆州、德安四府所属各州县,原设守御贼兵七万,共计二十万,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我兵亦分水陆两路蹑其后,追及于邓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等七处。降者抚之,拒者诛之,穷追至贼老营,大败贼兵八次,贼兵尽力穷窜入九公山,随于山中遍索李自成不得,又四处搜缉,有降卒及被擒掳贼兵,俱言李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俘自成两叔伪赵侯、伪襄南侯,并自成妻妾二口,获金印一颗,又获伪汝侯刘宗闵并一妻二媳,自成养子伪义侯姜耐妻,伪齐侯顾英妻,伪总兵左光先并一妻三子,及术士伪军师宋矮子,又获太原府故明晋王二妃。其自成两叔及伪汝侯刘宗闵,俱斩于军。自成又有妻妾三口,因我兵追急,投扬子江死。计我兵追蹑自成及分翼出师败贼,凡十有三战。……又有故明宁南侯左良玉子梦庚、总督袁继咸、守道李犹龙、巡按黄澍,率总兵十二员、马步兵十万,并家口,泊舟于九江之东流县界扬子江中,俱投降。”
 这篇奏报,一是说对李自成已全面剿灭,一是说招降了南明的左梦庚。对李自成的胜利过程讲得比较详细,李自成、刘宗敏及其亲随连同家属,几乎被一网打尽,李自成本人被九公(宫)山地方武装围困不能脱身自缢而死,消息的来源是投降的士兵和被擒拿的李军士兵,还让熟悉李自成的人去验查尸首,当时正值炎夏,尸首已经腐烂,无法辨认。清廷接到这个报告以后,当即举行了祭告宗庙和天地的庆祝大典,当时清廷相信李自成已死,起义军已基本被消灭了。阿济格这篇奏报发自九江,当时从九江到北京驿传需时约四十余日,所以阿济格的这个报告应是五月底发出。阿济格于四月二十七日到达九江,左梦庚于五月上旬投降清朝,所以在五月底阿济格已经了解了李自成的死难经过。李自成之死应在五月底以前。但是不久,清廷得知阿济格回兵的消息,七月二十二日(已巳)多尔衮又派人指责阿济格说:
  “至于王及行间大臣,本应遣官特迎,但尔等先称流贼已灭,李自成已死,贼兵尽皆剿除,故告祭天地太庙,宣谕中外,后又言自成身死是真,战败贼兵凡十三次。则先称贼兵尽歼者竟属虚语。今又闻自成逃遁,现在江西,此等奏报情形,前后互异,以此谕众,已骇听闻。况经祭告天地太庙,岂有如此欺诳之理。又尔等既称在江西候旨,乃竟启行前来,若果候旨,则当于彼坐侯,已经启行,何复诳称候旨,尔等之意,特以奉命剿除流寇,如不称流寇已灭,李自成已死,则难以班师, 故行欺诳尔。”
   这里说阿济格前次奏报“流贼已灭,李自成已死”是在进行欺骗,目的是为了早日班师。这是多尔衮的指责上谕,并未记述阿济格第二次奏报的原话。究竟是多尔衮从别处听到李自成未死逃往江西,还是阿济格自己报告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八月初四(癸末)阿济格率军回到卢沟桥时,多尔衮宣布,不派人前去迎接,让阿济格回京在午门齐集后各自回家,听候处分。“尔等有罪应议处,故不遣人迎接。”
   由于上述这种记载,使人产生这种怀疑,当时清朝方面也认为李自成未死,而且指责原先报告李自成已死是假的。坚持李自成夹山为僧说的同志,便以此作为李自成未死于通山的重要论据,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阿济格于八月初四回到北京,八月初十日福临在午门接见了阿济格以及投诚的官兵左梦庚等,并且对吴三桂、尚可喜进行了赏赐。八月二十八日(丁未),清廷召集了议政会议,议处了阿济格:
     “是日,和硕武英亲王率大军征剿流贼,……
    抵宣府后,召都堂李鉴至,谕之曰:朱寿黎性忠正,著免罪释放。李鉴云:此乃奉朝廷之命审理之罪犯,我岂敢擅自完结,若擅自完结,与王亦无益。王厉声云:尔为何不畏惧我,却畏惧小皇上。遂又遣绰西泰胁迫令李鉴释放朱寿黎。又,未曾奉旨,途径鄂尔多斯士默特地方,各收一千匹贡马。故削其王爵。夺其仆众,量给人役,以供养身。……谳具,启知皇父摄政王,王谕:着将亲王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
   与此事有牵连的固山额真谭泰、纛章京螯拜,都受了处分。根本没有提及多尔衮原先指责的谎报军情和李自成之死这一条。
   由此可见关于李自成之死,经过阿济格回北京后的解释,澄清了事实,不再成为问题。此后不久,荆州守将郑四维多次向清廷奏报李自成死后李自成余部的活动情况,顺治二年十一月三十一日弹劾佟养和招降李自成余部的奏报中曾说:
   “一只虎等立李闯三弟为主将,所得明朝玉印,付一只虎掌管……皇上止知闯逆已除,不知余孽全在,佟军门止知余孽就抚,不知真抚者何人,况李闯原坏明朝天下,全靠此辈,今齐集一处,未有不反叛者。”
 郑四维原系大顺军荆州守将,在清军追击李自成时,李自成的老营到达荆州,郑四维杀了大顺荆州防御使孟长庚,投降了清朝,
    阿济格命署荆州副总兵守荆州。李过与高一功于顺治二年七月围攻荆州半月未下。他对当时大顺军内部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他说“闯逆已除”当系事实。假若当时尚有李自成未死的任何传闻,他不可能不向清朝报告。所以自阿济格回北京后,清朝方面是相信李自成死了的,此后再没有关于李自成未死的任何说法。
  由此,我们认为,说阿济格向清廷奏报李自成已死是谎报军情,实际李自成未死这条理由不能成立。
                  (二)南明方面的记载
  李自成死后余部群龙无首,大顺军的第二号人物刘宗敏死了,军师牛金星与宋献策也逃走了,没有哪个人能代替李自成,重整旗鼓,以图再举。因而有的人便决定投降清朝,求得一时的喘息,然后相机而动。所以这种投降具有诈降的成分。七八间月田见秀、吴汝义、郝摇旗、刘体纯、袁宗第、张鼐等通过不同形式向清八省军门佟养和表示了投降。
   正在这时,清朝下达了剃法令,在大江南北引起强烈的反抗。打算投降清朝的这部分农民军反对剃头。刘体纯、郝摇旗等即于九十月间又转而投降了南明的湖广总督何腾蛟,
  李锦高一功投降了楚抚堵胤锡,何腾蛟招降了刘体纯、郝摇旗后向唐王隆武有一篇奏折,陈述李自成之死的情况:
  “然闯势实强,闯夥实众,何以死于九宫山团练之手,诚有其故。闯逆既死,则当留有首级示信,何以首级竟不可得,亦有其故,请为皇上陈之:臣自遭左变,投身江涛,遇救得生,臣揣闯逆知左兵南逞,势必窥楚,即飞檄道臣傅上瑞、章旷,推官赵廷壁、姚继舜,咸宁知县陈鹤龄等,联络乡勇以待。闯果为清所逼,自秦豫奔楚,霪雨连旬,闯困于马上者逾月,此固天亡之也。闯逆居鄂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疑,惧清之蹑其后也,即拔贼营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盘踞湖南耳。天意亡闯,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系闯逆义勇,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之刘伴当飞骑追呼曰: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下马。二十八骑无一无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及臣抚刘体仁、郝摇旗于湘阴,抚袁宗第、蔺养臣于长沙,抚王进才、牛有勇于新墙,无不众口同词。营内有臣晋豫旧治之子衿氓隶,亦无不众口同词也。张参将久住湘阴,郝摇旗现在臣标,时时道臣逆闯之死状。嗣后大行剿抚,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验。今日逆首已泥,误死于乡兵,而乡兵初不知也,使乡兵知其为闯,气反不壮,未必遂能剪灭,而致弩刃交加,为千古大快也。今而后逼君破都之气焰,遂成乌啄兽脔之肉饼,亦可以谢先帝矣。”

  何腾蛟这篇报告,是为了回答当时有人怀疑李自成是否真死而写的,情况来源于李自成的将领和亲随,有些是郝摇旗张双喜亲口对他讲的,所以比清将阿济格的奏报更为详细和具体。隆武皇帝接到这个报告之后也是相信的。隆武二年(顺治三年)正月他给辅臣苏观生的敕书中说:
  “逆贼李自成之死,督臣确报可凭。人传李贼在豫北杀鲁,虽不足信,尚待卿同督臣再有奏到,才好告庙宣捷”。
  这里非常明确地说,何腾蛟关于李自成之死的报告是可信的,但传言李自成在北方杀鲁(虏,指清朝),虽然不大可信,但还是要调查一下。因为清朝得到阿济格的报告后,宣布李自成为清军所杀。坚持夹山为僧说者则说象李自成这样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当时还有几十万人,怎么能够没有人护着,死于乡兵之手。这是我们旁观者的事后设想,当时李自成新败之后,他协同少数人随行,并未预料到会受乡兵的围困,这是事出意外,不可能象我们事后设想的那样计出万全。纵观历史,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死于非命,这并不奇怪。李自成之死,恰恰说明了当时他被清军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虽然人数还有数十万之众,但已成惊弓之鸟。因为从山海关之战以后,他节节败退,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潼关之战以后基本上大势已去,土崩瓦解,从西安出逃后,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怎么能不失败!我们不能因为同情李自成就千方百计为他护回,对于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总认为不可能发生。在隆武朝曾任延平府推官,后任永历朝翰林院编修管制诰的钱秉镫(1612-1694),在《所知录》隆武纪元九月下云:“是时,闯贼李自成败奔至九宫山,为村民锄梃击死,献其首于楚督何腾蛟以闻。其众无所归。推其兄子李锦号一只虎为主,同自成妻高氏乞降。何腾蛟遣长沙知府周二南迎之,未至,中流矢死。贼帅欲得何腾蛟亲至,乃降,何腾蛟即同道臣堵胤锡,径造贼营,贼帅惊喜,悉听命。”该文在小字夹注中还列举了当时关于李自成之死的各种说法,因为在当时的交通和书信传递的条件下,对于同一事件,由于各人的着眼点不同,传闻异词,这是很自然的。个别情节虽有出入,但李自成是在九宫山地区被乡兵打死,南明方面是信而无疑的。
                  (三)地方志与族谱的记载。
  上述清方与南明的记载都是说李自成死于村民之手,他们都是相信的,但是都未见到首级,因为既不是被清兵所杀,也不是被南明军队所杀。那么关键的问题是为村民所杀记载的来源是否可靠,据同治《通山县志》卷三所记:
  “程九伯,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蹂躏烧杀为虐,民无宁处,九伯聚众杀贼首于小源口,本省总督军门佟嘉其勇略,札委德安府经历。旧志。”
 这条记载注明来自旧志,即康熙四年的《通山县志》,应该是真实的,即是说通山县六都人程九伯曾杀了“闯贼”的一个“贼首”,并没有指明何人。
    1936年续修《程氏宗谱》卷三云:
    “安思,恭达三子,字九伯,号南枝。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三月九日午时生,顺治元年甲申剿闯贼李延牛迹岭下,献贼首、珠盔、龙袍于本省都宪军门佟,札委德安府经历,后选陕西西安府守备,未赴任而逝。”

  《程氏宗谱》说程九伯杀的那个贼首叫李延。宗谱系本家族人所述,当是最原始的传闻记录,他把顺治二年误记成元年甲申,这是因为甲申这一年李自成进北京、明朝灭亡和清朝入关,在人们的思想上震动较大,许多甲申之后发生的事情容易误记为甲申年。这里关键问题是程九伯杀的这个“李延”是否就是李自成?清朝和南明方面都认为就是李自成,信息来源是李军的部下和降卒。但坚持李自成夹山为僧说者,无法否认程九伯杀了农民军的一个首领李延这一事实,但都坚持说这个李延根本不是李自成:“李延就是李延,贼首就是贼首。李延或贼首绝不等于李自成,与李自成是北斗南箕两无关系。”
    但事实是李延之名乃是由李岩而来。因为李自成军从陕西入豫以后,河南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李岩参加了农民军,人称李公子。尤其是在南方人们都把李自成与李岩视作一人,混称李公子。《明季北略》的作者计六奇说:“余幼时闻贼讯急,或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犹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乃李岩也。”
    李自成退出北京后李岩即被杀害,所以程氏宗谱所说的这个李延实际上就是人们传说的李岩即李自成,而不是别人。顾炎武《明季实录》引《酉阳杂记》云:“闯贼的名自成,一名炎,米脂人。”曹应昌《上高汇旃先生疏》中谈到李自成时“且闻其更名兖,以应‘孩儿兑上之谣’”
   (《烈皇小识》卷七有“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之谶语。)其次,李延之名的出现与李自成被杀相联系,通城《彭德堂金氏宗谱》序云:“自崇祯国运倾颓,继遭张献忠之杀戮,又有李延、李自成流寇猖獗,其烧毁民居也,不殊秦火之虐焰,凡吾族之谱牒与必谅之绣衣,诰敕藏于金轮寺之天棚者,尽为煨尽。”当地老百姓分不清李延与李自成是一人还是两人,故而并称。关于农民军中是否确有李岩其人,史学界虽有异议,但对外界把李岩、李炎、李兖、李延、与李自成视为一人,已为史学界所公认。李自成为僧说者无法否认程九伯杀李延这一事实,却硬说李延不是李自成,这是讲不通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李自成是被程九伯杀的。不论是阿济格向清廷的奏报,或者是何腾蛟向唐王的奏报,其事实都来源于此。当时李自成被认为是“贼首”,杀了李自成并不是什么罪过,所以也绝不会讳言,费密《荒书》说:
   “后大清追李自成至湖广,自成尚有贼兵三万人,令他贼统之,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败。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瘠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博,遂展转泥渣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
   费密四川新繁人,曾经做过南明广元伯扬展的幕僚,亲自参加过对张献忠的斗争,对农民军的事迹了解甚详。此书成于康熙八年(1669),他的记载应是当时所得到的见闻如实反映,也不可能编造一个李自成假死的材料以惑世人。

                  二 夹山文献资料质疑
                    
    (一)关于何瞵《书李自成传后》
  最早提出李自成夹山为僧说者为湖南澧州知州何瞵,何瞵的说法是这些年来主张李自成夹山为僧说者的主要论据。
   何瞵,顺天宛平举人,于乾隆十一年至十八年(1746-1753)之间在湖南澧州任知州,为编写《澧州志》时搜求逸闻逸事,到石门夹山进行访问调查,写了《书李自成传后》:
   “余以澧志不备,周咨遗事。有孙教授为余言,李自成实窜澧州,因旁询故老。闻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驿,随十余骑走牯牛坝,在今安福县境,复弃骑去,独窜石门之夹山寺为僧,今其坟尚在云。余讶之,后至夹山,见寺旁有石塔,覆以瓦屋,塔面大书“奉天玉和尚”;前立一碑,乃其徒野拂所撰文,载和尚不知何氏子;夫奉天岂和尚所称?曰玉曰何氏子,盖寓言之,亦讳言之也。遍问寺僧,对不甚详。内一老僧,年七十余,尚能记夹山旧事,云和尚顺治初年入寺,是律门,不言来自何处,其声似西人。后数年,复有一僧来。云是其徒,乃宗门,自号野拂,系江南人,事和尚甚谨。和尚卒于康熙甲寅(1674)岁二月,约年七十。和尚临终有遗言于野拂,彼幼时不与闻。奉天和尚为其自号,野拂即以名其塔。寺尚藏有遗像,命取视之,则高颧深幽 ,鸱目曷鼻,状貌狰狞,与《明史》所载相同,其为自成无疑。自成之构乱也,初僭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复僭号新顺王。其曰奉天玉和尚。盖以奉天王自寓加点,以讳之,而玉又玺质,天子之所宝,殆死不去僭号,与泰山贼王始同一行经,可笑也。而野拂以宗门为律门弟子,事之甚谨,又题称不知何氏子,寓尊奉于讳言,岂其旧日谋臣相与左右者欤?”

 何瞵之所以认为奉天玉和尚可能是李自成,其根据有二。
  (1)由“奉天”的称号所联想,他一看到“奉天玉”三个字,马上就和李自成称“奉天倡义大元帅”联系起来,“夫奉天岂和尚所称?”这个和尚必然与此有特殊的关系。否则一个普通和尚是不敢这样称呼的。
  (2)这个联想得到印证是他让寺僧取来了奉天玉和尚的画像,“高颧深幽,鸱目曷鼻,状貌狰狞”,和明史所记李自成的相貌相同,由此何瞵便认定奉天和尚就是李自成。
   事实是否如此,亦不尽然。所谓“高颧深幽”,就是高颧骨、大额头,深眼睛;“鸱目”,象鹞子般贪戾的目光;“曷鼻”,蝎子样的仰着鼻子。查阅《明史》李自成传,确是这样记载:“自成为人高颧深幽,鸱目曷鼻,声如豺,性猜忍,日杀人斫足剖心为戏。”这是传统的形容凶戾之人的习惯文字,并非为李自成所独有。《汉书》王莽传“莽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也,故能食人。”《左传》文公元年说商臣:“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但何瞵忘记了再往下读,《明史》这个记载是崇祯十四年以前的情况,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围开封时,总兵陈永福之子“射中自成目”。自此,凡记述李自成相貌者都说他“眇一目”外号“李瞎子”或“闯瞎子”。
   这是李自成相貌中最大的一个特征,李自成进北京以后,赵士锦《甲申纪事》云:“(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以东宫二王出正阳门,自成瞽一目,白帽、青布、箭衣、黄盖,……予仆目击之。”《明季北略》(卷二十)《李自成入北京内城》:“自成貌奇陋,眇一目,至承天门,顾盼自得,见‘承天之门’四字,欲藉以惑众,复弯弓指门榜,大声语诸贼曰:‘我能为天下主,则一矢射中四字中心。’射之,不中,中天字下,俯首不乐,牛金星趋进曰:‘中其下,当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一只眼睛,视力无焦点,当然是射不中的,这绝非全是污蔑之词。《李闯小史》亦云:“李自成年三十有九,左眼被射瞎。”
   何瞵所说寺中奉天玉画像,并无此特征。而且那个“尚能记得夹山旧事”的寺僧也没有说奉天玉是一只眼睛,或者左目伤了。假若奉天玉就是李自成,相貌上有这么大的特征,寺中和尚不可能忽略而不言。不仅寺内恐怕石门附近的人也不可能不说到这一点。
    由此我们认为这个“高颧深幽 ,鸱目曷鼻”的奉天玉和尚不可能是“眇一目”的李自成。
    由于何瞵在这里出了错误,所以便把“奉天”这个普通名词和“奉天倡义大元帅”联系起来,并进而附会说:“玉”就是“王”字加点,所以“奉天玉”就是“奉天王”的别称。这纯粹是主观猜测,何瞵此前曾任宝庆知府,当时正直苗民起义,他是积极进行镇压者之一,所以他对农民起义有极端的警觉与仇恨,这是他认定奉天玉就是李自成的心理因素。事实上,奉天玉乃是简称,他的真名乃是“明玉”。要是按照何瞵的说法,那么明玉也必定是寓意“明主”,或“明王”加点了。
     另外,何瞵所询这个寺僧年约七十,从乾隆十五年上朔七十年,为康熙十九年。若十五岁入寺为僧,距奉天玉之死尚有二十年,不但没见过奉天玉和尚,恐怕连野拂也未见过,所述只能是一些传闻而已。
                  (二)关于《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铭》
   “师于大清壬辰年六月,受石邑魏侯请出,领徒开山,历尽清要,卧风餐水二十年,丛林大举,门弟子数千众,殁于甲寅年三月,荼毗得舍利子数万枚。”
  说奉天大和尚是清顺治九年(壬辰1652)来到石门夹山寺.,康熙十三年(甲寅1647)死。
   “百炼精金,八九益一,顿入神圣。舍利流珠,百世罕闻。”八九为七十二,益一,是说奉天玉享年七十三岁。康熙十三年(1674)上朔七十二年(中国人的记龄习惯,生年即算一岁),为明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李自成生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十二生肖属马,到康熙十三年应为六十八岁。年龄不符。一个人可以隐瞒自己的姓名,但绝不会隐瞒自己的年龄。墓志碑铭关于生卒记载是不应该错的。
  此碑立于周王丙辰年,即康熙十五年(1676),距奉天玉和尚逝世才两年,记述应当是可靠的,当时石门在吴三桂政权控制之下,吴三桂是打着反清复汉的旗号,所以撰碑人不会有什么忌讳。
                  (三)野拂撰文残碑
    “口于壬辰春飞锡。”说奉天玉是顺治九年来到夹山寺的。
    “况值戎马星落雨泪天”,说当时处于战争年代,别无所证。
                  (四)康熙四十四年《重修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
  “独赖奉天老人从西蜀南游,恐祖庭之芜没,于焉驻锡……时顺治壬辰夏月也……。是年冬则野拂大和尚由鼎州而来,投老人披剃。”
    说奉天玉是从四川来的,这年冬天野拂和尚也来到此地,拜奉天玉为师,由他剃度。野拂来自鼎州,鼎州即常德,距石门较近。有的作者为了证明奉天玉就是李自成而说野拂就是李过,李过于顺治七年(1650)在广西庆远病死,部属由义子李来亨率领,要是说野佛就是李过也必须说明顺治七年李过之死是假死,那这就太离奇了。
                  (五)道光十三年《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
  “我朝顺治壬辰岁,有和尚字明玉者,飞锡来兹,实繁有徒,丛林大启。癸巳年,明府邵公莅我石邑,公余之暇,游心净界,广种福田。”
 重述奉天玉来夹山寺的时间为顺治九年壬辰,并且明确指出奉天玉和尚字叫明玉。看来道光碑的作者历述夹山寺的兴衰,根本不理会何瞵所说奉天玉就是李自成。
                  (六)关于《支那撰述》
  残文有“辛末夏月师诞期”。假若说这是野拂为纪念奉天玉和尚而写的话,这里明确说他的师傅是辛末年生,辛末是崇祯四年(1631),比李自成生年晚二十余年,根本就不是李自成。与前所述《弘律奉天和尚塔铭》也不相符。
  “炉中供养今上皇帝圣躬万岁万岁。”
    这是讲当时在位的清朝皇帝。“今上”为对当时在位皇帝的通称,这是历史常识。《史记》孝武本纪,原称“今上本纪”(《史记》太史公自序)。又云:“孝景崩,今上初即位”,(《史记》107魏其武安侯列传)。这句话的“皇帝”两字还是抬头一格,实际是指当时的康熙皇帝。李自成已死,他的部下还对他称“今上”,此种用语从未见过。
   这个“支那撰述”根本就不是什么野拂为纪念其师奉天玉写的。
                  (七)关于《野拂碑铭》。
  “老禅师武夫也,生于明终于清,壮志轩昂,丰姿凛烈。抱经天伟地之才,久恨权阉,乘捣海翻江之势,敢逐寇林,枕戈待旦,方期恢复中原,拔剑登坛,定欲扫平寰宇,战吴王于桂州,追李闯于澧水。无如戎马屡乘,莫展风云之路,是以逐鹿不事,竟甘泉石之栖。”
                    说野拂和尚原来是明清之际的一个武夫,生于明朝,死于清朝,“久恨权阉”说明他对明末的政治腐败非常痛恨,“敢逐寇林”说明他参加了平定农民起义的活动,绝非参加农民起义。“方期恢复中原”说明清朝入关之后,他站在汉族的立场上,反对清朝的统治。“战吴王于桂州,追李闯以澧水”,桂州乃桂林,明初诸藩王只有周王朱肃先封吴王,后改封周王,就藩开封,懿文太子朱允通曾封吴王,成祖时被废。唐王隆武二年(1646)才追复朱允通为吴王。清代诸王也无称吴王者。吴三桂称平西王,这期间也从未在桂林作战,据秦晖同志考证,这个吴王乃是当时发生于桂阳州的苗民起义首领。
   “追李闯于澧水”即追赶、追剿李自成于澧水,此“追”即“追赶”、“追剿”,绝不会是追随,若是追随也不会直呼李闯之名,这是行文的常识。这说明野拂是明清之际既反对农民军,又反对清朝的一个武人,是否就是一个“拔剑登坛,定欲扫平寰宇”的大人物,也倒未必。因为墓志铭本多谀词,这种形容词,决不能信以为真。坚持夹山为僧说者硬说“追李闯于澧水”乃追随之意,实在不敢苟同。
   野拂是顺治九年来到夹山寺的,从鼎州即常德而来,野拂和奉天玉可能都是明朝的遗民。奉天玉来到夹山后,对夹山寺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当地人民心目中很受崇敬,信徒众多。可见是一位忠于佛事的人,若是李自成不可能安心于此。假若那些众多的信徒是他原来的部下,早就被地方官发觉而捉拿了,还能等到他死后给他立碑纪功?
   从上述夹山文献中没有一条可以证明奉天玉就是李自成,相反每一条都证明并非李自成。野拂也更不是李过。夹山为僧说者的一切立论都是根据何瞵认为奉天玉就是李自成这一假定而来,然后以此来解释各种文献资料。对于清初官、私各方面记载李自成之死的资料,一律排斥之为不可信,对于夹山的文献,却千方百计进行附会,而又没有一条能够自圆其说。作者为了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揣简陋,提出上述质疑,就教于大方之家。

    资料来源 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增订本,2006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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