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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名医为何皆不愿入宫?太医生涯有哪些陷阱

类别:明清两代 发布人: aabbcc 观看次数: 2565 次

  人们所说的太医,除指在太医院任职的医官外,还应该包括那些地方举荐入都,供奉内廷的名医。他们侍候于君王左右,为“至尊”诊治疾病,遇有疑难大症,朝野瞩目,责任极重。可是历来皇帝后妃,大都养尊处优,每餐必膏腴杂陈,脯醢并荐,象这样的生活方式,自然有损健康。身贵体弱,得病便不易治愈,反而责怪太医无能。

  太医进宫供职,有时须对内府官员、太监等纳以贿金,不如此他们便会从中作梗,处处设置障碍,因此,即使是那些精于歧黄之术的太医,由于多方掣肘,也难以一展身手。有的偶然幸中,医治见功,虽赏赉有加,荣耀异常,似乎可以平步青云,其实未必。甚至恩赐所入,尚不够贿赂之所出。

  加上宫禁之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有时太医則是首当其冲,难以逃脱。一药误投,生死所系,出了事故,要遭杀身之祸;所以有些名医把应召入宫视为危途,甚而闻讯远遁,希图一跑了之。真正官运亨通的极为寥寥,屈指可数。世间流传着“太医难当”的说法,洵非虚言,其中甘苦,非个中人不可尽知。

  试看下例,太医治病之难可略知一二。

  (一)有些皇帝以知医自诩,对处方用药,动輒指责,太医纵操神技也只得勉为其难,遵谕施治。如光绪皇帝自幼体质瘦弱,成年以后则是疾病缠身,长期脾胃失调,且患有严重的滑精病,有时一听到锣鼓声即刻遗洩,进而相继出现潮热、盗汗、咳嗽、心悸、失眠、头晕、耳鸣、健忘等一系列症状,又因其一生政治失意,生活寡欢,这种事业上的打击和精神上的痛苦,更促使他萎靡不振,病情加剧。于是在性格上也就更加患得患失,怯懦多疑,孤僻固执。光绪帝稍通医道,在病势口重,求治心切的情况下,对太医往往动以声色,严辞申斥,并自以为是,诏令治法。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其病情已十分沉重,辗转床褥,呻吟不已,该年八月二十二日(9月29日) 的《起居注》曾记载:“每遇药方轻少之时,其窜痛(指腰胯)亦觉轻,屡试不爽。即如近一月来服力钧(太医)之药,其方皆系五、六味,服之窜痛已轻减。近二日方剂稍重,此症亦复加增。盖因服药日久,脏腑不能胜药力也。嗣后立方宜详斟酌,总须少而专始无流弊”。

  太医只好遵谕照办。此后给光绪开处方所用药味都很少,而且用量很轻。这种不顾实际病情,唯圣意是遵的处方,不获良效,应在料中。不仅如此,光绪还进而在殊谕中点名用药,说:“若常用热剂一味峻补,恐前所发之恙复见于今。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麦冬、菊花、桑叶、竹茹等清凉养阴之品,每日稍佐二、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于是在此后的脉案档中,光绪钦定的药品每多见及,不管这些清热滋阴的药物,当时是否完全对症,太医也得依旨使用。

  (二)内府治病,首重疗效,御医须得小心翼翼,谨慎从事,但又难以奏效,这样一来,太医轻则遭到申斥,重则受到严厉惩处。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医院院使孙之鼎等承旨治疗正黄旗内大臣颇尔盆痔漏复发症,康熙对他们的治疗情况非常不满,曾在硃批中大发雷霆,写道:“庸医误人,往往如此”。封建皇帝,具有无上权威,这样一批,太医如何经受得起。

  又如光绪帝死前的一两年间,因病情复杂,太医难以治愈,而光绪本人又怨天尤人,他在自书的“病原”中,曾多次对应诊的太医恶语相加,发洩不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二十六日说: “近来耳响作堵,屡易方药,仍属加重。腰胯酸痛,亦未稍轻。总系药不对症!”“治此疾必先明其病之原因,细按先后症情,乃可施治无差,岂可草率立方哉!”七月十七日(8月13曰)说:“服药非但无功而且转增,实系药与病两不相合,所以误事!”到了八月,原有诸症不仅没有好转,而腰胯疼痛、耳堵、腹痛等病更行加剧,光绪怒不可遏,对太医严加训斥:“所用诸药非但无效,而且转增诸恙,似乎药与病总不相符。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

  那时光绪因戊戌变法失败,虽被慈禧太后幽禁,但在名义上他还是皇帝,太医为其治疗是不敢马虎的,用药无效,实因病人膏盲,已非人力所及,怎么怨得了太医,可是光绪偏认定是治疗不当造成的,太医们也只得俯首认错,恭聆皇帝的辱骂。皇帝患病,不论何种原因,医治无效而死,即所谓“龙驭上宾”,都要给太医以处分。光绪帝死后,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全顺、医士忠勋等,均以“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之类的罪名,受到“即行革职,带罪当差”等例行处分。君主专权的社会,有理也是不能讲的。

  (三)至于那些因一定机遇,进剂获效,荣受天眷的太医,其处境也非全如人意。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的薛福辰就是一例。薛福辰字抚屏,江苏无锡人。精于医学,名驰南北。慈禧患病,召之入都。经精心施治,效果颇佳。慈禧病愈后,自撰“职业修明”四字匾额,赏赐薛福辰。医功告成,本应“载誉”回籍,但是“老佛爷”却不准他即时出京,因为在“西圣(慈禧)新恙悉愈”之后,还须“旧恙一一就痉,方许报安”,这叫做“请太平脉",如此还得在京躭搁下去。

  不料就在薛氏为慈禧治疗期间,他的家乡,疾疫流行,眷属俱病,其次女竟致殇殁,薛福辰之弟致沈某函中曾慨叹地说:“抚兄(薛氏)以回天妙手,而眷属皆不免于病,所谓木匠缺床足不能自理者非耶”。可以想见,薛福辰当时的悲愤痛苦心情,必是有言难诉的。薛福辰在接受慈禧恩赉之后,并不感到是幸事,反而忧心忡忡,寝食不宁。其弟为其担惊受怕,在他的信中说: “得悉抚兄近况,医事近稍顺手,技穷势绌,渐自弓[退”。又说:“此事担荷至巨,未知何时可了!”薛福辰自己也感到进退两难,在致友人函中说。医事“千回百折”,“鄙人此次之事,系勉竭驽钝,倖免大戾,然竟将太医及天下诸名医得罪矣”。这些话,都是薛福辰当时那种战战兢兢,心情极其矛盾的真实暴露。

  有云“伴君如伴虎”,在太后、皇帝身边的太医,又何尝不是如此。薛福辰这样的遭遇就是明证。至于太医院里的相互嫉妒、彼此排挤、上下其手、结党营私等种种黑暗,更是难以尽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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