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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前期为何屡次迁都

类别:上古夏商周 发布人: aabbcc 观看次数: 3960 次
商朝从汤开始,到纣灭亡,共传十七代三十一王,近六百年。约当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商朝历史上有一个很显著的现象,就是都城屡迁。汤最初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市)。其后五迁:中丁迁都于隞(今河南荥阳北敖山南);河亶甲迁都于相(今河南安阳市西),祖乙迁都于邢(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盘庚迁殷,在商朝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从汤至阳甲,传十代十九王,约三百年,为商朝前期。在此之后,从盘庚至纣,传八代十二王,凡二百七十三年,为商前后期。由此可见,都城屡迁,确切地说,应该是指商朝前期。

  商朝前期为何屡次迁都呢?

  关于这个问题,古今学者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水灾”说;二、“游牧”、“游农”说,三、“去奢行俭”说,四、“王位纷争”说。

  “水灾”说试图从自然灾祸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但它举不出一条过硬的材料来证明水灾逼迫商人迁都。相反,从汤至中丁,传六代十一王,至少都亳一百五十军,难道这么长一段时间河水就役有闹灾吗?而且从武丁到纣卜辞多次记载洹水泛滥为害殷都,但殷人并未因此迁都。为何盘度之后水灾不能逼人迁都,而盘庚之前水灾却能逼人迁都呢?另外,南朝的几个都城全在黄河两岸,尤其是中丁由亳迁隞和盘庚由奄迁殷,越迁越向河滨,这种现象用“水灾”说是无法解释的。

  “游牧”、“游农”说试图从社会生产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游牧”说认为,商人在盘庚迁殷之前还是迁徙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有初步的农业,由游牧经济转入农业经济,因此有了定居倾向。但商代卜辞和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商代前期,农业己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所以,此说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

  “游农”说认为,商代的农业是原始的。其原始性表现为生产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原始。商人采用“火耕”的方法,即“焚田”,来代替笨拙的生产工具开辟原野,把林莽烧平后,在灰土上播种。他们既不知道灌溉,也不懂得施肥,一旦土地的自然力耗尽,便需改换耕地,不得不经常迁徙。“游农”经济是商人都城屡迁的原因所在。但考古资料证明,郑州和小屯两地商代文化中出土的石镰和石斧都很近似。这两地正好一个代表商代前期,一个代表商代晚期。商代农业生产已使用少量青铜器。目前出土的几件青铜农具,商代前后期的数量也大体相当。这说明商代前后期农业生产工具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同样是“笨拙”的。至于耕作方法,胡厚宣先生在《殷代焚田说》中指出“焚田”是殷人狩猎的一种方法,根本与农业无关,至于说商人“不懂得施肥”,则与史实不符。《汜胜之书》说:“汤有旱灾,伊尹作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甲骨文“尿”字即粪便之“屎”字。卜辞中有大量“尿田”的记载,商代初期已知“粪种”,当是可能的。“游农”说的论据经不住推敲。另外,它跟“水灾”说一样,无法解释中丁之前和盘庚之后,商都稳定的史实。所以,“游农”说也难以令人置信。

  “去奢行俭”说和“王位纷争”说试图从社会政治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去奢行俭”说认为“抑制奢侈,倡导俭朴,借以缓和阶级矛盾,是商都屡迁的原因。此说多少有点合理成分。因为《尚书》中《盘庚》三篇是保存下来的商王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三次演讲词,将迁之时,他曾指责贵族中有贪求财富的乱政官吏;既迁之后,他又告诫官吏:不要积聚财物,光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殖产业,应该施惠于民,要永远洁净你们那颗和国王一样的心。但是,奢侈是剥削阶级的“痼疾”和“通病”。不仅迁殷之时存在,迁殷之后照样存在。为什么此时奢侈可以促使迁都,而彼时却不能呢?“去奢行俭”说虽然看到商都屡迁的某些现象,却未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所以,它对商都屡迁原因的解释缺乏说服力。

  “王位纷争”说,根据《史记·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的记载,注意到从中丁至阳甲正好九王,先秦典籍中“几世”即指“几王”,这“九世之乱”与商都屡迁,在时间上如此若合符契,决非偶然巧合,它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客观原因。这个推断,可以在《尚书·盘庚》中篇里找到证据。盘庚追述先王迁都原因时说:“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孔疏》认为“大虐”的具体含义是:“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断命’,即是天降灾也”。很明显,“大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就是指以王位纷争为中心的“九世之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治上的动乱和纷争,给人民带来无穷灾祸,先王并不怀恋他们手造的基业,为人民的利益来迁徙。那么,王位纷争所引起的社会动乱,为什么必须用迁都的办法来解决呢?因为“九世之乱”的直接后果是商王权威削弱和贵族势力膨胀。

  贵族势力膨胀,表现在经济上,是聚敛财富;表现在政治上,是弑君篡位。斗争的双方,为了赢得胜利,必须借助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是彼此共享的。人和,要靠主观努力去争取。惟独地利,谁占有它,就属于谁。很明显,既然贵族的势力能够膨胀起来,并足以威胁王权,那么,贵族一定占有地利。殷商时期虽然已进入青铜时代,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旧很低。在那种社会发展水平上,地利的作用就格外重要。通过迁都来改变贵族地利的优势,从而削减贵族的实力,是商王的战略措施。这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主观原因。证之《尚书·盘庚》篇,正是这样。盘庚迁殷几乎遭到举国上下的反对,“民咨胥怨”,但主要阻力来自贵族,不是平民,更不是奴隶。贵族用浮言来煽动民心,而盘庚则抓住“天命”和“先王”两面大旗,口口声声鼓吹为人民打算来争取民心。

  在当时,“天命”和“先王”无疑是有威力的,使盘庚得以迁殷。将迁之时,盘庚发出警告:“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就是说,有奸诈邪恶,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这孬种遗留在新邑蔓延滋长。可见盘庚企图通过迁都打击贵族。既迁之后,盘庚重申:“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即不管与商王血缘的远近,造罪就处死,立功便封赏;并宣称自己有权“制乃短长之命”。这说明通过迁都,镇压了异己,商王权威上升了。“九世之乱”的教训是深刻的。为了避免历史重演,王位继承制发生变化。商王继统法分三期:第一期大丁至祖丁以兄为直系,第二期小乙至康丁以弟为直系;第三期武乙至纣传嫡长子。盘庚处于由第一期向第二期转变阶段。迁殷后商王继统法出现以弟为直系并终于转变为传子的新情况。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减少王位纷争,王室内部稳定下来,所以导致迁殷后二百七十三年没有再徙都城。“王位纷争”说对商代前期都城屡迁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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