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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蜀地百年移民潮

类别:秦汉三国 发布人: aabbcc 观看次数: 2086 次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将巴、蜀纳入了自己的地盘。此时,秦国正在进行旷日持久的统一战争,对巴、蜀的改造成为秦人统一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秦人从人口、政治、经济诸多方面,着手对巴蜀进行改造,使巴蜀成为自己的大后方。自秦惠文王始,一直到秦始皇时期,近一个世纪的移民使蜀地成为了一个热点;政治上,秦王三立三杀蜀侯;经济上,秦人在巴蜀两地征收重税,使巴人一度反叛。在秦国统一六国的历史进程中,巴蜀两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公元前314年,蜀地出现了一次移民浪潮。往日僻静的蜀道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长途跋涉者,他们之中,有秦国相国吕不韦,有富可敌国的赵国卓氏、鲁国程郑,也有一些衣衫褴褛,戴着镣铐的罪犯。这些身份不同的人有着一个相同的目的地——蜀地。蜀地距离中原千里之遥,况且蜀道奇险,通行不易。如此这般困难,为何这些人还要往蜀地迁徙?自公元前314年始,这样的迁徙几乎没有停止过,持续了一个世纪左右,究竟是谁策划了这次空前的大迁徙?

  为了战争大量移民

  公元前300多年的一天,一队风尘仆仆的远行者跋涉在崎岖险峻的蜀道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令他们吃尽了苦头。离目的地成都,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他们并非在进行一次旅行,而是一次无奈的流亡。他们之中,有秦国百姓、赵国、魏国的达官贵人,还有一些戴着镣铐的犯人,你甚至还能看到战国年间赫赫有名的秦国相国吕不韦。

  相国、达官贵人、老百姓、犯人组成的似乎是一支支近乎天方夜谭的队伍,然而,对汉中至蜀地沿途的百姓来说,这早已不是一个希罕的景象了。自公元前314年以来,这条蜀道上几乎终日可以看到这样的迁徙队伍,原本人烟稀少的蜀道此时成了一条繁忙的交通要道。

  强大的秦国令他们走在了一起。秦将司马错建议秦王灭蜀,便是欲将水土丰饶、百姓富足的蜀地作为大后方,为秦王朝的统一道路提供充足钱粮。灭蜀后,如何改造蜀地摆在了秦人面前。秦人立蜀侯为傀儡,是为政治改造;筑造成都城,是为军事改造;而延续时间最长,最兴师动众的则是经济改革。此时的秦国正力敌六国之师,急切需要巴、蜀为它的统一道路提供后援。统一是军事实力的角逐,也是国力的比拼,强大的军队加雄厚的国力才是真正的王者;而移民,便是为经济改革服务的。基于此,秦惠文王一纸令下:六国王公贵族、地主富贾,与秦人为敌、不守法纪者,举家迁徙至蜀;秦国国内作奸犯科者,流放至蜀。秦惠文王死后,他的法令被子孙延续下来,长达一个世纪的迁徙,数以万计的移民,构成了巴蜀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浪潮。

  相国落难商贾暴富

  秦对蜀的首次移民发生在公元前314年,《华阳国志》记载,鉴于蜀地“戎伯尚强”,“乃移民万家实之”。这次移民规模浩大,按照一家五口计算,大约有5万人之多。移民们大多来到成都,也有一些就在入蜀沿途扎根安居。事实上,这5万人只是先行者,直到始皇嬴政当政,轰轰烈烈的迁徙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对大多移民来说,这次艰难的迁徙无异于一次永别。蜀地遥远,离开故乡与家中的亲人,这辈子都不知道能不能再回故土。而对蜀地,他们大多人是陌生的:那里会有肥沃的耕地么?听说蜀人“左言”,讲起话来难懂无比,外乡人很难听清楚,蜀人会跟家乡人一样淳朴么?旅途的劳累以及前途未卜的失落,笼罩在这些移民心头。

  伴随着秦朝军队的南征北伐,一批又一批移民无奈背井离乡。公元前238年,迁徙队伍中出现了一个大人物的身影——吕不韦,此时的吕不韦被嬴政罢职流放,自是牢骚满腹。他本是一介商人,年轻时的一单生意造就了他一生的富贵。贵为相国、文信侯的吕不韦曾经权倾一时,但是他的门客扬言造反,被嬴政诛杀,吕不韦也难逃其咎,被贬居蜀中。吕不韦眼看自己经营了几十年的政治生意血本无归,在蜀地又不知道将受到何种待遇,悲难自禁,绝望之中饮鸩自尽,死在了入蜀的路上。吕不韦或许是这些移民中最赫赫有名的一位,他将政治当作生意来做,破产后也只能选择一个商人最极端的抵抗方式。

  随着吕不韦的下台,他的家人和众多门客也成了秦王朝流放的对象,大量的流放以致最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刑罚。《汉书》记载说,“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可见当时迁入蜀地罪人之多。除此以外,一些富商大贾也成了秦王迁徙的对象。

  富商大贾们来自赵、魏、楚等国,家有千金之财,皆是当地望族。秦灭六国后,他们已是秦人的掌中之物。这些人有钱有势,秦人生怕他们留在故土滋事,便将其发配至蜀。这正中他们下怀,强留在故土与秦人为敌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到了西南腹地成都平原,秦王朝鞭长莫及,反能一心经商,安享太平。赵国卓氏的话颇能代表商贾们的心理,他说,“吾闻岷山下之沃野,下有蹲鸱(即芋头),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赵国卓氏主动要求入蜀,可见他认为迁入成都并不是什么坏事。

       赵国卓氏来到临邛(今邛崃),见临邛山中多产铁矿,却无人开采,不由大喜过望,随即大量招揽滇、蜀两地百姓上山采矿,交由随行的铁匠铸铁。卓氏采矿,只需上缴政府少许银两,是一本万利的行当。战国年间,铁器在蜀地尚不流行,卓氏的铁器因而极受蜀地百姓欢迎。几年下来,赵国卓氏富甲天下,单家中仆僮就有千人之多。鲁国程郑也靠在临邛铸铁发家,富比卓氏。鉴于此,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说他们“富绛公室,豪过田文”,田文就是战国门下有门客3000的齐国孟尝君,由此可见卓氏、程郑的派头。

  而对普通百姓来说,除了远离故乡,他们的生活与从前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到了蜀地,有人分得几亩薄田,日作暮休;有人在成都城以经商谋生,祖传的手艺在故土并不希罕,到了蜀地却成了一门绝活。慢慢的,他们过上了定居生活,许多人与蜀地女子结婚生子,俨然成了半个蜀人,有生之年再也没有走出过蜀地。耳濡目染,他们渐渐已经能听懂蜀人的“左言”,蜀人对他们的小篆也不再陌生。

       这一切无疑是秦王最希望看到的。秦王大规模移民,除了对付六国豪强外,也希望蜀地藉此得到开发,蜀人与秦人尽快融合,早日消除敌对情绪,成为秦王朝的大后方。见效果不错,秦人进一步废除巴蜀文字,在蜀地大力推行小篆。学者童恩正认为,巴蜀是秦国大力推行文字统一措施的第一站。

  客死蜀地的军人

  与这些移民同时来到蜀地的,是大规模的秦国军队。蜀国新亡,迁徙入蜀的豪强、犯人随时可能造反滋事,并不能令秦王完全放心。在秦王的授意下,秦将陈壮、张若、张仪先后率大军至蜀。不难想象,这支深入蜀地的秦军是秦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然而,令世人感到惊奇的是,在迄今可以查阅的秦国官方史料中,却未曾提及过这支秦军的情况。在秦汉,为国戍守四方的将士往往能得到国家的最高荣誉,为何秦国史官没有记载这批戍守远方的将士?难道他们曾是秦王朝的最高机密?战国时期,秦国军队曾经带着盐和长戈走到了中国许多地方,这支入蜀的秦军显然只是他们中的一小部分。

  世人已无法通过史料来获悉这批神秘来客的信息,秦国士兵直到1992年方才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1992年3月,在成都龙泉驿,上百座墓葬井然有序地排列在近万平方米的区域中。墓主的身份很快水落石出,他们正是2000多年前戍守蜀地的秦国士兵。

  墓葬分为四个区,可能代表了军队中的不同兵种,朝向正东西方。历史上,墓葬的朝向往往能代表死者临终前的某些信仰与愿望,古蜀人的墓葬就是北偏西朝向故土岷山的。秦在蜀的东北方,显然,这支戍守蜀国的秦军许多人到死都没能回到故土,无休无止的战争耗尽了他们的青春。而另外一些士兵可能不幸战死沙场。他们死后的墓葬一律朝向东方,朝着故乡秦国。

  墓坑全部是土穴结构,上宽下窄,墓室凹凸不平,布置得非常潦草。几块椁板象征性地置于墓坑中,所谓椁板,是古代一种连棺材都算不上的葬具,古时无钱下葬的人才用这种简单的葬具敷衍了事。由此看来,秦国士兵的地位并不高。数以万计的秦国士兵来到蜀国,历史并不曾厚待他们,就连死亡后,都只能以最卑微的安葬。

  墓葬出土遗物透露了秦国士兵的生前生活。锋利的铜矛是他们的兵器,众多圆底陶罐和尖底盏或许是餐具。锈迹斑斑的“秦半两”零星散落在尸骨旁边,多则二三百枚,少则几枚。“秦半两”是秦王朝的官方货币,这些“秦半两”看来已是士兵们一生的积蓄。墓葬中除了兵器、陶器、钱币,还有镰刀、斧头和凿子。显然,士兵们不但要卫戍蜀地,还需自给自足,从事劳动生产。这并不奇怪,秦始皇曾向岭南派遣过多达50万的戍边部队,这些将士最后几乎通通脱下甲胄,与当地土著融合了。这支来到蜀地的特殊移民,说不定最终也扎根在了蜀地,与蜀人融合在了一起,他们已经入乡随俗,用蜀人特有的圆底罐、尖底盏海吃海喝,一些人还用上了色彩鲜艳的漆器。曾经水火不容的蜀人和秦人此时相互影响,敌对早已成了过去,文化的统一和融合才是战争的根本目的。

  一名叫杨悲的士兵

  长眠于地下的秦国将士并非全部默默无闻,我们还能叫出一个士兵的名字,“杨悲”。

  在墓葬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找到了一枚铜印,印上赫然刻着两个汉字——杨悲,他们猜测,这名叫“杨悲”的士兵可能是秦军军营一名下层文员,每当军中要发布命令时,他便在公文上盖上印章,一来二去,他的名字已经像军令一样为每个士兵所熟识。跟许多士兵一样,杨悲死后也没能回故乡安葬,他的战友将他埋葬在公共墓地,并把这枚伴随了他大半生的铜印一起放了进去。2000多年后,作为千万个秦国戍守蜀国士兵中的一员,杨悲的遗物幸运地令后人想起了这个秦军文员。

  在秦王朝长达一个世纪移民政策的驱使下,一批又一批的六国富商巨贾、罪人、百姓来到蜀地,与此同时,负责戍卫任务的秦国军队也一支支踏上了征途。移民们耕作、经商,娶妻、生子,生活很快回到了从前。这些秦国士兵却只能固守在他们的岗位上,征战,和平,征战,和平。一支又一支的秦国军队在战争与和平的特殊轮回中,失去了青春的韶华,成为了孤独的思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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