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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自由和智慧较量的战国

类别:春秋战国 发布人: dtmz 观看次数: 4043 次

 

精神自由和智慧较量战国

陈敏昭

 

(三门峡行政学院社会管理教研部 472000)

 

[提要]一、战国,战国!多少英雄豪杰因你而雄起!二、充满魅力的时代;三、变法!变法!还是变法!四、经济的迅猛发展支撑着征战和变革;五、兼并中处处显露着智慧,统一中时时昭示着权机;六、秦王赢政吞并六国;七、百家争鸣、百花争放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八、结语:罪孽深重的专制与独裁。

 

一、战国,战国!多少英雄豪杰因你而雄起!

 

在中华历史上,战国,是个值得怀念和解析的年代:不只是人才辈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只是制度创新、政治创新、军事创新、技术创新、法律创新;不只是外交艺术、战争艺术的翻新;不只是农业耕种技术、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商业贸易的进步;更主要的,它是中国历史上相对自由、民主、开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灿烂、绚丽的时期;是打破僵化的封建贵族等级秩序、实现四大社会阶层士、农、工、商能上能下的时期,能者上弱智者下、有学识者上无知者下;化解、或者削弱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战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科技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或有人说,战国乃一动乱频繁、征战不休的时代,不必如此挂念。正因有了这乱世,才造就了精神的无限自由和思想的百花争放。老庄孔孟、法墨儒道、纵横驰骋、林野风流……,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那是一个才情恣意张扬的时代!时时处处张显着血气、豪情和浪漫!

那么,什么是战国?战国时代又是从哪一年开始、哪一年结束的呢?我们就以回答这两个问题开始神游战国。

据《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标点本)“春秋”和“战国”这两个时代名称的由来,却比较特殊。它是由《春秋》和《战国策》这两本书而得名的。《春秋》这一名称,本来是各国史书的名称。在古代,各国都设有史官,“君举必书”,史官有左、右二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战国”最初指的是秦统一前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相互争霸、相互征战,不是指特定的历史时代。西汉宣、元帝时历史学家刘向根据秦以前七国争雄的过程中,策术士们的言行记录选辑了一部文献汇编,定名为《战国策》,后代人才将这一时期称之为“战国时代”。而关于战国的起讫年代,却有比较大的分歧。司马迁《史记》将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作为战国开端,(历代多数史学家及近代人郭沫若、翦伯瓒等赞同并采用此说,在下亦觉得司马迁之说最为可靠);宋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周威烈王23年(前403年)为开端;还有以公元前453年三家实际分晋和前481年田氏代齐为开端的,不一而足。而战国的结束年代却是一致的,都是以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全国为标志。如果我们以司马迁说的那一年(公元前475年)为开端,战国时代前后也就是约255年时间。

 

二、充满魅力的时代

 

1、战国初年,各国的冶金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尤其是冶铁技术各国基本上都掌握了,使铁工具普及,土地大面积得到开垦,人们开始修筑大型水利工程、农业耕作和轮流倒茬技术已经开始使用,土地出产增加,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手工业、尤其是铁制冷兵器的制作有较大发展,商业的大量铸币流行,出现了全国有名的大富贾和一批人口众多、繁荣的大都市。各国的变法,使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所改善,相当一部分人变成自由民,使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以及军功制的出现,使战士愿意为自己的名誉和地位而战,作战的积极性也极大地提高。

2、战国是个大变动、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七国先后进行变法,使郡县制、官僚制得以确立,以君权为主的官僚集权专制基本形成,采邑转变为县、郡制,各国相继颁布了成文法,各国都重视农业、奖励耕战,无论是种田还是打仗,做得好都能够改变身份、获得奖励,同时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赋役制度,充实了国库。

3、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随着社会生产发展和各国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宗法统治秩序崩解了,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伴随而来的是知识的利用,人才的开发,有人认为这是我国人才大开发的时期,是各种思想特别活跃的时期,私人讲学盛行,个人著书立说成为社会风气,夏商周三代以来传统的天、命、鬼神的宗教迷信观念受到冲击,适应宗法统治需要的孝、悌等观念逐渐为适应专制统治需要的忠政观念所代替。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知识、谋略、才能受到特别重视,社会上出现了儒、墨、法、道、兵、名、阴阳、农、杂、纵横家等学派,形成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新气象,带来了文化科学知识在社会上的广为普及,科学、文化、教育等事业的较大发展。

4、教育平民化。从孔子开始的有教无类到战国时期已经非常普遍,个人开坛讲学风气非常盛行,学费低廉,不要官方任何补助,有的甚至受到官方的阻挠。

5、民族融合。在民族关系方面,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夏商周族为核心的华夏族,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和周边兄弟民族(戎、狄、夷、蛮等)逐渐融合为汉族,奠定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为秦汉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5、争战频乃。最突出地表现在武器的进步、兵种兵员的变化、战争方式的变化等方面。这一时期战争之频繁、规模之大、程度之惨烈、动员兵力之众都是前所未有的。武器精良,兵器种类较多,发明远射的硬弩,攻城的云梯,水战的钩拒;战术上步骑为主的野战代替了车战,战争的范围扩大,时间旷日持久;出现了兵家,涌现出一批军事家;防御工事如长城、关塞、了望亭……,总的战争趋势是由兼并战争转化为统一战争。

6、七雄并立。东齐、南楚、西秦、北燕,韩、赵、魏居中。

7、合纵与连横——外交事务的主线。游说策士、有谋略、有见地者善于审时度势者成为各国外交事务的主导者。刘向在《战国策》中讲:“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言。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时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亦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8、养士之风气盛行。西汉的贾谊有很概括的描述:“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纵离横,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什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秦灭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纵散约解,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国请服,弱国入朝。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北筑长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始皇之心,自己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万世之业也!”

 

三、变法,变法!还是变法!

 

战国开始(应该说从春秋后期开始),各国都看到了变革旧制度能够开启民智、促进社会经济的大发展,能够“崛起”、能够强大,能够强国,能够富民,能够战胜敌国。变者强,不变者弱;早变者富,迟变者穷;快变者兼,慢变者被兼。因而都剽着劲的变法,使变法成为当时神州大地的一场持久的运动。而率先变法的是魏国的魏文侯。

1、集权制的首创者——魏文侯时期李悝(kui)的变法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瓜分晋室。三家势均力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三家势力都强于晋室,前433年他们利用晋国国君去世、新立的幽公羽毛未丰之机,仅给晋君曲沃(山西闻喜县境)、绛州(翼城东南)两地,瓜分晋的土地人口,晋君反要向三家朝拜,到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加封韩虔(景侯)、赵耤(ji,列侯)、魏斯(文侯)为诸侯(晋侯至前369年灭亡)。三晋中魏文侯魏斯,是魏成为侯国的第一代君王(前445~前396年在位),他是一个怀有雄心壮志的人,继位后决心励精图治,改革图强,他在朝廷设立了由国君直接任命的将相来统领百官,在地方设立县,直接派守令统辖人民。魏文侯礼贤下士、用人唯贤,先后用魏成子,翟黄,李悝为相,以孔子的名门弟子卜子夏为师,又优礼田子方,段干木等当时的社会名贤,开战国招贤养士之风。一大批志士能人为其所用,著名的有善于治军安邦的军事家吴起,一心为国不讲私情的乐羊,善于兴修水利为民除害的西门豹等,都受到重用,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

魏文侯依靠这批人,从经济到政治、军事都进行了改革,他充分地利用了魏国有利的地理自然条件为魏的强大奠定了基础。魏国地处原晋国的中部和西南部平原地区,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是三晋中最富裕的一国,这也为魏文侯的大有作为提供了条件。文侯所重用的人才中,尤以李悝进行的改革最为重要。

李悝,又叫李克(约前445—前395年)据说是卜子夏的学生,曾做过魏国的北地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法家,是集权专制制度的首创者。他相魏十年,得到文侯的信任,又得到卜子夏等人的支持,卓有成效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较彻底的变革。可惜《史记》及其它史书无专传。代表其思想的《李子》三十二篇和《法经》六篇都已失传,只能据后代人的传记来恢复其变革的大致内容:

(1)在经济方面提出“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善平籴)。“尽地力”要求农民“因任地力”,“治田勤谨”以达到发展生产,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尽地力”不单纯指发展农业生产,而且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一次革命。他针对残存的井田制,提出了“废沟洫”主张,铲除了井田的疆界有利于农田水利建设之发展,后人评价这件事时称“井田废,沟浍湮,水利所以作也,本起于魏李悝”。废井田,解放了生产力,有利社会进步。李悝进一步指出“农事害,则饥之本也”,他给魏文侯算了一本账:估计百里见方的地方,有田九万顷,除去三分之一的山林、河泽、城邑、乡居,尚有六百万亩可耕地,如勤劳耕种,亩产可增三石(约合今天一百多公斤),六百万亩可增产粮食一百八十万石,经营不好就要相应减产。他提出根据土地好坏分给每个农民百亩(约合今三十一亩多)或二百亩土地,鼓励个体农民发挥地力,增加产量,从而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为了扶持小农经济,李悝又实行了“平籴法”,据《汉书·食货志》讲,李悝认为:“籴甚贵则伤民,甚贱则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因此既要防止人民离散,也要防止农民因谷贱而无积极性,就必须稳定小农经济。李悝的具体做法是:规定每亩的标准产量(实际上是纳税产量)为一石五斗(约合今四十五公斤左右),年成好的时候,农民交纳什一之税,留下自用的粮食外,其余粮食由国家按定价收购,待到荒年饥馑时,又由政府平价卖出,保证粮价不至暴涨,防止“饥馑水旱”和商人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有利国家政权的巩固。这一政策到魏惠王时被废除。“平籴法”和“尽地力”互为补充,稳定了小农经济,巩固魏的封建经济基础,是战国初魏强大的重要原因。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政府平准基金”。

(2)政治上削弱世卿世禄制度。李悝尖锐地揭露奴隶主贵族们依仗世袭爵禄,“出则乘车马衣美袭,”“入则修竽琴钟石之声”,是社会上的“淫民”,主张“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把禄位授予有功于国家的人,从而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魏文侯采纳了李悝“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的建议,在打击旧贵族的同时,吸引了很多人材为魏国效力,如吴起、西门豹、乐羊等大批政治家、军事家云集魏国,得到重用。

(3)著《法经》加强地主阶级的法制。李悝“集诸国刑典”著《法经》六篇,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原文已失传,只留下六个篇目: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其内容桓潭《新论》有如下记载:盗,指犯有偷窃、抢劫罪,轻则戍边为守卒,重则处死,道路拾遗是有“盗心”,犯者要处刖刑,用于保护私有财产;贼,指伤人、杀人罪、“杀人者诛”;囚和捕,指惩办盗贼的一些具体办法;杂,指犯有盗取兵符、官印、议论国家法令,越城逃跑,赌博,贪污,僭越等罪的法律;具,根据具体情况加重或减轻刑法的规定,所谓“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重点在于防止盗贼,即打击侵犯私有财产和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秩序者。当然《法经》对统治队级内部一些为非作歹的人也要打击,如官吏贪污受贿。规定丞相以下要杀头,太子赌博要受笞刑或废立等,因而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后代的影响极大,商鞅变法,基本上搬用李悝变法内容,只是改法为律,许多内容也为秦汉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沿用。

此外,魏文侯还任用吴起改革军事制度,严格地挑造、训练和考核武卒。选拔考核的标准是:身穿三层甲(上身甲、股甲、胫甲),头戴铁盔、腰佩利剑,负十二石大弓,带箭五十枝,肩杠长矛一杆。背三天干粮。半天能行一百里(约今四十多公里)。凡考核及格者,免去一家徭役,并奖给田室。吴起还根据士兵的不同特点,采用新的编制,充分发挥士兵的优点。作战按军功论赏,这种精选士卒和奖励军功的制度,使魏国军队在当时的战斗力较强,致使“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李悝的成功变法、收效显著,使魏国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强盛起来,俨然成为战国初年的小霸主。

2、舍生忘死为变法——吴起和楚国的变革

吴起是战国初年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卫国人,其约生于前440年,卒于前381年。出身“家累千金”之富室,为求政治出路,四处奔走,结果钱财荡光,遭到别人的饥笑,诽谤,他负气杀了诽谤他的三十多人,发誓“不当卿相,决不回卫!”到鲁国孔门弟子曾参之子曾申门下学儒术,不久其母去世,吴起没按儒家的孝道回到故乡奔丧,被认为不孝,被曾申断绝关系,他从此改学兵法,后来他为了求官为将,居然“杀妻求将”帮助鲁穆公打败了齐兵,但因穆公听信谗言,把他辞退了。后来到魏国,魏文侯用其为将,攻秦连拔五城,夺取西河之地,后又辅助乐羊攻灭中山国,被任为西河守。吴起治兵关心士卒,与士卒同甘共苦,“常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士卒负伤、伤口化脓,他亲自排脓上药,所以军队纪律严略,为之所用,战斗力强。在西河守任上,他总结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写成《吴起兵法》,在军事上与《孙子兵法》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秦汉间流行甚广。《韩非子·五蠹》讲,那时“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可惜后来散佚,现剩六篇《吴子》还真假难定。吴起治西河二十七年“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使强秦不敢东向,并“辟地四面,拓地千里”。

魏武侯时,吴起与贵族商文争当魏相失败,加上他的仇人、大夫王错的挑拨离间、武侯免去了他的西河守职务,前387年,被迫投奔楚国。楚国被中原国家蔑视,称之为“荆蛮”,前479年新兴势力代表白公胜企图进行一场较大的变革,结果功败垂成,被以叶公为首的一批旧贵族镇压下去,楚国守旧势力严重,声王(前407—402年)暴虐,被造反者杀死。其子熊疑即位,是为悼王。悼王尚有一番事业心,吴起来楚后,马上被任命为楚北部边防要地苑(河南南阳)守,一年后,又任其为令尹,主持变革。其变法的主要内容有:(1)“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压抑贵族,集权中央)。针对楚国“大权太重,封君太众”(韩非子·和氏),贵族旧势力强大的现象,指出:“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同上)具体办法是,凡是封君(旧贵族)已经传了三代的,都取消爵禄,子孙不再继承。公族(王室贵族)出了五辈的,一律取消特权和俸禄,然后把他们迁到边远的地方去“往实广虚之地”,从事生产,自食其力,原有土地收归国家,用以抚养奖励军功者。(2)“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这是在国家机构方面的改革,《史记》说是“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战国策》说“罢无能,废无用,捐不急之官”,(秦策三)即加强法治,精简机构,裁减无能无用的官吏。(3)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统一言论,不准私门请托,互相勾结,危害国家,防止旧贵族对国家的干预,有利集权。这样做的结果就能“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敢荀合,行义不顾毁誉”(战国策·秦策)。(4)军事上“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把城墙由过去的两板加高到四板(合今二丈二尺)提出“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史记),“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秦策三)。

吴起变法雷励风行,严重地打击了旧贵族,加强了王权,加速了封建化进程,在一个时期内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楚国政局大为改观,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在前381年救赵攻魏中“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史记)以致“诸侯患楚之疆”。

公元前三八年,楚悼王死,治丧那天,旧贵族作乱,围攻吴起,吴躲避在悼王的尸体旁,旧贵族仍不顾楚国“加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的国法。用乱箭将吴射杀,箭也射到了尸体上,然后又车裂了吴起。楚肃王继位后,将“射吴起而并中王尸”的贵族七十余家满门抄斩。

吴起变法时间短,死后新法也就废止。其变法要在强兵,缺少经济制度方面的措施,也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失败了,楚国的封建势力在曲折的道路上一直不能振作,与吴起变法失败关系十分密切。

3、强国利民不循礼——卫鞅在秦国的变法

秦国僻处西陲,无论在政治、经济上都比山东诸国落后,旧势力强大,土地虽大,人丁不多,约有五分之三的土地尚待开发。代表各种思想和学派的各国诸子,著书立说,形成一个文化高潮,然而诸子中却没有一个秦国人,历来被人看作夷狄之邦,遭到强魏的进攻,河西地区被占,各国间的盟会也不邀秦参加。

春秋战国期间,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秦简公(前414—400年)于前408年实行“初租禾”,即实物地租,比鲁国迟了186年。公元前385年,秦公子赢连被群臣拥戴,回到都城雍(今陕西凤翔县)逼迫年仅两岁的国君出子下位,逼出子母自杀,即位为献公,献公进行一系列有利封建化的改革,前384年“止从死”废除人殉制度;制定五家为一伍的户籍制度,并建立了四个县,前378年又行“初行为市”,为了便于收复河西失地,又迁都栎阳(陕临潼北)秦国处于社会大变革之中。前362年,献公死,子渠梁立,即为孝公,孝公年仅21岁,立志改变秦的落后面貌,下求贤令曰:

“首我穆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昔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扰,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就在这时,公孙鞅来到了秦国。公孙鞅又叫卫鞅,原是卫国贵族子弟,“少好刑名之学”,崇拜李悝的法家学说。后因在秦国变法有功,孝公封给他商地(陕西商县东南)共十五邑,称为商君,故又称商鞅。卫鞅先到魏国,在魏相公叔痤手下为中庶子的小官,公叔痤认为他“年虽少,有奇才”,临终前把他推荐给魏惠王为自己的接班人,魏王看不起少年卫鞅,反而认为公叔痤是久病糊言、荒诞不经,不久公孙鞅听说孝公求贤,将修穆公之业,就入秦,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孝公。景监也是一位非常有见地的人才,与商鞅面谈之后,认为商鞅是个杰出人才,于是在前361年,景监将商鞅推荐给孝公。两人进行了三次意味深远的谈话,头两次商鞅抱着试探的心理,故意向孝公讲述了尧舜汤的仁义和所谓的帝王之道,孝公对此毫无兴趣,直打瞌睡,孝公生气地对景监说,你的客人简直太迂腐了,商鞅请求第三次接见,这次他阐述了法家富国强兵之术,一下子打动了孝公的心,“语数日不厌”,于是秦孝公决定重用商鞅,准备实行变法图强。

商鞅指出:“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劝孝公不必顾虑人们的议论,犹豫不定只能是一事无成。并在朝廷上与以杜挚、甘龙为首的旧制度维护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商鞅认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要求改变一切不适应发展的旧制度,明确提出:“当时而治法、因时而制礼”,即根据已变化的形势改变制度和政策。甘、杜认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他们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古代的一切万万动不得,“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针对他们的言论,商鞅提出了进步的历史观,他认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复”,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由于商鞅的理论、主张适应了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适合孝公“图强”的愿望,孝公终于下决心任用商鞅变法,前359年拟定了变法令。为了取信于民,赏罚必信、商鞅在新法公布之前,搞了一次“南门徒木”的试验,使百姓知道商鞅执法如山,说一不二。于是开始了大规模变法。后人根据变法的时间和特点,分为二次变法。

公元359年第一次变法的内容有:(1)废除世卿世禄制。规定“宗室非有军动者,不得为属籍”,立军功者,“各以差次名田宅”。重新规定秦爵为二十级:一、公士,二、上遗,三、簪枭,四、不更,五、大夫,六、宦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方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大良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各级规定有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凡战争中斩敌首一个,可以赏爵一级,要做官的给五十石俸禄的官,使升官爵和军功结合起来。同时规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指铺张)”,“严禁私斗”,否则按情节治罪。这条措施不仅打击限制了旧贵族而且提拔培植了大批的军功地主,增强了国力。

(2)编定户籍,实行连坐法。凡境内居民无论男女老少都登记在户籍上,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监督“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的人住宿,否则店主连坐,加强对地方上的控制。商鞅所订的连坐法和轻罪重刑的办法,一方面打击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抗,一面对人民群众的反抗也残酷镇压,连坐法成为后代保甲制的起源,起了巩固专制统治的作用。

(3)奖励耕织,重本抑末。“努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得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全家罚做官奴)。招来三晋天地农民到秦国垦荒,给他们土地、住宅,免除三世的劳役和兵役,使他们为秦国生产粮食,开垦荒地,这就是“因末作而利本事”政策。鼓励个体小农经济的发展,规定一户有两个儿子以上的,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门户,否则“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利于人口的繁衍,坛加政府税收。

(4)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为加强思想控制,商鞅主张废除礼、乐、仁、义的说教,“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为了统一思想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韩非子·和民》)想做官的就学习法律,拜吏为师,加强思想控制。他的这条建议当时虽未实行,但为后来的秦始皇所欣赏和实践,演出的“焚书”的大祸。

商鞅变法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变革,给秦国奴隶主贵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秦孝公的太子赢驷明知故犯,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又碍于太子不能施刑,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同时在渭水河畔镇压了七百多个破坏变法的贵族,后代评论说他“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表现了新兴地主阶阶生机勃勃的斗争精神,使新法得以贯彻。《史记·商君列传》说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遣,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孝公因其变法有功,提拔他为“大良造”(属十六级爵)是当时秦最高官职,相当于相兼将军。

公元前350年,秦国把国都从栎阳迁到咸阳,同时进行第二次变法:

(1)推行县制。合并乡村城镇为县,全国共划为四十一县(《秦本纪》作此,《商君列传》为三十一县)县设令、丞(辅助令管文书,库房、狱讼等等)由国君任免,尚未设郡。

(2)废井田,开辟阡陌封疆。这是把井田那些纵横疆界消除掉,鼓励开辟荒地,(所谓阡陌是井田间与灌溉渠道相应的纵横道路),同时承认土地私有“民得买卖”,按土地多少抽税,这一措施对发展以耕地经济非常有利,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

(3)制定秦律。按李悝《法经》,制定秦的法律,辅之以连坐法外,还采用很多残酷的刑罚,坛加了肉刑,死刑除腰斩、枭首、车裂、凿颠(凿穿头顶)、抽肋、镬烹等。

(4)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权衡大丈”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其尺合今0.23尺,一升约合今0.2公升,现存有“商鞅方升”就是当时颁布的一件标准的量器。

商鞅两次变法由于得到孝公的支持,且行之近二十年,效果明显,他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势力,发展了封建经济,巩固了封建统治的秩序,奠定了富强的基础,使秦国在百年之后之所以能统一全国,削平群雄是与这次改革密切有关的,据载当时秦“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兵动而地广,民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战国策·秦策)。

商鞅是杰出的政治家,他办事“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后代对他“徙木赏金”的办法也给以较高评价,参加中唐“永贞革新”的刘禹锡针对政治腐败,法制混乱,执法官吏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状况,大声疾呼“徙木之行必信,此政之始也”(《答饶州元使君书》载《刘梦得文集》)

孝公死后,商鞅被一些不甘失败的旧贵族乘机报复被诬告谋反,太子驷即位(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被迫出逃,到魏国因魏人怨其欺公子印而被魏拒绝,后回到封地商发兵抗拒,失败被车裂而死,并被残酷地杀害了其全家。商君虽死,秦法未败,新法深入人心,连妇女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从此法家思想一直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这对封建制的发展和巩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法家的严刑峻法,特别是商君“焚诗书禁游说”思想极端压制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自由,反映了新兴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就有其愚昧而残暴的一面,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

4、其他各国的变法。

战国初年,除上述三国的变法外,其他大国也多少进行了一些改革,只是其深度、广度远不如秦、魏,而且只是局部的改革,因此其效果也不甚明显。

(1)齐威王的改革。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即位初年不理朝政,周边各国常来进攻,出现“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近来听从了大臣淳于髡(音坤)的劝谏,振作精神立志改革,后又有邹忌鼓琴进谏,以琴理劝威王要善于治国,使政令的掌握和四时的处理调匀,威王任其为相进行政治改革。

其治迹主要有两条:其一是广开言路,提倡进谏,邹忌以自己的妻妾一味地恭维他,劝说威王不能偏听偏信;必须广开言路,才能少犯错误,威王下令凡能当面提出自己过错的,得上等赏,以书面形式提出过错的,受中等赏,在大庭广众之下议论过错得下等赏,命令下达后,门庭若市,几个月后只有少数人了,一年之后虽欲进谏但已无过错可谏了,齐国大治,燕、赵、韩、魏都来朝贡。

其二是赏罚分明、任用贤才、整顿吏治。对能执行“法治”使“田野辟,民人给”的即墨(山东平度东南)大夫万户租税作为俸禄,对“田野不闻,民贫苦……以弊厚吾左右以求誉”的阿(山东阳谷东北)大夫及左右当誉者皆烹之。这样一来,风气为之转变,“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

齐威王注重选拔人才,有一次他同魏惠王会谈,梁惠王问他,你有明珠吗?齐威王说没有,梁惠王很诧异地说,我的国家小,还有十颗光照几十丈的明珠,你怎么没有呢?威王说,我的明珠同你的不一样,我以人才为明珠。说得惠王很不好意思。齐国在威王、宣王时期,在临淄的稷门(西门)外设立“稷下学宫”,集中各国的文人学士,专门讲学著书,其中田骈、慎到、环渊、邹衍、淳于髡等七十六人被封为上大夫,他们住在高门大屋,出入有车马侍从,学宫学生多达数百上千人,由于重视人才,所以此时“齐最强于诸侯”,曾与魏进行桂陵、马陵之役,都战而胜之,使强魏来朝,徐州之会后相互称王,这是战国诸侯最早升格称王的开始。

威王还任用军事家孙膑,加强武备,威王时铸战《陈侯因咨敦》铸有79个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杨皇考昭统,高祖黄帝,尔嗣桓文,朝问诸侯”(见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第九卷《陈侯因咨敦》铭文)意思是他田因齐要继承和发扬他的父亲——田桓公午的业绩,远的则要学习远祖、黄帝,近则要继承齐桓晋文的霸业,号令诸侯。邹忌的改革内容有限,主要是加强吏治和君权,没有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内容。

(2)韩国的变革。三晋中韩国地盘较小,地处晋国南部,西与秦为邻,北和东北与魏接壤,南是楚,夹于三强之间。国势较弱。公元前375年韩灭郑,迁都新郑。韩昭侯时(前358—333年),各国大都已变法强大,昭侯于前354年用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申不害“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在《韩非子》、《公氏春秋》等书中,记载有申不害的一些思想。申不害主张“法”和“术”。法是法治,术是一种用以贯彻执行“法”的手段方法。他主张,君主治国,务要明法察令,“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正轻重,所以一群臣也。”主张国家要有法可依,依法办事,仅对凭主观心智和个人的善、恶去随意决定政策措施,赏罚制度。其次他强调术的使用,主张国君集权一身,用来“独断”,把官吏的设置、任免、核考、赏罚、生杀之权掌握在手中。还主张“无为”而治,实为表面无为而实大有为,要使臣下猜不透国君的内心意图,这样臣下就不至于揣摸国君的心理而投其所好,弄虚作假,他的主张正如《史记索引》作者司马贞所言“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史记·韩世家》载:“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韩。”但申不害在发布新法时,没有废除旧法令,甚至连晋的法令也不废除,使官员无所适从,致使其变法不彻底,而韩国也不强大。

(3)赵、燕的变革。赵列侯赵籍(前408—前400年)用公孙连为相,公孙连向列侯推荐一批贤能之士,如牛富、荀欣、徐越三人,进行吏治的整顿,改革统治机构,实行“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提倡“仁义”和“王道”,强化君主的权力。到赵武灵王(前325—299年在位)时,实行胡服骑射使赵国真正的强大起来。

燕国在战国前期一直默默无闻,到中期燕王哙时,才在相国子之的主持下进行了一些变革,结果发生内乱,几乎亡国。

除了七雄之外,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小国如宋、郑、卫中山等国也在变法图强的影响下,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变革。

 

四、经济的迅猛发展支撑着征战和变革

 

战国经济总的特点是以农业为主,铁制工具的普及、鼓风和金属范的出现;大型水利灌溉项目的建设;农业耕种技术的进步;农家出现;商业的兴盛,大都市铸币和大商贾出现。战国农业生产之所以有很大发展,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社会变革,各国领导者为了与敌国抗衡或者战胜敌国,一般都比较重视农业,特别是秦、魏等国,奖励耕织,召来别国农人开垦荒地,规定了许多奖励农业生产的措施,同时由于社会性质的变化,私有土地大增,农人生产积极性提高;二是铁农具的普遍使用,较大规模水利灌溉事业在某些国家的发展,也为农业的进步提供了更先进的工具。

1、铁工具的普遍使用

我国的冶铁技术至迟在春秋时已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如前503年晋在国都征收“一鼓铁”为军赋,说明民间的铁器当不在少数,晋国铸铁铸造的刑鼎更是当时一件轰动各国的大事,也表明铸铁技术的应用。

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农民,迫切需要更多更好的铁器工具,战国中期以后,铁器的使用已相当普及,考古发掘表明,北自辽东、南至广东、东起海滨、西达四川陕甘这一广大地区都发现战国中晚期的铁农具,河南辉县的魏墓,湖南长沙的楚墓和河北兴隆的燕国遗址都出有大批铁农具,魏墓中出有54件农具,兴隆发现可以连续倒铸的犁、铧、锄、镰、钯等铁制铸范87件,这种金属型模具比西欧要早一千五、六百年,是当时的一项奇迹。它的出现表明农具的大量铸造。河北石家庄市村赵国遗址出土的铁农具占全部出土工具的60%,辽宁抚顺莲花堡燕国遗址铁工具占90%,说明铁农具已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生产的主要工序如犁田、中耕、除草、收割等,都已使用铁器。这就使荒地的大量开辟成为可能,使农业的增产有了保证。

2、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

各国重视农业的一个具体措施就是注意水利的兴修,他们或者靠河筑堤防,以邻为壑,或者开凿运河修建人工灌溉渠,既有利于交通,又有利于农业灌溉。当时人们已认识到土与水是农业基础和命脉的道理,所谓“食之所生,水与土也”(管子·禁藏),“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荀子·王制)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堤防溃决的经验,认为“巨防容蝼,而漂邑杀人”(吕氏春秋·慎小篇),“千里之隄,以蝼蚁之穴溃”(韩非子·喻老篇),白圭自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告子篇)。沿河的魏韩齐等国都有一些筑隄防水的经验,他们“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魏、赵以益河为界,赵魏地势较高,齐地势低回,常遭水灾,齐首先沿河筑了长隄,于是“河水东抵齐隄,则西迄赵魏”,赵魏也筑堤防水,这种以邻为壑的现象是分裂局面所造成的。

春秋末到战国时期有三项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其中两项在秦,对秦的农业发展推动极大。前486年吴国在邗(江苏杨州东南)筑城,在淮河和长江间开凿运河。称邗沟,从今扬州向东北穿凿到射阳湖(淮安县东南),再经射阳湖到末口入淮,这是中国大运河的最初开凿,为隋时大运河(北连涿郡,南通余杭,四千余里大运河)打下了基础。这条运河到前482年又北连  水,西通济水,虽然主观上为争霸,客观上有利于交通和农业灌溉。

前三世纪,秦昭襄王时,当时的秦蜀郡守李冰父子主持下,在今四川灌县一带,分岷江为内外两支,中流拦沙作堰,控制了岷江的激流,分洪使水流转趋平稳,既消除了水灾,又灌溉了附近田亩,“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山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子谓之天府也。(华阳国志一事)此即为著名的都江堰工程,至今仍造福于四川人民。当时人民在实践中总结出“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经验,前者保证河水流畅,保持内江充足的水量,后者有利于控制内江水量,当内江水大时可越出低堰流入外江,有利于分流。

另一重要的水利工程是秦王政时修建的“郑国渠”当时秦国强大,诸侯畏惧,韩王闻秦将兴作“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其目的是要牵制秦,郑国沟通泾水和北洛水,从中山(今陕泾阳西北),引泾水直抵瓠口(今泾阳西北),再引三原、富平、蒲城入洛水,全长三百余里,既利于交通,又灌田四万余顷,使关中成为膏腴之田。后来此事被揭露,秦王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溉田万余顷,收皆亩一锺,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史记·河渠书)

此外,魏邺令西门豹主持“引漳灌邺”,改良盐碱地,魏惠王三十一年(前339年)时从大梁北郭开凿大沟引圃田水灌田,称之为鸿沟,又称大沟,据传汉楚的分界即此。(在今河南中部的贾鲁河,因元代贾鲁修浚而得名)

春秋以前“凿井抱翁而灌”的落后方式为“桔槔”灌溉方法所代替,省时省力,效率提高。(前360年魏凿大沟,从河南原阳县北引河水南行,过济水,注入今天郑州市与中牟县之间的圃田田泽,前339年又引圃田泽水车流,至大梁城北,南折至陈(河南淮阳)入颖水,再下流至淮水,即为鸿沟。贯通济、颖、淮、泗和黄河五大水系,形成鸿沟系统运河。)

3、农业技术的进步

生产技术的进步表现在如下几方面:① 精耕细作;② 辨土施肥;③ 注意农时和疏密得宜;④ 水利兴修;⑤ 农家出现。《周礼·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草人为小农官)根据不同土地种相应植物,知道施草木灰、粪便、绿肥等。“多粪肥田”(荀子·富园),“积为于田畴,必且粪灌”(韩非子·解老)知道根据不同的土质选用不同动物的肥粪,西欧直到十一十二世纪才在先进的庄园里知道施肥的重要性。

对农时也有新的认识,《吕氏春秋·辨土》曰:“所谓今之耕也,营面无获者,其早者先时,晚者不及时,寒暑不节,稼仍多淄实。”

人们对土壤的知识也丰富了,《管子·地员》把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若干级,对什么土质宜于种什么作物也有记载。

战国时百家争鸣中有“农家”,其代表人物许行,据说农家的书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后佚亡了,但在《吕氏春秋》中有“任地”、“上农”、“辨土”、“审时”等专题论文,有人认为这些著作,可能来自《后稷农书》。战国时农作物的产量,一般约为粟一石半(合今三斗,约45公斤左右),但当时一亩合今0.32亩。这样算来大约相当于今一亩一百三十五公斤。

4、手工业的大发展

战国时手工业门类大增,官营手工业多是冶铁、煮盐、兵器、铸币和为统治者享用服务的行业,官营手工业的分工也细,如木工七种、金工六种、皮工五种,设色工五种等(周礼·考工记上)。城市遣址中各类手工作坊较多,面积也大,私营手工业方兴未艾等,比较突出的有如下几类。

(1)冶铁技术和钢的出现。战国初年的冶铁术尚处于固体还原法(块炼法)阶段,比较广泛地使用生铁铸件,洛阳战国早期灰坑出土的铁锛、空首铁鏄,属前五世纪的器物,金相检验是白口铁经柔化处理而得的展性铸铁。这种展性铸铁在中晚期被广泛应用于制造兵器、农器,并发明了“高温液体还原法”即铸造术,发明金属型,这些表明我国的铸造术要比欧洲早一千五、六百年,金属型更是冶铸史上的一项奇迹。

块炼铁是锻件的重要原料,经反复锻打吸收了碳、或经过渗碳处理,出现了含碳量不均的钢。用来制作兵器:如剑、戟等,文献戟“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吕氏春秋·贵卒),楚的“宛钜铁也,惨如蜂虿(chai柴,蝎子)”秦昭王曾说过:“吾闻楚之铁剑利”(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铁器如此锋利,当是钢铁。

铁治术的进步与治铁鼓风炉的改进分不开。鼓风炉是一种特制的有弹性的大皮囊,两端紧、中间鼓起,皮囊的一端有一个陶制的把手,用手持把手鼓动(实为用力压迫皮口袋)把空气通过管道压入炉膛中,作用和管乐器上吹的竹管差不多,总称为“橐匙 ”。

据《墨子》书所讲,当时有的炼炉已使用四个橐同时风。另据《吴越春秋》说:吴王阖闾铸造“干将”、“莫邪”两把宝剑时,曾使用“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然后“ 铁乃濡、遂以成剑”。另据《韩非子·八说篇》载“干城拒衡,不若堙穴伏橐”也就是说当时已有地道战,而且还采用鼓风设备把烟压到对方的地道中去窒息敌人。

战国时赵的邯郸、楚之宛地、韩之冥山、墨阳等都是著名的铁治中心,考古发掘在河北、河南、山西、辽宁、四川、湖南、湖北都发现这一时期的铁农具、工具。

铁器的普遍使用“使广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开垦广大的森林地域,成为可能。”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加锐利的武器,铁制品开始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2)青铜铸造。青铜工艺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新技术的应用,铸造器物范围的扩大和工艺的精堪等方面。这时普遍应用了器身和附件分别铸选的方法,接合时或将先铸好的附件嵌入器身和范中,然后灌注铜液,连成一体或用合金焊接(即熔铸和焊接法),出现了鎏金、错金也新发展,还有细线刻镂(是一种细如发丝的镂刻图案,施之于较薄的舟、鉴和奁上。青铜器已突破旧新器的范围,扩大到生活的领域,釜、甑、镜、带钩、币等,变化多端,轻薄灵巧,纹饰趋于简单和写生。礼器是大宗,最重要的发现是1978年在湖北隋县出土的曾侯乙墓,当时春战之交(据推测为前443年或稍晚)全墓出土的青铜器其重量达十吨左右,主棺和外棺的青铜框架,总重3200公斤,特别是各种编钟六十四件,分三层八组悬于演奏古今中外的各种乐曲,两个大铜缶,分别重320和361.5公斤,仅次于商司母戍大鼎。

器物的镶嵌技术精美,如辉县赵国战国墓中出土的宴乐射猎纹铜,刻出37人,38只禽兽,68件器物,描写了宗庙殿堂、祭祖、宴饮、乐舞、射猎、牧马、焚田等不同场面,是不可多得的工艺精品。

铜器上的铭文较少,有的铭文字体波折而有意求工,带有装饰的作品(当时竹简文,石刻文已相当发达),楚、赵、宋、蔡等南方国家的兵器上,每多用黄金嵌镶成美术字,笔划作鸟形、有头、尾等形,即所谓“鸟书”,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字体。

1965年以后,在湖北铜绿山发现春秋至战国中期的古矿井遗址,矿井深达五十米,一般110—130cm见方,并初步解决了通风、排水、提升、照明和巷道支护等复杂的技术问题,并发现了一些开采的工具如铁钻、锤、耙、锄等。

(3)纺织业的进步。纺织业以齐、鲁等国为发达,齐国女工的纺织技巧最著名,号称“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生产的纺织品种有罗、纨、绮、锦、绣等五光十色的新产品,考古还发现“提花丝帛”。染色技术也有进步,出现一染、再染,甚至六、七染。麻葛丝织遍及各地。缣帛还是书写,绘画的材料,在长沙楚墓中还发现保存完好的丝麻织品,有的有文字(帛书)或绘有彩画(帛画)。染色有石染(矿物颜料)和草染(植物染料)之分。纺织业以家庭为主,《墨子·非乐器》曰:“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衽,多治麻丝葛捆布,此其分事也。”

除上述几项外,还有陶器、漆器、硫璃器、煮盐等业也有发展。陶制品用于建筑是这一时期的突出成就。除了青砖灰瓦外,还出现了陶井。特别是在墓葬中运用大型的空心砖,既省工又省材料,是现代水泥预制件的先声。筒瓦上的不同纹饰是区别不同地区风格的重要依据。硫璃器的烧制成功、推翻了传统的观点(以前认为北魏时中国才制选玻璃)它在贵族墓中作成小型装饰品,如珠、璧等。总之,战国手工业出现繁花似锦的现象,与春秋以前不同,不仅门类多,工艺复杂,新产贫层出不穷,而且技术也有新发展。

5、铸币流通促进商业的兴盛

(1)铸币的大量出现、广泛流通。为了适应市场上商品交换的需要,各国统治者铸选了大量的金属货币,这是我国大规模使用铸币的时代,其特点是各国皆铸量大,式样差别也大,一国内铸造的形式也不尽相同,其流通带有地域性。三晋流行铲形的“布”,有空首、平首之别,单位是“布”起源于农具鏄。齐、燕流行刀形币,赵亦有刀币,齐刀较大,铸有“法化(货)”字样,燕也稍小,称“明刀”、“齐刀”标明铸地,是工具。秦、周使用国钱,有方孔、园孔,赵、魏、齐、燕亦用之,秦以“两”、“铢”为单位。楚币有三种:金币称“郢爰”、“陈爰”也称金饼,每大声二十多小块,铜贝为仿具钱,其上字不识,习称鬼脸钱或蚁鼻钱,近人考证为猿头钱,还有楚布大小两式,为方肩方足平首布。

(2)职业商人的出现。战国时期,著名的大商人很多,他们国积居奇,贱买贵卖,垄断部分市场,成为富极一时的商人。一些卿大夫也投入到商人贸易的行列。魏惠王的大臣白圭“乐观时变”乐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从事谷物的倒卖。他在丰年买进谷物,卖出丝漆,荒年卖出粮食,买进帛絮,从中牟取暴利。秦王政时寡妇清因开发丹穴内的丹砂发大财,又有乌氏人名倮的,他买了精美的丝织品,献给游牧部落的戎王,得到大量家畜的偿赐,成为大富翁。《韩非子·解老篇》说“上有天子诸侯之尊,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两者相提并论,可见富商的重要。

一些没有政治地位的商人,用金钱结交公子,进行政治投机,如吕不韦就是这样的一个珠宝商,登上政治舞台,吕不韦与其父的一段对话表明,耕田可得十倍之利,商贾之利可达百倍,他把昭王太子安国君的庶子异人当作“奇货可居”,进行政治投机成功,这也表明了商人势力的强大。

那时商品经济就整个社会经济来说仍处于不太重要的地位,交换的种类以农、付产品为主,还有各地的土特产,北方的走马,南方的羽毛、皮革、象牙,东方的盐、鱼等,以及供贵族享用的奢侈品、装饰器、丝绸、珠玉、金银器皿等。

(3)城市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各国的都城自然成了各地的商业中心,当然更重要的是政治中心,军事堡垒,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对列国都城大规模的勘察和发掘资料表明,不少都市规模大,布局有方。各国的都城如临淄、邯郸、大梁、洛阳、咸阳和郢都等面积广大,游说大家苏秦曾对临淄有如下之描绘:“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鞫者。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秧成幕,挥纤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战国策·齐策一)。这个舌辩之士的话有夸张之处,但并非完全虚构。考古发掘证明,临淄由大小两城组成,大城周长21433米,约合43华里,城壕宽阔,市中有六处冶铁、铜、铸币、骨器作坊。小城在大城的西南角,是宫城百官及百姓的住地。如燕下都为燕国后期都城(今河北易县),分东西城宫殿,手工作坊和官民住东城,巨大的宫殿台基则在东城的北垣外,西城遗迹少,可能是战国晚期扩大建造的。两城东西全长16里,南北12里,周长约四十华里以上。

宋国的定陶(位于今山东省西南部、菏泽市中部)是“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中心,曾是秦、齐、赵争夺的目标。

城市中店铺林立,大的店铺雇有“庸保”,宋国庄姓小商人开了酒铺,薄利多销,态度和蔼,还把酒帘幌子挂得很高,用来招待顾客。还有定期的市集,商贩顾客赶市走集。(韩非子·外储说)

 

五、兼并中处处显露着智慧,统一中时时昭示着权机

 

战国的历史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前后期以秦国商鞅变法为界(也就是以秦的勃兴为界),时间上至公元前350年(即前期从公元前453—前350年,约一百年,后期以前350—前221年,约一百三十年)划界。

前期的主要内容是各国的变法和巩固政权时期,由于魏文侯变法较早、较全面,在列国中最早强大,独霸中原。后期的主要内容则是各国间大规模的战争,总的趋势是秦国逐渐强大、东渐,六国逐个削弱,直至秦灭六国,按战争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为秦齐对峙;二为秦赵大战;三为秦王政灭六国。

在此期间各中小国家被七雄吞灭,七国之间频繁的政治外交斗争,出现了连横合纵的斗争,秦国越战越强,采用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的方法,选择有利时期,逐个地削弱了六国,使六国既不能合纵抗秦,又内部分裂,至秦王政时短短的十年就完成了海内一统的大业。

1、战争规模不断升级。战国中后期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的规模之大,程度之惨烈,动用兵力之众都是前所未有的。首先从武器方面来看,铁器的广泛应用使兵器也大多用铁制作,青铜武器地位下降,种类较多,如近战的剑、战、矛、戈等。远射的有强弓和硬弩,攻城的云梯,水战的钩拒也相继发明。不仅大国、其他如中山一类的国家也有了铁兵器、铁甲。在攻城的包围战中开始运用地道战,韩非子把“湮穴伏橐”和“强弩趋发”同样作为当时最猛烈的战术(八说篇)。

其次是各国兵额的大量增多,参战人员的增多,三晋、齐燕各国都有带甲之士数十万,秦、楚各有“奋击百万”,此外还有车千乘,骑万匹。战争中双方出动的兵力动辄数十万;甚至百万以上,尤其是战国后期更是利害。战争的时间持续久,常常是几个月甚至数年之久,一次战争的损耗也大,如前292年白起攻韩魏伊阙之役“大破二国之军,流血漂卤,斩首二十四万(据《战国策》),前273年白起攻魏于华阳,斩首十五万(《秦本纪·魏世家》),前260秦赵长平之战,白起坑降率四十万。

再次,在战术上已生发很大变化,春秋时期盛行的车阵战被步骑兵为主的野战、攻坚战、包围战所代替。近年来在秦始皇陵发掘出的兵马俑坑,可窥见当时军阵的摆法。以一、二号兵马俑抗为例,有前锋、后卫、主体、侧翼、战车与步兵相间(以步兵为主)左侧基本上为骑兵,二号有步、骑、车兵、步兵在前左方,右侧为战车兵,左侧基本上为骑兵,中间在车兵后又随有步兵,这是各兵种联合编组的大型混合战阵。

春秋时主要依靠车阵会战取胜,在较短时间内双方决一雌雄,一两天就可见分晓。战国时则不一样,军事行动范围扩大,战争是大规模的车、步、骑混合的运动战,阵地战和攻坚战,带有持久性,长期性,胜负不仅决定于战国的政、经、人口数量和技术水平,而且取决于一国的民气和士率的优劣。因此各国都注重选技、考核干率,战争的指挥也成为一种艺术,兵法相当重要,出现了象吴起,孙膑,折起,王翦,乐毅、尉僚等著名的军事家,有人还把战国时百家归纳出一个兵家,产生了专门指挥军队的将帅和军事家。

战国时各国还发明和建造了许多防御工事,如关塞,了望亭,城堡以及长城等。

2、魏霸中原。战国初年,魏国首先成为强盛的国家,这是因为三晋中魏分得了今山西西南部的河东地区,那里原是晋国的基本部分,农业发达,经济基础较好,到魏文侯时(前445—前402年)经李悝变法,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较可国发展较快,国力强盛,造成独霸中原之势。他西筑长城防秦侵扰,开凿鸿沟,发展生产,曾于前408年打败秦军,并吞秦河西地区,前406年北越赵地,进攻中山国,曾一度将中山国灭掉。前405年三晋军队大败齐国“得军三千,得尸三万”,三晋联合行动,声势大震。

前403年,周威烈王“命魏、赵、韩为诸侯”,前391年魏又联赵、韩大败楚师于大梁,至此大梁为魏所有(此为魏武侯时)。前387年田和曾与魏武侯在蜀泽相会,后由武侯派使者请求周天子和天下诸侯承认田和为侯,第二年田和正式得到周天子的册命(周安王16年),实质上是魏承认了田氏代齐,这时魏疆土开拓,是其独霸中原时期。

魏惠王(前369—319)即位先后,承魏之强,十分骄傲,他自持强大,四处出击,结果三晋联盟解体,四面受夹攻,屡次吃败仗,影响最大的是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

3、魏、齐大战。魏的强大,使三晋的关系破裂,利害冲突加剧,前362年,魏相公孙痤(cuo)败韩赵联军于浍水北岸,秦乘机派庶长国伐魏少梁,大败魏军,俘公孙痤,取庞城(今韩城县东),六万人被歼,魏都安邑受秦、赵、韩三国包围,魏惠王逐把国都从安邑(山西夏县北)迁到大梁(开封),所以历史上又称魏为梁。

这时西秦和东齐各自经过改革变法也逐渐强大起来,尤其是齐威王成了魏国霸业的竞争者。公元前354年,赵国为了开拓土地和扩张势力,向卫国进攻,迫使其屈服入朝,而卫国原入朝于魏的,这当然为魏所不允,因而魏起兵伐赵,包围赵都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将段干朋建议先让宋、卫两国攻魏的襄陵(河南睢县西)使魏陷于两面作战,等到赵魏两国打得精疲力竭时,再击兵求赵。此时秦也乘机攻魏少梁,并过河占安邑。

魏赵大战一年,前358年攻下邯郸,齐威王认为出兵救赵的时机成熟,派田忌为帅,孙膑为师率甲士八万救赵。孙膑乃孙武之后裔,因受魏将庞涓的嫉妒陷害,被庞伪造罪名,私刑去膑后逃到齐国,受田忌推荐受到威王重用。

田忌准备直奔邯郸,孙膑认为“夫解杂乱纠纷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 戟,批亢  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意即欲解乱丝不能强拉硬扯,拉架不能直接去打,救兵解围应避实就虚,避强击弱,使其有后顾之忧)。建议田忌乘魏都大梁空虚之际,率军直捣大梁,迫使庞涓回兵,这样以逸待劳即可以解赵围,也可以乘其疲劳而击败它。田忌采用了孙膑之计谋,使魏军在桂陵(山东鲁山崮堆)遭到齐军出奇不意的攻击,吃了大败仗。(据1972年山东临沂解雀山出土《孙膑兵法·擒庞涓》篇说,庞涓在此役中被擒,而《史纪·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庞于前341年马陵之役中兵败自杀)这次战争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批亢捣虚”、“围魏救赵”之役。

这次战争魏的实力并未削弱,次年魏惠王调用韩军在襄陵打败了齐、宋、卫联军,再次年迫使赵在漳水上结盟,并归还邯郸。前354年,352年秦占河西少梁,河东安邑,至前350年魏反击,收复失地,且围攻上郡的定阳(陕宜川县),迫使秦孝公与惠王相会修好,可以说这是魏最强盛的时期。

前344年魏惠王便“乘夏军,称夏王”(秦策四),俨然摆出天子的场面来,苏秦后来曾说,卫鞅说过魏“功大而令行于天下”(齐策五)同时魏惠王召集“逢泽之会”,率十二国诸侯朝天子,秦也派了公子少宫参加,这是战国中期的一次盛会。但各国对魏称  王都不满。逢泽之会是魏由极盛走向衰微的大会。也是大国间战争在更大规模上展开的开始。二年后就发生了魏齐马陵之役。

前342年,魏攻打韩国,韩向齐国求救,威王任命田忌,田婴为正付将,孙膑为军师,起兵五万攻魏救韩,魏派庞涓、太子申为将、带十万军队迎战,孙膑再用“围魏救赵”法,直向大梁进发,当魏军从韩国撤回时,齐军已越过魏境。孙膑知魏兵强悍轻敌,于是采取退兵“减灶法”,将炉灶由足够十万人吃的数目,减至五万、三万,造成齐军胆怯,军士逃亡的假象,引敌深入,结果庞涓上当,错以为“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膑在马陵(山东湮城县东北)夹道埋伏善射者万弩,那里地势险要,山道狭窄,他估计庞涓轻骑在傍晚时分到达,与部下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要士兵将一棵大树皮刮掉,上面写着“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到马陵时天黑看不见树上的字,令士兵点火把来看,齐军万箭齐发,庞涓只好拔剑自杀,齐趁胜追击擒太子申,魏大败。

4、“会徐州相王”和“五国相王”。马陵之战是魏的一次大惨败,公元前341年,魏受到齐、赵、秦的三面进攻,魏出师向秦反攻失败了。前340年(周显王二十九年,秦孝公二十二年)魏派公子昂和秦商鞅交战,结果公子中了商鞅的计,被秦军抓获,魏军大败。商鞅因此功获封商、於之地十五邑,号商君。两年后秦又进攻魏的岸门(山西河津县南),俘魏将魏错。

一连串的失败,使魏丧失了文侯以来形成霸王地位,前334年惠王不得不采用相国惠施的建议,通过齐相田婴的关系,率领韩君和其它小国国君,亲自到齐国的徐州(山东滕县东南)向齐威王屈膝约和,并尊齐威王为王,同时威王也承认惠王的王号,此即所谓的“会徐州相王”,齐的实力强大起来了,替魏当了霸主。

这时秦已强盛,不断攻魏,多次攻占河东之地,迫使魏把上郡十五县全献给秦国,以求和平,秦于是归还河东之地,从而秦威望大震,而黄河天险为秦所掌握。前325年秦惠文公自称为王,同年魏惠王为拉拢韩威侯抗秦,双方在巫沙相会,尊其为王(即韩宣惠王)。以后魏惠王两次与齐威王相会。

不久魏相公孙衍发起了“王国相王”的举动,参加国是魏、韩、赵、燕、中山,这年赵、燕、中山也称王了。

5、“连横”与“合纵”。魏国败于东齐和西秦之后,天下形势发生很大变化。齐、秦两强遥相对立,不断扩充地盘,危及邻国,为了争取在兼并战争中获胜,齐、秦都展开了争取同盟国,孤立敌国的斗争,魏、赵、韩等国内部也分成联齐、联秦以抗敌国的两派,他们相互之间也不断打仗。各国之间相互结约联盟不断变更,既没有稳固的朋友,也没有世代的仇敌。这种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结构活动,被称之为“连横”“合纵”。

韩非子在《王囊》篇中说得很清楚,“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在一个较长的时期,秦齐两强并争,“纵”“横”一般是针对他们而展开的,齐衰落后,主要围绕秦。从地域上看,当时弱国是以三晋为主,北连燕,南连楚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为横。

对于某一国来说:“纵横”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场外交政治斗争中,士的发言机会大增,他们讲究权变,跑东走西,为各国君王出谋划策,他们朝秦暮楚,到处游说,兜售政治主张,一策得用,便可平步青云。历史上把这些人称之为“纵横家”。

“合纵”最早由魏相公孙衍(即犀首)发起,“连横”由秦相张仪发起。公孙衍最初搞“五国相王”但没有具体行动,同时张仪被秦派到楚齐以与五国对抗,也无果。前322年,张仪到魏,鼓动魏韩联秦攻齐、楚,不久发现张是为秦活动,被逐回。

第一次合纵是前328年由魏相的公孙衍发起的,这次合纵攻秦参加的有魏、赵、韩、燕、楚五国,推楚怀王为纵长。但由于各国的利害关系不同,楚、燕两国未出兵。次年秦派庶长樗(chu)里疾率兵与三晋联军在修鱼(河南原阳县西)决战,打败联军,歼敌八万余,第一次合纵失败,此后秦不断向三晋进攻,使韩屈服,韩太子仓押在秦为质,魏内政亦受干涉。《孟子·滕文公》引景春话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6、秦、齐的扩张活动。“五国伐秦”失败了,秦国东向的道路虽打开了,但秦的对手仍很强大,而秦的后方一直不太安定,秦的西方、北方有义渠国(今甘、宁一带少数族建的政权)当秦与三晋作战时,义渠国曾乘机攻秦,大败秦军于李帛,成了它的后顾之忧,南方的巴、蜀富饶丰沃,当时蜀国和巴,苴国有冲突,有机可乘,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派司马错于前316年率兵攻占了巴、蜀,接着又于前314年攻义渠,占领二十五城,前310年再攻义渠和丹、犁等国,这样不仅解决不了后顾之忧,而且占有地域辽阔而富饶的后方,为东进提供了物质、人力上的保证。

齐国这时也在伺机扩充势力,正在此时,燕国政局动机,有机可乘。原来燕王哙为博得让贤的美名。听信苏代的话,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并把三百石俸禄之上大官的官印全部收回,交给子之另行任命,子之“贵而主断”(韩非语)讲法术,统治三年“国大乱,百姓恫恐”,前314年庞太子平和将军市造反,结果被镇压,太子平被处死,齐宣王乘机出兵干涉燕内政,攻破燕国都,杀子之、哙等。燕国几乎闹到亡国的地步,国势大衰,使原来就较弱的燕国更加懦弱,后来燕公子职在赵的帮助下回燕国,被立为昭王(前311—前279年)经多年经营,才逐渐恢复元气。

齐在各国的压力下被迫从燕撤兵,后又与楚结盟,对抗强秦。

7、秦齐间合纵连横战争及楚的衰落。前314年秦攻魏、韩,败之,迫使两国与自己结盟,与当时已结盟的齐、楚形成两大对立集团,两大集团交错用兵,胜负难分。

秦国君臣认为,要取胜必须拆散齐、楚联盟,才能各个击破,于是派张仪使楚,离间齐楚,张仪到楚后收买权臣靳尚等。并以商、于之地(河南浙川县西南)六百里为诱饵,鼓动楚齐绝交,楚怀王利欲熏心,不听屈原等人的劝阻,以为不战而可得六百里,就同意了张仪的话,与齐国绝交。当楚国得知上当后,怀王恼羞成怒,仓促间于前312年发兵攻秦,秦在丹阳(河南丹水北岸)大败楚师,消灭楚军八万,楚失去汉中之地,主将以下有十余人被俘。楚怀王又倾全国之兵再攻秦,一直打到蓝田,被秦击败。此后楚国又于垂沙败于齐、魏、韩联军(前301年),一败再败,国势大衰。尽管前306年(怀王23年)楚国灭越,在江东设郡,楚也仅仅只维持了一个大国的架子,到前299年楚怀王被骗入秦,困死于秦,前278年秦大将白起拔郢都,楚顷襄王迁都于陈(河南淮阳)楚只有淮河南北,长江以南的土地了。楚国衰败后,能与秦对峙的就是齐国了,于是又出现了秦、赵、宋和齐、魏、韩两大对立集团。

前298年齐、魏、韩攻秦,一直打入函谷关,这场战争进行了三年之久,迫使秦求和,归还魏韩土地才退兵。使秦深感合纵的威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已”(苟子,强国)。

秦的实力并没有削弱,不久齐、秦修好,秦又得以向韩魏进攻。前294年,占韩的武始、新城(今河南密县一带)。前293年魏韩联军抗秦,在伊阙(今洛阳市南)交战,秦利用两国貌合神离、互相推诿的弱点,攻占五城,灭联军二十四万多人,俘魏将公孙喜,秦军主将白起因功升大良造。此后数年又连败魏韩,攻城侵地,结果魏割河东之地四百里,(山西西南部一带),韩割武遂之地二百里(山西垣曲)予秦,韩魏大衰。

在此期间前,302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增强国力,前300年连续五年攻中山国,灭之,同时攻破林胡,楼烦,迫使其北迁,宋国灭滕伐薛,攻占楚淮北地。

这期间又有赵惠文王权臣奉阳君李兑的合纵,他在前288年前后,发动赵、楚、魏、韩、齐五国合纵伐秦,由于齐不能切实合作,攻击秦的军队留在成皋(今河南荥阳)无功而退。

五国伐秦失败,秦相魏冉又谋与齐联合,各国都已称王,王号已显不出比他国地位之特殊,因此两国相约称帝,于是前288年秦昭王在咸阳称西帝,尊齐泯王为东帝,但不久都取消帝号。

这一时期秦国日益强大,齐也发展到最强盛时期,齐秦频繁合纵连横,在寻找机会削弱对方而未果。但总的说来秦的外交策略是成功的,楚国从大国地位衰退。

8、六国合纵伐齐及齐燕争雄和齐的衰落。公孙衍之后著名的合纵家苏秦(?—前284年),他是燕昭王的亲信,一生主要谋求燕的强大,在齐从事反间活动,组织合纵攻齐或攻秦,其策略是使齐“西劳于宋,南罢于楚”防止齐国吞并燕国。

齐、秦称帝后,他到齐国,极力煽动齐泯王攻宋,齐若攻宋,必弃燕不顾,且必引起魏、楚不满,也得罪秦,这样就把齐放到了四面树敌的地位,齐泯王听从劝告,主动放弃帝号,以孤立秦,以便乘机灭宋。并且以李兑为首组成五国联军伐秦,(实为苏秦操纵),使秦归还魏、赵失地。

齐王上当,未能看清形势,前286年齐乘宋内乱,灭宋国,这一举动使齐成为众矢之的,引起各国不安,前285年秦乘机约各国伐齐。秦先出兵攻取九城,设立为九县,次年秦、韩、魏、赵、燕等国联军向齐大举进攻,在济西大败齐军,这时由于齐对苏秦的信任,对燕毫无防备,燕昭王乘机派乐毅率军从北部攻齐,先后攻占齐七十多城,仅在济水以西保存了部分土地,剩有莒、即墨。秦攻取了原宋地定陶,封给魏冉作封地,魏也得到大部宋地,赵、楚得了部分土地,连鲁也攻占了齐的徐州,齐国几乎到了亡国地步。苏秦为燕反间,被泯王用车裂之刑处死,但从此东方强大的齐国一蹶不振,齐秦时峙的局面结束。此后数年,由于齐的衰弱,秦加紧了对魏、韩的进攻,曾用大军进攻到大梁,企图使本土与定陶相接。但韩魏因此倒向秦,后又攻赵得几座城池,前278年攻占楚郢都。

前279年燕昭王去世,惠王中齐国田单的离间计,与乐毅不和,改用骑劫为将,骑劫改变了乐毅以围困瓦解齐军的方针,对齐降卒施以劓刑,又挖齐人祖坟,激起齐军的愤恨,齐将田单抓住战机,利用火牛阵,夜袭燕军,燕大败,燕军虽全部被赶出了齐国,但齐也失去了大强国的地位,残破不堪。

这一时期,两强中的齐国终于从强国的地位上跌落下来,苏秦为保燕而从事的反间活动不可忽视,齐王未能正确地分析形势,把自己置于众矢之的位置也是可悲的,各国中唯有秦越战越勇,从此,齐就再也振作不起来了,再也不是秦的对手了。

9、秦赵长平之战。山东诸国一个个地衰败,唯独只有赵国还有相当的力量,成了秦国的眼中钉,必欲拔之面后快。前270年,秦联合韩,通过韩上党,向赵的军事要地阏与(音烟,山西和顺县西)进攻,赵派将军赵奢前往救援,赵为麻痹秦军,在离邯郸三十里处驻扎了28天,装作不敢救援的样子,然后以两日一夜急行军赶到离阏与五十里的地方驻下,占据北山,据高临下,大败秦军,使秦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损失,赵奢因此封马服君。

前266年,秦昭王废太后,罢免穰侯魏冉,逐去“四贵”,任用范雎(ju)为相。范雎的兼并策略有两条:一条是“远交进攻”,认为如此才能“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反对越过邻国去攻打敌国,这样占不到土地,劳而无功。一条是要“ 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秦昭王认为有道理,就按此策行动了。

韩国紧邻秦国,最先遭攻击,接连几年,相继攻占了韩的好几个城地,切断了韩国本土与上党郡的联系。韩打算把上党献给秦求和,但先后上任的上党郡守都不同意,只好请求赵国发兵取上党郡十七县。赵派大将廉颇率大军驻守长平(山西高平县),秦派白起进攻,开始了战国以来最大的一场大战。

廉颇采取坚守策略,以逸待劳,消耗秦的力量,从前262年开始,两军相持三年,秦不得进,后来赵孝成王中了秦的反间计,用夸夸其谈的书生赵括代替老将廉颇,赵一到任就大举进攻,白起采用迂回战术,正面佯败,另派两支奇兵从两翼包抄赵军,切断其退路,赵军被团团围住,被饿困了四十六天,赵军分成四队,轮番向秦反攻,不能突围,赵括粮尽箭绝,又少智无谋,孤注一掷,亲自搏战被秦军射死,赵军失去主帅,四十万多人被迫投降,白起仅将其中年幼的240人放回报丧,其余的四十万人全部坑杀,在这次战役中,赵兵前后死亡了四十五万,从此再也振作不起来了,是为长平之战。

10、秦围邯郸和信陵君窃符求赵。秦长平战后,曾一鼓作气,兵分两路,取上党和太原二郡,白起主张一举灭赵,但范雎忌功,力劝秦王同意赵说客苏代的话以赵割秦占城为条件,于259年宣布罢兵。

赵君臣认为割地无济于秦的进攻,于是割地给齐,换取齐的支持,并联结楚、魏、韩共同抗秦。这时秦昭王为首主张直攻邯郸,而白起却放弃前议,认为良机已失不宜出兵,秦王灭赵心切,执意出兵,白起以疾相辞,秦王便命王陵、郑安平为主将围攻邯郸,这时“赵国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古史》引《战国策》白起语),坚决抗击。秦兵久攻邯郸不下。

赵国四出求援,魏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朱亥用铁椎击杀滞留不敢救赵的大将晋鄙、夺得兵权,率兵八万往援邯郸。同时赵平原君带门客二十人赴楚求援,毛遂自荐前往说服楚君出兵,成功。楚将景阳也率兵来救,秦军在三国军队的内外夹攻下大败,主帅郑安平在围困中带二万人投降了赵国,被封武阳君。接着秦在河东被魏楚打败,秦河东守王稽也以“与诸侯通”的罪名“坐法诛”,秦在这次战役中连前所攻得的河东、太原都失守了,这是秦继阏与之役后的又一次大败,秦相范雎因荐人不当被诛。秦吸取教训,在以后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当秦赵大战长平时,楚国乘机灭鲁国,当前256年。

11、秦灭西周,设三川、太原和东郡。公元前256年,秦发兵攻西周,西周君被迫将三十个邑和三万人口献秦,同年周王赧(nan)去世,从此挂名的周天子也没有了。公元前249年,又灭掉东周,东西周地盘不大,但处于秦东进的进攻线上,具有战略意义,秦并其地与韩的成皋,荣阳合建三川郡。

前248年乘赵、魏与燕大战时,秦攻占三晋所在的山西中南部地区,建太原郡,前244年起连续攻占韩魏在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建东郡,与齐连接起来了。

此三郡之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黄河中游与汾河流域尽入秦手。秦国遂进入一个更有作为的时期。

 

六、秦王赢政吞并六国

 

1、除吕亲政,任用客卿

秦王政于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年)正月生于赵国邯郸,是秦庄襄王与吕不韦的姬妾赵氏所生。十三岁即王位,朝政由太后和相国吕不韦掌管。吕不韦是阳翟(河南禹县)大商人,在邯郸经商时,结识在赵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遂把异人当“奇货”进行政治投机,在位的孝文王宠妻华阳夫人无子,吕通过关系买通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太子,孝文王死,异人得立为庄襄王,但异人只做了两年国君就死了,而吕不韦因投机成功,当了相国,封为文信侯,食洛邑十万户,有“家僮万人”。

后吕不韦惧怕他与太后私通事暴露,便把舍人缭毐推荐给太后,充当宠幸,缭毐得幸后与太后同掌大权,以至“事皆决于缭毐 ”(史记,吕不韦列传)被封为长信侯。

前238年,秦王政二十二岁,按秦制应该亲政了,缭毐乘秦王政离开咸阳到旧都雍行加寇之礼机会,假造王和太后玺书,发动武装叛乱,被秦王政粉碎,次年,将与此事有牵连的吕相罢免,迁其至蜀,吕自杀而亡。

在秦王政亲政的两年内,先后消灭了吕不韦等各种反对势力,把国家权力集中在他一人手中,同时起用李斯、尉缭等客籍法家人物。李斯(前280—208年),楚上蔡(河南上蔡)人,出身“闾巷布衣”,后随荀子学习,为吕不韦门下舍人,后晋升为郎,曾得机会言王曰:“自秦孝公的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么容易),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并疆,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李斯列传)。李斯得到秦王政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并按其所谋,阴遣谋士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受贿赂的,结为内应,不肯的,利剑刺亡,这就是离间之计,然后派良将随后进攻,不久,李斯得拜为客卿。

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韩国为了牵制秦的力量,使其不向韩进攻,派水工郑国到秦国帮助修渠,以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牵制秦的东进。郑国的阴谋暴露后,秦宗室大臣鼓动秦王政逐去各国客卿,认为这些人“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李斯亦在被逐之列。

李斯上书辩言,他认为对客卿应作具体分析,不能采取“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一概排斥的态度,他以秦国的历史为例,从秦穆公用百里奚,蹇叔,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张仪,昭王的范雎,“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指出一切逐客,“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而是“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斋盗粮者也。”最后表示:“夫物不产吾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李斯列传)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

秦王政明辨是非,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当即取消了逐客令,表明秦王政的从谏如流政治家的风度。

不久魏人尉缭也来到秦国,向秦王献了著名的离间诸侯策,被任为国尉,他要秦王不吝财物、用重金贿赂各国重臣,阻止六国“合纵”,这就把“远交迫攻”和“离间诸侯”的计划作为国策,成了秦统一重要决策。

2、秦灭六国

秦王政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先从正面突破,灭韩魏,再灭两翼赵、燕、楚,最后灭齐,统一全国,仅仅十年功夫,就完成了这一伟大事业。前231年,秦把赵放在一边,转攻韩魏,两国各割地一大块,但只求得一年的苟安,前230年,秦采用中间突破,派内史滕带兵集中攻韩,俘韩王安,韩国亡,秦设颍川郡以辖其地。

同年赵发生旱灾,前229年,泰攻之,王翦为帅,赵将李牧,司马尚顽强抗击,相持一年,秦用反间计,收买赵王迁的亲信郭开,郭进谗言,赵王杀李牧,撤司马尚,改派赵葱和颜聚为将,两人指挥无方,被击败。前228年秦攻破邯郸,迁被俘。赵公子嘉带了一帮人逃到代郡(河北蔚县)自立为王(代王),赵基本上被灭亡,代王嘉及其宗族几百人的政权维护到前222年,被秦消灭。

灭赵中,秦军已兵临燕境,燕太子丹无计可施,收到刺客荆轲,以燕督亢(河北固城、新城,琢县一带)地图和秦仇人樊于期的头颅进见秦王,荆轲“图穷而匕首见”,刺杀秦王未遂身亡,秦王派王翦攻燕,败亡之,前226年破燕都蓟,燕王喜逃到辽东郡,燕基本上灭亡。前222年俘燕王喜,燕亡。

前225年,秦将王贲率兵攻魏,引黄河、大沟的水灌大梁,三月后大梁城坏,魏王假出降,魏亡。

在灭魏前,秦曾组织过一次对楚的进军,老将王翦认为不可轻敌,需六十万大军不可,李信却认为二十万是够了,秦王政听信李信的意见,叫他率二十万人攻楚,被楚将项燕打败。灭魏后,秦王骑马兼程亲到告老的王翦家,该王翦出马,前224年,集中六十万大军,亲自送王翦出征,并亲临郢、陈前线指挥,经过一年多时间,王翦采取屯兵练武,坚壁不战以麻痹敌,以逸待劳,使楚军斗志懈怠,粮草不足,开始向东撤退,这时王翦乘机追击,消灭了楚有生力量,接着占领楚都寿春,俘楚王负刍(音除),楚亡。前222年又降服越君。设置会稽郡统一了长江流域。

前221年,秦将王贲从燕南下攻齐,一路势如破竹,不几天攻下都城,齐王建投降,齐亡。

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战,秦以风扫残云之势,摧枯拉朽之力,完成了统一流国的历史任务,结束了春战以来数百多年的诸侯割据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3、秦一统的必然性

从西周灭亡到秦王政统一、经过春秋战国五个多世纪的割据混战,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客观形势已经为统一创造了条件。

(1)各国经济发展迅速、差异减少。为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铁器使用生产发展,使各国间交换日益频繁,联系越来越密切、客观上要求统一,以适应新的形势,但诸侯割据,关卡林立,交通阻隔,货币各异,度量衡不同,使商业交往困难。

(2)人心厌战,而思“四海之内若为一家”(苟子·五制)。诸侯割据混战,杀人盈城盈野,其损失之大“十年之田而偿”(秦策五),人民群众厌战思治,成为共同的心理。不仅农民、工商业者,而且地主阶段也从巩固其统治出发要求统一。

(3)各国政治制度的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各国经济改革的变法,不同程度地削弱,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和分封制,在中央逐步建立了专制主义的集权制,在地方上行郡县制等。

(4)从民族融合方面看,华夏族形成是统一的有利条件。在长期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中,居住在两条大河的各民族逐渐融合为具有共同语言文字,共同经济以及相近的生活习俗的华夏族(汉族的前身),春秋战国时许多少数族与汉族融为一体,中原与边藩的日趋一致,是要求政治统一的重要因素。

(5)“百家争鸣”中各学派都为统一造了舆论。说明统一的要求已深入思想界,孟子“定于一”的思想,荀子“四海之内若一家”,《韩非子》等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理论等。都为统一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舆论准备。

4、秦一统之因

由此可见,统一已是大势新趋,人心新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统一中国的任务为什以最后由秦国来实现呢?又为什么最后由秦始皇来完成呢?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时代和阶级正为秦王政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给他提供了活动的舞台,使他能演出一场有声有色的戏剧来。李斯曰各国与秦比较“譬若郡县”,秦灭六国好象“由灶上骚除”(史记·李斯列传)

(1)秦国变法最彻底,新兴阶段掌握了政权,推行奖励耕战政策,奖励军功,国力强盛,士兵骁勇,武器装备精良,经济实力雄厚,关中,汉中,巴蜀,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功赏相长”的政策(荀子·谴兵)使秦战斗力强盛。而关东六国变法不彻底,不是流产就是夭折,旧势和残余势力强大,国势兵弱,振作不起来。

(2)秦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统治阶级基本上对统一战争持积极态度,办事效率高,社会稳定。而关东六国政治较落后,内部权力之争不断,互相残杀,削弱了国力,阶级矛盾也突出,或起义或逃到秦国开荒种地。

(3)秦国重视人才开发,重用各国有才能的土,不惜重金高位,坚持按纳、使用宾客,任人唯贤的政策,仅就秦王政时代而言,就有王翦、王贲、茅焦、尉缭、李斯、李信、王绾、冯劫、蒙恬、蒙毅等军政人才辅佐,而这些人大都不是秦国人,但却为秦所用。

(4)秦国有利的地理形势也不可忽视。据有关中、凭山依河,进可攻,退可守,此所谓“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 过秦记 )

(5)秦自孝公以降,六世英主不断自强(孝公、惠文王、武文、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其中特别是孝公、惠文王、昭王在位时间长,业绩伟大,秦王政正是凭籍其租先的基础,“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驭宇内”,加上他本人的杰出才能,他善于用人,博采众议,从谏如流,敢于作出亡六国的战略决策,表现出雄才大略。任人唯贤,虚心纳谏他使用军事外交和内部分化瓦解巧妙配合的策略,采用远交迫攻,先易后难,中间突破,后扫两翼,最后灭齐,处理得得心应手。善于和敢于尽全力决战,信任压倒猜忌,有气吞海内的气魄(如对是否逐客,对楚决战等)。不失时机地统一了全国,表现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才能,反映了新兴阶级的虎虎生气。

5、秦一统之影响

秦统一中国是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对中国以后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其意义有三个方面:

(1)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的局面,使人民能在较为安定的环境里生产,这对发展经济、文化、巩固边防有巨大的作用。

(2)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它的一系列制度对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极大。

(3)秦统一占国的过程是对旧贵族势力的扫荡,大军所到之处,伴随着一顶顶王冠落地的,还有一大批簪缨袍笏之族的败落,如灭魏后,废魏宁陵君为“家人”就不是个别的例子,又如通缉出身五世相韩的张良和许许多多隐姓埋名的人,以及《南郡守腾文书》中所宣布要严惩的“淫佚之民”等行动,都说明秦在统一过程中,对山东六国贵族的打击相当沉重,从而切除了社会上许多赘瘤,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

 

七、百家争鸣、百花争放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封建制崩溃瓦解、集权专制体制确立之时,一切旧的观念,旧的制度,旧的思想都发生了动摇,新事物层出不穷,表现在思想领域里就出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1、百家争鸣

“百家”其实是泛指多家而言,西汉司马谈曾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儒、墨、法、名、道(《史记·太史公自序》),西汉末年古文学家刘歆总括为十家,即儒、墨、法、道、名、农、纵横、杂和小说家。十家中除去属于文学的小说家外,后人称之为“九流”,也有人还补充了兵家。但重要的仍只有司马谈所言六家。

百家争鸣是历史变动在认识论上的反映,也是思想领域对种种历史现实的反映。诸子提出种种不同的学说,从人间到宇宙万物,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从国家制度、官吏选拔、耕战措施到农田开垦,君主的统治权术等等,可以说包罗万象,他们对新的制度的态度很不一样,有的反对,有的赞成,赞成与反对的角度深度也不一样,有的颂先王,有的法后王,有的以古非今,有的厚古薄今,他们提出的治国安邦的方案也大相径庭,这反映了这些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政治立场相异,这是阶级社会中的一种正常现象。

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需要理论指导,当时,各国都面临着如何妥善解决内政和外交两大课题,可以说都面临着生死的选择。在复杂的形势面前,僵老的门第名分无济于事了,周天子的权威扫地,连招牌也无人愿打了,唯一有效的东西是合乎时宜的谋略和政策,这就需要士的帮助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无疑是占胜敌国的基础,然而如果没有合宜的谋略,优势可以转化为劣势;反之亦然。因此,斗争不仅仅是物质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的较量,君主们拥有物力,却不定具备智力,在这多元的、动荡的,竞争的年代,抛掉智慧才智就意味毁掉自己。纵观战国七雄,大凡用人才,重视谋略的就扩张,反之就日益削弱。如魏文侯用李悝、吴起,西门豹,段干术就强大了起来,秦一贯把任人唯贤,作为国策,大力开发人才、智力,最终统一占国。

齐威王与梁惠王会晤时,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对话。梁惠王问齐威王,有没有大的珍珠,齐威王回答没有,惠王感到很惊奇,曰梁国比你们齐国小,还有十颗光照数十丈的明珠,威王曰,我的明珠与你的不一样,我以人才为明珠,惠王听了十分惭愧,无言以答。正因为某些贤明的君主重视人才,以人才为珠宝,所以他们争着招揽人才,下令求贤,不惜重金收买,委以官高,百家争鸣的兴起正是适应发这种需要,需与求的结合,就招致了大量士的兴起,游说之风的兴起,智力竞争的兴起。。

自春秋以后,“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私人讲学的风尚大兴,孔子是我国第一个提倡并实践私人讲学的大师,这可以说是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对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之一,但当时人们对士的认识还不够重视,孔子的学生最多也不过只做了诸侯国大夫的家臣。到了战国时代聚徒讲学之风大盛。私人养士动辄数千,著名的如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秦之吕不韦,所养食客都达三千,食客中有各种学派的士,有的有一技之长,甚至不乏“鸡鸣狗盗之徒”。不仅如此,大国还设立学校、学宫招揽名士,著名的如齐都临溜城的“稷下学宫”(齐威、宣王时)造高门大屋,招徕贤士学者,相互诘辩,高谈阔论,著书立说,成为东方学者的集中之地,这对于文化的传播,学派思想上的交锋,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当时政治空隙多,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可以自由驰聘,因诸侯林立,可在各国间迂回,“朝秦暮楚”是常有的事,各国都招纳智囊,士的地位提高了,游说之风大盛,一个平凡的士,一经国君赏识,可以一夜之间平步青云,成为国相、大将、军师、客卿。如秦之卫鞅,张仪,甘茂,范雎,蔡泽,尉缭等。有些人的主张一时不为某国所采纳,他可以到别国去,兜售他的主张,而这些士当中的许多人确具有真才实学。当然,必须指出的是“礼贤下士”并非君主的本意,而是出于富国强兵的需要。出现了“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和“合则留,不合则去”的现象。

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天文学的发展,对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论据,使思想认识进一步深化。

综上所言,“百家争鸣”是在我国历史上特定条件下出现的思想政治领域里的斗争,它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它的发生和发展为旧制度、旧思想的灭亡、以及新制度新思想的成长起了促进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百家争鸣表面上看来颇有民主气氛,实际上大多数政治上都鼓吹君主专制,思想上要求罢黜他说,独尊已见,争着搞自己的君主专制主义,而最后法家学派之所以为秦所欣赏所实践,成为一时的统治思想,主要是因为法家的一套理论更加适合当时的国情,其结果不可能促进民主,只能汇集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专制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和强化。

2、墨家和墨子

墨家,其创始人是宋人墨翟,墨家与儒家的学说当时甚为流行,并称为“显学”。《孟子·滕文公下》载:“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荀子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张荫麟先生这样评价:“墨翟给战国时代以光彩的开端,首先拿理智的明灯探照世界”。

墨子的生活年代约在前468—前376年之间,墨家学派的特点是,有一个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其领袖称为“矩子”,所有的人必须服从他,他们熟悉工艺技术,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和军事知识,其思想反映了小生产者,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的利益,墨子本人自称“贱人”,生活俭朴,其主要的观点是在与儒家的对抗中提出的,儒墨之争揭开了战国“百家争鸣”的序幕。

墨子学说的中心是“兼爱”,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即要以爱无差等来代替有差别,互爱互利。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他提出“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兼爱》中)(“墨氏兼爱”(孟子)“墨子贵兼”他不了解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

墨子爱无差等的思想反对儒家亲疏有别和贵贱有序,这种思想是不现实的,但他主张减轻剥削,反对奢侈,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又有一定的进步性。(爱人者人恒爱之)

要“兼爱”、“交利”就必须要反对战争,墨子的另一重要思想就是“非攻”,“非攻”的目的是要保护私有财产,保护已经掌握了政经权力的新兴富人的利益。“非攻”否定战争,有利于保护劳动人民生命财产的一面,但不分正义、非正义是片面的,在当时也是行不通的。战国封建统治者的兼并统一战争,客观上有进步的一面,一概加以否定也是不正确的。墨子在《非攻》篇中的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说明他的思想,他写道:“今有一人人园圃窍其挑李,公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则罚之……,至攘人犬彘鸡豚者……至杀不辜人也,其不义又甚……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可谓少见黑为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为苦,多尝苦为甘,则以此人不知苦甘之辩也,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

墨子在论述“非攻”的主张时,大力谴责了那种在“攻伐无罪之国”时,抢夺人家庄稼,砍伐人家的树木,杀人牲畜,焚烧人家的寺庙,屠杀别国人民,抢夺别人财富珍宝等掠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对劳动人民遭受战痛苦的同情,所以他的这一主张虽属空想,仍有一定积极意义。

那么由谁来实行“兼爱”“非攻”呢?墨子又提出“尚贤”、“尚同”的主张。建议打破阶级局限,选举最贤能的人当国王及各级大小官吏,即使是“农与工肆之人”只要有才能,也可选而为官,使“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这一思想是对西周的来宗法分封制的否定,否定了世卿世禄制度,选举出来的人要下级服从上级,建立起从上到下的绝对的统治权,做到天下“尚同”即国家的统一。他的这两种思想要求打破阶级限制选人才,实现国家统一,有进步性。

墨子还主张“节用”“节葬”,反对官吏奢侈腐化,反对儒家鼓吹的“厚葬久丧”这两个主张有其一致性的地方。

墨子生活俭朴,认为音乐、舞蹈都是无用的,主张“非乐”,他认为“农与肆之人”可以当官,反对“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命定论,主张“非命”。他又认为天是有意志的,鬼是存在的,把天与鬼作为制裁,恐吓当时掌权的“王公大人”们的工具,这就是所谓“天志”“明鬼”,他利用天和鬼的意志为自己的学说制造舆论,在当时也可以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以上所述,即墨子的十大主张,综合分析一下这些主张可分为三类,其一是空想的或不现实的,如非攻、非乐,兼爱、尚贤等,其二是带有进步性的如非命、节用、节葬、尚同;其三是消极的如尊天,事鬼(其中也有进步的方面)。主张的核心是兼爱,相互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自己的完整思想体系。

墨子出身贫贱,生活俭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和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生活不同,他为了实行他的主张,曾到处奔走,有一次为了制止楚国攻宋,曾从齐发出发,步行了十天十夜赶到楚都。平时穿粗布衣,木头或草做成的鞋子,这和儒士们带着高冠,穿着勾履,坐着马车,是大不相同的。

墨子在认识论上提出了判断是非的三项标准,叫做“三表”,第一,要根据古代“圣王”的行事,即接受前人的历史经验,第二是要了解当前为百姓的需要;第三,以上二条为依据,制定政策措施,看对国家和百姓是否有利(非命上),具有进步意义,是唯物主义认识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墨子的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孟子曾惊呼:“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滕文公下)他还批评墨子“爱无差等”是“邪说”,“淫辞”和洪水猛兽。

墨子死后 ,其后学者分成许多流派,对墨子思想作了不同的解释和发展。

3、儒家的分化和孟子、荀子的思想

儒家由孔子创始的,孔子死后分为八派:子张,子思,有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等。其中比较重要和对后代影响较大的是孟轲为代表的孟氏之儒,荀况为代表的孙氏之儒。

儒家各派除与其他学派论战外,相互之间也多有争论,孟氏之儒主张“仁义”,提倡“仁政”,后来发展成为孔子的正统学派,孙氏之儒把“礼”,“法”等同结合起来,成为由儒向法转变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思想渊源来说仍属于儒家。无论孟氏还是孙氏都是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有学者把儒家归纳为以下几点:(1)以礼为行为规范:“吾从周”,“非礼勿视、听、言、动”,“正名”,君臣等级名分。在人欲横流的时代要控欲。礼:举凡社交礼仪,生活标准,政治秩序,风俗习惯。造成:崇奉公德,压抑私欲,强调义务,蔑视权利,安贫乐道,因循守旧。(2)以仁为思想核心,“仁者,人也”“杀身以成仁”。孝弟为仁本“亲”“仁也”是人的美德的最大特征。讲父义,母慈,兄友,子孝,弟恭。讲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创造一套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3)以义为价值准绳:“君子喻于义”,“君子以义为上”。“义者,宜也”,言行举止要与礼相吻合,“度于礼”“立于礼”“役之以礼”“齐之以礼”。(4)以知(智)为认知手段:诱导社会成员知仁,循礼,行义,“生而知之者上也”,重“学而知之”。重教化。

(1)孟轲思想

孟轲,鲁国邹人(山东邹县),战国中期人,自认是子思的学生(子思是孔子的孙子),生活的年代约前390—前305年,其幼年丧父,曾游身齐、梁等国,一度为齐宣王的客卿,后退而著书讲学,现存《孟子》七篇,集中了他的思想,孟子生活的时代封建制已确立,各国变法已进行,他代表了地主阶段改良派的利益,他主张封建化,提出了一系列为巩固封建统治,使其长治久安的措施,其中不少都有积极意义,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不能为任何国君所尝识,到处碰软钉子,他的主张也不为统治阶级所接受。

孟子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兴“王道”,行“仁政”

“王道”就是先王之道,他最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把那时的政治看成是他所要追求的最理想的政治,反对主张暴力改革的“霸道”,反对法家的变法改革,他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现诸侯是五霸的罪人,现大夫是现诸侯的罪人。他要求君主效法先王(法先王)。

怎样复兴玉道呢?孟子竭力鼓吹行“仁政”。“仁政”的内容是要恢复井田制,认为“仁政必自经界始”,史学界有人认为这是对商鞅所云“废井田,开阡陌”的反动,其实不然,孟子恢复井田是为使“民有恒产”,他所设计的井田制度是:“方里为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这八家必须“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大家“死徙无出乡,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所说的井田制和奴隶社会的井田制不同,他实际上是主张农民可以有自己的家屋、土地,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和家庭经济。他痛骂破坏井田的人是“暴君污吏”,使民有“恒产”“恒业”,这种带有理想主义的主张与当时诸侯纷争的局面是不相融合,所以没有一国的国君愿意实行他的主张。

孟子行仁政,要“制民之产”,使农民有自己的土地,得到温饱,他曾说过所谓的小农经济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这种主张和要统治者“勿夺其时”的呼吁,是他理想主义思想的另一反映。又提出在此基础上,用孝悌等伦理道德去教育人们,使劳动者安居乐业,统治者可以“王天下”了。

他在论述“仁政”时,批判了暴政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表示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要求社会给人民以安定的社会环境和最低限度的生产、生活条件,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孟子还提出了一些很进步的思想,与孔子不完全相同,孔丘反对下反上,臣杀君,而不管国君多反昏庸,暴虐,都认为杀之就是大逆不道,是“弑”。孟子则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莽,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对于残暴之君还可以杀掉,他说:“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他提出了“民为贵,礼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思想,是西周的来“重民轻天”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民贵君轻”直到两千年后朱元璋还为此大发雷霆,下令删改《孟子》一书,把孟子的泥塑像撵出庙堂。

孟子虽提出“君轻民贵”的思想,又认为国君必须坏到“桀”、“纣”那样才可以“征”和“诛”,而且是统治阶级内部人起来“征”、“诛”。于此同时,他又发挥了以前“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伦理,提出“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认为“无君子莫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些反映了孟子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后代流毒甚广。他说以“德行仁义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认为仁是“侧隐之心”,仁义礼乐人性所固有的,扩而充之则“人皆可为,而小人不可”。反对纯武功的“霸道”,提出善战者“服上刑”。

在哲学思想上,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每个人一生下来的性格本来就是善的,人的性善是天生的,散布不学而能(良能),“不虑而知”(良知),宣扬“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的天才史观。至于性善论,完全是唯心主义的思想,人们的行善行恶,完全是受社会制度,社会条件决定的。但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又从本性上否定了贵族和平民间天生的界限,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人皆有不忍之心,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此为四端,发展为仁、义、礼、智四德)

孟子的学说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是迂阔而无法实现的,晚年因到鲁国整理自己的著作,写有《孟子》七篇。

(2)荀子的思想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人。汉以后又称其为孙卿,这是为了避西汉宣帝(名询)之讳而改的。生卒年代约为前312—前238年,属战国中后期人,是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年青时曾游学齐稷下,为“祭酒”,后又到楚、秦(范睢时),最后到楚为兰陵令,年迈时著书立说,著有《荀子》一书,死后葬于兰陵。他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儒家之大成,而且“集百家之大成”,对百家都有批判,对儒之子张、子夏氏,甚至孟氏都痛加斥骂,但对孔子和子弓却以师事之,一味恭维,被后代称之为杂家的祖宗,他的思想从总体上来说,主要是揉合了儒法两家,他提倡儒家的礼治、孝悌,任贤思想,又融合了法家君权,统一等思想,他的弟子韩非,李斯以后成为法家之集大成和实践者,清谭嗣同曾说过:“二千年之学,皆荀学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荀子学说中的精华之处在于他对天道的论述,否定了宗教迷信和传统的天命观点,他认为社会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认为天的变化也就是自然界的变化,没有超意识的神存在,对于某些自然现象“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如星坠木鸣,日月有蚀,风雨不时等,都是自然界各种事物运动的必然规律,它与社会的治乱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对揭露和批判古代统治者利用天、神、鬼、怪的迷信来恐吓,统治人民的骗局有一定的进步性。

更可贵的是荀子肯定了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克服自然灾害,改善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指出:“强本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但如果“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论)。他进一步又提出了“戡天”,即征服自然的学说,他指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与其尊崇天而整天仰慕它,不如积畜财物而来控制它!与其依从天而来称颂它,不如掌握天的规律而利用它!与其空望天时而坐待恩赐,不如顺应时节而来利用它!与它让自然物自己繁衍增多,不如发挥人的才能来帮助它生长和发展!)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是生产力发展,科技文化提高的反映,人可以戡天,发挥人才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的思想,无疑是十分杰出的。反映了地主阶级在改造自然和增强国力方面,有一种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又认为应该“不求知天”,不主张主动控求自然规律,有局限。)

在政治上,荀子强调礼、义两者都是封建的道德规范,社会秩序和制度,这实际上是夺得政权的封建统治者以软的一手从思想上麻痹百姓,但这还不够,因此荀子又提倡法,即依靠法律规定的刑法,来维护统治。作为礼治的补充,他的法制思想,后来为李斯、韩非发展到极端。

荀子主张“法后王”,就是学习当世的君主,他到过秦国,对商鞅变法后秦国良好的秩序,较高的办事效率,生气勃勃的景象,赞扬备至,认为是“治之至也”。

在认识论上他批判孟子的“性善论”,提出“性恶论”,认为人生下来时的天性是恶的,有欲望,要吃、穿、行等,但他认为性恶是可改变的,只要“明礼仪以化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性恶)就可以变善,学好了礼仪“涂之人亦可以为禹”,从本质上讲,不管性善还是性恶都是唯心主义的东西。

荀子认为性恶可改变的,所以重视后天的学习,重视教育这又是他思想上的积极方面,在学习上他有非常精辟的论述,提倡“锲而不舍,舍不可镂”的精神,(“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析,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他还提出学习上后来者可以居上,学生可以胜于老师,这就是“青,取之于蓝,而青(胜)于蓝”的名言。

在政治上荀子较注重调整阶级关系,重视民心的向背,主张有社稷者要爱民,并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对百姓一味暴敛,“伐其本竭其源”,结果只会“求富而丧其国”,“求利而危其身”,走向对立面。

4、法家和韩非子

法家一般分前后两期,前期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他们的主要贡献是改革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他们主要是以政治改革家的身分出现的,后期代表是韩非、李斯等人。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与李斯同师于荀况,曾向韩王建议变法,未施采纳,转而著书立说,著作传到秦国,受到秦王政的赞赏,前234年出使秦,被李斯、姚贾嫉妒谗毁加以杀害(也有人认为是因韩非作为奸细被发觉,下狱处死)。他是杰出的法家思想家。

韩非鲜明地提出了反复古的思想,他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在历史进化的观点上的,针对孔子、孟子言必称尧舜,语必颂三代和老子赞美“小国寡民”等崇古的论调,认为历史是前进的,时代是变化的,他说:“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引汤文武之道于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五蠹篇)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也就是说不要去效法古代的老规矩,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这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是进步的。

韩非综合前期法家“法”、“术”、“势”的思想,加以改造,补充发挥,提出更为完善的三者结合的学说。

在他之前,商鞅主法,要国君明法审令,申不害强调术治,主张国君注意控制,驾驭臣下的手段,慎到强调势治,即国君加强威势,以统治天下。韩非认为他们各有利弊。儒商鞅奖励军功,使勇者为官,扩大封地,不利集权,单凭勇力的人为官,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申不害谈术而不用法,法令经常变化,结果犯人日多,且申不害言术而未尽,需要完善;韩非认为法是主要的,但还必须有术治,君主要住王宫而明察宫廷之外的情况,必须发动人民来告奸,告奸有赏,不先奸处以重罚。韩非还特别强调势治,即威势之治。认为善于用势者则国家安全,否则危险,他分析了三者间的关系。这是他鼓吹极端君权主义,适应了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需要。

韩非继承了他老师的性恶论说,认为人生下来就是“好利禄而恶刑罚”,“恶劳乐佚”,对于这些必须加改造,重则就用强力加以箝制,主张国君“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他与荀子的不同点在于荀子强调礼义教育以纠正性恶,而他却主张用刑法来纠正。

他主张“信赏必罚”,一切“以法为平”,在这个基础上他大力主张奖励军功,“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六反篇),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有度篇),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扬权篇)

他还主张“富国以农”,反对“趋末业”,与早期法家一样强调富国强兵。

韩非主张绝对的君权,搞思想文化专制和愚民政治。他提出要禁绝百家争鸣,思想禁锢,不仅要“禁其行”,“破其党以散其群”而且要“灭其迹,息其说”,即使主张耕战的管仲、商鞅、孙子、吴起等的书也在禁绝之列,这就是思想文化上极端的专制主义。

韩非的学说在秦国政治中得到应用,他的理论对秦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消灭六国起了积极作用,秦统一后,秦始皇继续韩非的理论,加强了对人民的严刑酷法的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从而也加速了秦的灭亡。实际证明,他的理论并不能适应地主阶级巩固统一的需要,有严重的缺陷。

5、道家和庄周

道家没有象儒、墨、法那样形成一个大的学派系统,杨朱、老聃、关尹、庄子、列子的思想可定为道家。杨朱晚于孔子而早于墨子,他的思想孟子说是“为我”,说是把天下大事都丢开不管,避世隐居,保全自己的天性,不为他人他事牵累自己,这是道家的先驱者之一。

战国中期道家的著名代表是庄周,著作收集在《庄子》一书中,由于老聃没有留下著述,《道德经》成书又晚,所以庄子的作品是成子研究道家的主要作品,道家到庄周时才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学派。大有三家鼎立之势。道家代表没落阶级的思想意识,对前途感到迷茫,对新的一切都看不惯,庄子改造和发挥了老子的消积思想,坠落为一个绝对的厌世主义者。庄周是宋国人,他继承了老子的许多思想,他否认事物质的不同,认为万物为一,世界统一于所谓的“道”,老子的宇宙观是客观唯心论,庄子则是主观唯心论。

老子哲学中还有点辨证法的因素,认为万物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对立并且会彼此转化。庄子则否定世界上一切差别和对立,认为这一切都不是由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认识者观察事物时的主观偏见决定的。走到绝对的相对主义上去了,陷入了无差别,无矛盾的境界,不可知论的泥坑。反映没落阶级丧失探求客观真理的信心。

他指出:“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没有是非标准界线。“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甚至提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得出的结论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从而把相对论引向绝对化,引导人们去怀疑一切否定一切。

庄子认为,人的认识是相对的,认识能力也是相对的,例如他说毛嫱、丽姬是美人,但鱼见了他们吓得深入水底,鸟见了他们高飞,那么,美不美究竟以谁的判断作为衡量的标准呢?因而他得出人的认识能力也是相对的,他取消了老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而把他的消极思想发展到了顶点。

再如,为证明无是无非,他竞要人与动物在一块讨论是非,人睡湿地会腰痛,泥鳅如何?人上树胆怯,猿猴如何?……

在政治思想上,老子虽主张社会倒退,但还有个限度,即只主张社会退到“小国寡民”时代,“无为”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起到积极作用,如西汉初“黄老天为而治”。而庄子是个绝对的悲观厌世者,他认为社会的一切存在都是坏的,都是没有意义的,希望回复到浑浑沌沌,是非不分,生死莫辨的虚无境地。有一次庄子做梦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醒来后他就问自己,是庄周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周呢?大概两者是相互转化的吧!他认为自然界是由“道”组成的,自己要和这个“道”合在一起,就可以解脱人生的一切忧虑,他称这种打破一切差别的境界,和万物的本体“道”合为一体的理论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对儒家的一套仁义道法也非常反感,对墨家也相攻击,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以诋毁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例如在盗跖篇中,庄子利用跖口大骂孔子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巧伪人”“ 盗丘”等。

庄子思想的消极面太大,为后代封建统治者不采。他的学说使人们消极,懒散、悲观、颓废。如果社会象庄子说的那个样,人类就无法存在下去,庄子否定发展、否定进步,是没有出路的。

庄子的文章写得很好,想象丰富,寓意深刻,优美动人,在文学上有相当高的地位。

6、阴阳家和邹衍

阴阳本义指日照的向背,司马氏:“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阴阳家的特点是:“深观阴阳消息”,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

邹衍(约前305—前240年)是齐国的思想家,他提出了阴阳消长,五法终始的学说,简称为阴阳五行说,在当时以及秦汉以后都有一定影响。邹衍又作驺衍,活动时代比孟子稍后,曾为燕昭王师,游历魏、赵、燕、秦等国,《汉书·艺文志》载《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都已失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他的学说包括三部分,一是天论,谈天地的发生、发展,当时颇为著名,称之为“谈天衍”;二是地理学说;三是阴阳五行的五法终始学说。尤以第三部分影响较大。

原始的五行学说,本是一种对物质构造的古老学说,这种学说认为物质世界的各种事物,虽然形态、大小、质量各异,但归根结底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东西构成,后来由于子思、孟子的创导而流传世,如孟子:“五百年必有五者兴”(公孙丑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尽心下)。邹衍时,又加以发展和改造,把它说成和历史发展,朝代的更替有关的一种历史规律了。

《吕氏春秋·应同篇》记载了他的五法终始说的内容: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详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天演(蚯蚓)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光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无目光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五法、五气、一物胜一物,循环往复,相代而兴,每个朝代相当一个“德”,一切制度设施都要和这个“德”相应,历史就是这样循环推演下去,邹衍的五法终始说的宗教迷信的神秘色彩赋予皇权神授,这种理论很符合战国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借助他的学说来说明周代的灭亡是符合天意的,因此他受到齐君、梁惠王、赵平原君、燕昭王等的欢迎和优待,秦统一后也用其理论立国。周是火德,“今秦变周,水德之时”(史记·封禅书),水胜火,秦是水德“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衣服旄旗节旗皆上黑”(始皇本记)。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绝不是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他把历史发展的动力说成是天的意志,五行相克,是历史的循环论,为宗教迷信发展制造了舆论。秦汉时出现了一批以谈论神仙之术来骗取帝王的方士,就把他们学说和道家的仙术及鬼神之说结合起来,成为神化皇权的工具。汉代董仲舒把五法终始说更细致演化为“天人合一”的神学,经过东汉王充的批判,五德终始说才衰落。

(熔天、地、人于一炉的宏观思维方式,相传邹衍素有郭清海内之志,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恨……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

首创“九州”说:“中国名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外有九州岩石瀛海环其外……。

对阴阳家历来贬多褒少,但它“把宇宙间所已知的一切现象综合起来,造成一个整齐的大系统,实是学术昌明时期特征。)

7、惠施和公孙龙的名家

名家亦为战国一大学派。《汉书·艺文志》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名家有七家。主要是以逻辑与认识论问题为讨论内容的名辨思想。着重讨论“名”与“实”的关系,也就是事物的名称和事物本身的关系。他们往往对事物的名称,概念和逻辑的分析研究上下功夫,当时被称为“察士”或“辩者”,“名家”是汉代人给叫出来的。

名家的主要代表是惠施和公孙龙。惠施,宋人,其活动晚于孟轲和商鞅(约前370—310年)曾在魏惠王时做过十多年的相,主张联合齐、楚、曾陪同惠王“会徐州相王”,魏用张仪为相后,离魏,后又返魏。他与庄子是好朋友,死后,庄子感慨曰:“吾无与言之矣”(庄子·徐无鬼)其著作已失传,《荀子·不苟》说:“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卵有毛,是说者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这段话使我们对惠施“合同异”有个印象,抹杀两件不同的事物性质上的差异,把他们说成是相同的东西,但也反映了某些辩证的和逻辑的思想。

《庄子·天下》篇载惠施的“历物十事”,即十个重要的论题,其中有“天与地卑(近),  山与泽平”,“物方生方死”,“南方无穷而有穷”,这些命题乍看是荒谬的,但仔细推敲,有   包含着辨证法的观点。惠施说:“万物毕同毕异”(庄子·天下)事物有相同的地方,这是“毕同”;又各有特点,这是“毕异”。意味着“同”、“异”是相对的,这和他“合同异”的论题是一致的,惠施还说过:“日方中方睨(侧视)。物方生方死”,是说太阳刚到正中又要偏斜了,生物刚出生就开始走向死亡。具有辩证法的思想。

公孙龙,赵人(约前320—250年)曾为平原君的唯心论和诡辩论的特点,留下六篇著述,其中白马论和坚白论是代表作。“离坚白”注重事物“异”的方面,无限夸大了事物概念之间的“异”陷入客观唯心主义。

公孙龙认为“白马非马”,他认为白是颜色,马是形状,白马这个词包括两个概念,白马所指的,既不是“马”,又不是“白”,所以白马就不是马了,公孙龙的诡辩术,就是要把人们看到一匹白马后得到的反映,分析成两件事物,让马的本体脱离它的颜色而单独存在。“坚白论”认为,一块又坚又白的石头,颜色白而质地坚,他认为“坚性”、“白色”和“石头”是三回事,彼此可以分离,可以独立存在,看到“白”而看不到“坚”,触摸到“坚”而摸不到“白”,因此认为只有“坚石”和“白石”,而不存在“坚白石”,这就是著名的“离坚白”的诡辩论。

 他们还有一些奇怪的论题,如惠施说“犬可以为羊”(两者既然都是动物,就可以犬为羊)“龟长于蛇”(长短相对)。公孙龙说:“鸡三足”(“鸡足”的概念为一,鸡又有二足,加起来是三足),“轮不辗地”(认为地的一部分和轮的一部分不是地或轮)等等。

公孙龙的诡辩很多,“龙诡辞数万”他们两人走了两个极端,惠施把什么都混同起来,什么都可以转化,是一个相对主义者,公孙龙把什么都割裂开来,什么都各自孤立,不成一体,是一个绝对主义者。

名家的“正名”代表了当时统治集团中保守、改良派的想法和要求,他们任意“合同异”、“离坚白”,随意解释和否定客观世界已经存在着的事物,希图通过在名词概念上的诡辩达到否定和颠倒客观世界早已不存在的事物。

荀子称他们“好治经说,玩奇辞”(荀子·非十二子)但名家在探索一般与特殊的逻辑问上有积极贡献。有些命题在某些特殊意义条件下才有意义,在普遍和一般情况下是错误的,将这些硬说成是普遍真理是不对的。

8、兵家,杂家和农家

各大小诸侯国间的战争,使中国出现了“境内皆言兵”的风气,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是解决列国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涌现了一批军事家和军事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载有公孙鞅、吴起、庞爰、儿良、尉缭、魏公子(无忌)等人的军事著作,其中《尉缭子》、《孙膑兵法》最有名。

孙膑,齐人,活动年代约为前380—前320年。春秋孙武之后,孙武祖田书本是齐将,因攻莒有功,齐景公赐他孙姓,所著《孙子兵法》流传至今,他助吴王阖闾训练练军队,战胜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膑助齐威王,在桂陵、马陵之役中击败强魏,所著《孙膑兵法》失传了一千七百多年,于1972年在山东临泝银雀山汉墓出土,经整理有三十篇,一万一千多字。

孙膑主张“富国强兵”,“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见威王》)认为靠“仁义”、“礼乐”“以禁争夺”是不可能的,强调“故举兵绳之”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这是切合当时实际的。

他继承孙武提出了一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主张“事备而后动”(见威王)说“用兵无备者伤”,认为指挥员必须懂得战争规律“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客主人分)。他提出善战的方法,如“让威”避敌锋芒,“以骄其意,以惰其志”,“营(迷惑)而离之,我并率而击之”(见威王问)。又提出“必攻不守”采取以进攻为主的战略,“令行如流”(奇正),强调赏罚分明“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整饰)乱,令民畏上也”(威王问)。

孙膑认为战争千变万化,实力并非决定性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寡可胜众,批驳人多必胜的说法“众者胜乎?则投算(计数用的算筹)而战耳”,认为“众未居胜也”(客主人分),在一定条件下“众寡相为变”,“毋以众当众,毋以寡当寡”,“众敌可寡”,这是辩证的认识论。他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区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没能强调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过分强调将帅的作用。

杂家的代表作是秦相吕不韦召集门人编写的《吕氏春秋》,全书分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6卷,二十余万言,是一部自成系统的杂家名著,《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在“杂家者流”,说它“兼儒、墨合名法”。

《吕氏春秋》主张天下为公,君道无为,反对君主独载,主张法治教化,天下一统。法家不承认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主张君权就是一切,可以专断独行,反对仁义教化,依律行事,倡重刑。《吕氏春秋》在政治思想上有因袭儒家之处,赞成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主张政治上统一“乱莫大于无天子”,“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执一)又说:“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博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察今)这些都是法家思想。

“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义赏),把儒之礼义和法之赏罚结合。他还把道行,儒墨相揉合。这本书有极高的文字价值,成书后,在咸阳公布“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解损增一字者予千金”,后代高诱作注时说,“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杂家思想不符合秦王政的法治思想,反映了君相矛盾。

农家的思想散见于诸子著作,代表个体农民的思想政治上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反对过度的剥削,经济科学上总结了很多有益的农业生产经验,反映农民群众的呼声,其代表人物是许行、陈相。

农家生活朴素,主张每个人的自己的劳动果实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反映了个体农民向往平等,反对贫富不均,有一定进步意义,但他们反对社会分工,他们的主张也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只是一种空想。

除上述种种不同的学派之外,还有纵横家,专门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以言辞、利害打动国君,倡导连横或合纵,出现了象张仪、苏秦、公孙衍这些游说辩士,在历史上都有其一席之地。

 

八、结语:罪孽深重的专制与独裁

 

绚丽多彩、百花齐放的战国时代看似在顺应潮流的趋势下被秦国统一了,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制度。然而,中国并没有走向理性政治、理性社会,相反,却转化成了绝对的专制、独裁、大一统的社会,并且维持了两千多年。两千多年的专制、独裁、大一统造成的是人性、才能和文化的三重萎缩,再也没有战国时代“布衣一怒,天下缟素”的英雄豪气,尤其是元明清三代七百多年的奴化教育与统治,整个中国长期萎靡不振,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奴才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制。尽管期间也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开明政治如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唐中期的开元之治、以及北宋初期的开明政治等,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等文化复兴。但是,总的来说,仍然是非理性的政治和奴才文化和奴才教育占统治地位。“五四运动”以后到1949年,内忧外患,战乱不断,基本上仍然维持的是传统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然而很快,人们就再次领略到了高度集权专制的威力:先是反右,接着是三反五反,再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波又一波、一场又一场的革命、运动,再次把中国人民推入传统专制政治、奴才文化和大一统社会的深渊之中,至今仍然难以自拔!至今仍然阻碍着中国政治的革新、经济的大发展、社会的进步。这不能不说是专制、独裁、大一统的重重罪孽。

呜呼!中国人,何日再雄起?呜呼!华夏民族,何日再雄起?

 

参考文献:

 

1、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2、网上校园资料《中国全史第三册·春秋战国卷》

3、[清]蔡元放《东周列国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典籍《战国策》、《国语》、《史记》等。

 

2009年9月18日星期五,三门峡上阳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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