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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不屑仕进”背后的科举弃儿

类别:隋唐五代 发布人: aabbcc 观看次数: 2926 次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先世于隋末流徙西域,李白即生于中亚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天宝元年(742年),因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文章风采,名动一时,颇为玄宗所赏识。在京仅三年,被“赐金放还”。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参加永王李璘的幕府。后永王与唐肃宗争夺帝位兵败,李白受累,被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晚年漂泊东南,依当涂县令李阳冰,病卒于当地。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在华人圈内堪称家喻户晓,然而没有人知道,这是李白的千古伤心之词。1000多年来的误读,使这几句本来明白无误的句子被带上了迷途。在月亮的影子里,李白低下了高傲的头。月亮是中国人心中一个具有难以言说的情感寄托;前三句,句句写实,最后李白平实地来了一句:低头思故乡。对于追求奇崛语言效果的李白来说,朴素如斯的诗并不多见。

你看,在月华似霜的晚上,李白一刹那的错觉之后,“客况”萧条、年华暗换之感悄悄涌上心头。然而,李白所思的故乡何在?是陇西,是巴蜀,还是碎叶?估计连李白自己也无法说个清楚。因此,在月亮之下,李白脆弱的心灵被触动,头脑也突然变得异常清醒。这样的清醒应该是大醉之后的清醒:明明是无家的孤儿,却要思故乡。不知世上有几人能体会得到其中的情感,又有谁可以感知其中的悲悯。

李白之悲何在?在大唐帝国广袤的土地上,他仅仅是一个“流民”。“流民”的身份给李白带来了致命的伤害。

李白少年时已名动公卿;及长,承蒙皇恩,堪称名满天下。可是,所有这些都没能解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李白的身世。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中,好像只有老子的身世也如此离奇。老子身世离奇可以理解,而在文化盛极一时的唐代,李白的身世居然也如此迷雾重重,实在是匪夷所思。甚至在李白去世刚刚50年,孙女还在世的情况下,李白的前世今生就已呈“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

在所有关于李白身世的文字中,曾为李白撰写墓志铭的宣州、歙州、池州观察使范传正的说法应该是较为可信的。范传正是李白的通家之好,是李白墓所在地的父母官,见过李白的孙女。可就是他的文字,也很难让人还原出一个真正的李白来。先是“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后是“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这是李白刚去世50年后的墓志铭,可这段文字无论怎么看都不像墓志铭,而更接近于怪诞的先锋派小说,其中有很多令人参详不透的东西。

先看李白的李姓来历。原来是“指天枝以复姓”,既是“指天枝”,其中的随意性可想而知(“天枝”就是李树,避皇室“李”讳)。长期漏于属籍,而今一朝复姓,一复之下,居然复出来个国姓,其父也可称胆识超群了;居然还祭出凉武昭王(李暠)的大旗,一不做,二不休,李白的父亲索性宣布自己就是凉武昭王的嫡系子孙,更令人汗不敢出,因为当时有这样的罪名啊:冒认皇亲。

再看李白的父亲。“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这分明是变换了姓名,那以前是什么姓名呢?李阳冰说:“(李白祖先)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为名。”什么叫“易姓为名”?字面解释是把姓变作名。而我直觉觉得,李白后认的这个冒牌族叔,可能是在隐指李白祖上是胡人,因为胡人是先名后姓,与所谓“易姓为名”不是大有关联吗?而范传正的墓志铭中说李白父亲“神龙初,潜还广汉”,后来生下了李白。神龙元年是705年,而李白自称以及所有知情人都指李白生于701年,显然李白父亲及他一家是在李白出生后才潜回广汉的。陈寅恪先生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中说:“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

这些注定李白生来便有了我从哪里来的原初生命质疑,加上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的表白,更令李白对自己的身世增加了疑惑。在范传正这篇墓志铭中,还有几处很令人费解:一是其祖宗的“隐易姓名”,在讲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年代,隐姓易名必有天大的苦衷;与此对应,其父“潜还广汉”更似有文章,一个“潜”字,更说明李白的祖上罪不可赦,以至于几代之后还生活在巨大的恐惧阴影之中。也许这篇墓志铭唯一有价值的地方,是它肯定了李白的祖籍是碎叶(这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啊)这一事实。就这样,李白的身世在当时就成了一笔糊涂账。但这样的糊涂账却让李白的孤儿身份一下子明了了。说穿了,李白原来是盲流,可能连盲流也算不上——他只是逃犯的后代!而且有可能是胡人逃犯的后代!好在那时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人查验什么身份证、暂住证,否则李白的麻烦可能就大了。大大咧咧的李白居然没有合法的身份,这使得大唐广阔的疆域成了李白无所不在的监狱。李白急于实现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壮志,当源自于对自我身份的原始恐惧。

对自我身份的恐惧,以及由此开始的对自己虚张声势的炒作,使李白的身世成了一出传奇小说。面对暧昧不明的身世,李白开始了胡言乱语,一会儿自称是陇西布衣,一会儿又说是蜀中太白,一会儿又自称其先祖亦是皇族,可谓云山雾罩,神龙见首不见尾。因此这里面必有惊天的骗局,李白,包括其族叔——为他的《草堂集》写序的宣州当涂县令李阳冰都在小心翼翼地掩盖着什么,而为其撰写墓志铭的范传正等人更是为尊者讳,闭口不提李白的家世问题,他们合谋把李白的家世变成了糊涂账!

当然,最敏感的还应该是李白自己。对自己的身世,李白终生讳莫如深,不得已的关于出身的表述也是前言不搭后语,分明是做贼心虚,色厉内荏。可能连“先夫人梦长庚”之类的传奇也是李白围魏救赵的调虎离山之计,人们对虚妄东西的兴趣总是高于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李白好酒,并往往“斗酒诗百篇”,这可能是他前言不搭后语的原因之一,可是,就算喝得烂醉如泥,李白还是没有把真相说出来。可见,即使在酒后,李白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持守着机密的底线。酒后喜欢乱说、“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白,居然将身世秘密隐藏了一生,结论只能有两点:一是李白自己也不知道,二是李白不愿或者不能或者不敢说出。

李白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了不折不扣、无所皈依的孤儿。

李白是一个时代的孤儿,是大唐帝国的孤儿。

身世之谜,这一点对李白来说是致命的,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让热衷于成就功名的李白不得不面对难以走进科场的残酷现实。

据《唐会要》、《新唐书》等对科举制度的记载,唐代的科举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应试考生来源于两种渠道:由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学馆,经过规定的学业考试,选拔送到尚书省的这类考生叫生徒(这类考生占据绝大多数,天宝年间曾多次发文告申明举人须经国子监就学方能应试,禁止乡贡);而举选不由学馆者,谓之乡贡,这类考生皆怀牒自列于州、县(《新唐书·选举志》)。经过初选的乡贡考生以举子的身份赴京,到京都的第一道手续就是到尚书省报到,尚书省的有关机构(户部)则对考生的身份进行考核检查,而必检项目则包含考生的家状。家状是考生所写的家庭状况表,内容包括籍贯及三代名讳。按古代旧制,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经迁葬者,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不得罔冒”,否则,对其保举人也将追究责任。

因此,李白处境的艰难就可想而知:李白的祖上不是三品以上的官员,决定了李白不能入国子监这类学校就读,无法以生徒的身份出线;剩下的就只有乡贡一条出路。但是,即使乡贡,同样也需要明确的家世背景,李白的父亲“潜还广汉”,其祖父、曾祖一定是客死他乡,谈何迁葬?仅仅一副家状的小事,对李白来说就是天堑,没有人斗胆敢为李白担保,天纵之才就这样输在了起跑线上!

不是合法公民的阴影,如影随形,伴随了李白的前半生。李白“三无人员”的社会定位,使他喊出了真真切切的牢骚:“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因此,李白怀着切肤之痛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只是发迹前的孔明先生说的,当不得真。李白的不屑仕进看来是有历史问题的必然结果,这是制度和规则崇拜的必然结果。李白心中无限的委屈与深深的烦恼,只是化为后代文学史上不学无术的一句话:李白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不屑”二字,勾销了李白所有的委屈和烦恼,李白无穷的难言之隐,就这样被后代的文学史家们轻轻地一洗了之。

还有一条佐证。李白父亲潜回后,“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家状所要求的“籍贯及三代名讳”,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是编造不出来的,李白具家状,说不定反而泄露了可能的胡人身份。进一步说,这就有可能戳穿李白父亲制造的皇室宗亲的身份,对他攀龙附凤岂不是一大打击?所以李白父亲不是“不求禄仕”,而是没有办法求。李白父亲选择了“高卧云林”;而李白,则选择了“干谒”之途。可见他哪里是“不屑”科举啊,是不能啊。后代的文学史家们就这样谬托知己,臆造了一个反潮流的英雄。

出于对功名的渴求,李白放弃了基本的尊严,走上“干谒”之路,开始了自我人格摧残的漫漫长征。每一个可能联系得上的官僚都成了李白的救命稻草,对自己能接触到的许多平庸的官僚,李白都不惜歌功颂德,极尽吹捧之能事。在屡屡碰壁之后,李白改变策略,开始了终南山的隐居生活,并公开宣称自己“隐不绝俗”,其目的也是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最终实现出仕的目的。无法参加科举,而又期盼得到科举所能带来的直接利益,李白终其一生无非是在寻找一种官方的认同。

李白明白地传达了作为时代的孤儿、帝国的流民的悲苦心境。

事实证明,李白的终南捷径也终究是歧途。漫长的等待,老去的不仅是李白的肉体,而且还有李白的壮志;李白被自己的梦想异化,为自己的取巧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我们习惯于讴歌李白的“不屑仕进”的赤子情怀,赞扬李白蔑视科举的高风亮节,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是一种脱离了具体历史语境并一厢情愿地添加进了自己想像的自作多情的误解。这样的误解将当事者无限的“难言之隐”,给轻轻地“一洗了之”。然而这中间的添加和省略,却让我们距离真相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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