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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

类别:秦汉三国 发布人: honghai412 观看次数: 3388 次

(一)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背景

  在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国都有各自的长城。秦并六国后,连接了原来秦、赵、燕三国的长城,东起辽东,西至临洮(今甘肃省岷县).这时东段长城以北,主要是匈奴、丁零和东胡的游牧区,西段长城以西,主要是月氏、乌孙和羌人的游牧区。到了西汉初期,在匈奴强大的压力下,月氏的大部分和鸟孙相继被迫西迁,河西地区遂成了匈奴的游牧区。当时在这个地区的游牧民族还有小月氏和西羌。小月氏是指月氏西迁时留下来的一小部分月氏人。西迁的月氏人被称为大月氏。

  在西汉初年,西汉政府所管辖的农业区,经常受到长城以北和长城以西的匈奴和西羌的骚扰,特别是匈奴的骚扰,杀伤边境居民,抢劫财物,破坏农业生产,并扬掠边境居民作为奴隶。到了汉武帝时,为了寻求与国,共同抗击匈奴,曾派迫张2骞、甘父(少数民族)通使西域,意欲联合大月氏。由于此时大月氏已在大夏建国,不愿再东返故里与匈奴为敌,联合大月氏的目的没有达到。到了张骞第二次通使西域以后,才逐渐完成了联合乌孙和天山以甫的诸农业国共同抗击匈奴的目的。

  西汉初年以来,西汉政府对匈奴一宜沿袭着消极防御的政策,除在沿长城边界线驻兵防守外,并采用“和亲”和”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的办法,希图以此作为匈奴贵族不再发动骚扰的条件。汉武帝继位之初,对匈奴仍然沿袭着前代的政策。但是这个消极防御的政策,并没有换来边境的安宁。后来由于汉武帝感到,对匈奴贵族“金帛文绣赂之甚厚,侵盗不已”,才改变消极防御为主动出击。仅武帝于公元前133年及以后的几次派出大军深入匈奴游牧区进行追击。“汉军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堕殪,罢(疲)极昔之”。从而削弱了匈奴的势力。汉朝在长城以北建立了屯垦戍边、移民开垦的大片农业区。公元前121年游牧在河西地区的匈奴昆邪王和休屠王投降汉朝。汉朝封昆邪为源阴侯,其下瞩四人被封为列侯。其部众4万余人被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称为五瞩国。据《汉书·地理志》载:公元前104年,西汉政府设置酒泉郡与张掖郡,前101年设武威郡,前88年设敦煌郡。据《汉书·武帝本纪》,元狩二年(前121年)浑邪王降,以其地为武咸、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分置张掖、敦煌郡。参证有关史料,后说比较可靠。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在7万多户、28万多人中,主要为汉族移民。前121年,“汉乃子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徙民以充实之。”前111年,“乃分武成、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历前107年,“武都氏反,分徙酒泉。”前102年,“赦囚徒,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益发戊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后屯兵以卫酒泉。”前91年,”其随卫太子发兵,……吏士劫咯者皆徒敦煌。”河西四郡的设立,对尔后中国的发展产主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下文中将分别加以论述。

(二)河西四郡促进了汉朝对西域的统一

  河西四郡的设置,促进了汉朝统一西域。

  河西四郡设置之后,汉朝将秦长城从令居(今甘肃省永受县)延伸到了阳关、玉门。其烽燧深入到轮台,用以防御匈奴。这条长城的难面,就是汉朝移民屯垦的农业区,河西四郡设置之后。隔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导致与加强了汉朝与乌孙和天山以南诸农业国的联盟,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断匈奴右臂”,从而进了步削弱了匈奴的势力。

  在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以前,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二个广大的农业区和二十广大的游牧区。大体说来,在长城以南,地跨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是汉族和百越、西南夷等少数民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区;在长城以北和以西,包括东北与蒙古草原,天山以北草原以及青藏高原和邻近地区,则是匈奴、东胡、乌桓、丁零、乌孙、小月氏、西尧等民族从事游牧业生产的游牧区。在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以后,将河西地区由游牧区变为农业区,这就使我国原来连成一大片的游牧区,分割成了两大片游牧区,即:匈奴、东胡、鸟桓、丁零、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北方游牧区和西羌等游牧民族的西北至西方的游牧区。新兴的河西地区农业区的出现,在所谓“隔绝羌芮”目的同时,也扩大了我国一大片农业区与两大片游牧区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在历史上,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乃至朋争虽然时有发生,但是由于游牧社会不能生产出自身所需要的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品,需要由农业社会供应各种手工业产品——金属工具和用具、丝绚、麻布、槽类以及槽食等:农业社会也需要游牧社会供应牲畜、皮张、畜毛等,因此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关系的主流始终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农业区经济与游牧区经济的结合,才构成了我国古代封建经济统一的整体。对于匈奴史、西羌史的研究必须与秦汉史的研究密切地结合起来。此意我在本章“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一节中,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迷,这里就不再多述了。

  匈奴冒顿单于在统一我国统一游牧区的过程中,使原来游牧于甘肃河西地区的乌孙族被迫西迁至巴尔喀什湖一带游牧,摆脱了原来附属于匈奴的地位,但是仍然经常受到匈奴的威胁。当时天山以北是游牧区,在这里从事游牧生活的诸“行国”,均受匈奴贵族的统治,天山以南是农业区,在这里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的诸”居国”,也受匈奴贵族的统治。《汉书·西域传》中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憧仆都尉,使领西域,访居焉香。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汉朝政府有联络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共同抗击匈奴的需要,乌孙不愿继续附属于匈奴贵族,天山以南的农业国也有摆脱匈奴贵族奴隶制统治的愿望。这就是汉朝能与西域诸国结成联盟共同抗击匈奴的政治基础。汉朝设置河西四郡后,与西域诸国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加强了,这就为汉朝联合西域诸国共同抗击匈奴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元前138年,张骞与甘父第一次通使西域时,由于当时河西地区还是匈奴的游牧区,往返途中都受到匈奴贵族的阻挠,前后共费了13年的时间。公元前115年,张会第二次通使西域到乌孙时,就非常便当,因为这时匈奴已经退出了河西地区。张骞从乌孙返回长安时带回了乌孙报谢的使者数十人,这些使者目睹汉朝的强大,为随后汉朝与乌孙结成联盟创造了条件。同时,张骞分遣副使到大宛、康眉、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及诸旁国,扩大了汉朗对西域“三十六国”及其邻近诸国的影响。

  在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斗争中,汉朝以河西四郡为依托,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站在了汉朝一边,这就大大加强了汉朝的力量。在西域,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中,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常是与汉朝军队协同作战的,如:公元前90年《汉书·西域传》作前99年)汉武帝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牢楼兰国兵攻车师。公元前89年,汉武帝遣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兵攻匈奴,复逅开陵侯率楼兰、尉犁、危须六国兵攻车师,防备车师兵阻戳马通的骑兵。又如:公元前91年,汉宜帝初继位,解忧公主及乌孙王再次上书称:“匈奴复连发大兵侵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收人民去,……昆弥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于出兵以救公主、昆弥。”①汉宣帝发骑兵15万,由五将军分五路出击。乌孙兵获得大胜,俘虏匈奴人4万、牲畜70多万头,其后,西域都护甘延寿与陈汤出兵康居,消灭旬奴邱支单于所瞩部众,也主要是依靠西域诸国的兵力。

  在汉朝联合乌孙和天山以南诸农业国共同抗击匈奴的过程中,“西域思汉威德,成乐内属”,这是由于匈奴在西域设立憧仆都尉,征收“马畜毡JI”、“赋税诸国”,而汉朝对于西域诸国“无取于彼”。比起奴隶制的匈奴来,封建制汉朝的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是高出很多的,汉朝加之于西域各国的负担也是比较轻的;两相比较,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是乐意亲近汉朝的。

  天山以南的请农业国依靠自身的力量,不能抗御匈奴贵族的奴隶制统治与掠夺。这些农业国都属于小国寡民,其大者如龟兹国仅8万余人,于阗国与疏勒国均不足2万人,其小者如且宋国、小宛国等仅1000多人。而且这些农业小国各自孤处于一个或大或小的绿洲,也难于形成一个联合的力量。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是愿意归服汉朝的。这个伟大的抉择,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是符合西域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西汉未年,由于王莽对匈奴和西域采取了一系列荒谬的措施,导致匈奴贵族再次统治天山以南诸国。“匈奴敛税重刻(苛),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服,愿请都护。”①其后,东汉政府设置了西域都护。

  为着发展同西域各国的交往,为着与西域各国共同抗击匈奴的需要,公元前101年,汉武帝设置使者校尉,开始在轮台、渠犁屯田。公元前64年,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使护鄯善以西诸国。公元前60年,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西域都护的设置,使西域正式成为了汉朝版图。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是符合西域各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因为把西域“三十六国”合并到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先进的汉朝,就为抵抗匈奴贵族的骚拢,制约诸小国间的纷争,保障社会安定、发展经济文化提供了保证。

  西域一词,有广狭二义,狭义的西域仅指西域都护管辖下的诸小国,而广义的西域则包括了西域各国在内。这一点在《汉书·西域传》中是交代得很清楚的:”最凡五十国,自驿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经,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JI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我认为那种把葱岭以东说成是狭义西域,把包括葱岭以东和以西说成是广义西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其明显的缺点是,只着眼于自然地理的方位,完全忽视了政治地理上中国与外国的界线。西域的国内部分,即狭义的西域,在历史上是有变化的,即以汉、唐、元、清四朝而论就是有变比的,清朝的前期与后期也是有变化的,因为在清朝后期,有大片的领土根据不平等条约被沙俄割占去了。在前后《汉书》等古籍的《西域传》中,对中央王朗统治下的各地方政权,均称之为国,这些国均是三中央王朝分封的国中之国。即地方政权,并不是现俯义上的国家。有些外国的学者,妞于历史成风,把我国历史古籍《西域传)中所列的国,统纶说成了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外国,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为着行文上的方便,我们把狭义的西域在下文均弥之为新疆。

(三)河西四郡促进了中西交通的发展

  河西四郡的设置,便利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有关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

  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远在张骞、甘父通使西域之前就开始了。但在这之后,由于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政治关系,促进了官方和民间商业贸易的发展。关于东西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路线,有些国外的学者曾提出过森林道与草原道的说法,最重要的通道毕竟还是经过农业区的通道,即由长安由发,经过河西四郡,到达新疆,再继续西行,前往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国。因为通过农业区的道路比较安全,食宿比较容易解决,在旅途中所需用品的补充也比较方便,而且在农业区人口密集,有较多较大的城镇,沿途呸可以进行贸易。

  河西四郡设立后,这个新兴的农业区的出现,使两个古老的农业区,即中原农业区与天山以南的农业区连接起来了,更进而与葱岭以西的古老的农业区联系起来了,使大片的农业区连接起来了就为东方与四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通道。

  秀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从来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各国、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远古就存在,因为它对于各国、合民族人民都是有利的,从来都是势不可挡的。自从汉朝设置河西四郡和统一新疆之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大化交流加强了,中国的丝绸、先进的冶金技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茶叶、容器、漆器以及大黄等药材、排萧等乐器传到了西方各国,从新疆或通过新疆,西方的良种马(天马)以及棉花、胡桃(核桃)、胡葱(洋葱),胡菜(香菜)、菠菜(波斯菜)、葡萄等多种农业植物传到了我国内地,西方的音乐、舞蹈、杂技以及箜篌、四弦曲颈琵琶筹多种乐器传入了内地。西方的宗教一佛教、景教(圣督教的一支,属于聂斯脱里派)、袄教也传入了;伊斯兰教的传入,海路虽较陆路为早,但由陆路传入的影响却甚大;而今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民族,主要聚居在我国西北地区,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促进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丰富中国与西方合国的经济文化生活,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于这条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学者称之为丝绸之路,这名称渐为世界各国所采用。在古代,中国与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国间商品的流通,是通过各国的商人进行的。这些商人们的活动,在正常的情况下,并不像马拉松运动员,由起点一直跑到终点;却很像接力赛跑的运动员,逐站传递。中国丝绸运销希腊、罗马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中间要经过汉族商人、新疆各族商人、粟特商人、波斯商人以及希腊。罗马的商人之手,才能在希腊、罗马的市场上销售。在各国商人中;粟特商人是特别活跃的,在新疆各城市和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地都有粟特商人的聚居点。汉族商人也在新疆从事商业活动。在英国人包尔欧编译的《新疆出土怯卢文简牍》之中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从长安到终点站之间的许多城市,都起着中继站的作用)河西四郡和新疆的主要城镇也都起着这样的作用。东方与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这些城镇的繁荣发展。

  在丝绸之路上经济文化的交融,实际上包括若国外与国内两个部分。古代的新疆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和荟萃的地方,许多由西方传来的文化,一般都先传到新疆,再传入内地;许多由内地情出国外的文化,一般也是先传到新疆,再传到国外。譬如,许多农作物、乐器以及佛教等传入内地的情况就是这样,内地的丝绸、冶金技术传在国外也是这样。

  用譬喻说明问题,好处在于能给人们以形象鲜明的印象,但同时也有可能使人们产生错误的理解。上面用接力要譬喻经济文化交流的憎况,就存在有这方面的缺点。因为经济文化交缸的中继站之间的距离是不相等的,在交流中有可能越过一个或几个中继站,而接力赛中支出的接力棒站站都是一模一样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却远为复杂,特别是精神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每经过一个地区,往往便染上了备该地区和民族的特点:关于古代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的问题,有两种说法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一种说法把古代新回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估计得过低:另一种说法则夸大了西方文化对新疆的影响,同时又贬低了汉族文化对新疆的影响。持前一种观点的人,有外国学者也有中国学者。这里只讲一个例子,有位著名的西域史学者在他所写的一本书里,说什么“故自秦汉以来,龟兹文化实承印度文化之余绪,龟兹本国固无文化,,又说“龟弦文化实力得诸印度”等等。这种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理论上也错的。全世界各民族在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只有高低之分,并无有无之别。“固无文化”的民族在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我们着来,古代龟兹不仅有文化,而且有很高的文化。即以龟兹乐舞而论。诚然龟兹乐中曾吸收了印度乐器——四弦琵琶、贝蠡、铜鼓等以及印度佛曲,同时龟兹乐中也吸收了汉族乐器——笙、排箫、筝与鸡娄鼓伴奏的鳖鼓以及我国羌族的笛和羯人的羯鼓,但是这恰恰是龟兹文化很高的表现。地处古代东方与西方文化交流、荟萃地带的龟兹地区,同时受到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影响这是很自然的事。如果龟兹本身没有较高的文化,就没有条件同时接受发展水平很高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正是由于古代龟兹人具有远见卓识和较高的文化素养,所以才勇于吸收先进文化,创造出了在音乐舞蹈史上大放异彩的龟兹乐舞。著名的唐朝翻译家和旅行家玄奘曾称赞鱼兹乐舞“特善诸国”,特善云者,特别好也,诸国云者包括西域各国也。这个很高的评价得自目睛耳闻,应该说是可信的。龟兹乐舞自南北朝传人内地后,对我国的音乐、舞蹈、戏剧、宋词、元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龟兹乐传到日本、朝鲜、缅甸、束埔寨等国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夸大西方文化对古代新疆影响的人们当中,有些是怀有偏见的学者,有些则是为沙俄和英国侵略新疆服务的殖民主义辩护士。由于后者不同于学术讨论的范围,姑置不论,现在仅对前者谈一点个人的意见。这里我们就以一位著名学者所著《中亚文化史》一书为例。作者在这本书里,只承认唐朝以后汉族文化对新疆的影响,而不承认唐朝以前汉族文化对新疆的影响,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西汉时龟兹王绛宾曾娶解忧公主的女儿为奏,夫妇同至长安学习汉族的礼乐典章,回到龟兹后曾按照汉族的礼乐典章性事。3世纪末以前,和阗地区的货币一和阗马钱(汉祛二体钱)上,有汉文和祛卢两种文字。从南北朝到隋朝,高昌国的学校里是学习“四书”、“五经”的。最晚到南北朝时期养蚕缫丝的技术已由内地传到新疆了。造纸和内地的耧等先进技术和农具也都传到了新疆。这一类事情可以举出很多。唐朝以前汉族文化对新疆不是没有影响,而是有很大的影响。

  河西四郡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新疆境内的于阗、疏勒、龟兹、高昌,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丝绸之路的畅通曾经促进了这些城镇的繁荣发展。这些城镇在对外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大可与海运大开以后一些沿海城市的憎况相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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