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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主流军事思想与文人论兵之弊

类别:宋辽夏金元 发布人: honghai412 观看次数: 2076 次

在宋朝时期,其主流军事思想与以往发生重大变化,保守的、重内轻外的意识取代了积极进取、外向的精神。与此同时,其国防战略与兵学亦与之适应而演变,大致蜕变为被动防御和教条、空论的结果。

经历中唐五代长期藩镇割据、武人跋扈局面之后,宋朝开国伊始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收兵权举措,结束动乱,维护统治秩序。但随着文武失衡问题的解决,统治者却未能适时调整方针政策,特别是宋太宗朝两次北伐失败后,彻底丧失与北方游牧政权交战的信心,从此眼光向内,又采取“守内虚外”之策,逐渐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以后,宋朝大致延续这一路线,长期矫枉过正,侧重于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道德思想治国,有意抑制武将群体和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于是,其主流军事思想打上了守内甚于防外的强烈色彩。这种源于极端狭隘专制集权主义的保守军事思想的确立,便不能不对国防战略与军事学说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首先,在宋主流军事思想中,强调军队以维护内部专制统治为首要和主要任务,因此对将帅的角色、作用便存在偏见认识,即:要求其安分守己,以能约束和管制部属为上。正因为如此,当政者长期对将领严厉束缚,实施“将从中御”之法。北宋名将狄青饱受打击,南宋高宗集团惨杀名将岳飞之举,也实与此狭隘思想有关。

第二,在歧视、抑制武将群体的意识作用下,配合“将从中御”的需要,派生出“以文驭武”制度,长期使用文臣,甚至不懂军事的书生指挥军队。虽其流弊无穷,但依旧不愿舍弃。

第三,在宋主流军事思想下,直接导致全面防御,也是被动、消极防御的国防战略的确立,放弃了以往攻防结合的原则。虽然长期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却不思悔改,继续抱残守缺。议和手段又被视为医治边患良药,长期依赖之。

第四,在“崇文抑武”治国方略下,主流军事思想的本质就是怀疑、歧视武力因素。因此,主政的文人士大夫集团对国防关注不足,虽然养兵规模巨大,军费开支不堪重负,但完全属于被动应对行为所致。

第五,在宋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制造业及工艺水平显著进步,特别是火药应用于军事的情况下,军事手段发生一定变化,为武器装备以及作战方式的改变提供了可能。但由于社会精英群体集中在文官队伍之中,缺乏对新军事手段的敏感和重视,更没有思考由此可能引发的军事变革,依旧摆脱不了冷兵器时代的传统用兵思维模式。

最后,儒学在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学者们汲取佛、道等其他思想养分,纷纷创建自己的学说体系,形成内容饱满的新儒学。但与此鲜明对应的是,兵学却依然徘徊于先秦以来兵家著述的囹圄。宋廷基于自身的需要,曾长期严禁民间流传兵书。宋夏大规模开战后,固然因为战争的刺激,谈兵之风随之颇盛,不过或处于文人空谈泛论之中,或陷于传注之学,亦即经院文牍主义,未能如儒学那样由传注之学向变革理论、方法的探讨深入发展。故注解前人兵书者多,还出现了官方校刊的“武经七书”,但创新思想却少见。不少人还迂腐到为无能的政策作注脚的地步。这种兵学严重滞后的尴尬局面,既是当时主流保守军事思想的产物,反过来又束缚了军事学说的发展与实践。

由于宋朝治国思想中不断加深的偏见,致使宋代主流军事思想、军事学说背离了中国古代兵学的优秀传统,从而对其国防军事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由此两宋虽然经济、文化辉煌一时,但却不免长期被动挨打,先后亡于边患,最终以“积弱”而闻名于史。南宋学者吕祖谦即沉痛地指出:本朝“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宋史》卷四三四《吕祖谦传》)元人修宋史时则评价道:“宋恃文教,而略武卫。”(《宋史》卷四九三《蛮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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