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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悲歌:唐朝覆亡真相

类别:隋唐五代 发布人: honghai412 观看次数: 3905 次
 
唐朝建立于618年,亡于907年,共290年。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唐朝还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使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但如此强大的帝国也难逃衰落、灭亡的结局,是什么原因呢?自唐亡以后,人们就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今天让我们从现代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唐朝的灭亡,以探寻其灭亡的真相。

“贞观”、“开元”励精图治,创就盛世气象

    唐朝的建立者李渊是隋朝太原留守,隋朝宗室贵族,隋大业十四年(618年)五月,李渊称帝建国,国号“唐”,李渊就是唐高祖。唐朝建立时,天下依然是群雄并争,战乱不止。所以唐高祖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平定各地的叛乱,统一全国。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唐太宗常把隋朝当作一面镜子,隋朝的迅速兴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尤其是农民大起义,使他充分认识了民众所蕴含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即使像隋炀帝那样集全部威权于一身的帝王,也难逃国亡身死的命运。他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对大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奉养国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为此,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开创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史称“贞观之治”。


唐人李昭道所绘《明皇幸蜀图》描绘了
安史之乱中,玄宗西逃入川的情景。

    史书中对“贞观之治”是这样描述的:贞观初年,全国人口不到300万户,一匹绢能换一斗米。到了贞观四年(630年),一斗米四五分钱,牛马满山坡,人出行几千里都不需买粮食,周边少数民族归附者有120万人。这一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只有29人,社会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这种繁荣稳定局面的出现,是与太宗李世民的统治有方分不开的。他的具体措施有:在政治上,任用贤能、善于纳谏。太宗任命房玄龄、杜如晦等德才兼备之人出任宰相,同时,虚心接受以魏徵为代表的大臣对自己提出的意见。重视吏治,注重官员的选拔与管理,严惩贪官污吏。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均田制,大力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在军事上,打败强敌突厥,解除北方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626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他不许出兵,说:“僚人居深山,时出掠抢,相沿成习,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不可轻动干戈,杀害他们。”唐太宗对待少数民族宽厚持平,因此,少数民族纷纷来朝,并尊太宗为“天可汗”。唐太宗对自己的成功总结了五条经验:一是不嫉妒比自己强的人;二是充分发挥人的长处;三是尊敬贤能之人,怜悯不肖之人;四是不厌恶正直的人;五是没有狭隘的华夷观念。太宗对自己的概括,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对于一名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能够做到这些相当难能可贵。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贞观之治”出现的必然性。

    太宗之后的高宗、武后统治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为“开元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高宗李治是太宗的第九子,即位后,继续按其父亲的治国之道行政,后来由于身体原因,皇后武则天开始辅助高宗处理朝政,并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由于武则天在高宗病逝后,先后废立中宗、睿宗,并于690年,改国号为“周”,自立为皇帝,历史上对武则天颇多微词,传统史家批判她篡夺李唐政权的行为,并认为武氏任用酷吏,实行酷政,陷害忠良,迷信福瑞,大兴土木,耗费民力等等,将她贬得一无是处。这些言论并非空穴来风。比如,武后确实赏识并重用过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也确实迷信福瑞,大造明堂,多修造像,给社会造成一些消极影响。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武则天执政时期,社会并没有出现停滞、倒退,相反,是继续向前发展的。从这一点上看,她的统治是值得肯定的。为维护统治,武则天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发展科举制,武则天亲自策问贡举人,举行殿试,增开武举。她还多次派人到各地搜访人才,并不经考试直接任用。她还加大对官员和军队的监督,具体方法就是赋予肃政台(即御史台)更大的权力,使他们对文武百官、各地军队有较为独立的监督权力,便于朝廷对官员和军队的管理。她继续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使经济持续发展,人口由380万户增长到615万户。高宗、武后的统治,推动了唐朝的进一步发展,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705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宫杀掉乱政的张易之、张昌宗等,拥立唐中宗李显即位,恢复唐国号和一切唐旧制。但中宗并不信任这些旧臣,专宠韦皇后及安乐公主。韦皇后欲效仿武则天,准备临朝称制,但除了暴行之外,并无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她们毒杀唐中宗后,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攻入宫中,尽杀韦后党徒,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唐玄宗。由于他在开元年间,励精图治,国家出现了太平盛世的局面,史称“开元盛世”。开元年间,玄宗善用贤人、精简机构、节约开支,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官的选拔与监督。在经济上兴修水利,在边境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发展生产。此外,玄宗在边疆地区设置大的军区,加强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并以此保证中原与西域、中亚地区的道路畅通。由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开元时期的人口大量增加。到开元二十年(732年),全国民户数量为780万户,人口4500万,比唐初户数增加了一倍半以上。

    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则天来,会发现唐玄宗身上有许多缺点。唐太宗经常以“守成难”“慎终如始”警戒自己;武则天执持政柄,权不下移。玄宗却恰恰相反,在开创盛世局面以后,便不思进取,产生了骄傲自满和怠政的情绪,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所以玄宗从天宝年间起,在朝中开始重用李林甫、杨国忠一类的奸臣,在外则赋予胡人安禄山以较大的权力。李、杨二人在朝中打击异己、陷害忠良、贿赂公行,使朝政日趋腐败,安禄山一面表示效忠朝廷,一面招兵买马,集结力量,企图自立。而唐玄宗却视而不见,仍沉浸在开元盛世的自豪与满足之中。在内有奸臣当道,外有叛匪磨刀的形势下,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明皇晚年不明,节度使难节制酿成安史之乱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是一场严重的社会动乱,这场动乱几乎摧毁了李唐政权,给社会、经济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安史之乱成为唐代历史的转折点,乱前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乱后的唐朝则进入了衰落阶段,并最终走向了灭亡。安史之乱中“安”、“史”指的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将领,又都是唐朝的节度使。

    节度使最早设置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目的是以固定的军区设置来加强唐朝的防御力量。节度使起初具有管理镇内军需调度和营田事务的权力,后来逐渐集军事、民事、财权于一身,并兼管地方事务,权力甚大。到玄宗晚年,更以一人充任多镇节度使,并将大部分兵力布置在节度使地区。当时全国兵员总数为57万,而边兵竟有49万之多,中央兵力空虚,地方武力坐大,给节度使发动叛乱创造了条件。

    安禄山正是利用当时的形势,发动了叛乱。安禄山是居住在今天辽宁朝阳的胡人,据说他的祖先是从今伊朗迁移而来。安禄山通多门民族语言,年轻时在边境市场充当突厥与唐朝互市的中介人。安禄山贿赂使臣,献媚皇帝,博得玄宗的信任,因此不断加官晋爵。到天宝十年(751年),安禄山已成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了今河北、辽宁西部、山西一带的军事、民政及财政大权,具备了称霸一方的实力。而在安禄山起兵之前,他却丝毫没有被玄宗怀疑,即使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已露出了叛乱的马脚,但自信的玄宗还表示:“禄山对我推心置腹,肯定不会谋反!”

    安禄山在安抚玄宗的同时,却在马不停蹄地做叛乱准备。他大规模修筑城池,豢养同罗、奚、契丹降人8000名组成自己的亲兵卫队,大量购买马匹、囤积粮草、购置武器。天宝十四年二月,他获准在自己的辖区里以32名蕃将代替汉将,至此,安禄山的准备工作就绪了。由于安禄山与宰相杨国忠不和,他害怕朝廷先发制人,遂于同年十一月九日,以讨杨国忠为名,发动了叛乱。

    这场叛乱,唐朝政府没有丝毫准备,所以安禄山进军速度很快。十二月十二日,就攻占了东都洛阳,并向长安进发。此时的唐朝中央,乱作一团,京城周围兵力很少,调动军队就花了许多时日,又急调大将火速回京护驾。唐军初战不利,高仙芝、封常清等大将都因战败被杀,皇帝的御驾亲征也没有成行。而这时的战争出现了片刻的喘息,那就是安禄山于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一,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因此放慢了战争的节奏,给唐军在潼关一线集结兵力创造了条件。在接下去的半年里,双方一直在争夺潼关。因为潼关是进入长安的大门,潼关失守,长安必然不保。但六月九日,安禄山的军队还是攻占了潼关。于是,唐玄宗不得不携带文武百官、后宫、宦官等,于六月十三日逃离了长安。六月十四日,当玄宗一行到达马嵬驿时,随行部队发生了哗变。军队将士认为此次叛乱全都是由杨国忠而起。当大家看到杨国忠与吐蕃使臣谈话的时候,就有人喊:“杨国忠与蕃人谋反啦!”众军士怒火中烧,将杨国忠斩首。而这时大家又在想,杨国忠能权倾朝野,原因何在?很自然,兵士们想到了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愤怒的士兵认为唐玄宗之所以废弛朝政、贪于享乐,杨国忠之所以小人得志、惑乱朝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杨贵妃。因此,将士们群情激奋、山呼海啸,要求唐玄宗处死杨贵妃。这让老皇帝始料不及,他很难在江山与美人中间做出取舍,但玄宗最后舍弃了美人,将杨贵妃缢死。这才平息了哗变,使大队人马最终得以到达成都。

    而就在此时,另一件事也让老皇帝非常吃惊,那就是七月,太子李亨于宁夏灵武即位,是为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这是公开的夺权行为,可对于出逃在外、无计可施的玄宗来讲,他只能听之任之。至此,唐玄宗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于762年忧郁地病逝于长安宫中。

    在唐朝内部发生权力更迭的同时,安禄山集团内部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乾元二年(759年)三月,部将史思明又将安庆绪杀死,自称大燕皇帝。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叛军内部出现的内讧,为唐军平叛创造了有利条件。肃宗即位后,一边任命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等率兵平叛,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又迅速从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处调兵增援。此外,肃宗还向回纥、于阗、西域等少数民族政权借兵,参加战斗。在叛军的控制区,如河北等地,由于叛军的残暴统治,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安、史的统治。在唐官军和地方百姓的双重打击下,宝应元年(762年),安史叛军已经穷途末路。当年正月,史朝义逃往范阳,守将不予接纳,遂自杀。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得以平定。

    安史之乱,唐朝几乎动员了全部兵力,消耗了大部分的国力,自此以后,唐朝的国力再没有恢复到天宝年间的水平。战争期间,百姓饱受战争之苦,流离失所,经济损失严重,土地大量荒芜。东都洛阳遭到毁灭性破坏,城中居民被屠杀殆尽,建筑多毁于战火。回纥等少数民族军队在助剿的同时,也大肆抢掠,增加了人民的苦难。肃宗在借兵之时就与回纥统治者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官员归唐朝,金银财宝、老百姓皆归回纥。”这使得回纥的抢掠更加有恃无恐。安史之乱最大的消极影响就是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割据长期存在于唐朝后期,节度使拥兵自重,互相攻击,使得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导致唐朝一步步走向灭亡。

藩镇自雄,中央政权无力,形成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这是因为参与平叛的各位将领,几乎都被唐朝政府授以节度使之名,并在内地广泛建立大军区,使节度使制度得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实行,这就为藩镇割据创造了条件。此外,参与叛乱的大部分将领、士兵依然存在,他们虽然投降了,但割据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而朝廷没有力量消灭他们,就只能安抚他们,期望他们能改过自新。在各藩镇中,有一部分能够服从中央指挥,但相当数量的藩镇存在不同程度的割据,其中平卢、成德、魏博三镇的割据性最强,被称为“河朔三镇”。在这些藩镇中,节度使父死子继、自辟僚属、财政自治、掌控军队。而各个藩镇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还经常爆发战争,使国家处于长期战乱之中。

    面对这一局面,唐朝中央多数时间在忍耐,但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唐朝政府与藩镇也曾发生过战争,其中德宗、宪宗、武宗时期的三次规模战争较大。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请袭其父位,魏博镇节度使田悦亦代为请求,唐德宗予以坚决拒绝。李、田于是联合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反唐。7月,李正己死,其子李纳也请求袭其父位,德宗仍然不答应,李纳也因此叛乱。唐德宗只得采用“以藩制藩”的策略,调动其他藩镇军队镇压叛乱军队,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藩镇卷入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经历了五年,结果是唐德宗向藩镇妥协,藩镇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化了。

    唐宪宗打击藩镇,恢复中央权威的决心是非常大的。宪宗一即位,就把“举贞观、开元之政”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决心平服藩镇、重振国威。从元和元年(806年)起,朝廷先后讨平西川、夏绥、镇海节度使,迫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命朝廷,成德镇的王承宗也不得不向朝廷输贡赋、请朝廷派官吏。宪宗打击藩镇的最大成就是平定淮西。


唐朝四通八达的航运业

    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藩务,随即叛乱。宪宗发十六道兵讨伐,最终于元和十二年擒吴元济,平定淮西。不久,宪宗又平定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宪宗能够取得如此多的胜利,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他个人的努力密不可分。宪宗时期,中央已经有了直辖部队——神策军,这是打击藩镇的军事保障,同时中央的经济实力也明显增强,为打击藩镇创造物质基础。宪宗本人的决心与意志,在平服藩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和十一年(816年),征讨淮西三年不下,满朝文武皆呼罢兵,宪宗几乎成为孤家寡人,但他坚持继续作战的方针,终于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

    元和十年(815年)河北平卢、成德藩镇制造恐怖事件,在京师刺杀宰相,并在东都策划暴动,企图动摇宪宗平叛的决心。而宪宗果断处置,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将平叛继续下去,最终取得胜利。但宪宗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他死后不久,许多藩镇又纷纷发生变乱,各自为政。

    唐武宗时期与藩镇的战争主要是同泽潞镇进行的。泽潞镇节度使刘从谏素不服从中央。会昌三年(843年),刘从谏死,武宗采取宰相李德裕的建议,发兵讨伐泽潞镇,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加之泽潞镇内部发生内讧,朝廷终获胜利。武宗之后,中央已不具备与藩镇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双方相安无事,倒是藩镇之间、藩镇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藩镇之间的斗争,导致藩镇之间力量对比变化很大;藩镇内部斗争的结果是藩帅的变更。

    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是导致唐朝衰落的重要原因,由于藩镇自雄,中央政权变得虚弱无力,几次企图削弱藩镇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致使国家再没有能力与藩镇较量。与中央力量下降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藩镇的力量却越来越强,藩镇割据更加无法控制。唐朝中央也只能听之任之,通过仅有的几个直接控制区域,艰难维持“大唐帝国”的统治。

宦官掌兵秉政,削夺百官权力,酿成宦官专权

    唐代的宦官权势是从唐玄宗时期开始增长的。唐初太宗规定:宦官的官阶最高为四品官;宦官不得参与政事,只负责守卫、清扫、后宫饮食等事。到玄宗时,宦官开始统兵,并允许担任三品以上的官职。宦官势力真正猖獗还是在安史之乱以后。肃宗、代宗朝的李辅国,由于拥立有功,被皇帝赋予很大的权力,手握禁军,代宗时还被尊为“尚父”,又加司空、中书令,朝中一切大事都要与之商量,他曾经狂妄地对代宗讲:“皇上只管殿中安坐,外面的事都交老奴我处置。”虽然后来,李辅国被代宗处死,但另一名宦官程元振又因杀李辅国有功,被皇帝重用,依然大权在握。到德宗时,宦官掌管宿卫皇帝的中央禁军成为制度。宪宗朝,正式设立枢密使,由宦官充任,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中书、门下的权力均被其侵夺。

    后来的皇帝又不断增加宦官的权力,致使宦官专权成为唐朝后期黑暗统治的代名词。

    唐朝后期,宦官操纵国政,专擅机要,进退朝臣,甚至连皇帝都要由他们废立。宪宗、敬宗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都由宦官拥立,立君、弑君、废君,如同儿戏,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末。宦官势力如此猖獗,引起了皇帝与大臣的不满。

    为此,他们与宦官之间出现了“南衙北司之争”(以宰相为首的机构称为南衙,由宦官操纵的各种机构称为北司),后期更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反宦官的斗争。这其中,“二王八司马事件”与“甘露之变”最具代表性。

    “二王八司马事件”指的是唐顺宗时期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的官僚士大夫。“二王”指王、王叔文。“八司马”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他们在改革失败后,都被贬为州司马,因而被称为“八司马”。“二王八司马”的改革发生在顺宗年间,由于顺宗的年号为永贞(805年),所以这场改革又被称为“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得到了顺宗的支持。顺宗初即位,就任命改革派人物韦执谊出任宰相,改革派人物分掌要害部门,控制朝廷的财政和部分军事权力,并欲夺宦官的兵权。改革派还颁布一系列的政令,严明赏罚、停止苛政,罢免贪官,提拔贤良。改革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当时社会的反应是“人情大悦”、“市里欢呼”。但这次改革的打击面过大,触动的利益过广,所以遭到许多元老重臣、地方节度使的反对,更遭到宦官集团的抵制。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联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反对王叔文的改革集团,而且他们计高一招,逼迫改革派的后盾顺宗让位于太子李纯,太子即位,就是唐宪宗。而宪宗并不支持改革派,所以改革派很快失势,王叔文、王等人遭到贬逐与杀害,这场以打击宦官势力为目标的改革宣告失败。

    永贞年间的反宦官斗争失败后,许多大臣,包括皇帝,都在总结经验。有一部分人认为,对宦官不能采取和平夺权方式,要用武力来消灭宦官,进而消除阉党势力,由此便引发了文宗时期的另一场反对宦官的斗争——甘露之变。

    唐文宗是宦官拥立的皇帝,所以自登基以来,就处于宦官的控制之下,军国大政均掌握在宦官手中。做傀儡的文宗想恢复自己的权威,就想办法用武力除掉身边的宦官。为此,他重用由宦官推荐的李训、郑注两人,因为用他们两人执行翦除阉宦的计划,不易受到宦官的怀疑。很快,李训就被任命为宰相,郑注出任凤翔陇右节度使,开始逐步实行预定的计划。

    大和九年(835年)11月21日早朝时分,文宗和文武百官照例来到紫宸殿议事。金吾将军韩约启奏说:“左金吾院石榴树上昨晚上有甘露降下来。”“夜降甘露”被古人认为是一种吉祥的预兆。李训遂率百官称贺,请文宗前去观看。文宗也装作非常高兴的样子。并派李训等人先去查看。李训等人去了很久,回来报告说:“那些甘露好像不是真的,不宜对外宣布。”文宗此时回头命大宦官仇士良、鱼志弘再去查看。二人遵命前往。到这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当仇士良等走在途中,他们却发现了问题。带路的韩约紧张得满头大汗,随着一阵微风吹来,藏在帷幕后的甲兵忽隐忽现,这使得仇士良等人立刻意识到对自己不妙,迅速返回大殿,并将文宗抬进宣政门,将大门紧紧关闭。之后,仇士良命令五百禁军上殿讨贼,见人就杀,文武大臣六百多人,死于阉宦刀下。接着宦官又派遣骑兵全城搜捕逃亡之人,使得长安城血流成河,参与诛杀宦官计划的许多大臣都被满门抄斩,受牵连而死的人有1000余人。这就是所谓的“甘露之变”。

    在宦官与官僚士大夫的斗争中,士大夫们不畏艰险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的力量与宦官的实力相比,相差甚远,因此他们力图打击阉宦、恢复皇权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更严重的是,这种斗争极大地消耗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地方割据势力更加有恃无恐,唐朝政权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各党为谋私利,不顾国家安危,造成朋党之争

    封建士大夫之间的党争,是中国古代官场的顽症、痼疾。唐朝也存在着朋党之争,唐后期党争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对其衰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唐代最著名的朋党之争就是“牛李党争”,这场党争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使本已不和谐的政治局面,更平添了几分混乱。

    “牛李党争”中“牛”指的是牛党首领牛僧孺、李宗闵;“李”指的是李党首领李德裕。

    “牛李党争”缘起于一场科举考试。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举行科举考试。牛僧孺、皇甫、李宗闵三人在答题中对时政大加批判,被考官杨於陵、韦贯之评为上第。这触怒了时为宰相的李吉甫,李吉甫是后来李党首领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就在宪宗面前陈诉,说翰林学士裴、王涯在审查考卷时有徇私舞弊的行为。宪宗闻听,勃然大怒,将裴、王、杨、韦四人免职贬官,牛僧孺等三人也未获重用,被外放充当藩镇的幕僚。事后很多人为牛僧孺等鸣不平,指责李吉甫嫉贤妒能。于是宪宗于同年命李吉甫任淮南节度使,启用被贬职的裴出任宰相。这样,两派在中央就都有了代表人物,出现了初步对立的局面,但这时还属于“牛李党争”的形成时期。在之后的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两党势力互有进退,一党在朝执政,就将另一党贬至朝外。

    政治主张不同,是“牛李党争”的一大特点。牛党主张维护以进士科取士,而李党对科举制不满,要求改革选举制度;李党力主削弱藩镇势力,恢复中央权威,而牛党则反对用兵藩镇,主张采取妥协政策;李党主张精简国家机构,而牛党却极力反对。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党争的不讲原则性。精简国家机构,利国利民,有何不可?牛党明知是正确的,但这主张是李党所提,不管有无可取之处,一概否定。党争的实质就是对人不对事。哪怕是完全正确的事,只要是对方提出来的,就要坚决否定。这哪里是在为朝廷着想,为亿万苍生着想呢?这完全是士大夫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毫无原则的义气之争。“牛李党争”,以宣宗朝牛党当政而最终结束。

    朋党之争,是继南衙北司之争后的另一场统治阶级内耗的争斗,而且旷日持久,朝野震惊,破坏了正常的议政、施政程序,扰乱了皇帝大政方针的制定。加之,各党为了自己的利益,内连阉宦,外结藩镇,使三股势力都深入在唐朝的政治生活中,大臣们只知互相倾轧,置国家的前途于不顾,这样的国家岂能不亡?

政权日趋腐朽,百姓日趋悲惨,致使唐末变乱

    唐朝后期,由于中央与藩镇、藩镇与藩镇之间连年战争,向百姓增加赋税、徭役,掌权的宦官更加有恃无恐地欺压百姓,强占土地,勒索钱财,引起人民的极大不满,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到懿宗、僖宗时期,连年的天灾,使得粮食产量锐减,人民苦不堪言,而朝廷仍然加派赋役,于是,唐朝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了。起义的领导者是王仙芝与黄巢。

    起义爆发于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先后起义,后协同作战,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山东、河南、湖北一带。不久,王、黄又分兵作战。乾符五年(878年),王仙芝战死,其众投奔黄巢,黄巢成为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此时,黄巢决定东攻洛阳,而唐朝派来大军,打消了黄巢的计划。之后,黄巢率军转战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地,发展、壮大农民起义军。广明元年(880年)7月,黄巢利用淮南节度使高骈与中央相猜忌并畏惧起义军的形势,迅速北渡长江,于同年11月占领东都洛阳,12月攻入长安,唐僖宗逃往成都。

    12月13日,黄巢即位于含元殿,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将原有唐朝官员三品以上全部革职,四品以下酌情留用。黄巢严惩皇族,唐宗室留在长安者全部被处死,富豪的财产被没收,分给百姓使用。但黄巢没有追击逃跑的僖宗,也没有将中央禁军全部歼灭,同时大齐政权自身也缺乏存在的经济基础。中和二年(882年),起义军将领朱温投向唐朝,沙陀族李克用也乞降于唐朝,这就大大增强了唐朝的军事实力。唐军开始了反扑。起义军于中和三年(883年),退出长安,向东撤退。之后,起义军与唐军的几次作战,均告失利,损失惨重。在朱温、李克用等军队的包围阻击下,黄巢最终退至今山东莱芜境内,于中和四年(884年)6月,战败自杀。由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至此结束。

    这次农民战争,给垂死挣扎的唐王朝以致命的一击,唐朝的统治瓦解了。叛变投降的朱温,成为左右唐末政局的人物。天复三年(903年),朱温将内侍省数百名宦官全部杀掉,出使在外的宦官也就地正法,宦官专权局面结束。天佑四年(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而自立,改国号梁,定都开封。唐朝灭亡了。

    唐朝自唐玄宗天宝年间以后的150多年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唐朝的衰落源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的灭亡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藩镇长期割据,与中央对抗,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力量;宦官专权,使皇帝大权旁落,严重破坏了国家正常的统治秩序;朋党之争,瓦解了统治集团的力量,严重动摇了唐朝统治的阶级基础。政权日趋腐朽,百姓的生活也日趋悲惨,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唐朝统治彻底崩溃,统治中国290年的大唐帝国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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