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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惆怅——追忆齐、秦之变

类别:春秋战国 发布人: aabbcc 观看次数: 2808 次

齐国,它可以“一匡天下”,独霸东方,却未能“一统天下”,横扫六合;它可以百家争鸣,却不能百花齐放;它可以工商并重,但最终还是被农业集团所吞噬。齐国,这个八百年的神奇国度,给了人以太多的遗憾;齐文化,这个超越时代的精神,又给了人以太多的遐想。

回想齐国的立国史与亡国史,从客观上讲,都是托了地理环境的福。齐国之强、齐国之富,自是地理位置上靠近海洋、土地贫瘠、煮盐繁盛等等海洋性的影响,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这种富强“匡天下”有余而“统天下”不足。齐国地处山东半岛,正是在华北大平原上,偶有山东丘陵起伏成山。这一点对齐国是致命的。首先,这也就注定了齐国在境内“无险可守”。当然,这种“无险可守”是相对的,但是与秦国相比,齐国没有函谷关,没有武关,所谓防守的关隘也不过如此。

“无险可守”直接导致了齐国与整个争霸战争的主战场是一体的,即齐国必须参与到争霸战争;而秦国固守关中,不必出战;待到山东诸国打疲了,打累了,打得兵损将亡、互相敌视了,也就是秦国收网之日了。另外,齐国本土一旦遭殃,就是一溃千里。如果是在山地或高原,很难想象燕军如何一口气打得齐国唯余城有二。因而,从地理位置来讲,齐国不具备韬光养晦的条件,赚得多,消耗也大,积蓄下来的机会并不多。

地理位置也造成了齐国与秦国军事上的差距。齐国收复了东夷族后,主要是与中原诸国作战,也就是与所谓“文明”的方国作战。而秦国则不同,秦国的主要对手首先是游牧民族,其次才是关西的方国,它的战争观念更多地融合了西北游牧民的力量。从技术上讲,骑兵、弩兵是秦国最大的杀伤力量;而从人体的体质上看,关外秦人俨然比关东人更加彪悍。军事力量上的差距,是齐国败给秦国的又一直接原因。后期关东抗秦联盟的领导权掌握在赵国,不能不说与齐国的军事硬件落后有关系。

至于主观原因,齐国在外交上连连败给秦国,敲响了齐国灭亡的丧钟;后期齐国的“中立自保”政策更是莫名其妙。然而,说到外交失败,就不得不提及一个人,这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东帝”齐湣王。齐湣王的错误提早结束了齐国与秦国之间的较量,为秦国横扫六合买下了一道浓浓的伏笔。

到这里,看似结束了回顾齐国失败的旅程。然而,这个答案似乎还是不足以让我们满足。为什么?因为它只是就齐国与秦国两个临时性的历史政权而言的,这种历史貌似是必然的,但是仍让人觉得偶然性很大。

实际上,齐国与秦国的较量,是齐文化与秦文化的较量,更是东夷集团海洋文明与西华集团大陆文明的一场生死较量。以往认为海洋文明是革命力量,大陆文明是保守力量。这只是一种偏见。齐国的革命力量来自海洋,这也是间接的。齐文化是在“因俗简礼”中形成的,而这种“因俗简礼”来自于姜太公以及当时山东半岛上的莱、夷诸部。至于秦国,过去往往被描述为最革命的国家,它的革命性实际上首先来自游牧民族的破坏性。两个国家都不同于过去的周。因而,无论是齐国还是秦国谁统一了国家,“天下”都将以一个国家的名义重新得到安排,中国都将发生一场革命。

的确,齐国与秦国这两支迥异的文明较上了劲。而历史也对此给出了回应。先来看看历史的历史。

在历史上,东夷海洋集团主要包括:太皥、少皥、虞、夏、商、齐、夷;西华大陆集团主要包括:炎帝(包括蚩尤)、黄帝、颛顼、帝喾、唐、周以及后来的混血种——秦。两大集团的第一回合,是炎黄大战后黄帝族东征,而根据考古发现,至颛顼时期东夷少皥明显处于逊势,这一回合东西两大文明集团基本还保持着平手。至陶唐氏,西华族掌握了北方,东夷族的中央区已经开始接受同化,随后就发生了东夷族两大边缘部族——夏(良渚文化)和商(红山文化)先后北上南下、中央区(虞)与西华族联手的事件。夏、商的胜利是东夷集团的一次全面复兴,这是第二回合。但是,夏、商的统治是一种“盟主制”,尚不及周朝的“邦联制”。其松散型也导致了两国几盛几衰,最终败在了西方周人的手中。周朝的分封制,从根本上改变了“盟主制”,将周礼等西华族的大陆文明意识形态在中华大地上广泛传播,鲁国的出现,齐国与周的隶属关系,表明了第三回合东夷集团的劣势。第四回合,也就是春秋战国的争霸战争,齐国彻底败于秦国,全面的斗争至此结束。中国的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大战四回合,从整体上讲,海洋占了下风。

为什么呢?笔者以为,首先是气候使然。华北地处温带季风区,气候适合农业发展,农业集团能够吸收农业人口,壮大后备力量;商业、手工业再发达,仍需要依托农业为后盾。更为深入的原因是,商业资本的膨胀尚未形成产业资本。因为在当时商品经济本身也不够发达。这就好像游牧民族在有战马组成骑兵前,根本不是农业集团的对手。

其次是管理模式。大陆性文明是一种内敛性文明。它从根本上崇尚的是一种内聚力量,这种内聚力量反映在权力分配上与管理上,就是集权;反映在经济政策上,就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我们说秦国是一个具有变革力量的新型力量,是来自它游牧民的破坏性;而秦国变革中的保守性正是其大陆文明的本性特征。当然,集权与计划的管理模式在短期内能够集中全国上下的一切力量集中“办大事”,所谓“奋六世之余烈”,亦不过是这种集权体制下的力量集中而已。

东方的齐国,我们现在还不能用近现代的国家来定义它,但至少它还是不同于秦国的。齐国本身就是建立在东夷海洋集团的基础上的,继承了其开发性、多元性的“开放进取,兼容并蓄”的文化内涵。反映在管理模式上,就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适合多角度、多方面的先进的管理模式;反映在思想上,就是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反映在经济上,就是“通工商之业”,鼓励工商业——这是一个最好的苗头。然而,我们知道,一个市场经济和开放性社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这个大后方用以整合各种多元、开放的因素,从而使局面繁而有序,杂而不乱。而从长期来看,齐国并不具备这样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前文提及的地理因素可谓“先天不足”,齐国要想克服这个天生的麻烦,除非统一整个华北;除此之外,齐国在政治还存在“后天畸形”,齐国自身的政治情况往往动荡不安,桓公之死、田氏代姜等等一系列盛世下的危机正是这一状况的真实体现。

因而,就管理模式而言,齐国尚不具备长期稳定的整合条件,那么在短期的竞争当中,秦国无疑可以将它的集权管理模式充分地发扬光大,这也进一步缩小了齐国自我整合的腹地,从而使秦国在争霸战争中更加有利。

除此之外,齐国自身海洋性的不彻底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不足以抗衡大陆文明的因素之一。海洋文明最突出的代表莫过于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发展模式是以陆地为依托,争夺海洋权;即便是罗马帝国时期,海洋仍然具有很大的生命力;而齐国则不然,齐国是依托海洋争夺大陆权。齐国依托海洋,大力发展支柱产业煮盐业;而由于海岸线的特殊形状,并没有繁荣的海上贸易,也就无从谈起海洋权的争夺。齐国是将海洋的财富用到了大陆争霸战中,而这也就需要对大陆文明的适应。因此,齐国的海洋性不可能是彻底的,也就是说即便是它整合了多元性的文化资源,鹿死谁手也有待商榷。

最后,齐国与秦国的战争性质也值得一提。海洋性文明在不成熟阶段战胜大陆文明的先例也是有的。最为著名的是希腊波斯战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即希腊民族在战争中爆发出了巨大的民族气节与民族意志。这种民族情怀是大流士失败的重要原因。而齐国与秦国则不然。二者都在“家、国、天下”的统一体系中。各国志士也不过是为了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夙愿。既然都是在一个“天下”——周(尽管后来周没了),那么两个“国”之间的战争也就是简单的争霸战争而已,或者说是内战。很难想象,内战中双方能爆发怎样的民族情怀呢!

事情还没有完。秦国统一中国后,齐国以齐文化的形式仍然与秦国对立着。秦国实行“大一统”政策,在思想上实行法家专政路线。值得注意的是,秦国的“焚书坑儒”是一种暴力的思想文化“大一统”政策,是对思想的牵制而非毁灭。秦国在“国家图书馆”中存有大量书籍库本,实际上是毁于西楚霸王之手的。

尽管如此,齐国遗风仍存。刘邦是对这一遗风的最好诠释;与之相似的还有楚文化的代表人物——英雄项羽。刘邦、项羽的存在引发了一个问题的思索:秦国这种缺乏弹性的思想“大一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豁达大度、包容并蓄的刘邦笑到了最后。这是齐文化在后秦始皇时代最辉煌的一幕。

但是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一个文明大国最头疼的事务之一就是边患——来自游牧民族的边患。在当时,由于人力、物力的极度有限性,解决边患问题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汉武帝的重塑集权政府无疑与他抗击匈奴的决心有着必然的联系,否则大汉帝国也极有可能向罗马帝国一样全面崩盘。以此为契机,“罢黜百家,独尊儒书”成为了可能。而汉武帝比秦始皇的高明之处在于建立了太学,从而从软体制上解决了思想统一的问题。全国上下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教育中接受了儒家独尊的现实,尽管这种现实排斥其他文化,但并不排斥其他的文化人,因为其他的文化人会在体制的保证下逐渐融入新的社会现实,而不是被残暴地“拖出去,斩了!”

至此,齐文化逐渐被弱化,而在鲁文化(儒家)的外衣下,秦文化(法家)世纪在实际上还断章取义地发挥着作用。“大一统”对中国的统一团结是有巨大贡献的,然而也形成了一些积重难返的弊端。实际上,“大一统”是一种最偷懒的管理。它不必尊重多元化,不用考虑差异性,没有争论。所有的标准都一样,天下的乌鸦要一般黑。如此“一统”,形成了中国两千年来在庞大组织面前的简单管理的“奇迹”,而这种简单管理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还得益于其空隙的填塞物——官场学。

由此可以说,秦始皇开创了历史,汉武帝继承了历史,但两个雄才大略的英杰却又都不约而同地终结了历史!齐文化铿锵书写的历史篇章在“大一统”的光环下竟然黯然失色!中国的历史在齐国灭亡的那一霎那一度走到了尽头!直到今日,齐国与秦国的故事也仍然没有结束。我们探索齐、秦之变,在于前朝之反思,在于当世之抉择,在于明日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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