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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民族的族属溯源

类别:非主流政权 发布人: aabbcc 观看次数: 3502 次

  高句丽族的族源是比较复杂的,既有来自蒙古草原东部的貊人、夫余人,也有东北古老的居民秽人、句丽人、真番人,还有来自中原的汉人。在高句丽政权统治下,上述民族进行长期的民族融合,而后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并被贯以其政权的称呼,被称为高句丽人。

(一)

  高句丽族中迁自夫余国的部分以夫余族为主体,高句丽的统治集团即出自夫余人。《好太王碑》称:“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高丽大兄冉牟墓志》:“邹牟圣王元出北夫余”,都称高句丽出自北夫余。但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高句丽始祖朱蒙为东夫余王金蛙养子,朱蒙率部自东夫余迁出 “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却认为高句丽出自东夫余。中国史书《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后汉书•东夷传》虽都称高句丽是夫余“别种”,对夫余人却未区分为东夫余与北夫余。朝鲜史书《三国遗事》引《古记》载:“前汉书宣帝神爵三年壬戌四月八日,天帝降于讫升骨城(在大辽医州界),乘五龙车,立都称王,国号北扶余,自称名解慕漱。生子名扶娄,以解为氏焉。王后因上帝之命,移都于东扶余。东明帝继北扶余而兴,立都于卒本州,为卒本扶余,即高句丽之始祖”,《三国遗事》引《国史•高丽本纪》:“先是北扶余王解夫娄,既避地于东扶余,及夫娄薨,金蛙嗣位”,证明解夫娄所部原号北夫余,因东迁而改称东夫余。中国史书《三国志》、《后汉书》所为立传的夫余,“盖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以也”,《论衡•吉验》、《魏略》、《后汉书•东夷传》都载有夫余人始祖南迁的传说,说明《三国志》、《后汉书》所载夫余就是东迁后改名东夫余的原北夫余。高句丽人的统治集团即出自这一支夫余人。

  《论衡•吉验》、《魏略》、《后汉书•东夷传》所载夫余人的始祖起源传说与《好太王碑》、《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朝鲜史书所载高句丽人的始祖起源传说相同,证明高句丽人的统治集团与东夫余有着相同的迁徙经历,在迁徙之前,高句丽人的先世也是北夫余(即橐离国)的组成部分,居住在匈奴左地,后与夫余人一同东迁,成为东夫余的组成部分,汉元帝建昭二年从东夫余(即《三国志》、《后汉书》所载的夫余)中分出,南下独立发展。

  朱蒙所部虽然以夫余人为主体,但也杂有相当部分夫余国内的其他民族。《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载夫余国“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说明夫余国的民族共分三大系统:秽、貊、夫余。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朱蒙为夫余王金蛙养子,无疑属于夫余人。朱蒙与“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南迁,乌伊与摩离在公元14年“领兵二万西伐梁貊,灭其国,进兵袭取汉高句丽县”,此时距朱蒙南迁已51年,乌伊、摩离即使与朱蒙迁徙时仅20岁,至此也已70多岁了。高句丽前三位王中,朱蒙享年40岁,其子琉璃明王约56岁,大武神王最高寿,也只61岁。乌伊、摩离70多岁仍健在,并能领兵远征,是很令人怀疑的。此三人名字也不见于中国史书,《魏书•高句丽传》:“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而没有乌伊。则乌伊、摩离可能是随朱蒙迁徙的部族的名称,在经过长期的对古史的神化以后,在其始祖起源传说中演变为人名。乌伊,《三国史记》中也写作鸟伊,伊字《东国史略》写作夷,则乌伊也可以写成鸟夷。《尚书•禹贡》“岛夷皮服”,岛字原作鸟,唐人改为岛,王肃注:“鸟夷,东北夷国名也”,是尧时东北古部族。乌伊的原型就是鸟夷人,也就是夫余国内的秽人。高句丽一词《阙特勤碑文》作“Bokli”,以汉字标音,正是摩离。

  《后汉书•东夷传》:“句骊一名貊耳”,摩离就是貊的变音,摩离即貊,是高句丽族的别称,摩离的原型就是夫余国内的貊人。由此证明,朱蒙所部从东夫余南迁时,有相当一部分秽人、貊人随行。《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着夫余王说朱蒙:“诱我臣逃至此,欲完聚以成国家”,也可以证明随朱蒙南下的不仅仅是夫余国的统治民族夫余人,也有夫余国内的被统治民族秽人与貊人。但在朱蒙所部中,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夫余人,所以,朱蒙刚到卒本川立国的时候,才被称为卒本夫余。

  从夫余国“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来看,其国的统治民族为夫余,被统治民族是秽人与貊人。从“其邑落皆主属诸加”、“有敌,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来看,夫余国中盛行的是具有相当强的军事移民性质的领主制,为实现自我防御及征服并奴役秽人与貊人,夫余人旧有的部族组织并未受到削弱。从“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来看,夫余人与秽人、貊人之间还缺乏心理认同,夫余人与秽人、貊人的关系是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剥夺了被征服者当兵的权力,而不得不“诸加自战”。据《三国遗事》引《古记》的记载,夫余人于公元前59年东迁,朱蒙所部自夫余国中分出是公元前37年,夫余人与所迁入地区的原居民秽人、貊人,在仅仅22年的时间里,也不可能完成民族融合。也就是说,朱蒙所部包含着三个民族。但在朱蒙所部南下的过程中,因为战争的需要,朱蒙所部夫余人与秽人、貊人之间原有的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界线渐渐消失,共同成为朱蒙政权所依靠的力量,共同构成统治集团。琉璃明王三十三年,“王命乌伊、摩离,领兵二万西伐梁貊”,以秽人与貊人组成的部队出征另一支貊人——梁貊,说明随朱蒙迁徙的秽人与貊人已成为高句丽政权的重要军事力量,与在夫余国内秽人、貊人不能当兵是完全不同的,这标志着在朱蒙所部内,夫余人与秽人、貊人已经开始结合成新的政治共同体了。从《三国史记》的记载来看,这一结合过程仅仅经历了两代人,大约50年的时间,之所以如此迅速,当是上述特殊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新的政治共同体的出现,对民族融合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翰苑·高句丽》注说高句丽五部“皆贵人之族”,《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载高句丽仅三万户,“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若以一户五口计,则“大家”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十五分之一,贵族在总人口当中的比例不可能如此之高。这里所说的“大家”与《通典》所说的“贵人”就是朱蒙所部的夫余人与秽貊人相结合形成的统治集团,“下户”则是被他们征服的当地旧有居民。

  在朱蒙所部迁入卒本川一带以前,这里已经存在夫余人的方国。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丽语谓复旧土为多勿”,朱蒙立国第二年以沸流国所在地为多勿部,《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说高句丽“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此时所谓丽语,也就是夫余人的语言,朱蒙为代表的高句丽统治者夫余人认为,对沸流部的收降是收复夫余民族的旧土,可见,沸流部属夫余人,先于朱蒙所部入居卒本川。琉璃明王在东夫余时,他的母亲曾对他说:“汝父非常人也,不见容于国,逃归南地,开国称王”,所谓的“逃归南地”,也就是回到夫余人在南边的故地,也证明在朱蒙所部南下之前,卒本川当地已存在夫余人的部族。当朱蒙所部迁入这一地区后,因为同族的关系,二者很快结合到一起。琉璃明王“纳多勿侯松让之女为妃”,即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琉璃明王之后,还陆续有夫余人南下与高句丽人相结合。比较典型的是《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所载,大武神王攻夫余后,夫余王从弟“与万余人来投,王封为王,安置椽那部”,《东国通鉴•高句丽》作“置椽那部”,证明最初设立椽那部,就是为安置夫余降人。《三国史记》称随夫余王从弟降者为“国人”,而不是“下户”,可见其属于夫余国的统治民族,即夫余族,与高句丽王室族源相同,也正是因此,椽那部才得到世代与王室通婚的特权。由于族源的相同,这部分夫余人很快融入高句丽族之中。

(二)

  虽然南下的夫余人构成高句丽国的统治集团,但高句丽族源的主导方面却是当地土著居民集团。在朱蒙所部从东夫余南下之前,居住在后世高句丽族居住地的主要有秽人、貊人、句骊人、真番人,还有来自中原的汉人。

  此地区的土著居民数量最多的是秽人。《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东夷秽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依每户5口计,秽人总计5万6千户。对比《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所载,曹魏时高句丽3万户、秽人2万户、沃沮人5千户,总计才5万5千户,可见秽人分布地域之广,并可证明秽人是此区域内的主体民族。

  秽人的分布范围,西南至单单大岭,《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称秽:“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自单单大领以西属乐浪,自领以东七县,都尉主之,皆以秽为民”,说明单单大岭不仅是古朝鲜与秽人的政治隶属关系的分界线,也是古朝鲜族与秽人民族聚居区的分界线。西北接匈奴左地,《史记•匈奴列传》:“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此秽貉与匈奴接,当在古朝鲜以北。北至汉代夫余人的居住区,《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说夫余“国有故城名秽城,盖本秽貊地也”,《后汉书•东夷传》则直称“本秽地”,《山海经•海内西经》郭璞注也认为“扶余国即秽貊故地”。东至海,《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的“秽传”称其“东穷大海”,这虽然是指夫余族进入东北,占据部分秽人居住区建立夫余、高句丽政权以后,尚未直接隶属于夫余人或高句丽人的秽人的分布范围,但参之秽国出班鱼的说法可知,夫余人进入秽人的居住区以前,秽人的东界也至海滨。大体上说,《三国志》、《后汉书》中所载后世夫余、沃沮、高句丽等族的居住地曾经都是秽人的分布区。朱蒙所部南迁进入的地区主体民族就是秽人。

  《史记·朝鲜列传》称卫满在夺取箕氏朝鲜政权以前即已“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此真番当为族称,真番国可能是以族称为国号。真番郡的位置学者们认识不一致,但考虑到乐浪郡以南是箕氏朝鲜的后裔建立的韩国、临屯郡以南是从马韩分立出来的辰国,则真番郡只能在玄菟郡以北。夫余人南下,首先进入的就是四郡中最北面的原真番郡所在地,也就是真番人的居住区。

  这一地区在当时已并于玄菟郡,所以高句丽国开始接受玄菟郡的统辖,《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载高句丽:“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说明高句丽国隶属于汉玄菟郡首县高句丽县,但此时的玄菟郡也已非武帝灭卫氏朝鲜时的玄菟郡故地。《汉书•地理志》玄菟郡注引应劭的说法,认为玄菟郡是“故真番、朝鲜胡国”,但《汉书•地理志》所载,即《后汉书•东夷传》中所说的“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之后的政治区划,此时的玄菟郡的辖区一部分是原真番郡,另一部分就是“朝鲜胡国”。参之《汉书•地理志》高句骊县注引应劭的说法,认为高句丽县是“故句骊胡”,可知,玄菟郡的所谓“朝鲜胡国”就是“句骊胡”,当是因其隶属于卫氏朝鲜,故也被称为“朝鲜胡国”。玄菟郡在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徙于高句丽县时,《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即称其“徙郡句骊西北”,此名称出现比之朱蒙南迁尚早,可见,当时居于高句丽县东南的“句骊胡”与后来的高句丽族不是同一民族。《汉书•地理志》:“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秽貉、句丽蛮夷”,则早在汉武帝灭朝鲜以前,此“句丽蛮夷”即已存在,隶属于卫氏朝鲜。《后汉书•东夷传》:“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证明玄菟郡高句丽县是因为设于此族的居住地而得名。由此看来,在武帝灭朝鲜以前,此族有“高句骊”、“句骊胡”、“朝鲜胡国”、“句丽蛮夷”等多种称呼。朱蒙之子琉璃明王时,卒本夫余的势力进至这一地区。从《后汉书•东夷传》将此族列入高句丽传来看,当是其与卒本夫余发生了民族融合,此后卒本夫余改称高句丽。

  同样隶属于高句丽的秽人与沃沮在《三国志》、《后汉书》中都有单传,而句骊胡与真番却无传,当是因为前者虽然隶属于高句丽,但还保持着本民族的民族特性,未与卒本夫余发生民族融合,《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称沃沮“臣属句丽。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税”,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中国史书《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载:“句丽别种依小水作国,因名之为小水貊”,朝鲜史书《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称有梁貊之国,都可以证明,在朱蒙所部迁入之前,当地也有相当数量的貊人。

  在卒本夫余迁入的地区中,早就有中原汉人居住。《史记•朝鲜列传》:“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已有中原人进入真番地区。高句丽琉璃明王有汉妃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卒本夫余进入玄菟郡高句丽县的辖境以后,与中原文化接触渐多,在朱蒙所部夫余人、秽人、貊人与当地的秽人、貊人、句骊胡、真番人、汉人的民族融合过程中,接受了许多汉文化的因素。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的记载,高句丽国的官名有主簿、丞,是高句丽人对五部部长的称呼,这都来自汉王朝的县令属官的官称,明显反映着高句丽国受制于汉高句丽县的史实。高句丽人“祠灵星、社稷”,都是仿自中原的祭祀。特别是灵星祠,据《史记•封禅书》,汉高祖始令“郡国县立灵星祠”,也反映着高句丽国对汉的依附关系,证实着《三国志》“高句丽令主其名籍”的说法。

  综上,高句丽的族源是多元的,当朱蒙所部最初迁入卒本川立国时,其国内至少包括夫余、秽、貊三大民族,每一民族还都分成原居民和迁徙者两部分,从琉璃明王有汉妃来看,当地很可能还有一小部分汉人,民族成份比较复杂。在中国北方及蒙古草原上,当不同民族在同一地域杂居时,古人往往将所在地的地名加在该地起主导作用的族的族名前,来称呼杂居各民族组成的共同体,随着杂居的不同民族间民族融合的完成,这一地名也就演变为新出现的民族的族名。朱蒙所部之所以称“夫余”,是因为其统治集团出自夫余,所以此国被认为是夫余人建立的另一个国家,但前边贯以“卒本”这个地名,明确表示着,这一部虽然也被称为夫余,却与其他夫余人不同,不仅标志着朱蒙所部不全是夫余人,而是多民族的共同体,也标志着朱蒙所部内已经开始了民族融合。当卒本夫余进入汉高句丽县的辖区之后,进一步与句骊胡、真番人、汉人等民族杂居,从民族成份上讲,比称卒本夫余时更加复杂,特别是新地域中杂居民族还有句骊胡、真番人,都是原卒本夫余中不包括的民族成份,这都是卒本夫余这一称呼所不能概括的了。卒本夫余一称已不能准确地代指新的多民族共同体,所以才再一次采用所在地的地名来称呼新的共同体。因为其处于汉高句丽县治下,所以采用高句丽县名改称高句丽。当其群体内民族融合完成之后,高句丽一词也就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族称了。高句丽族形成之后,还继续与其他民族进行着民族融合,但这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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