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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蒙一体”“满汉一家”:清朝的民族怀柔政策为何以失败告终?

类别:明清两代 发布人: 《百家讲坛》 观看次数: 5466 次

“满蒙一体”“满汉一家”:

 

清朝的民族怀柔政策为何以失败告终?

 

■土圣叹

 

【载于本刊红版 2010年第一期】

 

 

    (文章原题:《直隶总督:用汉人还是满人?》)

 

 

避暑山庄的修建

 

    出塞在古代诗人的心目中,是一种生离死别式的远行,也是一种糅合着悲凉、凄惨和豪迈的复杂情感。不过,随着一座美丽的山水园林在承德武烈河畔落成,传统的“塞外”、“塞下”的地理概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和蒙古族分裂势力进行激烈战争后,清政府统一蒙古各部割据政权。其后,如何安抚蒙古贵族,巩固边疆稳定,成为头等大事,对此,康熙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在木兰围场借围猎而演练骑射;另一方面,又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围场和北京之间的武烈河(热河)畔修建避暑山庄,历时90年才完工,借此在地理和感情上缩短与草原各部的距离。在避暑山庄的外面,还建有八座风格各异的寺庙,即所谓“外八庙”,其中就有为安置西藏班禅喇嘛而专门修建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乾隆皇帝言:“兴黄教即所以安蒙古也。”一语道破了避暑山庄的两大功用。

 

    避暑山庄的地址,由康熙亲自选定,也许,在兴建之初,他就对这里寄予了厚望。这片群山环绕中的平坦土地,符合修建一处最佳山水园林的所有需要。事实上,建成后的避暑山庄简直就是杭州西湖风光的翻版,面对此无与伦比的自然造化和人工雕琢,康熙由衷地说:“自有山川开北极,天然风景胜西湖。”(康熙题避暑山庄楹联语)

 

    如果说康熙一开始就是带着怀柔蒙古和西藏的心态来修建避暑山庄的,那未免有点太过冠冕堂皇。从实际需要来说,避暑山庄和从北京到木兰围场路途中的其他十几处行宫一样,只是作为皇帝临时休息的一处场所而已。所不同的是,它规模最大,占地8400亩,有两个颐和园那么大;其次是它设施完备,宫殿区、生活区、园林湖区、山区、寺庙区、草场一应俱全,充分适应不同民族的政治、生活各方面的需要。

 

    正因为此,避暑山庄开始成为西藏活佛、蒙古王公和清朝皇帝直接沟通的重要场所,这里的湖光山影也成为中央政府对蒙、藏上层实施怀柔政策的见证。所谓怀柔,是指相对于兵戎相见的一种统治政策,具体到清政府的作为,主要包括从精神、感情、地位上对上层贵族进行笼络和羁绊,使之心悦诚服,并进而牢固树立“满蒙一体”的意识。比如,大力尊崇黄教,树立西藏最高活佛达赖、班禅和蒙古最高活佛哲布尊丹巴的政治、宗教地位,和蒙族贵族联姻,给予其王公封号等等。

 

    建成后,蒙古贵族开始沉溺于避暑山庄的美景和皇帝的热情中。他们接受封号和改编,有的蒙古王公开始世代居住在北京,并积极参与王朝政治,在帝国的历次平叛和征讨中,都能看到蒙古骑兵的身影,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甚至在和捻军的战斗中阵亡。

 

    无疑,清政府的怀柔政策是成功的。

 

满人的统治方略

 

    所谓“满蒙一体”,只不过是顺应时代需要临时编造出来的词语而已,至少清朝上层统治者明白这层微妙的关系。毕竟,满是满,蒙是蒙,二者从来就没有一体过,甚至,他们的先辈还是互相征伐的仇敌。

 

    到了清初,历史时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起先,满族人要和明朝政府作战,他们需要盟友,和明朝长期对立的蒙古部族,自然就是最好的选择;入关后,满族人基于统治汉族地区的需要,自然要在被统治的汉族之外,找个根深蒂固、可靠的战略伙伴,无疑,蒙古人又是最佳的搭档。不过,随着清政府逐渐被中原和江南士民所承认,满蒙一体之外,又出现了满汉一家。随着政府权力日益对汉族开放,乃至在蒙古草原上,竟出现一个蒙古人怎么想也想不通的既成事实:“清朝在蒙古的利益,日益变成汉人的利益,占统治地位的满人的观点,变得更像汉人.”《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认为:“清王朝久已接受汉族的文化价值和标准,蒙古人显然不是盟友而是臣属了。”

 

    其实,我们从康熙的言谈中,也能看出些端倪。他曾对历史上的边患做过总结,认为历朝历代修建长城,仍不能避免边境受扰,而他对喀尔喀蒙古的笼络,却彻底消弭了存在数千年的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侵袭的状态,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

 

    康熙的观点,说明他在本质上已转化为传统意义上的正统的中华帝王。

 

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怀柔

 

    西藏的活佛和蒙古的王公需要怀柔,那么,居住地域更加辽阔、历史更加悠久、人口更加众多的汉族人民,难道就不需要怀柔吗?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似乎显得有点残酷极端,因为答案无非就两个:汉人不需要怀柔,刀剑相加就能使其顺服;汉人需要怀柔,应当和蒙、藏上层同等对待。

 

    仔细剖析这两个问题发现,清政府给汉人的礼遇,远不如给蒙古人的崇隆,比如,蒙古人可以像宗室一样封王称公,且世代承袭,这是汉人想都不敢去想的事。既然蒙、汉在爵位上不平等,那么是否就意味着清政权对汉人就纯以高压来统治呢?显然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清入关的时候,赫赫有名的八旗兵也就区区六万人,就算每个兵丁再带五六个家人奴仆之类的,也不过30万人,那时仅活动在江南的南明残余军队总数就在百万之上,如此悬殊的兵力,要想靠武力来攫取、稳定政权,实在有点力不从心。所以,刚刚占领北京的时候,清朝王公中主张劫掠一番就撤回关内的不乏其人。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那时满清上层对自己的兵力和可以依靠的武力还高度存疑。

 

    看来,在维系政权的做法上,清王朝采取了第三条道路—另一种怀柔方式:向汉人开放权力,并在文化上融入汉族的传统,满就是汉,汉就是满,这样一来,那蒙古王公,倒成了外人。

 

    与给西藏喇嘛盖庙、给蒙古贵族搭蒙古包所不同的是,清王朝对汉族人民尤其是汉族读书人的怀柔方式显得既隐形又无处不在,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清王朝是中国大地上历代王朝的延续和接替,且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汉族帝王;关外来的满族皇帝接受了中原地区的传统文化,在对文化的维护上也表现得格外卖力。

 

    一旦这个观念深入人心,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就有了可靠的根基。对汉族的读书人而言,他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成则王侯败则贼式的冒险主义精神,从来不是他们的价值取向;相反,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最佳结局。巧合的是,这些要求清王朝都提供了,而且提供的,甚至比想象的还要多。

 

    于是,清入关后,多尔衮到曲阜祭拜孔子,后来,康熙又在曲阜祭孔时行了最隆重的三叩九拜礼;乾隆在祭孔时还将宫中所藏的古代青铜祭器“商周十供”赐给孔府,与此对比,帝王陵寝所享受的只不过是石头做的五供而已。科举也重新开张,汉族读书人又有了出仕的希望,那些希望为前朝守节的读书人纷纷坐不住了,原本打算老死不食周粟的夷齐们开始成群结队地走下首阳山。

 

    不久,一座府邸在和避暑山庄遥遥相对的保定开始兴建,落成后,它将作为王朝最重要的地方官—直隶总督的官署。

 

    直隶省肩负拱卫京师的重责,直隶总督掌握一省的军政大权,是所有地方督抚中最显赫和重要的职位,但是,在清初那些自信的统治者眼里,这个职位的重要性却不在于它对京师安全的保卫,而是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当初,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时,为了显示自己对降兵的信任,夜宿降兵军营,并用降兵做自己的护卫,这种胸怀和气度,或者说笼络他人的手腕,使他赢得了天下拥护。清王朝的做法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处。在直隶总督这个天下瞩目的位子上,清王朝尽量安置汉人来担任。有人曾做过统计,在顺治、康熙朝的直隶总督中,绝大部分为汉人。【未完待续】

 

【来源:《百家讲坛》(红版)2010年第一期

 

 

      清统治者精心规划的这些怀柔政策,对政权的稳固及国家的安定有作用吗?从效果上看,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后来又为什么演绎出一系列的血腥冲突,“避暑山庄”也一代不如一代,最终也没能够阻止清朝的败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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