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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与王安石

类别:宋辽夏金元 发布人: 秦淮应是孤月 观看次数: 2360 次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

  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王安石则把东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次年,王安石的姻亲、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告东坡护丧回蜀时利用官船贩卖私盐等物,王安石闻之大喜,当即奏知神宗,第二天就下公文到东坡返蜀的沿途州县调查此事,连当年服役的士兵和船夫都被抓来严刑逼供,结果一无所得。司马光、范镇等大臣纷纷为东坡辩诬,范镇且指出苏洵去世后韩琦、欧阳修两人赠送的赙金即达五百两,东坡均予谢绝,岂有反而贩卖私盐以谋薄利的道理,东坡才算逃脱了谢景温与王安石合谋罗织的罪名。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东坡,神宗不听,王安石就说对待东坡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王安石身为年长十五岁的前辈和位极人臣的宰相,这样对待持不同政见的东坡,确实有失公正,更谈不上厚道。无怪在十多年后,当东坡在江宁与王安石相见时,东坡说了一句“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能言善辩的王安石也只好无言以对。

  当然,王安石对东坡的才学其实是深为赏识的,尤其是当他不在朝中的时候,曾称赞东坡所撰的《表忠观碑》,又曾兴致勃勃地次韵东坡在密州所写的“尖叉韵”雪诗。当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后,王安石从江宁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对东坡得以免死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元丰七年(1084)七月,刚离开黄州贬所的东坡来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会晤了已经退居江宁八年的王安石。一个是经历了四年磨难的旧党中坚,另一个是业已退出政坛的新党首领,虽然都还坚持着各自的政治立场,但毕竟远离了政治漩涡,彼此间的敌意已大为减退。见面之后,东坡说他有话想说。王安石顿时变了脸色,以为东坡要重提旧怨。东坡又说,他要说的是有关天下的大事,王安石才定下神来倾听。于是东坡对当前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的措施表示不满,认为“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兆,并劝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说那都是吕惠卿主政的结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预。东坡又说:“‘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这只是事君的常礼,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岂能以常礼来报答皇上?”王安石顿时激动起来,厉声说:“我一定要说!”但他马上叮嘱东坡不可泄漏此话,原来他对吕惠卿的倾轧心有余悸。

  此时东坡与王安石身上的政治家色彩已经消退,文人学士的身份意识得以凸显,所以他们的对话很快离开了政治的主题。两人互相出示自己的诗文,东坡手书近作相赠,王安石意犹未足,就自诵其诗,请东坡书写后留给自己作纪念。东坡称赞王安石的“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二句有《楚辞》句法,王安石欣然认可。王安石问东坡,他的雪诗中“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二句是否用了道藏中的典故,东坡笑以颔之。两人又谈论起学术,王安石说他对陈寿的《三国志》很不满意,要想重修又已年迈,劝东坡着手重修,东坡推辞说不敢当此重任。东坡在江宁停留数日,两人多次作诗唱和,东坡游蒋山的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为叹赏,当即和之,并叹息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王安石甚至劝东坡卜宅钟山,与他结邻而居,所以东坡在赠诗中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一个月以后,东坡渡江北上,王安石送走东坡后,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劫波度尽,恩怨尽泯,两位文化巨人终于消除了彼此间的敌意。王安石最终改正了对东坡的看法,而东坡更是以不计前嫌的态度对待王安石,东坡的胸怀有如光风霁月,令人敬佩。


  本文摘自《漫话东坡》,莫砺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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