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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看元朝(六)——中西善交话睦邻(民族情绪激进者不宜阅读)

类别:宋辽夏金元 发布人: 哈哈哈 观看次数: 2225 次

 

(本文纯属学术观点,因作者才疏学浅,其中必有不正确的地方或表达不当的地方,[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的观点完全正确]在此请各位读者见谅。本文纯粹是历史学术观点,无任何民族、政治的意图,因此任何以民族、政治的观点看问题的朋友,请不要阅读本文,本人事先声明,也不会以民族、政治的态度对本文负任何责任或参与任何讨论及回应任何问题。更不接受任何有民族、政治因素的责备及批评。

  需要特别声明的是:民族情绪激进者不宜阅读,如果您对汉民族有着特别强烈的民族情感,或者对中国多数人处于异族统治这件事很感到痛苦——那么文章中的一些内容可能会刺激到您,所以希望您能停止阅读,到此为止。否则,一切后果与本文无关。)

    除了内政上的作为,元朝在对外政策上也是很有成效的。亚洲史家常常用元朝与日本效恶作为元朝外交霸权的“理由”,其实日本当时狂妄自大,做了两件元朝不可能容忍的事情。第一,日本当时长期欺压元朝的属国高丽;第二,元朝主动出使日本,却受尽了日本方面的污辱。我们知道,后世万历年间,国力已经很衰弱,可是当日本入侵朝鲜的时候,万历皇帝还是担负起了宗主国的责任,打击了丰臣秀吉的军队;而比万历时期不知弱上多少倍的清末光绪年间,清王朝也还是因为朝鲜的事宜而与日本开战,结果才有了震惊国人的“甲午之败”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更何况忽必烈时期的元朝,如日中天,兵锋似焰呢?

  请看元世祖忽必烈在至正六年六月写给日本天皇的国书,书曰:“高丽与中国既然是家,那么贵国自然是中国的邻邦,因此我们派出使者与您修好,但却被您的边将所阻隔(先把责任推给下面的人,免得天皇面子上不好看)。我们俘获两个人,已经命令相关的部分安慰他们,带上我们政府的书信一同归还贵国,但却一直没有回音。本打算继承通好,但因为高丽权臣林衍做乱,没有结果。或许贵国王也因此而不能派使者来中国吧?(明摆着在替日本人找台阶下)更或者已经派出出了使臣但路中遇到阻隔没有成功(一个台阶不够,又找了一个),这些就无法知道啦。如其不然,日本号称知礼之国(给日本人戴个高帽),王之君臣怎么会轻漫国家外交的大事呢?最近我们已经平定了林衍之乱,恢复了高丽王的王位,安定了国中的百姓,特命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如果贵国派使臣同他一起前来,我们将成为亲密仁爱的友好邻邦,这是国家的美事啊。如果您犹豫不决,甚至以中国为敌人,那么谁会得到快乐呢(告知,中日友好,对大家都有好处,否则,哭的绝不只会是中国一家)?还希望王能审时度势,做出决断。”

  可见,元朝对日本的政策,还是力求和平的。事实上元朝完成了对中国本土的统一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对外战争,甚至于后来有人在罗列中国历代王朝对外战争的时候,不得不把元朝平定“海都之乱”也算进来了。其实海都是元太宗的后裔,海都之乱,完全是元朝的内乱,谈不上是对外战争。

  基本上元朝相对于中国历朝历代,还是比较能够平等地看待各国使臣的。元朝没有后来明朝那样长的“番国名单”,但是与宋朝一样,元朝有着大量的平等的邦交国。中国历代的皇朝帝国,真正可以冠以世界征服者的,唯有元,但是,元朝却能平等对待外国使臣,不拘泥于繁文缛节。这实在是显得难能可贵的。上面提到的日本,借着所谓“神风”这一自然之力“或者说是上帝之神迹”不战而胜,但是仍旧被元朝的实力下破了胆,开始修关筑城,日本从此才有了“关东、关西”的地理概念。而即使对日本这样的狼心之国,元朝仍按双方的非正式约定,允许中日民间自由贸易,从而使日本大赚其利。这样的前提是,元朝武力远强于日本,并且日本始终把元朝当成敌对国,事实上,如果元朝停止对日贸易,损失的肯定是日本,而不是元朝,但是元朝没有这样做,维护了市场的自由。

  如果仅仅是西方人来到中国,其实还不算什么,因为自秦汉以来,西方来华贸易都不在少数。元朝除了从前的外国商人到中国,更具有开创性的有许多西方的官方正式使节来到中国(而且是罗马教宗派遣的特使[罗马教宗才是当时西方的真正最高统治者,什么国王、皇帝,与教皇相比,什么都不算])。

  而比这更显特殊的是,中国人也大量的向西方流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中国以完全平等和自信的资态进入西方世界(以后近代的留洋,中国人在西方甚至日本都受尽了歧视和凌辱,根本没有什么平等可言,而其中一些有民族气节者的所谓自信其实不如说是一个民族最后的自尊)甚至于在事实上来说,元代的中国人是以更高的地位进入西方的,只不过当时我们选择了低调的谦虚的资态。这里仅以列班·扫马,做为一个例子举出,以说明当时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文明交流。

  列班·扫马,大都(今北京)人,出身于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聂思脱里为音译,中国传统的称法为景教、中国景教、大秦景教、大唐景教等]的突厥族(当是畏兀儿)富家。父昔班,任教会视察员。扫马自幼受宗教教育,二十多岁时弃家修行,居于大都附近山中,成为著名教士。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人马忽思(Marcus)来跟从他学习神学。

  约在至元十二年(1275),两人决意赴耶路撒冷朝圣,他们从大都出发,随商队西行。沿途经过东胜、宁夏(今宁夏银川)、斡端(今新疆和田)、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答剌速河、徒思(今伊朗马什哈德附近)等地,抵伊利汗国蔑剌哈城(今伊朗阿塞拜疆马腊格),随后历访波斯西部、亚美尼亚、谷儿只(今苏联格鲁吉亚)等地。列班·扫马和马忽思一行,沿途参观基督教遗迹,也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及各种知识文化。然而,因为当时叙利亚北部很混乱,时常有战争发生,他们无法实现去耶路撒冷朝圣的计划。二人索性就寓居在毛夕里(今伊拉克摩苏尔)附近教堂,一面钻研神学,一面等待机会。

  1287年,伊利汗阿鲁浑(伊利汗即伊儿汗,是中国元朝的附属国,伊利在蒙古语里即附属国之意)欲联合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攻取耶路撒冷和叙利亚,遂差遣扫马出使罗马教廷及英、法等国。扫马使团经君士坦丁堡至罗马,恰遇教皇虚位,于是继续西行抵巴黎,向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呈交了阿鲁浑汗的信件和礼品,受到隆重接待。在巴黎逗留月余,又到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城,会见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法、英两王都同意与伊利汗国建立联盟。1288年,扫马在回国途中,获悉新教皇尼古拉斯四世已即位,再至罗马呈交国书。教皇对阿鲁浑汗优待基督教表示感谢,厚赠使臣礼品遣归。扫马圆满完成出使任务,受到阿鲁浑汗的嘉奖。

  扫马的出使,使罗马教廷更相信元朝皇帝与各汗国统治者均崇信基督教,因而遣教士孟特高维诺等东来。孟特高维诺来华后,成为第一位天主教中国大主教,他在任期间,宏扬圣爱,救护孤残,并在大都(北京)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大教堂(以前中国的教堂均为聂思脱里派教[即景教]堂),孟特高维诺去世的时候,大都有数万人自发的参加了他的葬礼,可见其影响力之深。

  这一切中西交流都是从列班·扫马这样的远行者开始的,列班·扫马以及马可·波罗等远行者们对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极其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虽然这种交流(特别是中国主动的以平等的姿态走出去面对西方国家)最终在明清时代被中断了,但是,也正因此,更显得列班·扫马事迹的重要和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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