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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外不是人,“不合时宜”的苏轼

类别:宋辽夏金元 发布人: 秦淮应是孤月 观看次数: 2187 次

  明人曹臣所编《舌华录》载,苏轼一日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一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苏轼也以为不够恰当。爱妾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
梅桑榆:“不合时宜”的苏轼
 
  苏轼对朝云的回答,大笑认可,是因为他的确“不合时宜”。他先是上书批评王安石推行新法引起的种种弊端,建议神宗赵顼不要“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又在开封府进士考试时,出试题影射王安石怂恿神宗赵顼独断专任,败坏国事,结果触怒王安石,被诬告借父亲去世,扶丧归川时贩运私盐,接连遭到“变法派”的打击排挤,于熙宁四年(1071年)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副州长)。以后十多年里,苏轼辗转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等地任职,且不断受人诬告陷害,以致在湖州任上被捕入狱,险些被杀。直到1085年,神宗赵顼死后,才得以回京任职。

  苏轼外任十多年,吃尽了“变法派”的苦头,但是,当司马光决定废除新法时,他又唱起反调,说“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新法与旧法各有利弊,且推行多年,即使要废除新法,也需循序渐进,不可骤然废之。司马光拒不采纳他的建议,苏轼又在政事堂议政时陈述自己的看法。苏轼的不合作态度,令司马光非常气愤。当时的御史、谏官多为司马光推荐,尽管司马光并未授意,他们也知道应该怎么干,于是苏轼又开始不断遭到“保守派”的攻击陷害,两年后不得不再次离开政治斗争的漩涡,出任杭州知州(州长)。

  此后4年,苏轼曾两次被召回中央任职,但打击迫害如影随形,元丰八年(1093年),任礼部尚书(礼仪祭祀部长)的苏轼再次请求外任,出知定州。但外任又岂能躲过祸灾?这一年,哲宗赵煦亲政,起用“变法派”,黜退“保守派”,重新掌权的“变法派”对“保守派”大举报复,苏轼又被当做“保守派”遭到攻击诬陷,被一贬再贬,一直贬到岭南的儋州(今海南省儋县西北),直到哲宗死后,徽宗赵佶即位大赦,才得以“内移”,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于北归途中病死于常州,终年65岁。苏轼死后也不得安宁,他去世第二年,巨奸蔡京任宰相,将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120余人定为奸党,刻碑立于各郡县,名曰“元祐奸党碑”,苏轼也名列其中,他的文集,也被蔡京下令禁毁。

  苏轼的“不合时宜”,使他既不被“变法派”所容,也不见容于“保守派”,后半生不断受到打击迫害,历尽磨难。然而,这种“不合时宜”,其实是他的一种选择,并非任性所为,更非庸人刁夫所说的“不识时务”。他之所以既不追随王安石,也不追随司马光,始终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用司马光的话说,是“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用林则徐的话说,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苏轼在《怪石咏》一诗中,借夜梦怪石,听其自道身世的手法,赞扬其“意欲警惧骄君悛”、“万牛喘汗力莫牵”、“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操气概和“雕不加文磨不莹”的天然本色,可谓是以怪石自况。苏轼作为四朝老臣,对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都上书直言朝政之弊,进行过尖锐的批评,正如《怪石咏》诗句所言,为使君王有所警惧,对政治错误能够悔过,不畏“震霆凛霜”,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

  苏轼的命运,也是中国历代忧国忧民,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的悲惨命运,是专制制度禁绝不同声音或反对意见的具体体现。而他们的命运,也对当代与后世的知识分子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使得大多数臣民畏于帝王、权臣与官吏的淫威,变成了苟且偷安、听天由命的顺民,或是看风使舵、毫无节操的识时务的“俊杰”。

(文:梅桑榆 转自国学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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