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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蒙元历史

类别:宋辽夏金元 发布人: bp2002008 观看次数: 2970 次

今天,由于受到不正确的历史教科书以及宣传的影响,很多人对于元代历史并不了解,他们提起当年那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有着一种自豪甚至向往的心情,但实际上,我们中很多人的祖先是过着一种亡国奴的屈辱生活,下面是一篇柏杨先生对蒙元的描述。

马可波罗所见的杭州市廛,是中国都市的外貌。马致远笔下的元曲,是士大夫地主阶层在象牙塔中的安闲生活。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接受亡国奴的待遇,包括马可波罗所称道的杭州那些衣服华丽的男女人民。

蒙古人在上世纪(十三)曾发挥出他们可惊的军事才能,缔造一个空前庞大帝国。但他们的政治才能却远为落后,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更为落后之故。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地角。蒙古人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一是满足征眼欲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汉人所受迫害的沉重。蒙古人根本轻视汉人,所以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而中亚人(色国人·回回)则不然,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要超过汉人很多倍。蒙古人上自亲王公主,下至小民,都愿意把银币借给中亚人,以收取利息。一两纹银的利息,十年后能高达一千零二十四两,这是一种恐怖的剥削,当时称为“羊羔儿息”,只有中亚商人付得起。——方法很简单,必要时,中亚商人只要向地方政府报案,说他在途中被盗匪抢劫,地方政府就得如数赔偿。所以汉人自然要比中亚人低一等或低二等。第一任大汗铁木真即曾规定,杀蒙古人的偿命,杀中亚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较平时更甚。像上世纪(十三)一二八六年,为了明年进攻安南王国,征用全国马匹,中亚人三匹马中只征两匹;而汉人的马,无论多少,全部征收。以后不断征马,每次如此,汉人的马就成为珍品。

蒙古统治中国,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这蒙古人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这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元政府有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或中亚人贿赂够多时,则由中亚人担任。蒙古官员大多数是世袭的,每一个蒙古首长,如州长、县长,他所管辖的一州或一县,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汉人则是他的农奴,他们对汉人没有政治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蒙古婴儿和幼童,往往很早地就继承了州长县长的位置,他的家人和侍奉他的奴仆,构成一个小型的宫廷。蒙古人都不会汉话,不识汉字,地方官员如此,中央官员也如此,蒙古大汗更很少会汉话和汉字。一百年间的政权,也只有两个汉人出任过宰相,一是上世纪(十三)帝国初创时的史天泽,一是本世纪(十四)帝国瓦解前夕的贺惟一,而贺惟一早已蒙古化,改名拓拔太平,忠于蒙古超过忠于中国。正因为这种缘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隶总管的身分,控制中国,所以对汉人毫无感情,对中国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许接受。

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本世纪(十四)初一三○三年,第八任大汗铁木儿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就有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个贪官撤职。然而他不能坚持下去,他的后任大汗复行放任,以致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而蒙古帝国特征之一是官员特别多,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所有官员都靠贪污勒索维持高级享受。帝国的繁重赋税,也是促成贪污腐败的要素之一,他们最初是采取包商制,上世纪(十二)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打算把元帝国的赋税,以一百四十万两银币包给中国籍巨商刘廷玉,大臣耶律楚材极力反对,才算作罢。可是不久中亚维吾尔籍巨商奥都喇合蛮出价二百二十万两时,窝阔台怦然心动,终于包给了他。以后每一位大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财税上,他们不知道鼓励生产,只知道盲目而凶恶地剥削。本世纪(十四)三十年代全国各项赋税,平均额较上世纪(十三)七十年代,几乎增加一百倍,这都出在中国人身上。然而,仅只上述的这些压榨,痛苦还是轻微的。更大的迫害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

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蒙古帝国暴政中最特殊的一项是吐蕃宗教国的僧侣,世人称他们“喇嘛”、“西僧”、“番僧”。这些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所谓活佛,却是汉人的灾难之一。大汗既然尊称“法王”为国师,无论这种尊崇是政治性的,或出于真诚的信仰,结果都是一样,即喇嘛在蒙古帝国所属的元帝国中,具有强大力量,虽然还未到干涉政治的程度,但对汉人逞暴,却绰绰有余。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帝国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五十万户农民(约二百五十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嘛教尤其狂热。

本世纪(十四)一三○八年,海山下诏说:“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凡诡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头。”幸而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极力反对,才收回成命,但喇嘛仍受到形势的鼓励。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一个柴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长官(留守)李壁伸诉,李壁正在处理时,众喇嘛已手执木棍,呼啸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殴。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又一次,喇嘛跟一位王妃争路,竟把王妃拖下车辆,拳脚交集,大汗的反应仍是下令赦免喇嘛。对高阶层统治者还是如此,居于最下层的汉人,可以推断出所承受的蹂躏。汉人知道,苦难不仅来自暴政,而更是来自鞑子——鞑靼。鞑子,是汉人对蒙古人轻侮的称谓。除非铲除鞑子,解除颈子上亡国奴的枷锁,暴政不会停止。二汉人激烈反抗蒙古暴君不久就跟辽帝国第二任皇帝耶律德光一样,发现中国人并不像他们想像中那么容易奴役。就在蒙古帝国鼎盛的上世纪(十三)八十年代,江南即爆发抗暴革命二百余起。蒙古用残酷的杀戮来镇压,但再多的流血都堵不住全民族愤怒的火山口,汉人的反抗,跟蒙古人的统治相终始。

本世纪(十四)二十年代之后,随着蒙古帝国内部日增的腐烂,各地民变更不可遏止。四十年代时,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暴动。——这比六世纪北魏帝国领土的民变,超过十倍,可看出蒙古统治者比鲜卑统治者的残暴程度更要严重。遍地战乱一定引起灾荒,旱灾果然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最惨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逼人发狂,互相袭击烹食。一三四四年,黄河又在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向东倾泻,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直入黄海。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处投奔的饥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在千百个群众领袖中,以下页表中所列六个人物,给蒙古统治的伤害最大:上表显示出两个特征,

第一、群众领袖都是平民出身,没有一个是士大夫。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

第二、推翻蒙古统治的,只有民变而没有政变和兵变,说明在蒙古帝国里,政权、军权都在蒙古人手中。蒙古人认为仅此一点,汉人就无可奈何,料不到民变一旦发生力量,跟政变、兵变一样地具有摧毁性。正当汉民族革命排山倒海而起之际,蒙古帝国政府却在决策上犯了一项错误,即引使黄河恢复故道。工程由宰相脱脱亲自主持,一三五一年,征调民夫十七万人,用五个月工夫,把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堵塞,使黄河仍向东北流入渤海。这本是一件建设性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沸腾的年岁中,把十七万满怀怨恨的劳工,从他们的家乡强逼征调,集中在一起。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而任他们向四方流散。刘福通早就命他的教徒,刻一个一只眼的石人,背上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河南兰考东北)附近。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的时候,人心大为震动。工程完毕后,除了少部分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主力。红巾,跟二世纪的黄巾一样,是刘福通抗暴力量所使用的一种标帜。

就在同年(一三五一),群众领袖之一的徐寿辉称帝,建立天完帝,占领长江中游,派军进入江南,扫荡蒙古势力。刘福通于一三五五年,迎立白莲教故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建立韩宋帝国,占领淮河流域和黄河以南地区,整个中原进入掌握。白莲教是佛教中的一个神秘支派,以反抗暴政为重要宗旨,就是韩山童开创的。韩山童曾宣称:“白莲花开,弥勒佛降世。”设立白莲会,吸收信徒。——关于汉人的抗暴革命,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据说,刘福通最初在颖州(安徽阜阳)发动民众暴动时,因蒙古“甲主”监视严密,汉人既不能聚会宣告,又不能派人逐家传递消息,无法约定同一时刻举事。于是刘福通请“甲主”准许向家人分送像月亮一样的圆形甜饼,称为月饼,以便汉人为大汗祈福。“甲主”允许了,而月饼中夹有中国字写的字条:“八月十五日杀鞑子。”汉人准备妥当,当晚夜半,所有“甲主”和他的家族,都死在汉人棍棒之下。——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崩溃时,凡在中国的女真人和蒙古人,几乎全部被汉人屠杀,连怀中的婴儿都被摔到石阶上,脑浆迸裂,作母亲的还没有哀号出声音,已死于乱刀之下,凶惨不忍卒睹。然而这是可以理解的,汉人所负的是民族深仇。

女真和蒙古统治阶层的残忍屠杀,举世皆知,对被称为“蛮子国”的汉人,更加轻蔑。像兴化(福建莆田)不过一个小城,上世纪(十三)蒙古兵团攻陷它,全城男女被屠之后,就血流有声。侵略者必须付出代价,即令本身没有付出,后裔也要付出。这种付出使人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发生联想,会禁不住悚然叹息。

韩宋帝国宰相刘福通是反抗蒙古统治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毫无私心地用他新兴的武装力量,打击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蒙古帝国。一三五八年,他于攻陷开封(河南开封)作为首都后,即向蒙古发动总攻,分三路进兵。东路由大将毛贵率领,攻山东省;西路由大将白不信率领,攻陕西省;北路由大将关先生率领,攻上都开平(内蒙古正蓝旗)。

东路兵团于扫荡了山东省蒙古人的势力后,直指大都(北京),挺进到距大都只五十公里的柳林村蒙古第十八任大汗脱欢帖木儿,一个标准的亡国型君主,手足失措,准备放弃大都,向北逃亡。但宰相拓拔太平(即汉人贺惟一)坚持固守。毛贵攻击不顺利,孤军不能久留,仍退回山东。

西路兵团深入关中(陕西省中部)后,战败溃散。只北路兵团势如破竹,穿过山西,摧毁蒙古所有抵抗,攻陷开平。开平距作为首都的大都只二百八十公里,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南下攻大都,先行把蒙古大汗擒获。

北路兵团没有这样做,却向东推进,攻陷辽阳(辽宁辽阳),进入高丽王国(朝鲜半岛),高丽向北路兵团投降。可是,这批所向无敌的革命部队,经过长途远征,军纪已全部败坏,引起高丽人民极大的痛恨。高丽有计划地出动大批美女,跟战士们交往缠绵,男子们则乘机把他们的战马和武器藏匿。一切妥当后,发动反击,包括关先生在内,大部分被杀。只剩下万余人辗转脱险,逃回中国,又被盛怒等待他们的蒙古人,一网打尽。韩宋帝国三路出征,把自己的力量完全消耗。但蒙古帝国的墙基,却被掘空,只需要最后轻轻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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