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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形象(1)

类别:非主流政权 发布人: wgq011 观看次数: 2743 次
万历年间,利玛窦到中国。他发现,中国人想象的自己的国家那么大,几乎容不下世界,想象的世界又那么小,几乎容不下西方。当年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西方形 象,让利玛窦难堪;多少年后,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也让我们自己难堪。如果从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来朝算起,到鸦片战争爆发,中西交通已有近一千 七百年的历史,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形象,也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同化美化的海西国“大秦”、“拂菻”到异化鬼化的“佛郎机”、“红毛夷”,其中知识与 想象的裂变、社会文化结构的隐喻意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而利玛窦见识的中国的西方形象,不过是一个焦点,一个历史叙事的戏剧化的焦点。

利玛窦于万历年间到中国,最初在广东肇庆教堂接待室的正面墙壁上,挂起了欧洲绘制的世界地图。从图上看出,世 界有五大洲,中国是亚细亚洲的一部分,并非像中国人想象的那样,是世界的全部或“天下”。神父用心良苦,他想用地图改变中国人心中那种无知的自大与莫名的 恐惧。“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的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 王、朝代或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另有一个结果也同样重要。他们在地图上看到欧洲和中国之间隔着几乎 无数的海洋陆地,这种认识减轻了我们到来所造成的恐惧。为什么要害怕一个天生离他们那样遥远的民族呢……”〔1〕

对外部世界的轻蔑与恐惧交织在一起,是一种复杂的民族心理,根本原因还在于无知。万历年间,利玛窦到中国的时候,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中国海岸,已经有半 个多世纪。不久荷兰人也来了。这些长身高鼻、猫眼鹰嘴、鬈发赤须、诡服异行的“佛郎机”或“红毛夷”,不论对沿海的百姓还是帝国的官吏皇帝,都是一个谜。 他们来自何方何国,来意如何,不甚了了。1517年,由舰长费尔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Peres de Andrade)与大使拖默·皮雷斯(Tome Pires)率领的葡萄牙使团到达广州。在大明皇朝的眼里,他们是来朝贡的番使,只是此前从未听说过这么一个“番邦”,也从未见识过那么野蛮的习俗,贡船 驶入珠江口,竟用杀人攻城的火炮来表示友好与尊重。礼炮让怀远驿的守备吃惊恼怒,于是佛郎机贡使被扣在光孝寺学习了三天的天朝礼仪,然后才定好日子引他们 去见总督陈西轩公。《广州通志·夷情上》记载很清楚:“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

葡萄牙、西班牙在大明天下,被统称为“佛郎机”。这个称呼并无恶意。按照利玛窦神父的解释,穆斯林将欧洲人称为法兰克(Frank),中国人随他们称呼, 因为发不出“r”这个音,就成为“佛郎机”。当然,从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或爪哇岛信奉回教的商人们那里听说的“佛郎机”,也绝非什么善类。毕竟葡萄牙人占 领了他们的城市,烧毁过他们的船只与房屋,屠杀过他们的父兄妻女。1511年,葡萄牙阿尔布克尔克总督攻陷马六甲,洗劫九天,满剌加国王苏端妈末派使者 (可能是国王的叔父穆德里尔)向大明帝国求援。迟迟十年以后,明世宗才想起让兵部议一议这件事,并下了一纸诏书:责令佛郎机退还满剌加,并谕暹罗等国前去 援救。

诏书下得荒唐可笑,生长在内宫太监女眷身边的年轻皇帝,还真以为四夷慕化宾服,帝国抚有天下,佛郎机不过是满剌加旁边苍茫大海中的一个蕞尔小番邦。《明 史·佛郎机传》记“佛郎机近满剌加”就显得莫名其妙!当时在广州做佥事的顾应祥详细记述了第一只葡萄牙使团在中国的遭遇:“正德丁丑(十二年),予任广东 佥事,署海道事,蓦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深目高鼻,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即报总督陈西轩公临广 城。以其人不知礼,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具本参奏,朝廷许之,起送赴部。时武宗南巡,留会同馆者将一年。今上登 极,以其不恭,将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广东,驱之出境,去讫。其人在广东久,好读佛书。”〔2〕

大明皇朝的官员百姓,似乎弄不清葡萄牙与满剌加究竟有多远,分不清阿拉伯人与葡萄牙人,并将天主教与佛教混同一谈,看到葡萄牙人读《圣经》、听布道、做祷 告,就想当然地判断“好读佛书”。广州素来是五方杂处的商港,唐朝时据说就有十多万大食番商,黄巢起义曾对他们大开杀戒。明朝以来禁海,外番贡使从海路 来,限走广州。见怪不怪,如今多了个回回打扮的佛郎机,似乎也不足为奇。若不是他们过分剽悍凶险,经常如海寇犯边扰民、劫财掠物,天朝似乎也不会特别注意 他们。但是,由于他们在中国海岸的暴行,天朝民间出现一些关于他们的恐怖传说:“番国佛郎机者,前代不通中国。……其人好食小儿……法以巨镬煎水成沸汤, 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

这段吃人故事,见于1574年阎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当然,记载这段故事的远不仅这一部书。佛郎机在明朝的印象早已被涂抹得一团漆黑。这里有外夷的暴 行,也有国人的想象。1521~1524年间发生在广东屯门岛与1549年发生在福建走马溪的剿海战役,使佛郎机人的形象进一步恶化。他们被中国备倭海道 生擒、斩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出现在中国史书中的怪诞甚至丑陋的译名,诸如别都卢、疏世剌、浪沙罗的哔咧、佛南波、兀亮别咧、鹅必牛、鬼亦石、喇哒,据说 还有一名“贼妇”“哈的哩”〔3〕。

利玛窦知道,佛郎机人侵暴边疆、杀戮人民、劫掠财物、烹食小儿,番鬼形象恶劣到极端,所以他才极力避免让大明人将自己与那些海上暴徒混为一谈。然而,不可 否认的是,他和他的同道们都来自那个香山澳,大明帝国边境上的一个“番鬼城”。这是让国朝人士感到极不舒服的一件事。总督张鸣上书比喻:广东澳门有夷人, 犹如帝国的背上长了个疥疮〔4〕。疽疥虽无大碍,但总让人难受,何况还长在背上,痒痛难挠,让人有苦无奈。比喻还真是细微妥帖。

佛郎机干扰了一个世纪,商人海盗在边境,传教士在内地京城,但国朝中人,连最饱学者,也说不清他们是谁,来自何处。《明史·佛郎机传》说,佛郎机人凶险, 武器也最精良,海外诸番无敢与之对抗。他们强占满剌加地,并伪称满剌加人来国朝上贡,后来据说又改称“蒲都丽家”(应是葡萄牙Portugal的译音)、 “干系腊”(可能是天主教gatholic的译音,也可能是卡斯提利亚王朝Castilla的译音),到底是谁,来自何方何国,让人困惑。来历不明,就难 免让人心有疑虑。朝廷不准其朝贡,但边防又无法制止,于是坊间议论纷纷。不知不觉大明皇朝覆灭,佛郎机们倒也没有酿成大害。〔5〕

连佛郎机与满剌加都分辨不清,就更难分辨葡萄牙与西班牙了,何况不久葡萄牙又一度被并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绕道美洲征服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晚半个世纪来 到中国海岸。大明官民把他们也称为佛郎机。于是,有澳门的佛郎机,还有吕宋岛的佛郎机。满剌加与吕宋都曾是大明皇帝册封赍赐过的藩属国,但满剌加被葡萄牙 人占领,皇帝拖了十年才下了一纸不着边际也不合时宜的诏书,还以为真像郑和船队回来宣传的那样:“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南金异宝远驰贡,怀恩 慕义摅忠诚。”〔6〕

吕宋岛被西班牙所据,马尼拉满者伯夷王后裔们的宫殿化为灰烬以后,入侵者用皮鞭与棍棒逼迫土著人,其中可能还有华族移民,为他们修筑西班牙式城堡与天主教 堂。灾难传到国朝,变成了一则荒诞无稽的诈骗故事:自称从西方“干系腊国”来的一股佛郎机人,借给吕宋王祝寿献上黄金,并请求国王赐给他们像牛皮大小的一 块地盖房子。国王恩准了,想不到他们竟将牛皮剪成细条,连接起来,圈了一块地,大得让国王吃惊。国王后悔,但又不好失信于这些远夷……〔7〕

荒诞传闻正好可以填补知识的空白,让人感到心安理得。西班牙人占据菲律宾,并一度狂想远征中国,他们开辟了从南美洲到菲律宾的大帆船贸易,于是,美洲的白 银被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购买中国货。国朝不知海外变故,盛传“海上有银山”。万历皇帝为自己营造了一座豪华的陵墓,花了八百万两白银,而朝鲜战争又掏去国 库白银两千六百万两。内府、宗藩、冗官,势穷弊极,耗尽帝国财政。人们只知银元流入,却不知银元来自何方,闽南两位风水先生忽发奇想,上奏朝廷说,吕宋有 座机易山,山中有树,盛产金豆,如果派人去采集,每年可获黄金十万两,白银三十万两。神宗皇帝将信将疑,派太监高寀前去勘察。高寀是福建税使,知道这是胡 说,又派海澄丞王时和、百户于一成带那位名叫张嶷的风水先生渡海前往吕宋。而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面对前来采金豆的中国官员大惑不解,质问:“中国派你们来 开山,山各有主,怎么能随意开采?如果中国有金山,我们可以去开采吗?何况你们说山中树上产金豆,树是什么树?”王时和一时答不上来,看看风水先生,张嶷 诡辩:“山中遍地黄金,还要问什么树所生吗?”于是哄堂大笑。〔8〕

天朝官民的这份糊涂,给利玛窦委实带来许多麻烦。利玛窦把自己扮成和尚在肇庆传教,但总遮掩不了“长身高鼻、猫睛鹰嘴”。肇庆是个内陆城市,听到过一些关 于佛郎机人剽劫行旅、掠食小儿的传说,而好奇的小孩向教堂扔石头,教士的仆人抓住一个小儿,周围的百姓就沸腾了。他们哭天抢地,说孩子被食人生番捉走了, 要求官府惩治番鬼。利玛窦不理解,中国百姓为什么如此容易仇恨容易激动。其实问题还是出自那些传言,据说佛郎机国在狼徐鬼国对面,狼徐鬼国“分为二洲,皆 能食人”。“嘉靖初,佛郎机国遣使来贡,初至行者皆金钱,后乃觉之。其人好食小儿。云其国惟国(口)得食之,臣僚以下,皆不能得也。至是潜市十余岁小儿食 之。每一儿市金钱百文。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途,所食无算。”〔9〕

与佛郎机人打了一个世纪的交道,朝野对佛郎机还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似乎也不想知道。荷兰人又到了。《辛丑年记事》(1601年)曰:“……九月间,有二 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其人须发皆赤,目睛圆,长丈许。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香山澳夷虑其以互市争澳,以兵逐 之。其舟移入大洋后为飓风飘去,不知所适。”〔10〕

佛郎机横行海上一百年,中国的饱学之士大多不知“狡夷”来自哪里,孤陋寡闻令人失望。而佛郎机凶狡不可名状,荷兰红夷又飓风飘来,更残暴也更让人捉摸不 透。1604年、1622年两次冲突之后,“红毛水怪”又占领了台湾。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可接受了,而难以接受的事必须得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才能化解它 对社会与传统观念带来的冲击。一个可以解释的世界,总还算是一个幸福的世界,任何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都可以帮助人们忍受苦难与灾变,甚至获得道德上的优 胜感。荷兰人占领台湾,大陆流传着另一个牛皮割地的荒唐故事。而且人们已经习惯了用老故事解释新现实:荷兰红毛欺骗土番用重金购买一块牛皮大小的地,台湾 土番像吕宋土番那样上当了,红毛夷则像佛郎机那样将牛皮剪成绳,续起来圈了很大一块地,筑城而居〔11〕。又是一个割牛皮乞地的奸诈故事。总不值得为一群 逞凶斗狠、杀人越货的海贼费太多思量,野蛮人可以拥有武力上的强大,但绝不可能拥有道德上的强大,动摇不了天朝帝国文化优胜的神话。直到1680年清朝遣 使巴达维亚,人们仍以为荷兰国没有陆地,在爪哇岛附近的大海深处。或者,“地近佛郎机”,而佛郎机又在何处呢?近满剌加,或狼徐鬼国对面?

万历时代中国人的世界知识与西方形象,不仅让利玛窦神父难堪,实际上也让国人自己难堪。想当年,郑和七下西洋,汪大渊浮海万里,杜环经行西亚,法显玄奘西 游,张骞“凿空之行”,国人不仅漫游世界,也将世界知识带回中国,胸怀眼界,何等开阔。至少此前一千年,中国人已经知道罗马帝国,知道那些通往“海西国” 的道路,知道“大秦”的风土文明,不仅引为同类,而且颇有些羡慕。只是后来遗忘了,远的不说,就连本朝人郑和远航,两百年后也变得荒渺蹊跷,远航的事迹与 所历的国家,似乎都半真半幻,若有若无。利玛窦在北京那些年里,坊间正流行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碧峰长老给永乐皇帝呈上一个“经折儿”, 图中画着西洋十八国。长老说:“西洋是个总名,其中地理疆界,一国是一国……第一国,金莲宝象国;第二国,爪哇国;第三国,女儿国;第四国,苏门答剌国; 第五国,撒发国;第六国,溜山国;第七国,大葛兰国;第八国,柯枝国;第九国,小葛兰国;第十国,古俚国;第十一国,金眼国;第十二国,榜葛剌国;第十三 国,木骨国;第十四国,忽鲁国;第十五国,银眼国;第十六国,阿丹国;第十七国,天方国;第十八国,邦都鬼国。”

国朝人士不仅不知道大西洋国,甚至连两百年前郑和远航所至的国家及地区也不清楚了〔12〕。历史衰落到人已经无法想象人的事迹,就只好将人的事迹神魔化。 《西游记》问世于1580年前后,玄奘和尚乘危孤征、远徙万里去印度取经的历史变成了神魔夹道的传奇。无法相信人的事迹,神魔化是一种解释,也是一种安 慰。毕竟不可想象的伟大事业原不属于人的经历,衰落中的现实也就不会令人难堪。《西洋记》根据郑和七下西洋的事迹演义,三宝太监郑和已变成一个虾蟆精,千 百舟子当年牵星观斗的航行,现实到寻常,如今因为不可思议,只好让碧峰长老从中呼风唤雨送帝国水师西洋取宝。所以,《西游记》与《西洋记》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作为英雄的人的事迹已经微不足道,他的所有的努力与成败都掌握在神的手中。

《西洋记》写作的史料依据是《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幻想的内容却无奇不有。两百年前郑和下西洋(1405~1433),远至东非与 阿拉伯半岛。三百年前汪大渊(1311~?),附舶浮海,两下东西洋,游踪广远,甚于郑和〔13〕,后人更不可想象,他所著的《岛夷志略》录岛夷九十九 条,今天可以考证的只有五十三条〔14〕。郑和时代不论就航海还是世界知识,都不见比汪大渊时代有所进步。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发现1402年由朝鲜李 荟和权近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在1330年左右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1370年左右僧清濬的《混一疆理图》的基础上合成的。遗憾的是两 幅中国的地图已经失传,但从留下来的朝鲜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看,汪大渊时代〔15〕中国人所掌握的世界地理知识非常广博,中国人的西方地理知识不 仅比同时代西方人掌握的中国地理知识多,而且还有可能比西方人掌握的西方地理知识还多:“……图中的西方部分很值得注意,其中一共有将近一百个欧洲地名和 三十五个非洲地名,非洲的形状很正确地画成三角形,而且三角形的尖端所指的方向也是正确的。图中非洲北部的撒哈拉,与许多中国地图(包括《广舆图》在内) 上的戈壁沙漠一样,画成黑色。在亚历山大里亚所在的位置上绘上了一个塔状物,以代表亚历山大里亚的著名灯塔。地中海的轮廓画得很好,但绘图者没有把它画成 黑色,这也许是因为绘图者不能肯定它是不是一个普通的海的缘故。德、法等国的国名均用音译(A-lei-man-ia和Fa-li-his-na),而且 还绘上了亚速尔群岛。从所使用的符号来判断,朝鲜的平壤被认为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首府之一,而另一个被认为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城市则位于欧洲,从它所在的 位置来看,大概是指布达佩斯。从这幅地图可以看出,绘图者所掌握的西方地理知识是相当广博的,比欧洲人当时所掌握的中国地理知识明确得多。”〔16〕

万历朝国人的世界知识,已经收敛到爪哇,爪哇以远若有若无,半真半幻。书籍散佚是集体遗忘的证据,当年广博的世界地图已经不知去向,没有人关心甚至没有人 相信。1275年前后,马可·波罗到达北京的时候,北京的景教徒列班·扫马从房山“十字寺”出发,去耶路撒冷朝圣,后来又受波斯伊儿汗王之托出使欧洲,远 至巴黎。遗憾的是列班·扫马用波斯文写的游记、出使报告、日记以及书信全部散佚了〔17〕。元朝地图上可能出现近一百个欧洲地名,明朝人却基本上不知道欧 洲何处。艾儒略撰《职方外记》五卷,详细介绍了世界五大洲,尤其详述了欧洲地理人文、物产习俗、赋税词讼、文学宗教。国朝少数敏感的士人如杨廷筠、李之 藻、瞿式谷者,希望该书可以“破蜗国之褊衷”。但实际上做到这一点很难。《明史·意大里亚传》最后提到《职方外记》也一带而过,认为那些泰西传教士喜欢吹 牛,说起他们国家的风俗物产,“多有夸饰”。

有明一代,国人也不清楚天涯何处是欧罗巴。一打传教士、三五个热心西学的士人,他们的知识既不能广告天下,也不能取信于人。《明史·意大里亚传》开篇就断 定意大里亚“自古不通中国”。万历年间人阎从简收集旧闻写成《殊域周咨录》,其中提到一个拂菻,可能与欧洲有关,却显得语焉不详。但《宋史》曾为拂菻国立 传,称:“元丰四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此灭力伊灵改撒可能是东罗马帝国皇帝迈克尔 (Michael Ducas)或其政敌布里延涅斯·凯撒(Bryennius Caesar),也可能是塞尔柱克突厥的副王“Melek-i-Rum Kaisar”。拂菻国可能是拜占庭帝国也可能是塞尔柱克帝国。因为塞尔柱克国王也曾称自己为罗马王(King of Rum),在伊斯兰世界里,直到十五世纪,还称小亚细亚和土耳其帝国为罗马(Rum)。

《宋史·拂菻国传》断定拂菻国“历代未尝朝贡”,而且似乎混淆了塞尔柱克与东罗马。实际上拂菻国通唐,就是已知近千年的“大秦”。《后汉书》卷八十八《西 域传》记:“大秦国,一名犁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 力田作,多种树、蚕桑……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 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拂菻国或大秦,据考就是东罗马帝国〔18〕,不仅古已通中国,而且在中国获得“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的好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汉帝国的视野内,大 秦是一个不同于荒外四夷的文明国家。汉帝国虽雄霸,但国朝人却没有后世那么自大,并不自以为是世界上惟一的文明国家〔19〕。《史记》、《汉书》、《后汉 书》中有关有关犁靬、大秦、海西国的记载,可能指希腊化时代晚期的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和罗马帝国。欧洲确属远国绝域,丝绸之路经“安息陆道绕海北行, 出海西,至大秦”。据说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还曾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大汉天下分崩离析,《晋书》记大秦,除照搬《后汉书》并有所删减 或遗漏外,还渲染了猎奇色彩,如“屋宇皆以珊瑚为棁洏,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栏础”。在将近四个世纪里,华夏王朝朝立暮覆,战乱频仍,直到元魏时代才有定 局。《洛阳伽蓝记》(卷三)记元魏时代洛阳永明寺有“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陲”;四夷馆中“西夷来附者”,“自葱岭已西,至 于大秦”。《魏略·西戎传》中关于大秦的陈述较为全面,除复述《后汉书》的内容外,在人文制度、地理物产方面,似有所补充,并想当然断定“其人端正长大, 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域外谓之大秦”。

国人祖上也曾胸怀宽广,例如,西方作为一个“有类中国”的文明国家的形象,最初是出现在汉代中国的世界视野里。从中亚和西南亚来的商人与汉廷出使西域的使 节,都可能带回大秦国的消息。犁靬、大秦、海西国、拂菻,可能指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可能指小亚细亚半岛、意大利半岛或巴尔干半岛,可能指托勒密、塞琉古 王朝,也可能指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甚至塞尔柱克王朝。不管怎样,它们在地理与文化传统上都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有关。中国传统视野中的西方指中亚或 印度,以罗马帝国为代表的欧洲文明出现在更远的西方,就成了海西、远西、泰西。直到近现代,西方才特指欧美。西方的整体性认同并不表现在地理上,而表现在 文化上,即两希传统(希腊与希伯来)、基督教信仰与启蒙哲学、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政治。

拂菻之名,最早出现在隋唐时代〔20〕,以后直到佛朗机人出现在明代,中国文书中一直以拂菻与大秦并用称拜占庭帝国〔21〕。大唐天下,疆域辽阔,五方杂 处,四夷称臣。《旧唐书》(卷一九八)记载贞观十七年、乾封二年、大足元年、开元七年,拂菻王波力多遣使来朝献贡。遣使的拂菻王波力多,据西方汉学家考证 为罗马教皇西奥多罗一世(Pope Theodorus I)或叙利亚总主教帕特拉克(Patriach)。将Pope Theodorus连起来读或读patriach,都可得“波力多”译音。

大秦国是因为“有类中国”,而被称为大秦的。最初出现在中国的世界视野里的西方形象,尽管并不具体准确,但至少不像后世那么诡异荒蛮。在汉唐胸怀中,国朝 人士强调的是西方“有类中国”的文明一面,甚至美好的一面。从汉到唐宋,大秦形象在中国,有些特征被遗忘了,有些情节则添加进来,只是有类中华之说被一再 重复。大秦如中华,风物教化,无不文明,城居车行,田作衣绣,人民长大平正……怛罗斯战役中杜环被黑衣大食俘虏,流离西亚数十年,才从海道乘大食商船取广 州回国。劫后余生,杜环著《经行记》,记述了自身遭遇与西亚风土人情。可惜这部书散佚了,只有其中一些内容转述在唐代杜佑著的《通典》(卷一九三)中。提 到大秦,它已不满足于有类中国之说,干脆成了中国人:“其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或云,本中国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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