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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阉党逆案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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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3-9-15 22:13:32

  魏忠贤,生于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卒于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明代宦官,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少无赖,赌博输钱,为债主所迫,自施宫刑,变姓为李,易名进忠。万历中,通过结好宦官头目王安的部下魏朝,入宫当了太监,其间,熹宗年幼,由奶妈客氏抚养。客氏,乃定兴民侯二妻。原先,客氏私侍魏朝,所谓“对食者也”。及忠贤入,客氏又薄魏朝而爱忠贤,且相结甚深。泰昌元年(1620年),光宗死,熹宗即位,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同时提拔与客氏有暖昧关系的李进忠为司礼秉笔太监,并令复魏姓,赐名忠贤。魏忠贤遂与客氏并邀宠幸,专权擅政,其祸为有明一代之冠,宦官专权达于登峰造极的地步。

魏客勾结 宦官专权

  魏忠贤目不识丁,生性猜忌、残忍、阴险、毒辣,客氏淫而狠;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宫中莫敢谁何。王体乾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也得服服帖帖听他使唤。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兼掌东厂后,权势更大,加上有客氏做内援,横行天下。

  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当政。东林党形成于神宗时期。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无锡人顾宪成、顾允成兄弟,因其政见与当权者不合,遂辞官还乡,与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到东林书院讲学。他们“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时弊,颇得士大夫的支持,从而团结了一批名士清流,称为“东林党”。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和光宗在不满两个月内相继死去。光宗临终时,给事中杨涟受顾命。其后,杨涟、左光斗等一批东林党人,遂拥立万历皇帝的孙子朱由校即帝位,是为熹宗。熹宗即位后,内阁、都察院、吏部、兵部、礼部等要职,都为东林党人所掌握,其势盛极一时。后来,由于客氏的唆弄,熹宗逐渐由重用东林党人变为宠信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得宠后,勾结外廷官僚,窃取大权,把持朝政,再度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与东林党人作对的各派官员,纷纷投奔魏忠贤门下,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邪恶势力,称之为“阉党”。东林党人严重排斥异己的门户之见,又为阉党的形成起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

爪牙遍布 势倾朝野

  天启元年(1621年),首辅方从哲因光宗之死,被劾在告,大学士刘一景当国。刘一景当国后,与东林党人韩扩相得甚欢,他们千方百计地抑制魏忠贤和客氏势力。但由于举筹失措和魏阉势力的扩大,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刘一景终于被迫下台。这是魏忠贤与内阁斗争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接着,叶向高、韩扩、朱国桢三个内阁首辅,都依次被魏忠贤逼走。叶向高于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致仕,韩扩于十一月,朱国桢于十二月,前后不到半年时间。天启四年十二月,顾秉谦出任内阁首辅,整个内阁遂被魏阉控制。自此,“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无所依倚”。

  顾秉谦,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天启元年(1621年)晋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天启二年(1622年),魏忠贤干预朝政遭到言官反对后,欲谋结外廷官僚,顾秉谦与魏广微便率先诌附。天启三年(1623年)春,两人同时入阁。天启四年(1624年)—十二月,秉谦出任首辅。“自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凡倾害忠直,皆秉谦票拟。《三朝要典》之作,秉谦为总裁,复拟御制序冠其首,欲用是钳天下口。朝廷有一举动,辄拟旨归美忠贤,褒赞不已。”其为人“庸劣无耻”,“曲奉忠贤,若奴役然”。魏广微,南乐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为人阴狡。与魏忠贤同乡同姓,开头自称“宗弟”,后来自认是魏忠贤的侄儿,同魏忠贤往来甚密,处处按魏忠贤旨意行事,在阁中与魏忠贤通信,皆亲笔行书,外题“内阁家报”,时人称为“外魏公”。当时的阁臣,诸如冯铨、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来宗道、杨景辰等,都是魏忠贤的走卒。时人把魏忠贤一手操纵的内阁称为“魏家阁老”。阁老既属魏家,六部九卿以及四方督抚更无一不是魏忠贤的徒子徒孙。他们拜认魏忠贤为父、为祖父,自称干儿、义孙。这伙干儿义孙中最有名的是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

  五虎指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都是文臣,是魏忠贤的参谋。崔呈秀,蓟州人,为五虎之首,魏忠贤的心腹。他初见东林势盛,要求加入,东林拒而不纳。后以御史巡按淮阳,贪污纳贿,被左都御史高攀龙告发,吏部尚书赵南星议处充军。“呈秀大窘,夜走魏忠贤所,叩头乞哀,言攀龙、南星皆东林,挟私排陷,复叩头涕泣,乞为养子。当是时魏忠贤为廷臣交攻,愤甚,方思得外庭为助。……得呈秀,恨相见晚,遂用为心腹,日与计划。”他自恃魏忠贤宠信,贪污纳贿,无所不为,一些无耻之徒,多拜为门下士,借以接近魏忠贤。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迁兵部尚书,仍兼左都御史,并绾两篆,握兵权宪纪,出入炬赫,势倾朝野”。熹宗死,魏忠贤仍召他密议,其后两人均自缢死。

  倪文焕、李夔龙、吴淳夫、田吉四人,都是由崔呈秀介绍给魏忠贤做义子的。倪文焕初为御史,后出按畿辅,为魏忠贤建三祠,官至太常卿。李夔龙“专承呈秀指,引用邪人,以媚忠贤”,官至左副都御史。吴淳夫官至工部尚节,田吉官至兵部尚书。他们都是魏忠贤的走狗。

  五彪有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都是武臣,是魏忠贤捕杀异己的凶手。田尔耕,任丘人,天启四年(1624年)十月掌锦衣卫事。其为人狡黠阴贼,与魏忠贤之侄魏良卿为莫逆之交。魏忠贤斥逐东林,数兴大狱,田尔耕广布侦卒,罗织平人。时有“大儿田尔耕”之谣。许显纯为田尔耕之部下,掌镇抚司,性残酷。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等人,皆死其手。崔应元为锦衣卫指挥,凡显纯杀人事,皆应元等共为之。杨寰亦隶锦衣,为东司理刑,是田尔耕的心腹。孙云鹤为东厂理刑官。他们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十狗之首是吏部尚书周应秋。应秋,金坛人,万历进士。万历中曾任工部侍郎,素极卑鄙。及魏忠贤得势,为左都御史。其家善烹饪,每逢魏良卿经过,就进猪蹄留饮,良卿大欢,时号煨蹄总宪。天启六年(1626年)七月,担任吏部尚书后,“称官索价,每日勒足万金,都门有‘周日万’之目”。及魏忠贤败,他哭道:“儿子如何过?”天下笑之。十孩儿中,兵部给事中李鲁生、提学御吏李藩,皆为魏忠贤心腹。他们开始谄事魏广微,广微败,改事冯铨,铨宠衰,又改事崔呈秀。时号两人为“四姓奴”。鲁生卑污奸险,常参密谋。李藩出督畿辅学政,建祠天津、河间、真定,呼忠贤九千岁。时人有“一周二李,其权无比”之谣。

打击东林 重翻三案

  魏忠贤通过其狐群狗党操纵了从内阁、六部乃至四方督抚的全部权力后,他们专横跋扈,无恶不作。致使朝廷内外,只知魏阉,不知皇帝。因而激起了正直官员的强烈愤慨。天启四年(1624年),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说他自行拟旨,擅权乱政;斥逐直臣,培植私党;引用亲属,滥加恩荫;利用东厂,陷害忠良;生活糜烂,穷奢极欲,等等。魏忠贤初闻疏上,惧甚。遂泣诉于熹宗,其党徒王体乾及客氏又从旁为他辩护,熹宗竟偏信不疑,下旨斥责杨涟。接着,魏大中、黄尊素、袁化中、周宗建等七十多个官员再次冒死上疏,交章弹劾。但由于魏阉当国,魏忠贤毫毛无损,而杨涟、左光斗却被罢官。

  魏忠贤遭到交章弹劾后,对东林党人恨之入骨。天启五年(1625年),遂兴大狱。其时,辽东经略熊廷弼因被后金战败,押在狱中。魏忠贤指使其党羽诬陷杨涟、左光斗等人接纳熊廷弼贿赂,将东林著名首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逮捕下狱、交锦衣卫拷打追赃。一时侦骑四出,道路汹汹,凡是与六人有点关系的,都被跟踪盯梢,随时都有送命的危险。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对杨涟、左光斗等六人,每五天就进行一次拷打逼供。旧伤未愈,新创复加。到后来审讯时,只能戴桎梏平卧堂下。除顾大章被迫自杀外,其余五人全被折磨而死。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惨不忍睹。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再兴大狱,逮捕东林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七人。这次侦缉更加森严。从被捕者家乡到京城内外,鹰犬密布,恐怖异常。除高攀龙投水自杀外,其余六人都被逮捕,惨死于狱中。史称这两次大狱为“前六君子”、“后七君子”。此外,当时早已病死的东林首领李三才,亦被削除官籍,追夺封诰。可见对东林党人打击迫害之疯狂与残酷!在魏忠贤眼里,东林党已成了十恶不赦的同义语。许多想向上爬的官员,为取悦于魏忠贤,也都随声附和。翻“三案”

  魏忠贤为一网打尽东林党,又全翻“挺击”、“红丸”、“移宫”三案,以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为总裁,纂修《三朝要典》。凡在“三案”中与邪党争论是非者,都惨遭迫害。

  “挺击案”,是万历四十三年门615年)五月初四傍晚,有一男子,手持木棍,闯入太子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随后被擒。经浙党巡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奏称,犯人张差,蓟州人,语无伦次,是个疯子:后又经两个浙党官员审问,亦如初审,准备按疯颠结案。但很多官员怀疑此人系郑贵妃主使,意在谋害太子。刑部主事王之窠(读c6i)私下探询犯人张差,得知系受人指使,是由太监带进宫来作案的。神宗遂令刑部会同十三司官员会审。张差供认,太监庞保、刘成指使他闯入慈庆宫,并说“打死小爷,有吃有穿”。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宫中的内侍,于是真相大白。神宗怕追查下去牵涉郑贵妃,便下令处死张差。又把庞保、刘成秘密处决于内廷。此即为“挺击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病死,太子常洛于八月初一嗣位,是为光宗。光宗做太子时已有妃子、宫女多人,其中两个姓李的选侍最为得宠,故称为东李、西李,而西李之宠又在东李之上。光宗起居无节,溺于女色,即位不久便生了病。内医太监崔文升上泻药,光宗服后,腹泻不止。鸿胪寺丞李可灼献红丸一颗,自称仙丹,光宗服后,稍觉舒适。过了半日,又献上一颗,光宗服后睡至凌晨死去。在位二十九天,是为“红丸案”。光宗之死,内外官员都归咎于李可灼,但首辅方从哲却以光宗遗诏名义,拟赏李可灼白银五十两,群情大哗。纷纷弹劾李可灼和方从哲。方从哲不得不把赏银五十两改为罚俸一年。方从哲自己亦被迫辞职。天启二年(1622年),东林党人礼部尚书孙慎行又上疏追论李可灼、崔文升等人的罪,李可灼充军,崔文升贬放南京。

  选侍西李,在光宗死后,仍住乾清宫不肯搬出,妄图借皇长子朱由校年少,垂帘听政。但乾清官是专供皇帝和皇后住的。御史左光斗上疏指出,西李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皇长子却居慈庆宫,是名分倒置。还说,如不采取措施,让西李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后之祸复见于今日。给事中杨涟也再次上疏,力促移宫。西李才不得不移居仁寿殿。此即为“移宫案”。西李移宫后,与东林党作对的官员又上疏谴责,说光宗尸骨未寒,逼西李移宫,未免过分。于是又争吵起来。后来,熹宗降旨,痛数西李罪状,并令西李搬出仁寿殿,到宫女养老的哕鸾宫去住,才算了事。

  在“挺击”、“红丸”、“移宫”三案处置过程中,东林党人的主张占了上风,大体上都是按照东林党人的意见结案的。而魏忠贤则要把“三案”彻底翻过来,此即为纂修万历、泰昌、天启三朝要典之用意。魏忠贤在重新审定“三案”过程中,首先把对犯人张差疯颠提出质疑的王之窠逮捕入狱,并置于死地。接着,又赦免了在“红丸案”中被充军的李可灼,起用了被贬放南京的崔文升,并任命崔文升为漕运总督。选侍西李竟被封为康妃。这样,王之窠、孙慎行;杨涟,遂被定为“挺击”、“红丸”、“移宫”三案之罪首。当时正修光宗实录,魏忠贤又下令,凡事关“三案”者,都必须按《三朝要典》改写。在魏忠贤的淫威下,似乎《三朝要典》已是千秋铁案,魏忠贤的谎言就是当朝圣旨。然而,随着魏忠贤的垮台,这些也都变成了历史的笑料。

满布生祠 恶贯满盈

  魏忠贤在疯狂镇压其政敌东林党人过程中,横行不法,趾高气扬。而阉党对他的吹捧,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疏奏中凡提到魏忠贤的地方,均讳其姓名,称为“厂臣”。内阁拟旨,竟将“朕与厂臣”联名并称,严然以皇帝自居。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首倡为魏忠贤建造生祠。其后,遍布各地的狐群狗党,争先效尤,生祠几遍天下。除建生祠外,大同巡抚张翼明又奏请为魏忠贤建坊。其后,奏请为“厂臣”建坊者,不可胜计。这些祠和坊都是奉旨建造的,各有赐名,诸如“广恩”、“崇仁”、“崇德”、“报功”之类。祠的建造,极为华丽。“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开封建祠,毁民房二千余间。童蒙在延绥建祠,用的是琉璃瓦,犹如宫殿一般。

  各祠中都供有魏忠贤像。蓟州、大同、湖广等地的生祠,供的是金像,头戴冕旒,执笏,俨如帝王。有的像系用沉香木雕成,极为华丽。魏忠贤像入祠安放时,还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如天津巡抚黄运泰,“迎逆贤喜容于郊,五拜三叩头,乘马前导,如迎诏仪。及像至祠所,安置讫,运泰列拜丹墀,率文武诸官俱五拜三叩头。运泰复至像前万福,口称‘某名某年某事,蒙九千岁扶植’,叩头谢,又:‘某年月,蒙九千岁升拔’,又叩头谢。致辞毕,就班,仍五拜三叩头。旁观者皆汗下浃踵,运泰扬扬甚得意也”。又河间、真定等处迎逆像,“行五拜礼,呼九千九百岁”。生像两旁,悬挂着颂扬魏忠贤的楹联。山东巡抚李精白撰写的楹联云:“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

  凡对建祠不满或入祠不拜者,均遭迫害。工部郎中叶宪祖,对建祠流露了一点不满情绪,立即被削籍。原提学副使黄汝亨经过西湖生祠时,微发诧叹语,竟被活活打死。蓟州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下狱论死。兵备副使耿如杞,因入祠不拜,下狱论死(未等执行,忠贤已败)。

  魏忠贤生祠生像,遍布各地,强令人们顶礼膜拜。魏阉党羽甚至把魏忠贤与孔子并尊。其时,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就是当朝皇帝进入孔庙也得行礼。把魏忠贤与孔子并尊,自然又比皇帝高出一等,魏忠贤十分高兴。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国子监生员陆万龄奏请以魏忠贤配孔子,忠贤父配启圣公。他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这还不算,他还请求皇上制碑文一道,勒名显扬。国子监司业林钎看了觉得太不象话,未敢上报,结果被削籍。另一个司业朱之俊立刻奏上,马上便被批准。朱之俊贴出告示,说魏忠贤之功在“孟子之上”,要国子监生员捐款建造魏忠贤与孔子并尊的祠。还有个生员更进而奏请奉魏忠贤像入孔庙与孔字并坐。正当他们丰舞足蹈,鼓噪一时之际,熹宗死,其弟由检入继帝位,改元崇祯,是为思宗。魏阉失去靠山,东林党人纷纷上书弹劾阉党。崇祯帝为收揽人心、稳定统治,遂下令将魏忠贤贬谪凤阳,接着又派人逮捕治罪。魏忠贤闻讯,畏罪自杀。崇祯二年(1629年),把依附魏忠贤的阉党定为“逆案”,魏忠贤遂被定为“逆案”之首。妄想流芳千古的魏忠贤,却落了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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