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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分一腔热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的建文帝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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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3-9-15 22:05:46

书香世家 宁海韩愈

  浙江东部的宁海县,是一个山水钟秀之地。它背靠天台山,面临大海。既有川溪林木之美,又有稻麦鱼盐之饶,番樯贾舶,骈集竞凑,素以经济文化发达著称。六百多年前,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方孝孺就诞生在这里。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宋初,方孝孺十五世祖从浙江桐庐迁来宁海,从此定居下来。方孝孺的曾祖父方子野、祖父方炯,在元朝先后担任鄞县县学教谕。父亲方克勤也是当地名儒。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方孝孺就出生在这个世代业儒的中小地主之家。

  方孝孺从小就聪敏绝伦,七岁时入学读书。父亲按传统的教育方法,使他饱读儒家经典,因而从小就在心灵上打下了儒家思想的烙印,十余岁时,他已好学成癖,足不出户。每有所得,竟忘掉了一切,连室外钟鼓之鸣、风雨之声,也充耳不闻。就这样,读书日盈寸,知识也不断增长。时人都呼他为“小韩子”,把他比作韩愈。他父亲也认为他是“奇才”,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

  方孝孺尽管被乡邻称之为“小韩子”,可是他所崇拜的古代圣贤则是伊尹、周公。他曾说:“追惟少时狂僭,甫有知识,辄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辅明王、树勋业自期,视管(仲)、萧(何)以下蔑如也’。可见,少年时代的方孝孺志向已不同凡响。

  就在方孝孺十二岁的时候,朱元璋登上了大明王朝的宝座。洪武三年(1371年),在家蛰伏多年的方克勤应征至京师,参加吏部考试,名列第二,被授为山东济宁知府。由于五年前方孝孺生母即已去世,所以方克勤上任之后,他便随父就养,前往济宁。

仕官济宁 祸从天降

  济宁府内的曲阜县,是孔子的故乡。方孝孺初到济宁,父亲即带他瞻仰周公、孔子的庙宅,向本地父老询问当年陋巷舞雩之所在,遍寻七十贤人之遗迹。先哲的事迹给了他极大的影响,慨然有向慕之志。他曾想:孔门弟子中颜渊、闵子骞辈固然德行高尚,不可企及,但如果自己能与子游、子夏共游孔门,恐亦不会在他们之下。不过,他又想到:颜、闵、游、夏之辈毕竟能够受教圣人,如今呢,先哲早逝,耳提面命更属何人!因而油然而生“世无尼父,安所瞻依”的慨叹!

  在济宁,他继续学习四书五经,同时博览群书。他自觉地按儒家思想来修身养性、磨练自己。当然,他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而是十分留意“考征生民之利害,揣度风俗之盛衰,综合古今治乱之由”。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自从读了经书之后,不是圣人说的话,“不敢存乎心”,不是事关百姓的利害,“无所用其情”。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有朝一日,“辅明王、树勋业”。

  在济宁的几年间,方孝孺学问大有长进,文章更是“益肆不羁”,据他自己说,伸笔濡墨,洋洋洒洒,千余言可立就。父亲常把他写的文章拿给朋友们看,无不交口称赞。通晓经义的武靖王李文忠曾屈尊召见方孝孺,期望他将来成为一名“国士”。

  方孝孺在济宁一晃就将近五年了。方克勤也政声日著。方克勤在受命之初,认为这是朝廷非常之恩,必须尽力。于是到任伊始,即向百姓谕以朝廷养民之意、孝悌忠信之道,实行德政,发展生产,并惩治贪残,自奉简素。在他的治理下,短短几年,济宁府内经济得到发展。洪武四年(1371年),济宁仅有三万户,每年税收仅万余石。到了洪武八年(1375年),户口就增至六万余户,税粮十四万余石。民有积粟,野无饿莩,因此方克勤深得百姓爱戴。省宪考绩,济宁府是山东各府之最。洪武八年初,方克勤入朝,受到明太祖嘉奖,并勉励他说:“政成,当显用汝。”

  方克勤政绩卓著,却引起了某些同僚的嫉妒。就在这一年,他竟被诬谪放广东江浦服役。年底,将要释归,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场大祸又降临了。

  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发现,每年地方衙门派计吏到户部核算钱粮时,都带有盖着官印的空白文册,如遇户部驳其钱粮数字不清时,便重新填写。朱元璋认为其中必然有诈,于是下令将各地方衙门主印长官一律处死,史称“空印案”。方克勤也因此而被冤杀。

  循循守法的父亲反遭冤杀,使万孝孺对明太祖的严刑峻法第一次有了深刻的认识,这将反映在他后来的政治思想中。

  父亲的遽弃,使方孝孺在学业上失去了一个最好的老师。今后怎么办?族中耆老皆以父死为戒,劝其辍业。方孝孺认为如果半途而废,那么自己十余年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再说,父亲已经离去了,即使绝食东向,死先人墓下,亦是徒然。古代的贤人哲士遭遇不幸而冤死的不知多少,但由于贤能子孙为他们昭雪,其功名终于显于书传的也不乏其人。为什么就不能凭自己的努力,将来为父亲昭雪沉冤呢?因此,方孝孺决定继续从学。他迫切希望“得名世之士而依之”,于是遵照父亲在狱中的嘱咐,去投师宋濂。

求学宋濂 博览群书

  宋濂是浙东大儒,也是明朝开国文臣之一,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以道义文章闻名海内,为士大夫所敬仰,因此,慕名从学者络绎不绝。

  洪武九年(1376年),二十岁的方孝孺负笈远游,来到当时的人文荟萃之地——京师(今南京)。其时,宋濂官居学士承旨知制诰。方孝孺怀着虔诚的心情以文求见,他那酣畅的文笔、超人的才华,深得宋濂的垂青。宋濂高兴地说:“是生也可教,其从吾游,吾于是幸有望焉。”宋濂与方孝孺纵论儒家经典,历三时乃去,大有志同道合、相见恨晚之感。从此,方孝孺就正式成了宋濂的及门弟子。

  名师出高徒。在宋濂的指导下,方孝孺如鱼得水,学问文章,突飞猛进。有一次,宋濂侍宴,明太祖赐酒,并命其作《灵芝甘露颂》。宋濂喝得酩酊大醉,回来后,便将此事告诉方孝孺,就呼呼大睡了。方孝孺等到半夜,宋濂沉睡方酣。他料想老师此刻只字未就,明早一定误事,于是代写了一篇。翌日天明,宋濂起来准备上朝,忽然想起昨日之事,不禁大惊失色道:“我今日要死了。”方孝孺询问何故,宋濂说:“昨日皇上命我作《灵芝甘露颂》,因回来后就睡着了,没有完成,现已来不及了。皇上一怒,必定会赐我死。”方孝孺说:“我正担心先生误事,代为起草了一篇,请您再改一改,能否以此呈上呢?”说完即把文稿递给他。宋濂看后喜出望外,连声说:“不用改了。”立即怀之入朝,呈给明太祖。明太祖读后说:“这不象出自学士的手笔。”宋濂叩首称谢道:“臣实以赐酒过醉,不能成章,此乃门生方某代为之。”明太祖笑着说:“此生良胜汝。”尽管明太祖的说法不一定恰当,但确实说明方孝孺这时已崭露头角了。

  第二年,六十八岁的宋濂致仕还乡,回到了浙江金华。方孝孺也随之侍奉左右,继续求学问道。宋濂悉心教导,诲而不倦,方孝孺也勤学好问,废寝忘食,于是“日有所进,而月有所获”。宋濂门下的一些知名之士,皆望尘莫及,就是胡翰、苏伯衡等老一辈学者亦自谓弗如。宋濂甚至预料方孝孺“才器之奇,加以岁年,吾且畏之”。他还说:“我今天讲这样的话,人们必然要怀疑我过于任情,但如果再过二十余年,当会湘信我的话不是虚夸了。”的确,方孝孺犹如一块璞玉浑金,在宋濂精心雕琢和陶冶下,已开始闪现出熠熠光芒。

  洪武十三年(1380年)秋,方孝孺因久离祖母,决定辞师归省。在金华四年,与老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如今一旦离别,宋濂“深惜其去”,方孝孺亦依依不舍。临行,宋濂情不能已,以垂垂高年手书长达近千字的诗篇《送门生方孝孺还乡》,以明其志,以表其情。诗中“既扬其素有之善,而后勖以远大之业”。其中写道:“岂无赠别言,有意须当遵。真儒在用世,宁能滞弥文?文繁必丧质,适中乃彬彬。,“道贵器乃贵,何须事空言?孳孳务践行,勿负七尺身。”殷殷厚望,跃然纸上。

  方孝孺告别老师,回到家乡,见到久别的祖母,自然分外高兴。不料就在这一年,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明太祖以谋反罪诛杀了当时的左丞相胡惟庸,并下令穷究所谓“胡党”。宋濂长孙宋慎及其叔宋缢并因牵连被杀,也祸及宋濂,幸赖马皇后、太子力救,宋濂才幸免一死,但全家谪充四川茂州。

  消息传来,方孝孺痛哭流涕,立刻赶到金华,和学友商量,准备赴蜀拜望老师。后因事阻,未能成行,他遂将一腔哀痛,倾注笔端,写成《吁天文》,呼吁苍天,愿输己寿以延师龄,以期打动帝心,使老师复归故里。但这又有何用呢?

  第二年,一代名儒宋濂终于在穷愁潦倒中死于谪所。方孝孺如丧考妣,他念及老师的沉冤,未能大白于天下;老师的遗体尚留在异乡;老师的子孙还未回归桑梓。…这一切应尽的责任,他叮嘱自己一定承当起来。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和同窗学友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杜门著述 汉中教授

  洪武十五年(1382年),由吴沉、揭枢的推荐,方孝孺赴京师接受明太祖的召见,并试以一论五策,及卷呈,明太祖赞赏说:“异才也。”当即赐给他绯袍腰带。本来,经过这次特别“廷试”之后,可以授官,可是明太祖这一次并没有起用他,只是对皇太子说:“此庄士,当老其才。”遣还家。

  他有匡世之才而不为用,所以,此后的十年,他只得隐居田园,杜门著述。而他在三十岁前后所形成的思想抱负,便反映在他这一期间所写的大量著作中。

  方孝孺的思想,一本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学说,尤其在修身与治国这两个问题上,他论述得最多,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他十分强调修身,认为圣人之道,虽博大精深,其要点不外乎修己以治人。读圣贤书就是为了修身。所以他曾说:“人孰为重?身为重。身孰为大?学为大。”他慨叹宋亡以来,风俗变坏,延至于今,日益严重。人们之间谄谀以相容,诡诈以相愚。要改变这种世风,必须通过学习以“先修其身”。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些圣人,就是修身做得最好的楷模。他们的言行都反映在五经中。所以他认为学圣人之道,就是学五经以明天理。

  方孝孺认为学“道”是为了致用,他曾说过:“学古而不达当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圣人之道,“其事业在诗书,其功用在天下。”他曾比喻说,医生读《素问》、《难经》,为的是“将取以治病也。”如果这个目的不明确,虽然天天口诵此书,又有什么益处呢?五经,就是学者的《素问》、《难经》,是修身治人的书。现在有的人口诵五经之书,而不知道是为了修身治人,这与不诵有何区别?

  儒家讲天命,方孝孺也讲天命。但他认为人不能消极地“恃天命”,而要积极地“承天命”,主张“尽人事以回天道”,反对“委天命而怠人事”。而且他认为有些时候也不完全都由天命决定,“自其未成之始而论之,成败祸福之机,待人而发,岂皆出于天命哉!”可见,在天命面前,人不是无能为力听其摆布的,而是可以也应该发挥自己主观努力。方孝孺的这种思想应该说比孔孟思想进了一步。

  “修身”是为了治国。所以方孝孺在学习儒家经典时,也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探讨了治国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归结起来主要是:主张行仁政,反对暴政。主张以仁义礼乐治国,反对以庆赏刑罚临民。方孝孺反对尚法,认为“政之弊也,使天下尚法。”他把仁义礼乐比做谷粟,庆赏刑罚,比做盐醢,尚法就是“充谷粟而食盐醢”,必然会造成大乱。方孝孺这种反对尚法的思想,实际是针对时弊而发的。洪武年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阶级矛盾也开始尖锐起来,小股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面对这种状况,明王朝只是一味镇压,以为通过严刑峻法,就可以巩固统治地位。针对这一现实,方孝孺指出,欲禁民之无相攘夺盗窃,必先找出其攘守盗窃的根由,假如他们有土以耕,有业以为,有粟米布帛以为衣食,而后禁之,则攘夺盗贼可止也。而如果“不能使之安其生、复其性,而责其无为邪僻,禁其无为暴乱,法制愈详,而民心愈离”。“恃其法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在这里,方孝孺已朦胧地认识到人民造反是被逼上梁山的,表现出他对人民的一定程度的同情。

  方孝孺之所以具有这种思想,主要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底层,耳闻目睹劳动人民的悲惨状况,这不能不对他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他曾在一篇寓言《蚊对》中,借童子之口揭露那些剥削者对劳动人民的掠夺情况:“白昼俨然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离流于道路,呼天之声相接,而且无恤之者”,作为地主阶级思想家,能够看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在方孝孺的政治思想中,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关于“君职”的思想。过去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往往只强调臣民之职应该“事上”,而方孝孺却尖锐地提出“君职”的问题。他说:“人君之职,为天养民者也。”天之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富贵之,将使其极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但是后世的人君并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在乎养民,所以求于民者很多,而尽于己者则怠而不修。老百姓如不按时交纳赋税、提供力役,则诛责必加,以致政教不举,礼乐不惰,强弱贫富不得其所。他说:“其也不思其职甚矣!”

  方孝孺进一步指出,自公卿大夫乃至百执事,都各有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不尽职,轻则责备,重则诛杀。人君之职远远重于公卿大夫百执事之职,如果人君怠而不惰职,虽然诛责不能相加,但天将“怒而殛绝之”。这简直是对专制暴君发聩振聋的警告。

  他认为,人君要更好地尽到君职,不可不学先王。学先王尤其要学一个“诚”字。他说:“圣人之治天下,岂用诈术揣量天下之人情,以为赏罚哉,亦惟用其诚而已。”但是有的人君则不然,“好为聪察”,以为群臣皆不足信,而必欲使天下事皆由己出,故往往流为苛细深刻,导致灭亡,这就是不懂得为君之道。

  明太祖正是这样的人君。他对臣下猜忌怀疑,屡兴大狱。一起空印案,成千上万的地方官员被诛,方孝孺的父亲一向清廉守法,也被冤杀。胡惟庸一案,株连更多,连开国元勋宋濂亦难幸免。于是恐怖气氛笼罩全国。方孝孺的上述言论正是对洪武严猛政治的批判。

  方孝孺自从父亲死后,家道开始中落。家兄方孝闻,长他八岁,数年前因居丧过哀,身体大衰,为病痛所缠,足不出户。方孝孺自己也身体多病。幸有季弟方孝友撑持家政。家有田数十亩,无人为佃,常常抛荒。因此,生活拮据。有一次家人报告绝粮,方孝孺却毫不为意,淡然说道:“古人尚有三旬吃九餐的,罐中无储粮的穷户岂止我一家?况且天下人能够如意的总是少数,不能如愿的比比皆是,有什么值得忧愁的呢?”说完相与大笑。在艰难竭蹶之中,他仍不忘与昆弟讲论圣贤之道,大有那种贫居陋巷、不改其乐的志趣。

  转眼到了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初,明太祖再次召见方孝孺。在治国的主张上,由于方孝孺力主教化,而明太祖则重刑罚,两人思想凿枘相违,故明太祖认为“今非(重)用孝孺时”,只任他做陕西汉中府教授。

  三月中旬,方孝孺即抱病携妻子启程。浙水汉川,相去遥远。他们经三吴,涉淮北上,到长安,过宝鸡,渡渭水、历栈道,风尘仆仆,水陆几千里,凡一百二十四日始到任。沿途他们领略了虎牢、崤函、潼关之壮观,瞻仰了华岳、终南、太白诸山之秀丽,参观了周秦之故都,凭吊了贤君哲人之陵墓,循汉祖就国之故道,追忆一时之俊杰,不禁感慨系之,几乎忘却了路途所经之险。

  汉中府地处山区,经济文化一向很落后,加上水土暴恶,频年灾害,物价踊贵,人民生活异常痛苦。这里,识字的人本来就少,又乏师儒。在这种困难条件下,方孝孺开始了自己的教授生涯。他从早到晚,教授生员,甚至担当了一些村学启蒙老师的任务。生活清苦,他就和诸生在舍旁隙地种上蔬菜。平时粗茶淡饭亦感自足。他认为这种生活既能改变自己的顽惰之性,又能勉励诸生。他想,如能使诸生“知操身行世之大方,孝亲忠君之大节,他日或有分寸之善及乎人,庶可少塞无能之万一”了。

  汉中与蜀郡毗邻,蜀郡正是蜀王朱椿的封国所在地。朱椿乃明太祖第十一子,他“孝友慈祥,博综典籍,容止都雅”。明太祖曾呼其为“蜀秀才”。蜀王闻方孝孺之名,礼聘方孝孺为世子师傅。从此两、人时相往来,过从甚密。当时蜀王正以礼教守西陲,故与方孝孺同气相求,时常请他讲经论史。“出言有同趣,讲艺靡乖方”。共同的志趣使两人结成深厚情谊。蜀王待以殊礼,并将其读书之庐易名为“正学”。在这个“天府之国”里,民人安业,境内殷富,为其他诸王封国所莫及。这一切当与方孝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君臣契合 锐意革新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病逝,由于皇太子朱标先已去世,所以年青的皇太孙朱允文即位,年号建文,史称惠帝。惠帝天资仁厚,亲贤好学。早在即位之前,明太祖曾命其省决章奏,他就常常佐以宽大。他还遍考礼经,参考历代刑法,改定洪武朝制定的《大明律》偏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其德。惠帝久闻方孝孺之贤,登位伊始,即派特使赴汉中将方孝孺召回朝廷,先任翰林博士,旋升侍讲学士,预经筵,备顾问,日侍左右,甚为倚重。

  方孝孺早就有过“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的宿愿,如今侧身朝廷,便可以一展自己的宏图了。入朝后,君臣之间,情投意合。惠帝读书有疑,辄使方孝孺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则命方孝孺就糜前批答。君臣契合,使方孝孺极为兴奋。他曾写诗道:

  风软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斧廉临轩几砚问,春风和气满龙颜。细听天语挥毫久,携得香烟两袖还。

  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的方孝孺极力辅佐惠帝,推行了—系列新政。

  第一,行宽政。

  首先是重德省刑。明太祖即位后推行的是宽猛相济、以猛为主的政策,当时承元之弊,用重典治乱世,自然是需要的。但是,愈到后来,严刑峻法,未尝稍改。然而严法重刑,却犯者滋众。惠帝和方孝孺都认为其原因就是礼教不行。“海内虽已康,民俗犹未宁。鄙夫抱深念,思睹礼乐兴”。这是方孝孺的志向,也得到惠帝的支持。他们一反明太祖的做法,锐意文治,崇尚礼教。惠帝曾诏谕地方官,务崇礼教,赦疑狱,以致刑部都察院论囚比往年减少三分之二。同时又选派廷臣二十四人为采访使,分巡天下,观风俗,烛幽隐,兴办利民之事。

  其次是均免赋役。惠帝即位后下令蠲免历年逋租和天下荒田租税。民因生活困难而鬻子者,官府代为赎回。又下诏;“兴州、营州、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卫所军单丁者,放为民。”特别是均江浙赋役,这是对“祖制”的一项重大改革。朱元璋初定天下官民田赋时,因怒苏、松、嘉、湖四府地区,曾为张士诚所守,故浙西官民田税极重,亩税有高达二三石者。以后虽有裁减,但仍超过它地数倍。而且朱元璋还规定苏松人不得任户部尚书,以为定例。针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建文二年(1400年)下诏:“江浙赋独重,…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并准许苏松籍人任户部官,终于革掉了这一弊政。

  再次,限僧道占田。佛道势力在明初曾有较大发展,到洪武末年,江南僧道,多占腴田,甚至田连阡陌。建文三年(1401年)规定,天下寺庵宫观,其有田者,每道一人各存田五亩,免其租税,以供香火之费,余田尽入官。并严禁私自剃度僧尼,从而抑制了佛道势力的发展,

  第二,更定官制。

  惠帝根据方孝孺的建议,更定了官制,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设左右侍中,位在侍郎上。升布政使为正二品。改都察院为御史府,都御史为御史大夫。罢十二道为左右两院,左曰拾遗,右曰补阙。改通政使司为寺,大理寺为司。詹事府增置资德院。翰林院复设承旨。改侍读、侍讲学士为文学博士。设文翰文史二馆。殿阁大学士并去大字,各设学士二人。改谨身殿为正心殿,增设正心殿学士一人。提高太仆寺少卿丞,鸿胪寺少卿丞品秩。增置亲王宾辅等官。升国子监丞为堂上官,等等。

  另外,方孝孺还建议仿周礼更定晶官阶勋,增损洪武礼制。

  应该说,上述官制、勋阶的改定,有些意义不大。但也有不少改定体现了惠帝和方孝孺以仁义礼乐化民的治国思想。例如,洪武朝用重典治国,诉状繁多,故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与刑部分治庶狱。建文朝行宽政,因此将都察院改为御史府,专以纠贪残、举贤良、匡政事、宣教化为职,这就纠正了以往“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重”的苛政之弊。再如,明太祖废丞相后,六部尚书分掌天下各项政务,地位非常重要,可是明太祖只定其品秩为正二品,而中央五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却定为正一品,这显然是“专意右武”政策的反映。同样,国子监乃“礼义所由出,人材所由兴”之所,但国子监祭酒只是正四品,监丞只是正八品,而掌马政的太仆寺卿却定为从三品,轻文倾向也十分明显。如今升六部尚书品秩,升国子监丞为堂官,正是纠正洪武朝所定官秩的不合理处,同时也寓有朝廷重礼义、兴教化之意。正如惠帝所说:“六卿果可卑于五府耶?祭酒犹可在太仆下耶?假令皇祖而在,当必更定为是。”至于改谨身殿为正心殿,也体现了方孝孺所谓人君之学“必以正心为本”的深意。

  在更定官秩的同时,惠帝和方孝孺在一起又大力精简机构,省并州县,革除冗员。几年间,撤消了九个州、三十九个县以及一大批冗官冗吏和税务机构,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综上所述,建文朝改革了洪武时期的不少弊政,给社会带来了新气象。据《明书》作者傅维麟说:“南京故老言,建文中,法网疏阔,道不拾遗,有得钞于尘土中,辄拂之置高台处,以石镇之而去。一时士风朴茂,尚义者多。”所以后人有“四年宽政解严霜”之誉。应当说,这一切与方孝孺的辅佐之力是分不开的。正当方孝孺佐惠帝行新政之际,明王朝祸起萧墙,王室内部—场争夺皇权的战争爆发了。

取义成仁 以身殉君

  朱元璋曾认为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宗室孱弱,所以他称帝后即把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分封为藩王,分布各地以夹辅王室。这些藩王领有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一万九千人。明初,退往塞北的蒙古贵族不时南下,图谋兴复,明太祖为了加强边防,同时希望子孙能够熟悉兵事,就规定分封于边塞的诸王皆参领重兵。而封在太原的晋王朱榈和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尤负重任。他们屡次领兵出塞,并筑城屯田,大将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皆受节制。老谋深算的明太祖为了防止将来朝臣篡夺朱家天下,还赋予诸王“移文取奸臣,举兵清君侧”的大权,从而为后来的皇位之争埋下了祸根。

  惠帝登基后,鉴于北方诸王“拥重兵、多不法”的状况,采纳了。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削藩。“未及期年,削夺五王”,有力地打击了藩王的势力。朝廷正待向燕王开刀时,燕王却先下手了。

  燕王朱棣是明太祖第四子,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十三年(1380年)就藩北平。由于他屡率诸将出征,并能节制沿边兵马,因此威名大振。对于朱允文的继位,他心怀不满。明太祖病重时,曾遗诏“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但燕王却偏偏自北平前来奔丧,企图窥察朝中动静,后虽被止,但却暗中与诸王联络,图谋取而代之。僧人道衍即姚广孝也劝朱棣起兵。于是朱棣暗中选将校,召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令道衍在王府后苑练兵。他们还挖掘地道,日夜在其中铸造兵器,并蓄养成群鹅鸭来障入耳目。

  “燕王之变,削亦反,不削亦反。”这种局面,朝廷是清楚的,也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十一月,朝廷即调工部侍郎张呙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使,派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并伺察燕王。建文元年(1399年)三月,命都督宋忠调沿边各卫马步官军三万屯开平,燕府护卫精壮,悉听调选。同时,以都督徐凯练兵于临清、都督耿谳练兵于山海关,准备和张呙谢贵里应外合,约期攻燕。谁知张信至北平后,却暗通燕王,使燕王得以充分准备。

  燕王一面派道士在街衢散布歌谣:“莫逐燕,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为其大造舆论,一面与道衍积极策划举兵。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朝廷下诏逮捕燕府官属,张呙、谢贵率诸卫士包围燕王府第,燕王以计擒杀呙、贵,正式举兵。他打着“诛齐黄,清君侧”的旗号,称其师为“靖难军”,挥师南下,一场争夺皇权的内战开始了。

  消息传来,惠帝立即派遣大军北伐。当北伐失利后惠帝又命方孝孺草诏,赦燕王罪,使其罢兵归藩,并拟宣谕数千言,使人在燕军中秘密散发,企图瓦解燕军。但这一切努力都未奏效,燕王拒不奉诏。

  在燕王率兵久围大名、并断绝朝廷军队饷道的情况下,方孝孺又代惠帝草书,遣密使送往留守北平的燕王世子,许以封王,争取燕世子归顺朝廷,以此迫使朱棣撤围归燕。谁知燕世子得书竟不启封,遣密使送往燕王军前。此计又告失败。

  尽管燕王气势汹汹,并曾攻下不少城邑,但却旋得旋失,所以鏖战三年,燕王仅据北平、保定、永平三郡而已。战争出现僵持局面。燕王正计无所出,朝中的宦官却帮他摆脱了困境。

  惠帝即位后,一向对宦官管教甚严,此时又诏谕地方官,一旦发现宦官奉使横暴、虐害士民即擒送京师。这样就引起那些不法宦官的忌恨。他们先后投奔燕军,向燕王透露了京师空虚的情报,并表示将来燕军兵临京城,他们充当内应。于是建文三年(1401年)十二月,燕王乃改变以往攻城夺地的战略,率军直捣京师。

  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燕军渡淮水,由天长直下扬州,扬州失守。形势十分危急。方孝孺建议割地议和,以为缓兵之计。惠帝从之。然而,一心想夺取皇位的燕王拒不议和。六月,燕军在瓜州渡江,镇江守将童俊投降。

  镇江失守,京师门户洞开。廷臣纷纷劝惠帝出走,以图兴复。方孝孺则坚决主张力守,以待援兵。他说:“即事不济,国君死社稷,正也。”他自己也决心以身殉国。

  六月十三日,燕军兵临城下,守卫金川门的谷王朱穗和李景隆开门降燕。与此同时,宫中火起,惠帝在混乱中被烧死。燕王进城的当天,就揭榜殿廷,以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为“奸臣”。方孝孺被逮下狱。十七日,燕王即位,是为明成祖。

  朱棣以藩王称兵夺位,从封建正统思想来看,这是篡逆。他为了收揽人心,要把这次“靖难之役”说成是应天顺人之举,很想将即位诏书写得冠冕堂皇,于是朱棣打算启用方孝孺。其所以如此,又是有它的缘由的。

  四年前,当朱棣从北平举兵发难时,道衍送之郊外。临别,跪而密启道:“臣有所托?”燕王问:“何为?”道衍说:“南方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当时朱棣表示同意。朱棣深知,如今天下文章,方孝孺当为第一,如果能利用他来起草诏书,收揽人心,影响将是很大的。于是他屡次召用方孝孺,但均被拒绝。

  这一天,明成祖又派廖镛、廖铭往召。廖氏兄弟是方孝孺的学生,他们向老师说明来意后,方孝孺大怒说:“你们跟我读书已有几年,还不识义之是非!”在他看来,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决不能破坏。自古以来,君位相传,以嫡以长。改变了就要大乱。朱棣以藩王夺位,就是篡逆行为,自己怎么能为篡逆者所用呢?明成祖无奈,只好又派镇抚伍云将其强执而来。只见方孝孺全身丧服,悲恸之声响彻整个大殿。明成祖从御座上走下来,婉言对他说:“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方孝孺质问:“成王安.在?”明成祖回答说:“彼自焚死。”方孝孺厉声问道:“何不立成王之子?”明成祖说:“国赖长君。”方孝孺进一步追问:“何不立成王之弟?”在方孝孺的连连逼问下,明成祖一时无言可对,只得吱唔道:“此联家事。”明成祖叫人取来笔札,对方孝孺说:“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方孝孺愤怒地把笔甩掉,边哭边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他早就说过,君子处世,生死贵贱,应当以“义”来衡量。“义宜.死也,虽假之以百龄之寿,不苟生也。”今天,为了“义”,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明成祖见他不屈服,立即显露出专制帝王的淫威,恐吓方孝孺:“独不畏九族乎?”方孝孺义无反顾,抗声答道,“便十族,奈我何?”明成祖还要他草诏,方孝孺乃取笔大书“燕贼篡位”四字。明成祖大怒,又将他投入监狱。

  为了迫使方孝孺屈从,明成祖将其亲属全部抓来,如果方孝孺:还不投降,就将他们当场杀戮。威逼之际,方孝孺仍然边哭边骂,明成祖令武士用刀抉其吻、剔其舌。顿时鲜血如注,方孝孺仍含血喷明成祖。明成祖怒不可遏,下令将其磔杀。

  六月二十五日,方孝孺从容走向刑场,并作《绝命词》一首:“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报国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方孝孺终于将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了他所效忠的君王。这一年,他仅四十六岁。

  方孝孺兄方孝闻,力学笃行。方孝孺曾说:“我所以粗知斯道者,非特父师之教,抑亦吾兄之训饬也。”他先方孝孺病死。弟方孝友与方孝孺同时被绑赴刑场。方孝孺看到弟弟行将受戮,手足之情,不能自己,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眼泪不禁潸潸而下。方孝友见此情景,赋诗一章以明心志:“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时人以为方孝友不愧为方孝孺之弟。

  方孝孺的妻子郑氏及两个儿子中宪、中愈先已自杀。两个女儿被逮路过淮河时,双双投河而死。

  明成祖将方孝孺九族诛尽,为了凑足十族,又将方孝孺的朋友、门生并为一族,皆磔于市。仅此一狱,被杀者多达八百七十三人,至于谪戍荒徼而死者不可胜计,这充分暴露了明成祖的专横和残暴。

  方孝孺以身殉道,取义成仁,虽诛十族而不悔,这在儒家正统观念看来,确是大忠、大节。所以到了洪熙年间,仁宗就为他平了反。说“若方孝孺辈皆忠臣”。万历初年还诏许为其褒录建祠。方孝孺的气节愈来愈受到封建统治者的褒扬。

  其实,方孝孺这种宁死不事明成祖的气节也不值一赞。谁当为君?正如明成祖所说:“此朕家事。”今天,我们自然无须以此定是非。事实表明,明成祖在位二十余年,他所实行的一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永乐时代是“洪武之治”的继承和发展。诚如旧史家所说:明初,“高(太祖)、成(祖)肇造,享国长久,六七十年间,仓廪赡足,生齿繁殖”。因而明成祖也和明太祖一样,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而当初那些迎附明成祖的所谓失节之臣如杨士奇、杨荣、杨溥等,恰恰在永乐、洪、宣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一代名臣。因此后人曾十分婉惜地说:“使(方孝孺)稍稍迁就,未必不接迹三杨。”此话不无道理。但方孝孺却囿于儒家的正统观念,在皇家叔侄易位之际,做出了以死殉君的抉择,并且“自分一腔热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这不能不是他的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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