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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三代奉侍过八个皇帝的五代名臣
上传者:站长上传 张全义 点击次数:3821 次
发布时间-2003-9-13 20:03:04

参加过黄巢的农民军

  唐朝的时候,许多官僚士大夫在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附近,修筑了很多私人的别墅,供他们享乐。当过宰相的李德裕在洛阳附近建造的“平泉庄”,就是有名的一个。唐末黄巢起义之后,这些园林别墅,大部分受到了破坏,“平泉庄”也不例外。“平泉庄”有一块有名的怪石叫“醒酒石”,后唐时散落在洛阳监军的手中,李德裕的后人听到这个情况,就转托当时的河南尹张全义,请他转告这位监军,希望他将“醒酒石”还给李氏后人。这位监军不但不还,反而愤怒斥责说:“黄巢起义后,各家的园林别墅都受到破坏,没有哪一家的园林完好,难道只有‘平泉庄’有怪石吗?”这位监军借“醒酒石”,还大骂了一顿黄巢起义。这下可得罪了张全义,他找了个别的借口,不久就把这位监军打死了。

  张全义为什么听到监军骂黄巢起义,就很愤怒,要借机杀掉这个监军呢?因为张全义曾参加过黄巢起义军,而且得到过黄巢的重用,到黄巢起义失败后,他才投降了唐朝的。这时他虽然已担任后唐的河南尹,受到后唐皇帝的重用,但他对黄巢起义仍有感情,所以听到别人污蔑黄巢起义,他仍然愤慨不已,而借故把污蔑者杀了。

  张全义生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濮州(今河南范县)人,原名张居言,祖辈都是贫苦农民。他年轻的时候,曾在县衙门当过仆役,县令常常借故污辱他,所以他对封建统治者从小就怀着仇恨。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王仙芝也是濮州人,他率领农民发动起义之后,很快就攻陷了濮州。由于张全义对统治阶级的仇恨,所以他很早就参加了王仙芝的起义队伍,王仙芝牺牲以后,他又跟随黄巢转战各地,屡立战功。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起义军攻下唐朝的首都长安后,就建立了大齐农民政权,张全义被黄巢任命为吏部尚书兼水运使。

  吏部尚书是管理官吏的任命和考核的。大齐政权建立后,就把唐朝三品以上的大官全部罢免了,四品以下的根据不同情况任用了一部分。一部分唐朝的显贵,因不肯按照大齐政权的命令去“投名衔”,向农民政权报到,就将他们搜获后都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对于接受了大齐政权的任命,但暗地里又与唐朝残余势力勾结,企图从内部破坏农民政权的人,如检校左仆射张直方等,也都给了严肃的处理。这些区别对待唐朝官吏的政策措施,虽然都是黄巢制定的,但作为吏部尚书的张全义,肯定是主要的支持和执行者。

  水运使是张全义兼任的职务。这个职务在当时非常重要,它主要是负责解决长安的粮食供应。从唐朝建都长安以后,其粮食供应主要不能依靠关中地区解决,而是通过运河,将南方的粮食运到长安,满足首都百万人口的需要。黄巢占领长安之后,由于起义军一直在进行流动作战,南方占领的城市和地区得而复失,只是孤零零地占领了长安和附近的一些地区,而长安的四周仍在唐军和藩镇势力的手中,所以解决粮食供应就成了大问题。黄巢让张全义兼水运使的职务,就是让他负责解决粮食这个大问题。由于关中地区经过战乱,农业生产已经受到破坏,再加上围攻长安的唐军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政策,虽然起义军在长安进行“淘物”,搜查没收了官僚地主收藏的大批粮食,但在客观条件上,张全义是无法长期解决长安百万起义大军的粮食供应的。所以,起义军在长安虽然坚持了两年多时间,但粮食问题却越来越困难,后来长安城中的米价涨到一斗三十缗(一缗合一千钱),可见粮食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从当时的客观条件分析,长安城中的粮荒问题,主要不是兼任水运使的张全义,因为工作失职造成的,而是他根本无法克服当时的客观困难的结果。

在军阀混战中求生存

  黄巢起义失败后,张全义投降了唐朝的河阳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孟县)诸葛爽,因为屡有战功,得到诸葛爽的信任,被推举为泽州(今山西高平县)刺史。诸葛爽死后,其部下分裂,互相攻战。李罕之与刘经争夺洛阳,刘经失利,就派自认为信得过的部下张全义去抵抗李罕之,但张全义看到李罕之的力量比刘经强大,反而背弃刘经,与李罕之结为同盟,反过来攻打刘经。可是因为刘经得到了诸葛爽的儿子诸葛仲方的支持,结果张全义被刘经所败。张全义只得收拾余众,与李罕之退据怀州(今河南沁阳县),求救于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的军阀李克用。李克用派兵协助李罕之进攻刘经,刘经和诸葛仲方战败,逃到汴州(今河南开封市)。这样,李罕之就借助李克用的力量,占据了原来诸葛爽的地盘,他为了感谢张全义对自己的支持,就推举张全义为河南尹。

  李罕之是一个贪暴的军阀,他只知道到处打仗,四出掠夺,而不会组织百姓进行生产,所以军队的供应常常很困难。开始的时候,他和张全义的关系还好,所以张全义不断地支持他粮食和绢帛;后来他贪得无厌,不断地向张全义要粮要钱,如果满足不了他的要求,就要笞责张全义的部下。他也很看不起张全义,常常当众骂张全义是“田舍翁”。张全义的部下对李罕之的不断勒索很不满,要求张全义不要再给他东西,满足他的索求了。但张全义总是安慰部下说:“李罕之是我们的上司,他要的东西,不能不给他。”他的部下认为张全义害怕李罕之,对他也没有办法。

  实际上,张全义早就对李罕之不满,有背叛他的打算。但他在外表上,丝毫没有表现出来。他一方面在军事上作积极的准备,以便伺机攻击李罕之;另一方面又对李罕之所求者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使李罕之感到张全义还忠实于他,对之不加戒备。文德元年(888年)李罕之率兵攻打晋、绛二州(今山西南部),后方空虚,张全义认为与李罕之决裂的时刻已到,就连夜率兵攻占了河阳,驱逐了李罕之的势力,自己当了河阳节度使。

  李罕之不甘心,就求救于李克用,但张全义也早已有准备,他已争取得到了另一个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的军阀朱温的支持。所以当李克用支持李罕之的援兵到达围攻张全义时,朱温救援张全义的军队也开到,李克用被迫退兵。朱温对张全义的投诚也很高兴,但他没有让张全义当河阳节度使,而任命了自己的亲信丁会守河阳。朱温只给了张全义一个虚衔——检校司空,仍任命他为河南尹。张全义认为朱温在自己危急之时,出兵救了自己,所以很感激朱温的援助之恩,从此就依附了朱温,逐步成为朱温的亲信。

细心的治理洛阳一带

  张全义从中和五年(885年)开始,一直到同光四年(926年)去世为止,虽然他在官职和爵位上步步高升,成为显赫一时的大臣,但在这四十多年中,他基本上一直兼任河南尹这个职务,而且他的主要精力也放在这个职务上。

  河南尹管的是洛州(今河南洛阳一带)所属的十八个县。洛阳曾是唐朝的东都,不但是当时关东一带的政治和军事重镇,而且附近一带经济繁荣,也是唐朝商业贸易的一大中心。但是,自安史之乱以后,洛阳一带就成为军阀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几经兵乱,当张全义到洛阳时,洛阳城已经完全焚毁,附近各县也都荒废,一片荒凉,人烟稀少,成为杂草丛生的不毛之地。所以张全义经营洛阳,几乎是从零开始的。

  张全义到洛阳的时候,只有部下一百多人。他在洛阳城里也只找到一百多户百姓。他在一百多部属中,各选了十八个屯将、屯副和屯判官,三人为一组,每组给旗一面,榜文一道,要他们分别到洛阳所属的十八个县中,招来农户,组织农民开荒种地。对于招来种田的流民,给于优厚的待遇,不课重刑,不收租税,农闲时组织他们练兵习武,以增强军事实力。这样经过数年的经营,每个县大者招来的流民达到六、七千户,小者也有二、三干户。不但初步恢复了生产,而且还组织起二万多人的民兵,使张全义成为一支不小的力量。

  为了鼓励发展生产,张全义不但拿粮食换来耕牛,组织部下开荒种地,且耕且战;而且每当开耕的时候,他都要带上酒食,亲自到田间鼓励和慰劳部下。对于勤劳肯干、生产收获较好的农民,他听到后,总要亲自加以慰问,不但送给他们酒食茶彩,而且还送给男人布裤,女人则送给当时流行的青色裙衫。他还要亲自看一看他们新收割的麦子和蚕茧,看着这些农产品,他总是喜笑颜开,非常高兴。当时民间曾流传着这样的话:“张全义见了好看的歌妓,也难见笑容;唯独见了好麦子和好蚕丝,就眉开眼笑了。”这说明,贫苦农民出身的张全义,这时虽然已经身为封建王侯,但他对农家的欢乐还是有体会的。

  张全义还经常到农村,了解农民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情况。他视察秋庄稼的时候,见田里耕作精细,没有杂草者,就下马和自己的随行人员仔细观看,并召来田主加以慰问和鼓励,还常常送给他们衣物。如果碰到田里杂草丛生,耕作不精细者,就要把田主召来,并当着众人的面指责他田地种的不好,要他今后好好种田,不得偷懒。有一次他碰到一块苗荒了的土地,把田主叫来问其原因时,田主说是因为缺少耕牛和劳力所致。张全义就把附近的农民找来,责问他们:“这个人缺少劳力和耕牛,使田都荒了,你们为什么不帮助他?”大家也觉得不帮助不对,就承认了错误,并表示以后一定要尽力帮助。从此以后,张全义就提倡农民之间要互助,洛阳一带的百姓,帮助缺耕牛劳力少的人耕种,慢慢成了一个传统。

  由于张全义在洛阳一带善于招抚军民,劝耕务农,所以从唐末至五代那样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在洛阳一带农业生产却有所恢复,人民生活也相对地安定和有所提高。这里的农户很快就达到了五、六万户,流亡的农民也纷纷归来,遇到水旱灾,百姓的生活也能维持下去,不用再四处逃亡了。张全义正是利用这一经济力量,才逐渐恢复了洛阳的生气,附近的县也开始建置了府署,在政治上恢复了封建的统治。

曲事各个军阀和皇帝

  张全义从一个贫苦农民,参加农民起义之后在大齐政权当到吏部尚书,农民起义失败后投降唐朝,先后在唐、后梁、后唐三个朝代中,奉侍过八个皇帝。当时正是军阀混战,互相残杀,不但官位难保;性命也如同儿戏的时代。张全义却能左右逢源,在战争隙缝中保住了洛阳一带的相对稳定;而且在改朝换代频繁,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和残酷杀害中,不但生存了下来,还官位亨通,历任太师、太傅、太尉、中书令这样的高官,后来还被封为王,食邑一万三千户。他所以能在战乱中保住自己的官爵和地盘,自有他的一套委曲求全的办法。

  唐朝末年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形成了朱温和李克用两大军阀势力,他们之间在不断地进行政杀。张全义处在这两大势力的结合点上,他一开始想站在李克用一方,但后来因为与李罕之发生了冲突,而李罕之又得到李克用的支持,因而又依附了朱温。朱温虽然表面上给张全义加官进爵,好象很信任他,而实际上对他却存有戒心。当朱温把唐昭宗挟持至洛阳,准备篡夺唐朝的帝位时,因为洛阳一带一直是张全义的势力范围,他怕张全义利用其在洛阳的势力反对他篡位,就改命韦震为河南尹,而给了张全义一个中书令、东平王的虚名。张全义很了解朱温的苦心,他一再表让推辞,避其权位,以求得朱温的谅解。朱温在篡唐自立为帝的过程中,张全义又用财力全面给以支持,所以朱温当了皇帝后,不但封张全义为魏王,而且又让他兼任了河南尹。

  朱温晚年由于不放心手握重兵的功臣,所以借机多加诛戮。张全义也是他想杀害的对象之一。张全义看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他不但拿出家财,捐献铠马,全力支持朱温对李克用父子的战争,而且让他的妻子储氏入宫,委曲伸理,为其辩解。有一次朱温生气,要处置张全义,他的妻子储氏入宫当面厉声质问朱温说:“张全义只是一个种田的老头,三十年来他在洛阳四周开荒种地,征取赋税,支持你打下了天下。现在他已老朽,活不了几年了,你还对他猜疑不放心,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一质问,使朱温哑口无言,只得笑着说:“我对他没有坏心,老婆子你不要多说了。”朱温为了表示对张全义的信任,还叫自己的一个儿子娶了张全义的女儿为妻。

  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消灭了朱温建立的后梁政权,建立了后唐政权后,张全义因为一贯资助朱温与李克用为敌,所以李存勖打算把他全家都杀掉。张全义知道自己处境的危险,又行赂打通了李存勖的刘皇后,献马千匹,上表请罪,很快就得到了李存勖的谅解。他还趁梁末帝曾想到洛阳祀天,但未去成,准备的法物具存的机会,向李存勖表示,请他到洛阳行郊祀之礼,一切礼器按物由他准备。这样就又取得了李存勖的欢心,不但没有降职处分他,反而仍任命他为中书令、河南尹,封他为齐王。张全义行赂买通了刘皇后后,极力拉拢奉承她,深得刘皇后的喜爱。刘皇后自幼失去父母,这时要认张全义为义父,张全义当然求之不得。这样,他又作了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岳父,自然又巩固了他的地位。

人格十分低下的名臣

  张全义虽然在唐末和五代的战乱中.为恢复和稳定洛阳一带的生产和政局。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他为此而曲事各个军阀和皇帝,也干了一些有损人格的卑下事情。其中最为大家所不齿的是由他的妻子、女儿、媳妇陪侍朱温的事。

  朱温在私生活上非常荒淫无耻,他不但要其儿媳入侍,而且到了大臣家里,只要他看上的女人,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人家陪他。有一年秋天很热,他到张全义家住了几天,要他的妻子、女儿、媳妇都陪他睡觉,张全义的儿子看不过,愤而要杀朱温。他制止其儿子说:“朱温对我有救命之恩,他想怎么就让他怎么吧,切不可作出忘恩负义的事来。”他为了报各朱温,甚至不惜让自己的妻子、女儿、媳妇陪侍,这在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中.也是极为卑下的人格。

  张全义在治理洛阳一带四十年中,由于他不懂刑律,凭感情判案,也造了不少冤案。他审案,不管是非曲直.认为先诉者就有理,后诉者就理亏,所以先诉者常得胜。一些不法之徒,常常是恶人先告状,这样反而使受害者经常吃官司。这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非议。

  河南令罗贯,是他的属官,为人很正直,不善于奉承张全义.因而得罪了他。张全义就借自己与刘皇后的关系.污陷罗贯:使他冤死杖下。当时朝野都认为这是张全义假公济私,进行报复.使一个正派的官吏屈死。

  张全义晚年,见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的势力在发展,就竭力巴结他,想为自己的子孙造福。这时爆发了赵在礼为首的魏州(今河北本名县)兵变,李存勖进讨无功,张全义就极力推荐李嗣源率兵去镇压。这样李嗣源就可以取得战功,树立威信,他也因而可以得利。想不到李嗣源一出师,不但没有去镇压魏州兵变,反而与他们结合起来,共同反叛李存勖。因为李嗣源的出兵是张全义极力推荐的,他的叛变,张全义怕引起李存勖对自己的报复,所以非常害怕。这时他已是七十五岁(926年)的高龄,本来已卧病不起,这一惊怕,使他吃不下饭去,因而很快就病饿而死。其实,他的忧惧是多余的.因为李存勖很快就被部下所杀,李嗣源入洛阳即称帝,就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当了皇帝后,虽然张全义已经死了,但他还是很感谢张全义推荐自己率兵出师,因而才有可能发动兵变,当上丁皇帝。所以他追赠张全义为太师,赐给他一个“忠肃”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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