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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著名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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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3/9/13 19:57:09

  房玄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一位著名宰相。古人素有“房谋杜断”之称,房谋,是说房玄龄善于谋画、杜断,是说杜如晦决于判断。他们二人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要助手。

杖策谒于军门

  房玄龄,生于北周武帝建德八年(579年),卒于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名乔,原为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人,曾祖和祖父曾历任北魏、北齐官职,父亲房彦谦,是魏、齐间的山东著名学者,所交往的知交王邵、李纲、柳或等,“皆一时知名雅澹之士”。隋代著名文学家薛道衡,也十分敬重房彦廉的为人,经常与他“辞翰往来”,每当薛出差外地,都要途经彦谦处“留连数日,屑泪而别”。房彦谦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他虽曾连任北齐和隋朝的中级地方官吏,但对魏、齐、周、隋之间的长期政治动乱,十分厌倦,所以在隋文帝代周以后,曾想“优游乡曲”,再也不出仕做官。被迫接受隋王朝的任命后,也决不阿谀权贵,对看不顺眼的事大胆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曾经尖锐地向当时权重一时的宰相高颖和负责宫廷建筑的张衡提出:对吏治要严于管理,对“穷极侈丽”的建筑,要立刻停止,间接地也对隋炀帝的好大喜功,浪费民力提出谏劝。在他出仕几任地方官时,对老百姓厚加慰抚,施行善政,以致被当地人民“号为慈父”。房彦谦对隋炀帝的必将覆亡,早有预感,曾对他的朋友说:“主上(指炀帝)性多忌刻,不听意见,唯行苛酷之政。别看现在天下尚安,必有危乱。”

  房玄龄出身在这样的家庭,耳濡目染,颇传其父遗风。他自小爱好文学,广闻博览,又向父亲学得一手好书法,善诗能文,精通儒家经书,可以称得上当时的一位全才。房玄龄无论在政治思想方面和道德品质方面,都是封建时代的楷模。他政治上酷肖其父,也十分敏感。隋炀帝大业年间,隋王朝还正在兴旺时期,表面上“天下宁晏”,大家都以为“国祚方永”(国运长久),而青年的房玄龄却早看出不可克服的弊端和国家覆亡的征兆。一天,他对父亲说:隋朝本无功德,只不过欺骗百姓,现在又在皇位方面互相倾夺(指隋炀帝与其兄杨勇、弟杨谅之间争夺皇位之争),贵族们“竞相淫侈”。这样的王朝终归要矛盾百出,“内相诛夷”,其灭亡是跷足可待的。房彦谦见小小年纪的儿子竟然有这样一番超人的见识,不禁大为惊奇。房玄龄对于长辈恪守孝道,他的父亲长期卧病不起,他“绵历十旬”(绵延一百天),尽心服侍药膳,没有脱过衣服睡觉。他对继母也颇能尽孝,史称对继母“恭谨过人”,继母病了,请医生过门,“必迎拜垂泣”。继母病死,伤心到不思饮食、骨瘦如柴的程度。房玄龄的品德和文才受到了当时人的十分赞赏,主管人事的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人评价他说:“我看人多了,从来未见到这样的年轻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军。这时正任为隋隰城(今山西汾阳)尉的房玄龄,终于看准了时机,毅然脱离了隋王朝,“杖策谒于军门”。当时李世民“徇兵渭北”,主要指泾阳(今陕西泾阳)、云阳(今陕西三原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一带,这一地区离隰城距离约有七、八百里之遥,房玄龄徒步追谒李世民,也是相当辛苦的。这当然也由于唐军大得民心的缘故。《旧唐书·太宗纪》称,李世民到渭.北的沿途,“三辅(指长安附近)吏民及诸豪猾诣(到)军门自效者,日以数千,扶老携幼,满于麾下”。房玄龄正是在这样形势下投奔李世民的。正好此时,著名文学家温彦博亦在李世民部下,他早闻房玄龄才名,便把他大力推荐给李世民。

  李世民对房玄龄一见如故,立刻予以重用,委任他为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主管军事机要文书的起草和参谋),引为谋主。从此,房玄龄成为李世民的左右手,跟随三十多年,李世民即皇帝位后,终成为唐太宗贞观一朝的贤相,闻名于后世。

秦府十余年

  房玄龄成为李世民的心腹参谋后,一心一意辅佐李世民。他比别的文臣武将更有政治眼光,看得远,想得全面。比如,李世民在扫平诸割据势力的战争中,每打胜一处,众人都争着抢掠府库里的珍珠宝玩,而房玄龄唯独考虑怎样收揽人才。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就是因为房玄龄的尽力保护,而留在李世民幕中,后终成为股肱之臣的。《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原来杜如晦为李世民的兵曹参军(训练士兵的军事参谋),后来要被调出,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中英俊被调出的越来越多,别人都不可惜。只有杜如晦聪明识大体,是个安天下的大人才。主人若还想着经营四方,取得天下,非此人不可。”李世民听后十分震动,感激地对房玄龄说:“你不说,我几乎失去了这个人才”,立即把杜如晦引到身边作为心腹人员。房玄龄有意结交许多有才能的谋臣猛将,“潜相申结,各致死力”,为李世民收罗了一批文武之材,结成了一派很大的势力。在跟随李世民削平群雄的战争中,他还注意搜集各地民情、亡隋的图籍文书,《旧唐书·太宗纪》曰:李世民攻下王世充段达等盘踞的洛阳,房玄龄当即想到要把隋王朝留下的图籍保存起来,以备将来治国之用。炀帝大业十四年(618年)五月,李渊在长安代隋称帝后,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房玄龄升任为秦王府记室,被封为临淄侯。他的工作更忙了,秦王府的事无巨细,他都要管,尤其是军事和政治文书,最后都要他圈定,不少文书要他亲自起草。他井井有条,才气横溢,史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就是说,有不少军事文书和上奏给唐高祖李渊的表章,是在马上即兴完成的,不用草稿而文采优美,且顺理成章。他如此才思敏捷,是十几年的戎马生涯练就的。

  唐王朝建立以后,最高统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激烈起来,主要表现为皇位之争。唐高祖的大儿子李建成立为太子,次子李世民因为战功显赫,也给予特殊礼遇,加号“天策上将”,位在一切王公之上。李世民的“天策府”可以自署官吏,实际上已形成一个独立王国。双方势力的同时增大,必然会由此引起政治上的斗争。李建成对李世民的“勋德尤盛”,产生了极大疑虑;而李世民不断树立私党,也加速了这种斗争的激化。事情终于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有一天,李世民从太子建成处宴饮而归,发现食物中毒,“心中暴痛,吐血数升”。这引起了秦王府的极大惊慌,大家感到直接冲突是不可避免了,李世民积极召集谋士们准备对策。

  房玄龄在这场斗争中充当了主要谋士的角色。他早就胸有成竹,在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平定王世充时,曾和李世民一起,“微服”拜访过一个叫王远知的道士。王道士告诉李世民:“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至少从此时起,房玄龄就已萌发了辅佐李世民做天下主的想法。当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激化后。房玄龄立刻找到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商量说:“现在嫌隙已成,危机即发,大乱一起,必将危及整个国家的统治。”他建议“遵周公之事,外宁华夏,内安亲社”,意即效法周公锄掉管、蔡那样,除掉李建成和他的同党李元吉(李渊四子)的势力,这样才可以外安华夏,内保唐王室的统治。长孙无忌把这个意见转告给李世民,李世民召见了房玄龄,和他进一步谋划进行宫廷政变的事宜。后来,杜如晦、高士廉,以及大将侯君集、尉迟敬德也都参加了密谋,形成为秦王府策划政变的核心。太子李建成知道了秦王府的密谋,对房玄龄、杜如晦二人特别忌恨,于是在唐高祖面前说了房、杜二人许多坏话,唐高祖偏听偏信,把房玄龄和杜如晦驱斥出秦王府。形势越来越紧张,房玄龄和长孙无忌等日夜劝说李世民先行下手,他们对李世民说:“事情已经十分紧迫了。为了保住江山,应决心大义灭亲。如果再当机不断,便会坐受屠戮。”李世民觉得很有道理,在政变前夕,命令尉迟敬德将房玄龄、杜如晦化装成道土秘密召回秦王府,经过细致谋划,定在公元626年的6月4日起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在这次武装政变中,李建成、李元吉同时被杀。不久,唐高祖李渊自动退位,让位给李世民,改元贞观。这就是唐太宗。

  唐太宗即位后,召集诸大臣评功行赏,太宗认为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和侯君集应当论功第一,房玄龄进爵为邢国公。这一封赏遭到了太宗叔父淮安王李神通的反对,他对太宗说:“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而今房玄龄和杜如晦,不过是刀笔之吏,竟然评功第一,臣窃不服。”太宗反驳说,房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比得上汉朝的萧何,理当评为首功,他列举了许多事实,使李神通无话可说。公元630-年,即唐太宗登基的第四年,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此后将近二十年,房玄龄一直连任相职,至公元648年病故。

提任总百司

  房玄龄长期连任相职,一直兢兢业业,不敢丝毫懈怠。他办事认真,虽一物一事也不疏忽。史书上称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各个部门),虔(诚)恭(谨)夙夜(日日夜夜),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

  唐太宗对房玄龄十分信任,把用人大权完全交付给他。房玄龄根据唐太宗“量才授职”、“任官惟贤”、“务省官员”的原则,对所有中央官员重新进行了审核优选,最后只留下精干人员共六百四十员;房玄龄善于发挥别人的长处,“闻人有善,若已有之”。他和杜如晦配合得最好,杜如晦的长处是善于判断,史称“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常常和唐太宗预先作出谋划,等待杜如晦作出判断,用房玄龄的话说:“非如晦莫能筹之”,结果杜如晦来到时,往往都能和房玄龄的主张默契。所以史家称说:“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彼此相辅相成。房玄龄知人善任,常常向太宗推荐新发现的人才,委以重任。唐太宗的太子晋王李治(即后来的唐高宗)宫中,有一位官居太子右卫率(负责太子宫的保卫工作)的李大亮,为人耿直,受到房玄龄的器重,他向唐太宗推荐说,李大亮有汉朝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可以当大位。后来李大亮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和房玄龄共职相府。房玄龄用人不拘一格,从来对人不求全责备,也从不以己之长比人之短,而是随其才能量人录用,不以出身贵贱为限。这一用人政策在当时是比较可取的。

  房玄龄任相期间,是唐太宗的得力助手,事无巨细,想得周到慎密。古人说他在相位时,“贞观之盛,群材蚁附”,这自然与他任人唯贤有关。但当重要部门,一时英才难选时,他又宁缺毋滥,自己先承担起来。史称,有一个时期,管理财政的度支部门缺少合适的人选,房玄龄“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因为这是“关天下利害’,“民力所系’’的要害部门,是决不可交付给“聚敛之臣’’的。这种“宁受吝权之讥,而不忍冒昧以与下”的精神,可谓用心良苦。也正由于此,房玄龄堪称为贞观之治时期的良相。房玄龄忠心辅佐唐太宗,需要他过问的事情很多,从《贞观政要》的若干条记载看,他不仅要过问吏治,经常审查司法的得失,还要知悉武库甲仗的多少,以及宫室营造等细务。其所谓“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对这一切,房玄龄都很认真,虽略小有不察,都觉得是自己的过失。

  房玄龄在唐太宗左右,虽不像魏征那样成为刚直不阿的诤臣,但觉得有不当处,也经常向唐太宗当面提出意见。例如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问周围的大臣: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房玄龄在一旁答道:那是因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识人间情伪和理国安危的缘故。以此来警戒唐太宗不要过于宠爱子孙。自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年)开始,到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对高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这一战争给人民带来很大负担,贞观十九年一次战役,仅战马就死掉了十之七八。连唐太宗自己也深为后悔,曾说过假如魏征还活着,一定不让进行这次战争。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又打算再次东征。这时房玄龄已经重病缠身,唐太宗出征前,他仍然不顾重病,书写谏表,上呈太宗。他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静,各得其所,唯东讨高丽,将要成为国家大患。吾知而不言,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的。”此表写得十分诚挚恳切,使唐太宗十分感动,叹息道:“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难得。”

  正由于房玄龄对唐太宗忠心耿耿,当时君臣上下对他都十分尊重,唐太宗遇有什么大事或难以解决的事都要随时询问他。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将任命一名关内道的黜陟使(代表中央去地方检察不法的官吏),就亲自向房玄龄请教。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要任命李纬为民部尚书,也派人去征求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没有表示肯定意见,“但云李纬好髭须”,唐太宗便因此作罢。可见房玄龄在贞观一朝所受尊敬的程度。群臣对房玄龄评价亦很高,贞观时与魏征同时号为谏臣的王圭,曾对唐太宗评价房玄龄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

  房玄龄对“贞观之治”还有一项较大贡献为:主持了对经籍图书的搜集整理,主持了《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还主持了唐朝国史的编纂。早在李世民身为秦王之时,在他周围就聚集了许多著名文士,号曰“秦府十八学士”,而房玄龄为十八学士之首。太宗贞观四年(630年),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太宗决定组织人力校刊统一的《五经定本》,最后由房玄龄召集诸儒“讨论得失”,最后统一颁定。唐太宗十分重视历史经验,从贞观三年(629年)便着手对两晋、北齐、北周和梁、陈、隋六朝史的编纂,房玄龄是齐、周、梁、陈、隋五朝史的总监,是《晋书》的监修。五朝史修成于贞观十年(636年),《晋书》最后完稿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从贞观三年(629年)起,房玄龄还担任了唐国史和实录的主编和监修。在修本朝史时,房玄龄主张秉公直书,不得曲阿。《贞观政要》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贞观十四年(640年),太宗要想看一看修的国史,对房玄龄说:“为什么自古来当代国史,皆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答道:“国史既善恶必书,可能书写到人主的非法之处,理当不让皇帝亲见。”唐太宗解释说:他想看国史别无他意,只是为了鉴戒自己,房玄龄和魏征才同意他看了。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终于一病不起。病势沉重时,唐太宗和他见了一面,“太宗对之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足见君臣二人感情之深厚。卧床期间,唐太宗不断派人探望,临死前,太宗又亲临与之握手叙别。死时,房玄龄年七十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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