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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佐孝文帝改革的宗室领袖和北魏名相
上传者:站长上传 元澄 点击次数:5369 次
发布时间-2009/8/8 1:38:56

  元澄这个名字,也许大家并非耳熟能详,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谁也不会忘记北魏孝文帝那场著名的汉化改革。这场改革,不仅使北魏这个由拓拔鲜卑少数民族组建的政权在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上完全转变为汉族传统的政权形式,而且在民族融合、文明发展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孝文帝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他是在一批智士谋臣的支持与配合下完成这千秋大业的。宰相元澄,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功臣。

少年挂帅 征战建功

  元澄(公元467—519年),字道镜,本名拓跋澄,出身于北魏皇族。他的祖父是太武帝拓跋焘的长子、景穆太子拓跋晃,因早死于太武帝之前,而未登上皇位;他的父亲是任城康王拓跋云,曾都督中外诸军事,为国建功立业,后死于雍州刺史任上;他的伯父便是那“养威布德,怀辑中外”却英年早逝的文成帝拓跋?。

  献文帝皇兴元年(467年),赫赫皇族中又诞生了两名小成员,一位是后来的孝文帝拓跋宏(元宏),一位便是拓跋澄(元澄)。这叔侄俩(元澄是孝文帝的堂叔)是在一个很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长大的。当时,他们的祖上已经统一了北方,实现了对中原的稳定统治,而少数民族与汉族中原文化也处在缓慢的对抗,碰撞与交融之中。太武帝拓跋焘曾经进行过最初步的汉化改革,然而真正大规模的汉化运动是在他们出生前一年拉开序幕的。

  这一年,文成帝的皇后——冯太后临朝听政,开始了她对北魏朝政长达二十四年的控制。这位出身汉族的女主粗通文墨,生性严明,并且颇具革除时弊的魄力与决心。她大量引用汉族士人,让他们制定法令,按中原政权以儒教古训为传统的模式建立起一套礼仪制度;她崇尚儒家文化,执政后,马上下令在全国各郡设置太学,选当地大族子弟入学,以复兴儒教;她还下令设立皇宗学,让皇族子弟入学读书;用《劝诫歌》、《皇诰》等书向孝文帝及鲜卑贵族灌输儒教观念。可以想见,幼儿和少年时期的元澄承作为皇宗学的教育对象之一,接受了多少汉族文化知识,树立了何等的思想观念。据史载,他少年时勤奋好学,聪明灵悟,除了善于吟诵诗文外,还能言善辩,往往令大人们啧啧赞叹。

  公元481年,任城康王去世,年仅14岁的元澄承袭父爵,成了一位少年王爷。当时,与他同岁的元宏已作了皇帝,他经常亲切地称元澄为“任城”,而元澄仕途的第一步就是担任征北大将军,跟随孝文帝南征北战。太和九年(公元385年)十二月,漠北大草原的柔然(时称“蠕蠕”)又贸然犯边。这个十六国时期从蒙古草原上壮大起来的民族,总是“夏则散众放牧,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它虽与北魏时战时和,却一直是北魏边境上的主要威胁。这次孝文帝为了打击柔然,保御边疆,任命元澄使持节、都督北讨诸军进行讨伐。柔然在大军威慑下,仓皇北逃,元澄取得他仕途中的第一个胜利。

  当时,北魏除了北边有强敌,西南也时有叛乱。这年梁州的氐人又蠢蠢欲动,起来造反。朝廷便让首战告捷的元澄转任征南大将军,都督梁、益、荆三州诸军事,并担任梁州刺史。临行之前,冯太后(文明太后,孝文帝的祖母)亲自在宫中接见元澄,对这位年仅十八年的大将军进行训诫和鼓励。她还对当时在场的中书令李冲说:“这孩子气貌不凡,谈吐文雅,以后肯定要成为宗室子弟中的佼佼者,他此去平定叛乱,肯定不会辜负我的重望。你可以记住我今天说的话,我是不会随便没根据地评论人的。”元澄来到梁州,深入民间,考察当地氐羌人的风俗习性,以怀柔之道诱导反叛的氐帅投诚归附。他还上表朝廷让这些世为凶狡的氐帅做地方官吏。比如,仲显做循城镇副将,杨卜做了广业郡(今甘肃成县)的太守,叱盘做了固道镇(今甘肃徽县东北)副将。其余的氐族首领,也量其才能而任用,对款附者进行奖赏,对违命不从、顽固不化的,进行坚决的打击和诛杀。没过多久,等元澄回京时,仇池(今甘肃西和县西南)一带已安定下来,西南各族也款附归顺了朝廷,那里的人民安居乐业,传诵着少年刺史元澄的美名。

  由于平定有功,朝廷对元澄进行了嘉奖,加侍中,赐衣一套,乘马一匹。随后,元澄转任征东大将军,并开府,任徐州刺史。他治理有方,不仅在当地深得民心,而且在朝廷也有了一定的声望。

  年龄还未及弱冠就转战南北,捷报频传,使得元澄在满朝文武中显得格外出类拔萃。有一次,他到京城上朝,孝文帝事后专门将他留了下来,两人在皇信堂引古论今,品评人物。孝文帝后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原来郑国的子产铸了刑书,却遭到了晋国叔向的非议。子产和叔向都是古代的贤士,那么究竟谁有得谁有失呢?”元澄镇定应答:“当时郑国势力较为寡弱,又迫于强邻的威胁,百姓人心不稳,所以铸了刑书,以示威信,否则其国必乱。这个做法虽然有违古训,但合乎当时郑国的客观环境,根据变化的实际情况而制定济世之法,子产无疑是正确的。至于叔向的讥议,无非是提醒人们不能忘古训,因此道理上也不错,但于具体的事务却无裨益。”孝文帝说:“看来任城是想做我大魏的子产了!”元澄坦然地说:“子产的政道合乎当时,美名流传史册,凭我的平庸浅陋,怎么敢跟他相比呢?但依我之见,陛下如今固然广有国土,但天下仍未统一,江南还控于异姓之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威慑服,不能以礼治平;暂时还应使用子产的办法,等到天下大同,再以王道教化黎民。”孝文帝听了元澄这番议论,不由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原来孝文帝这时正计划改革方案,却苦于无人知晓他的想法,元澄的回答正中他的下怀。于是,他笑着说:“如果没有你任城王,朕真的无法明白变革的道理。朕正想创改朝制,应当与任城共同完成这千秋大业。”

拥护迁都 协助改革

  既然孝文帝已觅得元澄这个变革知音,便决心重用他来帮助自己完成改革大业。元澄很快被征为中书令,后改授尚书令,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之位。

  元澄当上宰辅不久,南方的齐武帝肖赜(zé)派了使臣庾筚(bì)来朝见。这位大使见到年轻的宰相元澄,看他风神俊逸,仪表堂堂,出言文雅,不由为他的名士风度所倾倒。他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个他们认为的北狄“索虏”之国。竟有如此气质的人。他情不自禁地对主客郎张彝赞叹道:“往日魏国的任城以武著称(指任城康王拓跋云),今天的任城以文见美。”他回国后,还经常向南边的人提到元澄的文才之美。

  对于元澄的文才了解最清楚的莫过于孝文帝。他经常说:“任城康王可真有福德,文才武将都出自他一门。”他说的武将是元澄的弟弟元嵩(字道岳),曾任左中郎将,兼武卫将军,多次在征伐中建立奇功,以勇冠三军而出名。元澄还有一个弟弟叫元赡(字道周),也颇喜爱文史,但生性贪暴好杀。元澄既恨铁不成钢,又深为小弟的行为感到耻辱,于是断绝了与他的往来。从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元澄的正直高洁和爱憎分明,这种品质在家人关系上表现得也许有点无情,但却是镇安朝野、辅佐君王最应具备的。孝文帝对他这一点最为欣赏。

  当时孝文帝经常摆宴延请宗室子弟。有一次就在皇信堂,宗室子弟又济济一堂,孝文帝下令不用按爵位高低排顺序,而论辈份,行家人之礼。行完礼后,便提议让宗室各言其志,赋诗咏怀。他特地让元澄作七言连韵诗,并跟他展开了比诗赌赛。大家无拘无束,尽情玩乐,一直到深夜才罢宴。就在这种种聚会中,元澄果真表现出了“宗室领袖”的风范。

  孝文帝的“创革”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迁都。当时北魏的首都还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它地处边陲,本来就不是水土丰饶之地,作为都城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物质供应显得更加紧张,又没有方便的水陆交通,从外地运粮很困难。所以,都城人民的生活还不及别的地方富裕,舒适。此外,北边草原上的柔然日益强大,大有南徙趋势,是边境最大的威胁。然而,对于孝文帝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南方中原大地上发达的经济和高度的文明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再说,如果能迁都洛阳,也多少能改变一下他们“索虏”的形象,而向中原正统逐渐靠近。迁都同时还是他改革成功的基础和必要前提,所以孝文帝必须慎重而周全地策划迁都大事。然而,他所面临的阻力是巨大的。考虑再三,孝文帝决定以南伐为名,实现迁都计划。

  太和十七年(公元393年)六月丙戌日,孝文帝在明堂召见太常卿王谌,让他占卜南伐是否能够取胜。当时占的是“革”卦,孝文帝说:“这是汤、武革命之革,是顺应天时,符合人意的卦象。”群臣虽然不愿南伐,却没有一人敢提出异议。这时,元澄站了出来:“陛下,依微臣认为,革,是改变的意思。要顺应天人之意,改君臣之命,汤武得此卦是吉卦。陛下如今统治着天下,圣光普照,今日问卦征伐,是伐叛贼,却不能说是‘革命’。故而,这不是人君之卦,不能说十分吉利。”孝文帝听了这话,十分生气,便厉声问元澄:“卦象说‘大人虎变’,怎么能说不吉利呢?”元澄从容应对:“陛下龙兴已久,怎能仅仅比作虎变!”孝文帝一看元澄不领会自己的意思,不由勃然大怒:“社稷是我的社稷,你任城难道想让大家沮丧不成?”元澄看孝文帝变了脸,却并不屈服,据理直言:“微臣确实明白社稷是陛下的社稷,然臣是社稷的臣子,既然要参予顾问,就一定要竭尽愚忠,以报陛下龙恩。”孝文帝坚决要南伐,所以对元澄的话十分反感,过了好长时间,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说:“各言其志,也不要有什么伤害。”结果,君臣不欢而散。憨直的元澄此时并不明白孝文帝的真正意图。

  孝文帝起驾回宫之后,又召元澄入宫。还没等元澄走上台阶,孝文帝便远远地对他说:“前面大家讨论的‘革卦’,今天我还想再跟你说说。朕之所以在明堂发火,是怕众人纷纷进言,阻碍朕的大计,所以假装生气以震慑文武百官,任城肯定明白我的意思吧。”于是斥退左右,悄悄对元澄说:“我很明白,今日的行动很难完成。但我大魏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然拥有四海广土,但车尚不同轨,书尚未同文,天下还未大同,这似乎只是用武之地,并非以文教化之方,要想移风易俗,十分艰难。自古以来崤函是帝宅,河洛是王里,我想大举南迁,主宰中原,任城意下以为如何?”听完孝文帝一番肺腑之言,元澄才领悟了这位君王的志向与苦衷,他十分赞同迁都的主张,便高兴地对孝文帝说:“伊洛中原地区,是一统天下者应占据的宝地,陛下制御华夏,使四海归一,天下百姓听说这个喜讯,肯定要大庆一番。”孝文帝很欣慰他的想法会得到元澄的理解与支持,但他随之又忧心忡忡起来:“北人都依恋本土,忽然听说要迁徙向南,肯定会非常惊慌。”元澄转过来又鼓励孝文帝说:“这既然是一件非常之事,就不必让常人知道,应当采取非常手段。只要陛下圣心坚定不移,料别人也不敢反对。”孝文帝一听这话,龙心大悦,赞扬道:“任城真是朕的张子房!”于是,一切按计划进行。

  两个月后,孝文帝率领30万大军离开平城向南进发,前往洛阳,与奉命从各地汇聚到那里的几十万地方部队会合。孝文帝向南齐的“南伐”正式拉开了序幕。不料,离开平城不久,就一直秋雨连绵,不见放晴。很多将士都私下埋怨孝文帝竟会一反常规,选择这样的鬼天气去讨伐。但孝文帝依旧命令全军马不停蹄,赶往洛阳。等到洛阳后,天上仍旧下着缠绵的秋雨,孝文帝却全副武装,骑马站在雨中,命令部队继续向南开拔。被雨搞得痛苦不堪的贵族和兵士们再也不愿意去搞什么南伐,他们齐刷刷跪倒在孝文帝马前,请求他停止“南伐”。孝文帝说:“我正想经营宇宙,一统天下,但你们这帮儒生,几次扰乱我的大事,我的兵器不吃素,你们不要再多言了!”于是,策马就要出发,大司马安定王元休,还有兼左仆射的元澄等人都言辞恳切,哭着劝谏,孝文帝这才说:“既然你们实在不愿意继续前进,那就必须同意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来。何去何从,你们选择吧!”那些鲜卑贵族们来不及细想,答应下来,还有一部分人虽不同意迁都,但出于无奈,也不得不勉强同意。孰不知,这里孝文帝与元澄演了一出巧妙的双簧,终于使迁都的计划得以顺利施行。

  随后,孝文帝又派元澄快马加鞭奔向代都,宣布迁都的诏令,并总管迁都的一切事宜。元澄到了代都,宣布了诏令,大家听了无不惊恐万状。元澄便充分施展其辩才,引经据典,将迁都的道理向大家逐一说明,众人这才平静下来,并表示愿意从命迁都。元澄担心孝文帝等着心焦,便日夜兼程向南驰报。孝文帝果然等不及,已经到了滑台(今河南滑县),他们在这儿相会,孝文帝听元澄汇报了代都情况后,十分高兴,说:“如果没有任城,朕的事业便不会成功!”不久,元澄被任命为吏部尚书。

  公元394年,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迁到洛阳。孝文帝又留命元澄选拔旧臣。他本着量才录用,公正合理的原则从几万名冗官繁吏中选出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官员,并按优劣程度分为三等,以便任用于新都的职官体系中。让孝文帝惊叹的是,那些旧都的官吏不论被选用与否,都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元澄的安排。元澄本人也马上兼职尚书右仆射。

  孝文帝不久便带群臣到北邙巡视,于是决定游赏洪池,他命元澄准备好龙舟,荡舟湖上,赋诗咏怀。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便对元澄说:“朕昨天晚上梦见一个鬓发皓白的老公,整理官服,在路左拜立。朕很奇怪,便问他是何人。他自称是晋侍中嵇绍,特在此奉迎。他神情卑惧,似乎有事相求。”元澄说:“晋朝乱亡,嵇绍以身卫主,光荣殒命于御驾前,他也是晋朝的忠臣;桀纣凶虐,比干忠心劝谏,却惨遭剖心之刑,他可谓是殷商的良士。两人都因王事而献身,坟茔都在道路周边。陛下如今迁都(chán)洛,经殷墟而吊比干,然而到洛阳却遗忘了嵇绍,这应当是他希望得到恩泽而特来感梦的。”高祖恍然大悟:“朕有何德,竟然能幽感达士。然而说到追礼先贤,标扬忠懿,比干、嵇绍都是古代的忠烈,我却只追吊了比干,而忽略了嵇绍,实在是惭愧。既然有此梦,或许真是任城说的这个道理。”孝文帝于是派人找寻嵇绍的基地,并祭扫吊吟他的忠魂。

  太和十八年(公元394年)七月,南朝的肖鸾弑杀齐郁林王肖昭业而自立,这就是齐明帝。十一月,肖昭业的雍州刺史曹虎请求北魏以襄阳内附。孝文帝听说,十分高兴,便分遣众将,准备亲自迎接。但豫州刺史马上送来消息,说曹虎随后并没有再派投诚使者过来。于是,孝文帝引见元澄及咸阳王元禧、彭城王元勰,司徒冯诞、司空穆亮、镇南李冲等商议这件事。于是,一场唇枪舌剑的“战争”又在元澄和孝文帝之间展开了。

  原来孝文帝一心想亲自去襄阳,为曹虎助长声势,并趁机攻打南齐,但他表面上还必须表现出“民主”姿态,让众臣参议。但元澄与李冲却坚决反对出驾南伐,他们认为曹虎请求归附是虚是实还未搞清,不应该轻易行动。孝文帝对他们的话很不以为然,他说:“襄阳款附,可能不实。朕也知道百姓刚刚迁徙,不应再有劳役。但假如归诚是真,我们就应趁他们乐意归附之机,远则有会稽之会,近可以扫平江北。如果款附是虚,也可以游巡淮楚大地,问百姓之疾苦,使当地人民明白君德之所在,你们又为何怕有损失而吝惜此举呢?再说如他投附果真是实,我们却置之不理,不去抚接,这不是要阻挠款诚之心,而毁掉朕的大略吗?!”元澄知道孝文帝要一意孤行,但他却毫不气馁,据理力争:“一般外人投附,必须要表送人质。但曹虎的使者一去不返,了无消息,可见其中必有诈。如今从代都新迁来的群众,都怀恋本土,初来洛阳,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屋,连最基本的粮食都缺乏。他们一个个心有怨言,如果再要他们出征打仗,恐怕不是一支理想的军队。今天下初定,农事方兴,正是民心归附之日,农夫效力的时候,应当宽待那些逋逃有罪和当诛杀之人,给民众以恩惠。况且现在三军已支援别处,没有兵力再去接应。如果他们款附是实,我们有力接纳,等到克平襄沔,再动驾也不迟。如果现在无故劳师,白白往返,恐怕损挫天威,助长敌胆;希望圣上体会盘庚初迁的艰难,维护新都的安宁,造福亿万黎民。”眼见殿内空气紧张,有些重臣便倒向了孝文帝一方。比如司空穆亮,他每在殿外看到准备出征的旌旗,便面露忧色,私下谈论时,也不愿意南伐,但在孝文帝跟前就改变了态度。元澄当时很不客气地指出:“穆司空面背不同,有欺君嫌疑,不具有论道的品德,有失国士大体,如果国家有什么倾危,都是像司空公这样的佞臣造成的。”言辞威厉,完全出于一腔不平之忿。这时,李冲也站了出来:“任城王真是忠于社稷,愿陛下能深察其言。臣等在外,都害怕征行,不论贵贱,也不追求异口同辞,希望陛下裁夺可否。”孝文帝说:“任城刚才说这话,是怕公等听从我的意见。不同于朕的,不一定都是忠直通识安危道理的大臣。小忠是大忠的敌人,难道不是这样吗?”元澄听孝文帝话藏机锋,寒气逼人,并不惧怕,而是不卑不亢地说:“请恕臣愚暗,不识大体,所能说的虽是小忠之事,但臣决心竭尽微诚;不知陛下所说的大忠又依据什么而存在呢?”孝文帝说:“任城如果有朝一日居于险要职位,可能要使自己大忠了”。“臣的才学实在做不了辅佐之臣,但万一有机会身居其位,一定会恪尽职守,不负自己的愚志。”元澄回答得既认真又直率,引得孝文帝也忍不住笑了起来,紧张的气氛随之消释。元澄又对穆亮说:“当时汲黯当着汉武帝的面戳穿了公孙食糙米饭、盖布被的伪诈。当时公孙也谦让宽谅了汲黯。汉武帝称汲黯的忠正、公孙的长者之风,认为两人都是贤良之士。如今穆公既然道同昔日贤士,愿思忆长者的言行。”孝文帝笑着说:“看来任城是在自比汲黯了。况且你说得很公允,又何必向司空谢罪呢!”虽然这么说,但孝文帝到底还是没有接受元澄等人的意见,仍旧按计划亲率大军征伐南齐。

  元澄随南伐大军走到悬瓠(今河南汝南)突然患了重病,孝文帝准他回京,并在汝坟亲自为他饯别,两人饮酒赋诗,恋恋而别。

  孝文帝迁都两年之后,即太和二十年。正月,孝文帝下令改“拓跋”姓为“元氏”。而恒州刺史穆泰等一大批反对迁都及汉化改革的鲜卑贵族却合谋,企图拥立喜爱平城的皇太子元恂,建立割据政权。十二月,元恂趁孝文帝游幸嵩山,企图率众归平城,事情败露后,被削为庶人。随后,穆泰在恒州谋反,推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主,不料元颐却向朝廷报告了这个动态。孝文帝在斟酌平叛人选的时候,自然而然想到了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澄。此时,元澄正卧病在家。孝文帝将元澄召至凝闲堂,说明了原委,并指明:“如果穆泰这帮人阴谋得逞,正值迁京不久,北人恋旧,南北势必纷扰大乱,朕的洛阳也不保了。此事非任城不办,你可为我迅速向此。如果他们势弱,就直接去擒拿翦灭;如若不然,可以以我的命令发动并、肆二州的兵力去扫平这股恶势力。朕知道你正在患病,但这是国家大事,不容推辞。”元澄赶忙表态:“穆泰等人是愚昧困惑之辈,他们之所以叛乱只是恋本,不愿改革而已,没有别的企图。臣虽怯弱,但并不畏惧这些人,虽然病体疲惫,也不敢推辞此行。我一定竭尽心力,以生命担保,愿陛下不要担忧。”孝文帝笑着说:“有任城此去,朕还担忧什么呢。”于是授给他仗节、铜虎、竹使符,御仗,左右随从,让他行使恒州刺史的权责。

  元澄出了凝闲堂,立即动身前往雁门(今山西代县),那里的太守趁夜晚密报,说穆泰已经掌握重兵西奔阳平。元澄听说后,下令部下全速推进。当时右丞岳斌主张召集并肆的部队,然后再慢慢出动。元澄说:“穆泰既然谋叛,就应占据坚城,但他却去了阳平,从他的行动估计,势力似乎不强。既然他不抗拒,我们也不适宜无故发并肆兵力。只要迅速去镇平他们,民心自然会安定下来。”于是下令从几条道路一齐进发,打算出其不意,一举歼灭。他同时又派遣治书侍御史李焕先单车入城。李焕来得太突然,穆泰猝不及防,大为惊骇,不知如何是好。李焕又大用攻心战术,对穆泰周围的人晓以祸福,劝诱投降。于是凶党离心,都站到了朝廷军队一边。穆泰看到这种情况,准备破釜沉舟,突围出城,结果被李焕手到擒拿。元澄也接着赶到,安抚民众,穷治参与谋叛者。将钜鹿公陆睿,安乐侯元隆等百余人都抓起来,投入了大牢。元澄的表状也随后到了京城。孝文帝览表大喜,召集公卿以下官员,让他们传阅元澄的表文,说:“我任城真可谓是社稷良臣,古代的皋陶断案神明,也比不上我任城王”。又回头对弟弟咸阳王元禧等人说:“倘若你们几个在他这个位置,也不能办好这件事。”于是,孝文帝亲自驱车驾到平城抚慰功臣,他慰劳元澄说:“任城此行,真不负我厚托。”而元澄却谦恭地说,这是皇帝的威灵远被所致,他本人并无功劳。随后,那些谋反的贵族也被带了上来,孝文帝一一审问,竟没有一人自称冤枉,令在场的诸公大臣惊叹不已。孝文帝对左右说:“古时孔子曾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然而圣人断案,大概不是平常人所能匹敌的。能做到是非公断,没有争议,我们今天总算是看到了这种神明。”于是,让元澄做了正尚书。

  后来,孝文帝又带兵亲征,攻打南齐,让元澄留守洛阳,处理政事。然而,当他回京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原来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中有一项主要内容就是禁绝鲜卑服饰。他于太和十八年(公元394年)就已经颁诏,按汉族服饰制定衣帽式样,令鲜卑人按样缝制,放弃本民族装束,并亲自督促,多次制止违令情况发生。然而,就在他的车驾从洛阳闹市经过的时候,孝文帝发现一群鲜卑妇女头戴鲜卑帽,身穿小襦袄,坐在车中嬉戏打闹,疾驰而去。他怒气冲冲,找到元澄及其他公卿一一问罪。他首先向元澄发问:“立国之本,礼教为先。朕离开京都这段日子,礼教是否有日新月异的发展呢?”元澄回答说:“臣以为礼教是一日日有新的发展。”于是孝文帝说出了他在街上所见,并责问元澄,为什么对这种违令情况不查不问?元澄脱口而出:“穿旧服装的毕竟比不穿的少啊。”这句话让孝文帝十分不快,他的脸色变得更难看:“哈,这倒奇怪了!难道任城想让大家全穿旧服不成?一言可以丧国,不是这样吗?你这话可以让史官记录下来。”接着他又问:“朕真是用人不当,让一群妇人辈来干事,看来要重新选拔了。任城作为一国宰相,主持天下政纲,难道仅仅是挂名而已吗?”元澄说:“臣确实是挂名而已。”孝文帝一听更来了气:“如此说来我只需一名书记官就可以,又何必用你任城!”孝文帝又训导了几句,于是留守群臣在元澄的率领下向孝文帝免冠谢罪。元澄被降职为尚书右仆射。从这件事后,元澄更加忠心地效命于锐意改革的孝文帝,而孝文帝也很快忘记了以前的不快,继续信任,重用元澄。

  公元499年正月,南齐大将陈显达率军进攻沔北,孝文帝当时已身患重病,仍坚决亲率大军前往迎敌。临出发前,他在清徽堂会见元澄,并下诏说:“如有非常之事,可委任任城担当大事。”元澄听说此言,不禁潸然泪下,他答应孝文帝要竭尽股肱之力,死而后已。孝文帝于四月丙午日病逝于行军途中。元澄接受遗诏,与彭城王元勰秘密商议,暂不发丧,以稳定政局。一面命人奉诏召太子,一面密报留守洛阳的于烈,注意消除一切不安定因素。当年驾行到鲁阳(今河南鲁山),才宣布皇帝已崩,命令发丧。元澄失去了一位明君,等待着他的是更艰巨的使命和更坎坷的道路。

仕途多舛 刺史报国

  孝文帝驾崩时,安排了六位辅政大臣,除了元澄等四位皇族成员外,还有汉族人士吏部尚书宋弁,尚书令王肃。后来,元澄的命运就由于王肃而发生了很大的转折。这个王肃本来是南齐人,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393年),由于其父亲,兄弟都被肖赜杀害,所以从建康来投奔北魏。孝文帝见到王肃,很快便为他的才能智识所折服,犹如刘玄德遇到孔明,相见恨晚。虽然元澄在他的改革活动中立有大功,但孝文帝依旧让王肃做了宰辅(尚书令),居于元澄之上。元澄对此心中不平,时常对人说:“朝廷让王肃位居我任城之上也没有什么,但从叔广阳王(元嘉)是宗室元老,德高望重,怎么能让王肃一下就位在其上呢。”

  事有凑巧,宣武帝元恪即位后的景明元年(公元500年)正月,南齐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今安徽寿县)内附;四月,彭城王元勰与王肃带兵前去攻打,沿淮而上,逼降寿春的南齐大将陈伯水等人。王肃等人凯旋而归。不料,降兵里面有个叫严叔懋(mào)的报告说,尚书令王肃遣孔思达私通南齐皇帝萧宝卷,试图反叛。元澄不经调查,就以谋叛为名将王肃囚禁起来。事后查明,严叔懋是在诬告,王肃也随即被释放。首辅六人中的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平日擅权不法,贪聚财物,此时又对元澄投井下石,弹劾他擅自囚禁宰辅。元澄无奈,只好免官归第。

  元澄告别官场不久,朝廷又再次徵用他,先是让他做平西将军、梁州刺史;后又迁他为安东将军、相州刺史,元澄都以母亲孟氏年老多病为由婉言谢绝。后来,朝廷又改授他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还徵他赴京参加秋季讲武活动。

  元澄虽身任州官,但仍旧心系朝廷,始终关心着元魏的安危。他时刻铭记孝文帝的遗言,渴望早日完成孝文帝平定江南,行儒教于天下的未竟之业。于是,在他担任扬州刺史、都督淮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期间,他先后向朝廷提出了弘扬儒术,开辟四门之教及南伐的建议与请求。

  首先,他上表朝廷说:“从前臣每次侍坐,先帝未尝不以《书》、《典》为怀,《礼》、《经》为本事,修礼讲经不辍于时。自我朝廷居中京洛阳后,才正式大兴礼教,制定了宗室的仪式。臣每每蒙受重托,掌管选拔事宜。但是,自高祖(即孝文帝)去世后,没来得及修复礼教,学校徒有虚名,宗人也不行四时之业,兴复之业在此将要废止。在圣明之朝而使宗人缺少四时之业,实在可叹。依微臣之见,可令有司修复皇宗之学,开辟四门之教,使那些没落家庭的子弟,时刻不忘学习。”宣武帝览表沉思,然后下诏说:“后代子孙要崇尚大业,是自古以来的典制。国家教化不应久废,今尚书要改变现状,适当修复学校。”

  景明三年(公元502年),齐末主肖宝融16岁的弟弟萧宝夤(yín)因父兄被梁武帝萧衍杀死,偷偷前来投靠北魏,到了寿春东城戌。作为扬州刺史的元澄得知后,亲自以车马侍卫迎接这个徒步赶路、活像一个叫花子的南齐遗少,并按丧兄之制,让他祭奠亲人,元澄亲率百官赴吊,让肖宝夤感激涕零。不久,萧衍派大将张嚣之入寇夷陵戍(在今湖北麻城),元澄派辅国将军成兴率步兵讨伐,收复了夷陵,张嚣之逃走。元澄令军队乘胜追击,又派奇道显攻取了萧衍的阴山戍,斩了戍主龙骧将军、都亭侯梅兴祖。又攻破白戍,斩了梁的宁朔将军,关内侯吴道爽。元澄上表朝廷请求南伐,说:“萧衍屡屡阻断东关(今安徽巢县东南),想让巢湖泛滥。东关与长江接头处宽不过数十步,而巢湖方圆400余里,一旦他们阴谋得逞,巢湖便会倾注而出,那么淮南百姓性命将不保矣。再说吴楚大地便用水计,如果他们边灌城边掠地,那么淮南之地,肯定要落入他人之手。寿阳(安徽寿县)距长江只有五百余里,人民惧怕水害,惶惶不可终日。如果我们能针对百姓的愿望,攻敌之虚,集合众州兵力,一举南伐,那么我们定会饮马南水。凡事须早不应迟,不能错过机会。纵使不能一统天下,也能保障江西无忧。如果再犹豫不决,不加讨除,他们的关塞已筑成,兵力大增,我们平原人民就要成为人家网中鱼了。”于是,宣武帝同意向南梁发动进攻,调动冀、定、瀛、相、并、济六州兵马共两万人,马1500匹,在中秋时汇集淮南,与寿阳的3万兵士一道,由元澄全权统领,向南进发。

  元澄虽以文才见长,但又不失将帅经略。他联合东扬州刺史肖宝夤,江州刺史陈伯之,协同作战,全盘布置,根据不同的地理特征,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他派遣统军傅竖眼、王神念等依次逼进大砚(今安徽含山东北)、东关(今安徽巢县东南)、九山(今江苏盱眙东北)、淮陵(今安徽嘉山东北)。不久,捷报传来:王神念先攻克了关要、侨颖川二城,斩军主费尼。元澄又派遣统军党法宗、傅竖眼先后攻克白塔、牵城、焦城、淮陵,擒获萧衍的徐州刺史司马明素,斩杀徐州长史潘伯邻。其余各路敌将都弃城溃逃,南伐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消息传到洛阳,宣武帝龙颜大喜,下诏嘉奖元澄,说:“将军文德内昭,武功外畅,奋扬大略,将荡江吴。长旌始舒,贼徒慑气,锐旅方驰,东关席卷。想必江湖宁波,已在旦夕。”

  俗话说,战场无常胜将军,在随后正始元年(公元504年)进行的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之战中,元澄虽始尝胜果,俘获萧衍冠军将军张惠绍、游击将军殷暹、龙骧将军张景仁及其屯骑校尉史文渊等27名将官。然而,天不作美,随后猛降暴雨,淮水涨满,元澄无奈引归寿春,狼狈还州,兵士死伤4000余人。元澄以指挥失利而向宣武帝引咎辞职,未被答应。后朝廷有关机构以元澄兵败,剥夺其开府资格,给他降职三级的处分。这时,萧衍有信要求换回他的冠军将军张惠绍,尚书令元嘉不顾元澄的反对,答应了萧衍的要求。在此后的时间里,张惠绍果然如元澄所担心的那样又来寇掠。大家这才信服了元澄的远见卓识,但为时已晚。

  元澄在宦海浮沉,却从未失其清官本色。他不久被转任为镇北大将军,定州刺史。在此期间,他看到当地百姓久受政府任意征调之苦,而前前后后几届长官均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宽减征调,又重新制定黜陟赏罚办法,表减公园占地给没有产业的贫民。在他当刺史这段时间,定州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百姓都十分爱戴和感激这位“父母官”。当时正值元澄的母亲孟太妃去世,大家看到元澄悲痛欲绝,形销瘠毁,都称赞他的孝心。

  当时,朝廷中宣武帝的舅舅高肇擅权,这个高丽人十分嫉恨皇族中特有声望的人,元澄首当其冲。为了避祸,被提拔为太子太保的他不得不终日酣饮,佯狂以示荒败。

  延昌四年(公元515年)正月的一天夜里,宣武帝病卒。继位的孝明帝年岁尚幼,而高肇却在外拥兵自重,政局极不稳定。领军于忠、侍中崔光等建议让素有声望的元澄担任尚书令,于是,元澄在国家危难之秋,再度出山,担任宰辅要职,总摄百揆。

尽心匡辅 殷勤谏诤

  孝明帝元诩即位时只有5岁,他的母亲胡氏在宗室诸王拥戴下临朝听政,这就是北魏历史上的“灵太后”。灵太后不久便专权独断,完全以皇帝的身份处理朝政,而这时的北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作为一朝宰相的元澄此时虽无力回天,却仍旧殚精竭虑,在各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首先他针对宣武帝正始末年百官普升一级但刺史、郡守、县令却不能享受此待遇一事向灵太后提出异议,谁料太后极不耐烦,下诏说,凡事经前朝,一律不准重提。元澄并不善罢甘休,再次奏明太后,作为君主应善于纳谏,有不正确的要及时纠正。随后,他奏上《皇诰宗制》及《训诂》各一卷,想让灵太后充分认识劝戒的裨益。又奏利国济民十条纲领:一是统一公私度量衡;二是兴办学校,以明扬选拔罢免官吏之法;三是应不计私怨,各举自己所知人才;四是在国家规定的五调之外,不得再向百姓征收其他租税;五是地方官要有升有免,以示赏罚;六是逃亡他乡的人,其赋税应由他人代交;七是边防兵士有开小差或阵亡的,都要调查清楚。如果三长及近亲确实隐蔽逃户不服兵役,可征他们代服;八是世代为工商户的负担太重,可免除其租调,使其能专攻其业;九是禁止三长勾结为奸,不得瞒上私自世袭其职,户数不满标准的地区,应随近合并;十是羽林虎贲军,一旦边防有事,可暂时前赴作战,常戍兵应当派蕃兵去替代。灵太后接到这奏章让百官讨论,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莫衷一是,最后这利国利民的十大纲领终究没有得到实施。

  当时四中郎将兵少力寡,没有能力捍卫京师,于是元澄建议以东中郎将带管荥阳郡(今属河南),南中郎将带管鲁阳郡(今河南鲁山),西中郎将带管恒农郡(今河南灵宝北),北中郎将带管河内郡(今河南沁阳),并选二品或三品称得上亲贤的官员担任负责人,不是危急不轻易出动,配以强兵,这样才可以做到深根固本,强干弱枝。灵太后开始想听从这个建议,后因反对者的阻挠又搁了下来,虽然元澄后来又再三请求,但最终未被接纳。

  这时流亡到边镇的百姓越来越多,衣食都没有保障,很多人都死于饥寒交迫,元澄爱民如子,立即报告朝适拨给他们一年的粮食。

  自从孝文帝迁都洛阳并深入推行汉化后,鲜卑族原来的北方重镇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镇守兵将的身份也日趋卑微,镇将的选拔更是不受朝廷重视。元澄看到这种情况,内心十分不安。他担心一旦边贼乘虚而入,后果将十分严重。于是他建议太后认真选拔重镇将帅,让他们大修城防,积极做好战备工作。不幸的是,灵太后又一次忽视了他的意见。后来,边境少数民族入侵,一直打到平城,那些无能懦弱的镇将大多叛逃,入侵的敌兵甚至践踏了魏室山陵,这时大家才想起元澄的忠告,可惜后悔晚矣。

  在灵太后掌权的北魏末年,政局混乱,官僚腐败,贵族们竞相奢侈,太后自己也热衷于佛事,经常大动土木,修建无数的寺庙,除了京师中的永宁寺,太上公寺之外,还在外州各造五级佛塔;又频繁举办各种斋会,赏钱动辄数万。元澄看到百姓劳役沉重,国家财政吃紧,府库告磬,不禁忧心忡忡。于是又上奏太后,先是讲明与南朝关系,说明取外先要内强,图人先要自备的道理,强调要澄清吏治,促进经济,搞好防务,集中一切财力物力建设好国家,然后他又笔锋一转,话题落到大兴土木之害上来,劝戒太后要“畜力聚财,以待时会。”

  应该说,元澄虽是一朝宰相,也无法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但是他却身体力行,尽职尽责,从来不回避;他尽心匡辅,为民谏诤,虽然不被采用,也依然赤胆忠心,不屈不挠。他先后针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存在的时弊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和改进意见,有很多都对国家对人民有极大的益处。俗话说:“无私才能无畏。”元澄的无私无畏在当时虽然不能感动群臣去做什么,但他们从心底里敬畏他,佩服他,灵太后也对他很信赖。

  神龟二年(公元519年),有一天,朝廷的太常卿占了一卦,卦文说“有相死”,还有人梦到任城王元澄家墙毁垣断。不久,53岁的元澄逝世。灵太后除了大量赐丧物之外,还特加殊礼,并亲自送元澄的灵柩到郊外,扶棺悲哭,哀恸左右,前来会丧的百官群僚也都忍不住泪水涟涟,感叹不已。当时真可谓是哀荣之至。元澄历奉三朝,为朝廷操劳半生,总算没有“寂寞身后事”,但他却是带着一腔忧患走的,他无法再看到国家的兴盛,也不会再目送它灭亡了。

  元澄是一位具汉化思想的少数民族政权宰相。他重礼法,尚儒术,虽以文才见美,却又不失将帅风度。他是宗室王爷,皇族成员,却不因循守旧,首先拥护孝文帝迁都及改革,不愧是宗室领袖;他是三朝元老,两度任相,辅佐君王,殷勤劝谏,致力改革、奖善除弊,真可谓社稷良辅。难怪史称他:“贞固俊远,郁为宗杰,身因累朝,宁济夷险,既社稷是任,其栋梁之望也。”他不是一个千古美名传扬的英雄,却是一朝功勋卓著的贤相。

  (作者:杨小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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