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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大体,魂追管蔡的刘宋宰相
上传者:站长上传 刘义康 点击次数:5220 次
发布时间-2009/8/8 1:31:17

  一年冬天,南朝宋文帝端坐宫中,品尝进贡的甘蔗,连连摇头,觉得这甘蔗的形状和味道都非常差劲,便当场表示不满。在坐的宰相连想都没有想就说:“今年的甘蔗也有上品。”并立即派人去相府取来,上品果然是上品,就连外形都比皇上吃的要长三寸,味道就更不用说了。上等的贡品进了相府,刘宋文帝是什么心情,不得而知,这位宰相的专权和率真却可以窥豹一斑,他就是刘宋武帝的第四子、文帝的兄弟——刘义康。

官居方面 性好吏职

  东晋末年,刘裕大权独揽,久有异志,其子弟纷纷出守要镇,兵权在握。刘义康在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就出任豫州刺史,时年12岁,接着又领司州刺史。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刘裕代晋建宋,刘义康受封为彭城王,进号右将军。永初三年,他先后出守南豫州、南徐州。刘裕死,过了数年,文帝刘义隆即位,刘义康进号骠骑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旋于元嘉三年(公元426年)都督荆、湘等八州军事并任荆州刺史。刘义康自从少年为官,在这种长期官居一方的经历中成长起来,他依靠刘湛、范晔、谢曜、谢述等人的忠心辅佐,成为独当一面的朝廷要员。在他的一群幕僚中,感情深厚、关系最为密切的还是刘湛,二人不仅命运息息相关,性格也有诸多相似之处。

  刘湛,字弘仁,南阳人,博览史传,不尚浮华,通晓前代典章,颇有才干,但刚愎自负,气量狭窄。刘义康出为豫州刺史,以刘湛为长史,由于年幼,州府事务全由刘湛决断,刘义康进号后将军,刘湛随府迁转,二人合作经年,十分默契。

  刘湛精于吏道,用法刚严,刘义康性好吏职,聪察强干。刘义康开始独立理事就对细节和技术问题表现出一种偏好和天赋,长期发展的结果使他在处理文案上极为老到和纯熟,而且令行禁止,风格肃厉。这对于一个地方官员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何况刘义康在任期间兴利除弊,不乏善政,治内肃然,口碑尚不错。元嘉九年(公元432年)至十七年(公元440年),他曾以宰相身份兼领扬州刺史,仍然保持着这一风格。一次,三吴地区遭受水灾,谷贵民饥,刘义康让沈亮提出救济措施,而且立即付诸实施,表现出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

  刘湛虽然博览书籍,但他不写文章,不好谈义。这一点与刘义康十分相似。刘义康则浅陋少文,素无才学,做了宰相也没有什么改变。一次,文士袁淑登门拜访,交谈之中刘义康问到他的年龄,袁淑回答:“邓仲华拜衮之岁。”刘说:“我不认识。”袁淑又说:“陆机入洛之年。”刘同样一无所知,不禁有些恼怒:“我没有读书,你就不要讲些文绉绉的话来!”袁淑只好免开尊口。他心想,喜好引经据典,讲究谈吐优雅,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况且邓、陆二人又远非无名小辈。邓仲华即邓禹,东汉大臣,24岁拜为三公;陆机是三国、西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吴亡入洛,也是24岁,以两人的典故打比方,刘义康居然显得这么尴尬和无知。不久,袁淑被任命为司徒祭酒,并深受礼遇,但此后两人隔膜很深。

  聪察强干的吏才和极度贫乏的文化涵养相结合,容易产生出政治上的目光短浅和进退失据,这一点成为刘义康日后为相却被贬出京城的深层次原因。那一日,僧人慧琳奉旨前去察看,刘义康问:“依大师看,弟子能否还朝?”慧琳听罢良久无语,只是长叹一声:“可惜你不曾读上几百卷书!”刘义康亦点头长叹,已后悔莫及。此是后话。

  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刘裕病故,遗命傅亮、徐羡之、谢晦、檀道济、王弘辅佐少帝刘义符。然而,17岁的少帝信任群小,游晏无度,景平二年(公元424年)为徐、傅等人先废后杀。同年,他们又杀刘义真,迎立文帝刘义隆,改元永嘉。徐、傅同掌国政,尤为专横、谢晦则出任荆州刺史。手握重兵。面对异姓专权的局面,文帝自然不能无动于衷。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文帝借口废立之事杀傅亮,并逼迫徐羡之自杀,同时安抚檀道济,使之为己所用。不久,文帝亲率大军西讨谢晦。在这场巩固政权和强化皇权的斗争中,文帝感到有必要借助家族的力量。于是,18岁的刘义康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并与老臣王弘一起坐镇建康。

  谢晦不善于临阵作战,一败涂地,他自己也被绑送建康处死。聪明美丽的彭城王妃披头散发地赶来与父亲诀别,痛哭失声:“阿父,大丈夫当横尸战场,奈何狼藉都市!”人情在政治面前显得无比的脆弱,彭城王妃救不了自己的父亲,彭城王刘义康也同样救不了自己的岳父。

  谢晦平定,王弘兄弟实有大功,王弘以录尚书事领扬州,权势显赫,文帝也对他恩宠有加。不过,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就有被异姓颠覆的危险,后继者不能不慎。此前此后,王弘早就多次被人劝说或暗示,劝说者中有范晔的父亲范泰、平陆县县令成粲,二人劝说的内容基本一致:天道忌盈,理当自损;彭城王刘义康应该入朝辅政。王弘有鉴于徐、傅诸人的结局,当然知道这些话的含义和份量。元嘉五年(公元428年)王弘以大旱上表引咎逊位,元嘉六年又上表陈请彭城王刘义康入朝,还要求解除他自己的扬州刺史的职务。文帝终于同意了王弘上表的部分要求,就在这一年内,刘义康从荆州来到建康,代为司徒,与王弘二人分录尚书事,从此刘义康开始了他十多年的宰相生涯。

入主相府 独断专行

  当时的宋朝政治上层情况是这样的:王弘录尚书事兼扬州刺史;王弘的兄弟王昙首任兼两宫,很受亲信。刘义康虽与王弘并录尚书事,但怏怏不乐,又想兼领扬州,更嫌王昙首居中分权,很不愉快,王昙首想改任吴郡,文帝优诏不许,当时王弘又体弱多病,屡求逊位,虽然王弘恭敬谦和,刘义康并不满意,他对宾客发泄自己的不满说:“王公久病不起,神州哪能卧而得治!”王昙首又劝哥哥减少一半府兵,配送义康,义康才面露喜色。元嘉七年,王昙首故去,元嘉九年,王弘辞世。从此,刘义康兼领扬州刺史,大权独揽。

  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刘义康并没有因为角色的转换而变换理政的方法,他独揽相权后,仍把地方上的一套管理经验照搬过来,继续像一名小吏那样管理国家。他气量狭小,委琐不堪,喜欢在具体问题上纠缠不休,并喜欢躬亲细务,包揽一切。刘还喜欢炫耀自己的聪明,尤其是他有过人的记忆力,凡遇稠人广坐之机,他必定要卖弄一番这一本领,实在缺乏宰相风度和气量。

  在用人方面,刀笔干练者多受其恩遇。当时的一流高门有琅琊王氏:王敬弘性恬静,乐山水;王球简贵势,不交游,筵席虚静,门无异客,官居选职,不看求官书疏,而铨衡有序。刘义康却对刘湛说:“王敬弘、王球之徒,能干什么呢?不过生来富贵,懂得什么!”王准之通晓前代礼仪典制,有问必答,刘义康又深有感慨:“何须高论玄虚,只要有两三位王准之,治理天下就足够了。”那么王准之为人如何呢?他风雅不足,性情狷急,不为当世看重。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刘义康为相时大量搜罗人才,也有一些心性通达、文采斐然的名士进入相府。比如谢惠连、谢述等。

  元嘉七年(公元430年)谢惠连为司徒彭城王刘义康的法曹行参军,刘修东府(即相府)城时挖出一座古墓,将死者重新安葬,谢惠连奉命撰写祭文,文词甚美。唐朝诗人李白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写有这样的句子:“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可见谢惠连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至于谢述,他曾任刘义康的骠骑长史,义康入相后又为司徒在长史,转左卫将军。他为官清简,私无宅舍,义康对他很是敬重。但是,这些人在相府的地位远远不及刘湛之流。例如顾琛为人恭谨审慎,刘义康引他入府,想委以腹心之任,顾因为不能承事刘湛,很快被排斥出府。

  如果问题仅仅停留于能不能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名相,那么悲剧也许还不会发生,当不好宰相也无所谓,不是照样做皇亲国戚?但是刘义康已经走得太远了:独断专行越来越严重。这既有性格上的原因,也有认识上的原因:他把君臣之礼与手足之情混为一谈。文帝体虚,常常发病,刘义康昼夜入侍,尽心尽力,但他以为手足之情至上,因此率性而行,毫无君臣之顾忌和应有的防范。文帝生病期间,凡政事他全都一手包办,所上表奏,无不批准,方伯以下,一手委任,朝中才智之士,也被他引入府中,嘘寒问暖,为己所用,但必须俯首听命。

  担任过司徒长史的庾登之,出身于东晋大族庾氏,他性情刚烈耿直,遇事每陈己见,惹得刘义康很不高兴,庾也就顺理成章地被驱出相府,后出任吴郡太守。相比起来,颜延之胆量更大,颜在当时的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疏狂放诞,当众指责和讽刺当朝权要:“天下之事纷繁复杂,哪里是一人之智所能独自了断的!”当然,他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杀伐决断上,刘义康犯的最大错误是擅杀檀道齐。檀智勇双全,才具非凡,南征北战,效命疆场,为抵御北魏进犯、保卫刘宋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军队中威望甚高,当时出镇豫章(今江西南昌)任江州刺史。领军将军刘湛贪恋权位,总担心檀与己不合;刘义康则担心体弱多病的文帝一旦驾崩,檀不可复制。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文帝病重,北魏南侵,檀道济受召入朝。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文帝再次病危,刘义康矫诏召入檀道济,收付廷尉,并其子一起诛杀,这位忠勇的将领含冤而死,临终前喊道:“你们居然亲手毁掉自己的万里长城!”

  刘义康诛杀檀道济是基于自己对刘宋皇室和政权的考虑,这一点勿庸置疑,不仅如此,他做许多事情都是出于这种考虑,但他不该绕过皇权,甚至忽视皇权。专制君主需要丞相为他分忧,但绝不需要分权,皇权面前哪有兄弟?东晋一朝皇帝垂拱 、门阀专政的时代已经过去,南朝正是君主专制逐步恢复和走上正轨的时期,刘义康威福自擅,犯下大忌,却不知收敛,照样我行我素,且大权在握,个人贪欲也不可避免地潜滋暗长,越来越无所顾忌,他曾经私置僮仆6000多人而不上报;四方贡献,上品送到相府,次品才进入皇宫,甘蔗的故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正如他的鲜明个性一样,刘义康处理相府公务也有自己的特色:相府门外每天都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来求见的人络绎不绝,即使来者位卑人微,也一样可以荣登相府,他都亲自接见。同时,他也选拔了一些优秀人才,例如沈演之在地方居官称职,被其辟为司徒左西掾。元嘉十二年东方诸郡发生水灾,百姓饥馑,刘义康派出沈演之等人巡行拯恤,百姓深蒙其惠。刘义康欣赏他们,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刘湛等人,并在刘湛等人的扶持下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矛盾激化 贬出京城

  刘义康为相十年,帝相矛盾不断暴露和激化。

  谢灵运是东晋名将谢玄之孙,与谢晦同出于陈郡谢氏,自刘宋建立以来因为未受重用一直郁愤满怀,在永嘉太守、临川内史任内放荡不羁;不理公务,每日游山玩水,谈禅论道,受到官员的弹劾和收捕,竟然兴兵叛逆,不过很快被擒。廷尉认为依法应处以斩刑,文帝爱惜谢氏的文才,只想免除他的官职,刘义康坚持己见,要求严惩,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免其一死,贬往广州。在处理谢灵运的问题上,君臣二人似乎都作了一些妥协,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和人物就没有多少妥协的余地了。王球的侄子王履不听王球的训斥,一向忠心依附于刘湛和刘义康,从大将军从事中郎迁转为太子中庶子,王履哭求刘义康表示不愿离开,文帝虽然答应了王履和刘义康的要求,但是开始对刘义康怀恨在心。过了不久,一桩大事——殷刘之争爆发了,这件事决定了兄弟间反目成仇,也决定了刘义康被逐出京城的命运——

  殷景仁祖籍陈郡长平,少有大量,司徒王谧对他很是赏识,招为女婿。殷景仁与刘湛素来要好,两人曾与王华、王昙首同为侍中,文帝称四人为一时之秀。后王弘、王华、王昙首纷纷故去,殷引刘还朝共参朝政,殷为尚书仆射、刘为领军将军,两人地位相当,相安无事。后来,殷的官职晋升,刘愤愤不平,知道文帝极为倚重殷仆射,于是深结刘义康,想以宰相之权排挤殷。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殷又迁中书令、护军将军并兼任仆射,还加领吏部,刘湛更是气愤不已,于是动员刘义康多次在文帝面前诋毁殷,仍一无所获,文帝对殷越发宠信。殷对亲友叹息说:“当初引他进朝,谁知他会食人!”于是称病,请求解职,文帝不许,让他回家养病。铤而走险的刘湛要派人劫杀殷,文帝又让殷住进鄢阳公主府第,以此为护身符。殷就在这种安宁的环境中养病五年,暗中与文帝互通消息,无人知晓。

  刘湛原是刘义康的府佐,现在二人又走到了一起;殷景仁则与文帝心心相印,他曾密奏文帝,指出相王(刘义康为彭城王)权重,非社稷之福,文帝深以为然。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刘湛与殷景仁的矛盾其实就是文帝兄弟的矛盾。

  自此,朝臣大都围绕殷、刘分成两派:亲殷氏者不得入刘氏之门,亲刘氏者不登殷氏之户。一时之间,党同伐异,剑拔弩张。一次,刘敬文(刘湛的门徒)的父亲不明白当时形势,前去拜见殷景仁,请求牧守一郡,刘敬文马上向刘湛请罪:“老父悖谬,向殷氏干禄,都是敬文愚,以致如此,合门惊惧,无地自容!”虽不乏奸谄之词,但却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风云。

  宾客门徒的推波助澜,使帝相间的矛盾不断深化,兄弟二人已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义康想以司徒长史刘斌担任地位非常重要的丹阳尹,假意说他家贫,文帝不客气地打断了刘义康的话说:“那就让他担任吴郡太守!”(吴郡是扬州一郡,与丹阳同属富庶之地)不久,文帝自己选用了何尚之充任丹阳尹。会稽太守羊玄保求入京师,刘义康又想让刘斌继任,文帝当时并无准备,为了不给刘义康机会,仓猝答道:“我已经选用了王鸿。”文帝已经不再信任刘义康,而且在一点一点地减弱或消除宰相的势力,自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秋天起不再驾幸相府,刘义康虽然升为大将军,权势好像在继续增长,但第二年就成了孤家寡人,大将军的名号颇有些“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意味。就在这一年,文帝又以另一个兄弟刘义恭为司空,显然是要牵制刘义康。

  山雨欲来风满楼。刘义康的“俱乐部”成员并未意识到冰山悄悄融化的严峻现实,他们一往无前,孤注一掷,刘湛自然是最为积极的一员。文帝病重,太子当时年幼,刘湛等人遂一致鼓吹继位之君一定要年富力强。一天,文帝几乎不治,让刘义康准备顾命诏书,刘义康回来的时候泪流满面,把情况告诉了刘湛和殷景仁。刘湛当即申明:“时势艰难,幼主不堪大任。”殷沉默不语,刘义康也没有什么表示。但是孔胤秀等人已经急不可耐了,他们瞒过刘义康,向尚书仪曹索要东晋咸康(公元335年——公元342年)末年立康帝的档案材料(东晋成帝无嗣,其弟即位,是为康帝),其意图昭然若揭,仿佛刘义康皇袍加身,只是早晚的问题。可惜的是,文帝病愈了!文帝病愈后,风闻上述各种事端,不能不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最好的方法当然是先发制人,一劳永逸。

  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自从依附刘义康以来就不被文帝信任的刘湛敏锐地感到前景不妙,他对亲信泄气地说:“今年必败。”但仍不放弃最后努力,想借母亲去世的机会,埋伏甲兵,只等文帝前来吊唁立即动手,不料还未实施就已经被泄漏出去。刘湛已经山穷水尽,无计可施。十月的一天,文帝调虎离山,先令刘义康入宫,在中书省待命。晚上就开始秘密收捕刘湛等人,青州刺史杜骥在宫中布置兵力以备非常。称病多年的殷景仁拂拭衣冠,从舞台的暗处走了出来,诛讨处分,由他全权负责。事情干得干净利落,等刘义康得到朝廷通告,宣布刘湛一干人等的罪行时方知大势已去,四面楚歌,只好上表逊位,出镇江州。刘湛伏诛,王履等人或废或徙。这一次突然的政治事件不知牵动多少人的前途和命运,游离于两派之间的,挺身拥护朝廷的,远离斗争中心的都免于大难,甚至加官进爵。刘义康的门下不管是真心效忠的还是趋炎附势的,一片凄惶。诛杀刘湛的这一天晚上,王履惊恐万分,赤脚跑去哀告叔父王球,王球先命人给他找来鞋穿上,又温酒招待,然后对他说:“平常我是怎么跟你说的?”王履不敢回答,王球神色从容:“有叔父在,你怕什么呢?”文帝也因为王球的缘故宽大处理,王履免去一死,废黜回家,只有戴法兴的遭际十分奇特,刘义康对他大力提拔,又任命他为自己的记室参军,戴居然轻松过关,以后成为孝武帝的重臣。

  十年一觉扬州梦,转眼繁华成烟云。刘义康临行,想起了谢述,他叹息道:“谢述唯劝我退,刘湛唯劝我进,述亡而湛存,我也因此获罪于上。”文帝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谢述如果还在,义康必定不至如此。”

  从建康到豫章(江州治所,今江西南昌),千里迢迢,渐行渐远。刘义康黯然神伤,从今而后,人身都将失去自由,更遑论其他,奉命领兵防守自己的萧承之就走在身边,值得一提的是萧承之的儿子萧道成也随父南行,他就是后来的南齐高帝。

  刘义康已经被废,但他的影响在其家族兄弟中却一直存在。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刘义恭为司徒、录尚书事、侍中、领太子太傅、都督扬、徐、兖三州,二十一年(公元444年)又进号太尉,领司徒,有了前车之鉴,刘义恭小心谨慎,虽然总揽朝政,不过奉行文书而已,文帝十分放心;刘义季自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任荆州刺史,本来好酒,自刘义康被废以后,遂为长夜之饮,很少醒来。文帝下诏斥责他说,这样下去不仅有损政务,且不利身体。刘义季仍然酣纵不改,久而成疾。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刘义季迁为徐州刺史,第二年北魏犯境,边民扰动,刘不想以功勋自立,惟恐功高受祸,因此不作经略之计,只是饮酒。文帝再次下诏责问。二十四年刘义季就在彭城(今徐州)病死,其战战兢兢、临深履薄之状如在眼前,刘义康被逐后,文帝刘义隆就连大将军这一职位也再不授人,南齐时,大将军只作为一种赠官,再无实质性内容。

  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悲剧了,而是封建时代家国之间、帝相之间永远存在的悲剧。

余波再起 蒙被惨死

  事情远未结束。过了一段时间,龙骧参军扶令育竟然不识时务地诣阙上书,申明兄弟情谊,请求召还刘义康。文帝大怒,将他立即收狱,又勒令自尽。文帝的态度和心思看来非常清楚。刘义康初到江州,文帝允诺的种种宽大处理待遇诸如俸禄优厚、赏赐不断、大事通报等等并不那么美妙。刘义康的姐姐会稽公主暗暗为义康的命运担忧,她想为义康求情,又找不到机会,好不容易文帝前来看望,公主在宴饮之时伏地下拜,泣不成声,文帝急忙扶起,询问缘故,公主说:“车子(义康小名)暮年,恐陛下难容,今天我特意为他请命,求陛下开恩。”说罢悲从中来,难以自制,文帝也潸然泪下,他指蒋山发誓:“我绝无那种想法,如果违背今天的誓言,就是背叛高祖。”还令人将没有喝完的酒封送刘义康,并附上这样一句:“会稽姐姐宴会时想念兄弟,余酒特意封送给你。”会稽公主深为文帝敬重,家事大小都要询问她的意见,西征谢晦,会稽公主曾总摄六宫,留守建康。公主凡事不如意就要放声大哭,文帝又有几分惧她,不过在刘义康这件事上,会稽公主也就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又发生了太子詹事范晔等人的谋反案件。有关官员上报:“义康结朋树党,包藏祸心,陛下仁爱,保其爵位,其人仍然不思悔改,不念恩德,理宜削夺王爵,收狱问罪。”旧恨未除,又添新仇,刘义康仅得免去一死,和子女一起废为庶人,削去名籍,贬往安成郡(治所在今江西安福县东南),并以宁朔将军沈邵领兵防守。这次案件牵涉人员繁多,头绪复杂,其参加谋反的主要党羽有:

  孔熙先:博学多才,文史、星算、医学无不兼善。其父孔默之曾任广州刺史,因为贪赃枉法收付廷尉,执政刘义康出面交涉,孔默之得以免除一死。孔熙先对此满怀感激,力图报答,成为这场以拥立刘义康为主旨的未遂改变中的主要组织者和策划者;

  范晔:义康府旧僚,与义康感情深厚,生性狂放。元嘉九年,彭城太妃(义康之母)去世,僚故齐集东府举办丧事时,范晔、王深、王广却在夜中酣饮,打开窗户以听挽歌为乐,刘义康大怒,将范左迁宣城太守,不久,又迁为长沙王义欣镇军长史。其嫡母随兄居住,不幸故去,范晔迟迟不去奔丧,上路的时候又携妓相随,严重违背了人伦礼法,为御史中丞弹劾,文帝因为爱其才能,不加罪责。后经孔熙先干旋,最终使刘义康与范晔和好。因此范晔参加谋反,还有官场失意的一面。

  谢综:谢述之子,范晔的女婿,其弟谢约又是刘义康的女婿,谢综时为大将军记室参军,故随同刘义康南下。孔熙先交好范晔,使刘、范二人和好就是以谢综为媒介。孔熙先素善天文,认为文帝当死于非命,祸由骨肉相残,江州应出天子,此事应该应在义康身上。谢综为孔煽动,又加之满门与刘义康关系密切,遂有酬报之心。

  仲承祖:大将军府史,感念旧恩,潜结腹心,早有异志,又结好孔熙先、徐湛之,并为义康致意于萧思话(时为雍州刺史)。

  法略道人:为义康恩养,感激图报,还俗改名,任宁远参军。

  法静尼姑:亦为义康恩遇,又与豫章人胡遵世情好甚密,法静南下,孔熙先派婢女采藻带上图谶随行,法静回来,刘义康派她们送给孔熙先铜匕、铜镊、袍段、棋奁等物,孔熙先担心谋划泄漏,杀掉采藻。

  许耀:法静的妹夫,领兵宿卫殿省。孔熙先曾为他治过病,遂互相往来,许为内应。

  徐湛之:时为丹阳尹,素为义康所爱,虽为舅甥,恩过子弟。他曾致信范晔等人:“臧质、萧思话都受大将军厚爱,定无异心,不怕兵力不足,只是莫失良机。”徐湛之、孔熙先、范晔还预先署官:徐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晔为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孔为左卫将军,其余都有任命,凡是不附义康的都列上死亡名单。在策划过程中,为加强宣传、团结同党,还预作檄文、假造书疏,才华横溢的范晔在这方面出力甚多。

  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55年)九月,征北将军刘义季、右将军南平王刘铄出镇,文帝将在武帐冈为他们祭道饯行,范晔等人约好在该日发难。那一天,许耀随侍文帝,扣刀目示范晔,范晔低头不敢看他,人群很快散开,孔熙先精心组织的一次政变宣告流产,十一月徐湛之首先告发,孔范诸人纷纷落网,一律问斩。

  寒风萧萧,软禁之中的刘义康倍感凄凉和郁闷,最后的一线希望已经破灭,刘拿起书本,读到淮南王刘长的事迹,不禁如梦方醒,废书长叹:“前代已有旧例,我遭罪也是在情理之中!”西汉淮南王刘长是文帝刘恒的兄弟,自恃兄弟之情,骄纵不法,最终被文帝以一种巧妙的方式除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47年),豫章人胡诞世、胡茂世(与前面提到的胡遵世是兄弟),前吴平县县令袁恽等人谋反作乱,又想拥戴刘义康。辅政大臣、太尉兼录尚书事刘义恭上表,建议把刘义康贬往广州偏远之郡,文帝欣然同意,由于沈郡病死,监护乏人,因而未能实施。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刘宋北伐失利,北魏乘机南进直至瓜步(今江苏六合),准备渡江攻取建康,朝野震动,急调兵力严阵以待,魏军才于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春正月班师。在此期间,文帝实在害怕又会有人拥护刘义康作乱,内忧外患,将不堪应付。太子、尚书仆射何尚之、刘骏(刘宋孝武帝)等人都作如是想法,文帝决定痛下杀手。

  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正月,天气依然十分寒冷,中书舍人严龙远道而来下达诏书,并带着准备好的毒药。刘义康不肯服药自尽,他说:“按照佛教教义,自杀以后不能再得人身,只要不服药,随便处置。”于是,严龙命人用被子将他蒙住,使其窒息而死,时年四十三岁。刘义康死后,文帝以侯爵的礼仪将他下葬在安城。两年后,文帝为太子刘劭所杀,随后江州刺史刘骏起兵,是为孝武帝。孔熙先的星象预测没有错,只是没有应在刘义康的身上。

  刘义康“照不窥古,本无卓尔之姿”,② 见《南史》卷3,《宋本纪下第三》“论曰”。可胜方面之职,不堪担当大任。不过他为相十年,虽无惊人政绩,但对民负责还是值得肯定的。据《宋书》记载,有民间为刘义康所作的《读曲歌》为证,歌云:“死罪刘领军(刘湛),误杀刘第四(刘义康排行第四)。”此歌证明他在百姓心中是有一定地位的。

  刘义康不识大体的另一原因是:“徒见昆弟之义深,未识君臣之礼异,此以家情行之国道,主忌而犹犯,恩离而未悟,致以陵逼之愆,遂成灭亲之祸。”②而且由此拉开刘宋和整个南朝骨肉相残的惟幕,给后世留下值得深思的家国问题。

  三国时襄阳庞德公对刘表说:“假使周公与管叔、蔡叔同处茅屋之下,饮藜藿之羹,哪有后来的灾难?”管叔、蔡叔同为周公兄弟,奉命监视商朝旧民,后来造反被周公所杀。义康之死,如出一理。人伦、天性在权力的屠刀下终归化为乌有,这种封建社会的惨剧,不能不令人悲叹。

  (作者: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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