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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景悲凉的一代抗倭名将
上传者:站长上传 戚继光 点击次数:7016 次
发布时间-2009/1/23 23:37:45

  万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凌晨(公元1588年1月17日),鸡叫三遍的时候,在山东蓬莱一所大宅院里,一代名将戚继光于贫病交加中辞世,时年六十岁。

  此时他的身份是特进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一品高官。可是朝廷对他的去世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两年后,戚继光的长子戚祚国到北京请求恤典,朝廷才下诏予以祭葬。按惯例,对戚继光这样的高官朝廷应立即给予谥号,但直到万历末朝,他才被谥为“武庄”,天启年间改谥“武毅”,崇祯八年,才得以在蓬莱建表功祠。

  其实,戚继光身后的寂寞,从当朝首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那天起就注定了。戚继光因张居正之荣而荣,亦随张居正之损而损。但过不在张居正,也不在戚继光,这一悲剧的导演者只有一个人——皇帝,当朝的万历皇帝。


  嘉靖七年闰十月初一(1528年11月12日),戚继光出生于山东济宁南六十里大运河边的鲁桥镇,他的父亲戚景通这年已经56岁了。老来得子,按理说一般较为娇惯,可是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后任江南漕运把总、山东总督备倭、大宁都司掌印官、京师神机营副将的戚景通对儿子却是严加管教。有一年,戚家在蓬莱的祖屋需要翻修,戚景通让工匠做四扇雕花窗户,工匠对戚继光说:“公子家是将门。住房要讲究一点,安十二扇雕花窗户多好!”戚继光向父亲转述了工匠的意见,父亲严厉地斥责说:“你长大以后立下功名,能光宗耀祖,我就知足了;如果现在就贪图荣华,将来连这点产业也保不住。依我看,四扇雕花窗就足够了。”

  戚景通任漕运把总的时候,按惯例,押运官每次押运粮食到仓库,必须给管仓官送一些财物,否则就要受刁难。戚景通不服这套潜规则,说:“我做官以来,OCTOBER从来没有干过昧心的勾当,我宁肯受责罚,也不行贿。”一次运粮到仓库,果然受到刁难,被诬账目不清。眼看要受到降职的处分,他的部下愿借他三百两银子给管仓官打点打点,戚景通笑着说:“我因为不行贿而获罪,现在怎能用这些银子去干昧良心的勾当呢?”好在后来事情终于搞清楚,戚景通又官复原职。

  戚景通任职大宁都司掌印官之初,身边缺一佥书,他举荐了安荣。为表谢意,安荣送来白花花的一百两银子。戚景通看了,脸一沉,说:“我推荐你是因为你是一个贤能的人,现在你送这么多的银子来行贿,说明我看错人了。”安荣十分惭愧,只好把礼物带了回去。

  可以想见,这样的言传身教无疑为戚继光的童年营造了一个健康、正派的成长环境。史书上说“继光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从七岁到十七岁,戚继光一直在刻苦攻读,留下过“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这样豪气干云的诗句。在奢靡成风、贿赂公行的明朝中晚期,戚继光能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历史名将,可以说,严格的家教是他通向成功的铺路石。

  从戚继光十七岁(1544年)进京袭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开始,到他被罢免广东总兵官(1584年)为止,正好是四十年的戎马生涯。这四十年中有28年的辉煌期,以隆庆元年为界,分为两段:第一段是江南抗倭,12年;第二段是北方蓟镇防御蒙古兵,16年。

  辉煌期之前,17岁到28岁,是准备期,他中了武举;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发生时,他在北京抗击进犯的鞑靼兵,任总旗牌官,初步显露指挥才能,被誉为“将才”;三年的蓟门戍守期间,他率山东民兵往返于山东、蓟镇之间,磨练了自己的意志;二十六岁升为署都指挥佥事,总督山东备倭事务,这是他父亲57岁才做到的职务,年轻的戚继光率领五千人的队伍巡视山东沿海,可谓大器早成。

  戚继光的一世功名是在江南抗倭期间建立的。嘉靖三十四年,他从山东调任浙江都司佥书,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升任福建总兵兼管惠潮二府和伸威营,是他的第一个辉煌期。

  戚继光调任之初,浙江的倭患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据史书上记载,一股五六十人的倭寇小分队登陆后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越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这一路杀下来,竟伤了三四千人,而当时南京驻军有12万人之多!实在是世间罕见的荒唐事。

  一开始,戚继光打了几个胜仗,但也有过被撤职的记录。那是嘉靖三十七年,时任宁(波)绍(兴)台(州)参将的戚继光随总兵俞大猷向盘踞岑港的倭寇发起进攻,虽然倭寇只有七百人,但他们占据地形之便,畏葸不前的明军居然久攻不下。战后,俞大猷、戚继光均被撤职。

  这一战,让戚继光看清了绍兴兵的怯懦,使他动起练兵的念头。他听说义乌一带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械斗,当地农民为阻止外人到义乌开矿,双方展开激烈搏斗,最后以剽悍的义乌人获胜而告终。戚继光立刻赶到义乌募兵。在县令赵大河的支持下,他很快招募了一支四千人的队伍。这些人都是黑大粗壮,皮肉结实的乡野老实之人,那些小白脸,行动伶俐的城市油滑之徒则在拒绝之列。

  除练武艺、练体格、练营阵之外,戚继光最重视的是“练心”,这是他以前的军事家,从孙武到岳飞都未曾提出的命题。练心之后,士兵的胆更大了,心更齐了,战斗力更强了,“戚家军”的美誉不胫而走。不久,戚继光官复原职,并很快迎来了一个月之内斩敌1426人,焚溺4000多人的台州大捷。

  由于戚继光作战出色,倭寇不敢进犯浙江,转而不断骚扰福建。在福建巡抚的请求下,朝廷指派戚继光领兵六千增援福建抗倭。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一日清晨,戚家军到达福宁州,与前来迎接的福建监军副使汪道昆会合。这是戚继光和汪道昆的第一次见面,此后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接下来的横屿、牛田、林墩等战役中,戚家军共歼敌三千多人,自己的队伍也伤病居半,可是陆续登陆的倭寇却有一万多人。为保存实力,休整队伍,以利再战,戚继光决定暂时班师回浙。

  听到这个消息,汪道昆面露难色。戚继光看透了他的心思,安慰他说:“您和浙直总督胡公(胡宗宪)是老乡,胡公很赏识您的才干。而且您又是义乌的老知县,您在义乌的德政我早有耳闻。如果您再次向胡公请兵,不会有什么困难的。我回浙江后扩招兵员,可迅速达到两万人,重返福建,几个月内可平定倭寇。我不怕死,愿追随您殉国。”汪道昆听了这番话,感动得向戚继光举杯敬酒三次,下拜三次。这在明代以文治武的体制下,是绝难看到的温馨一幕。戚继光也敬服汪道昆的爱民之心,拿出一对精致的宝剑,自己留一把,另一把赠给对方,以此示共同砥砺灭倭之志。

  戚家军回师途中,当地老百姓哭着拦路挽留,戚继光只能好言安慰:“父老乡亲们,不要害怕,我不久就会回来的。”到达福建省城福州的时候,戚继光更是受到百姓、乡绅以及文武官员的热烈欢迎。官员们在于山的平远台为戚继光摆了庆功宴,好友汪道昆撰写了功铭勒于台上,铭曰:“昔也寇虐,民有沟壑,邑无聚落。王师至止,保我妇子,家室伊始,炎方既同,赫赫元戎,奏尔肤功。”铭文中称赞戚继光是“万夫之雄”,戚继光看了,当然很高兴,当日喝得大醉。今人登于山,还可见纪念这段佳话的醉石,此外,还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国作家郁达夫歌颂戚继光的《满江红》:“三百年来,我华夏,威风久歇。有几个,如公成就,丰功伟烈。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至于今,遗饼纪征东,民怀切。”

  戚家军走到金华的时候,传来浙直总督胡宗宪被逮入京的消息。戚继光有些心灰意冷,但汪道昆对福建百姓的热忱,激励他重新振作起来。

  不久,福建方面传来了兴化府城被倭寇陷落的坏消息,福建巡抚游震得被罢,谭纶继任。朝廷调浙江总兵俞大猷、副总兵戚继光再次赴闽。此时,戚继光已在义乌募兵万余人,开赴福建后,很快取得了平海卫大捷和仙游、王仓坪、蔡陂岭、南澳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嘉靖四十二年十月,戚继光代俞大猷出任福建总兵官,嘉靖四十五年正月,升任总兵兼管惠潮二府和伸威营,这样他管辖的区域不光是福建,还包括广东、江西的一部分。隆庆元年十月,戚继光接到进京任职的诏令时,东南沿海的倭患已基本平息了。当地百姓创作的歌谣“生我兮父母,长我兮疆土。生我不辰兮,疆土多故;奠我再生兮,维戚元辅”却永远流传下来。

  在江南平倭的日子里,俞大猷曾对戚继光说过这样的话:“故丈夫生世,欲与一代豪杰争品色,宜于东南;欲与千古之豪杰争品色,宜在于西北。”戚继光知道李广、郭子仪、岳飞等历代名将无不是在北方成就功名,所以他欣然北上。戚继光到达北京的时候,内阁首辅是徐阶,张居正刚刚入阁,分管军事。沉浸在胜利中的戚继光意气风发,一张嘴就向朝廷要十万人马,交他训练,保证鞑靼不敢犯边,这是上策;说十万不行,就给五万,可保边境十几年安宁,这是中策;五万不行,就给三万,可防可攻,这是下策。如果还是老一套,领兵不过万人,恐将无所作为。

  流言击中了他。自己养兵、练兵历来为朝廷大忌,戚继光受到冷落,只安排了个神机营副将。好在不久,他的老上级谭纶升任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在他的举荐下,戚继光才得以出任总理蓟昌保定练兵事务。当时在北方,朝廷在辽东、蓟镇、昌平、保定四镇设有总兵,没有总理一说。总理一职,纯粹是内阁大臣张居正为重用戚继光而设的。为减少他的掣肘,朝廷还调离了原蓟镇总兵郭琥。可惜此时张居正还不是首辅,他的决定无法完全实现,戚继光不久还是被任命为蓟镇总兵官,失去了对昌平、保定总兵的节制。

  戚继光不是一个贪权的人,他只是一个现实的军事家。在谭纶的支持下,他很快在蓟镇总兵官任上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朝廷不给军队他不抱怨,给银子就行。有了军费的保障,他建起了车步骑营以对付鞑靼的骑兵,重车每营128辆,按每车配备佛狼机两架算,一个车营就有256架佛狼机。大量的火器保证了对敌作战的技术优势。之后,戚继光提出修建边墙敌台。他亲自踏遍了蓟镇的山山水水,对建造空心敌台的数量、规格、用料等做了实地勘察,并调他的弟弟、山东沂州把总戚继美来帮助完成此事。截至万历九年,戚继光在蓟昌两镇共修建敌台1400多座,再加上1474里长的边墙蜿蜒其间,在蓟北大地上形成了一道坚固无比、互为联络、可攻可守的防御线。

  这些敌台骑墙而立,高三丈,砖石结构,台基上一层中空,可贮武器,藏士兵;四面有箭窗,可发射火器、弓箭。上面建小楼,为迎击敌人,四周建有垛口。敌台附近往往建有三间铺房,供守台士兵休息。今天,人们去金山岭长城旅游,看到这样的敌台历经四百多年风雨侵袭仍巍然屹立,不能不叹服工事的坚固耐用,更可从中体味戚继光对国家社稷的忠良之志。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戚继光就如一道移动的长城,他走到哪里,就把安宁带到哪里。在戍守蓟镇的十几年内,一向猖獗的蒙古各部只到这里骚扰过有限的几次,每一次都没尝到什么甜头。第一次是隆庆二年冬十二月,朵颜部酋长董狐狸和他的侄子长昂进犯青山口,被击退;万历元年四五月间,董狐狸勾引土蛮部先后进犯桃林口和界岭口,董狐狸差点被明军活捉;万历三年正月,董狐狸胁迫其弟长秃内犯,明军出塞追击,活捉长秃。三月一日,董狐狸和侄子长昂率众240多人到喜峰口请罪。初三日,戚继光亲临喜峰口接受他们归顺。双方交换战俘,长昂等深感愧疚,对天盟誓,说子子孙孙永远内附,世世代代不再进犯。这是真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戚继光的“不战”,倒成全了另一个人,他就是辽东总兵李成梁。《明史?戚继光传》有段话评点得十分到位:“南北名将马芳、俞大猷前卒,独戚继光与辽东李成梁在。然蓟门守甚固,敌无由入,尽转而之辽,故成梁擅战功。”蒙古兵在戚继光的防区内得不到便宜,便转而进攻辽东,戚继光曾经两次出兵救援。辽东的战事不断奏捷,李成梁一再获得奖赏,直到被封为宁远伯。戚继光没有这么显赫,但也被封为特进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享受一品高官待遇。


  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论,作为一名武将,戚继光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各种荣誉,官位做到总兵也已登峰造极,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被封为伯爵。要怪的话,也只能怪他自己,因为他防守得太好了,没有给自己创造杀敌立功的机会。这就是战争的悖论。但我们还是情愿看到没有伯爵头衔的戚继光,而不愿看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惨状。

  戚继光的成功,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比如,他不是樊哙式的一介武夫,而是一个深谙政治的儒将。他非常善于和政治家、文官们搞好关系。从浙直总督胡宗宪到福建总督谭纶,从内阁首辅徐阶、高拱到张居正,都很赏识他。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军事才能,他的人格魅力,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他对政治、对官场的深刻把握。因为明朝的体制是以文制武,文官掌管财权、人事权,没有他们的支持,一个武将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施展。他和张居正的交情后来一直为人诟病,说他重金购买美女送给张居正,事情的真假尚存疑,即使属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那时的世风以畜妓为时尚,连端正如顾璘这样的官员,也有喜娈童的倾向和爱听伎乐的习惯。这不是为戚继光或张居正辩解,而是说我们要回到历史情境中理解古人,而不是以现代的眼光评价他们。至于说戚继光经常给张居正写信,“虽夜中开门递进,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则简直是诬蔑了。张居正与戚继光之间其实是真正的惺惺相惜。

  在蓟镇总兵任上,戚继光提出修建空心敌台,京城里即有人散布谣言,说建敌台要砍伐大量树木,不仅劳累士兵,而且会失掉防御鞑靼的藩篱。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写信给谭纶,对戚继光的提议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他说:“筑台守险,可以远哨望,运矢石,势有建瓴之便,士无露宿之虞,以逸待劳,为不可胜,乃策之最得者。其利害长短,亦不待智者而后知。奈何世间一种幸灾乐祸之人,妒人有功,阻人成事,好为异说,以淆乱国是,又幸天下之有事,而欲以信其言,暗者不察,从而和之,数月纷纷盈耳。仆随事破妄,因机解惑,舌几欲敝,而唇几欲焦矣。”还说:“台工之议,始终以为可行,确然而不摇者,惟区区一人而已。”偌大一个中国,小小一件事情,居然只有一个张居正能理解谭纶、戚继光的决策,为他们呼吁,替他们奔走,这样的交情是仁义之交、君子之交,而非私利之交。张居正在信函中透露,戚继光托他的弟弟进京送礼,张居正也只是象征性地收一点,其余如数退回。

  作为明代最出色的政治家,张居正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知人善任。为了让戚继光工作顺心,他不仅调离原蓟镇总兵郭琥,而且在安排总督人选时也是煞费苦心。先是谭纶,后是刘应节,接下来是梁梦龙,都是张居正赏识的人物。梁梦龙是张居正的门生,在任命后,他还忘不了通知戚继光一声:“蓟事已托之鸣泉公(即梁梦龙),渠乃孤之门生,最厚;谅不相负。”出于报答,张居正赴江陵奔父丧的时候,戚继光特意派出一队士兵护卫张居正南行。为了领情,张居正只留下了六名鸟铳手。这其实可以看作人之常情,如视为拍马屁就有点过了。

  张居正和很多文人不睦,如当时的文苑班头王世贞,如汪道昆。戚继光却和他们都是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往来酬对。王世贞文集中有两篇赠给戚帅的寿序,戚继光《纪效新书》和《止止堂集》的序也是王世贞作的。这说明什么?说明戚继光比张居正更宽容,说明戚继光有着丰富的人格魅力。

  戚继光的成功,在于他卓越的军事才能,这种才能表现在他的排兵布阵、重视武器、注重防御等方面,也表现在他爱兵如子和善于练兵上。每一次战斗,他总是强调要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抗倭战斗中,戚家军死得最多的一次是林墩之战,死亡69人,但俘斩敌973人,焚溺数千人;其余的战役,杀敌成百上千,而戚家军或无一人阵亡,或只伤三四人到一二十人。每一次大的战役之后,戚继光都要验看伤兵,根据伤情轻重,给予不同等级的抚恤。林墩战役之后,戚继光身着素服,到战场上祭奠阵亡战士,为他们设坛祈祷,焚香痛哭。他练出来的戚家军,军纪严明,有艺有胆。给京城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隆庆二年,朝廷同意从浙江调三千名戚家军到蓟镇戍边,部队在密云郊外集结,由戚继光训话,恰逢天降大雨,北方兵四散避雨,只有三千浙兵在雨中站了几个小时屹立不动,如同没有下雨一样。历史上以一己之姓命名军队的只有二人(杨家将是家族概念,不在此列),一是岳家军,二是戚家军,这不是说军队属于他们私人所有,而是说他们练兵有方,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的练兵高手曾国藩、李鸿章的部队只能叫湘军、淮军,袁世凯只能叫小站练兵,与岳飞、戚继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戚继光的成功,还在于他勤奋好学。史书上说他“四提将印,佩玉三十余年,野无成田,囊无宿镪,惟集数千卷而已”。他撰写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与《孙子》、《尉缭子》等兵学经典比肩而立,毫不逊色。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当朝首辅张居正辞世。第二年三月,被诏夺官荫谥号。万历十二年四月,被抄家,加给张居正的罪名是谋反、叛逆、奸党。

  被视为张居正同党的戚继光,自然受到牵连。到了这个时候,墙倒众人推,他与张居正的书信往来,被诬为谋反;他戍守蓟镇长年无战事,也被讥为消极防御,说他“先在闽浙,战多克捷;今来蓟镇未效功能,乞改南,以便其才”。就这样,万历十一年二月,戚继光调任广东总兵官。

  行前,蓟镇的军民对他依依不舍。许多人到北京请愿,求万历皇帝将戚继光留下来。毕竟,戚继光镇守蓟镇的十余年间,蓟镇一带出现了难得的升平景象,长城内外烽火不燃,老百姓安居乐业。如今,戚大帅要走了,人们似乎预感到,蓟镇一带又要大动干戈了。市民罢市,百姓遮道,流着泪,攀着车,久久不忍离去,有的一直送到境外。戚继光的部将陈第感此情景,赋诗一首:“辕门遗爱满汇燕,不见胡尘十六年。谁把旌旗移岭表?黄童白叟哭天边。”

  8月,戚继光在杭州与老友汪道昆相会。两人回忆起20年前,在福州于山平远台摆庆功宴,勒功铭,饮至大醉的往事;回忆起十几年前,戚继光从福建总兵任上调入北京,汪道昆在福州为戚饯别,两人推杯换盏,抒怀报国的情景……如今,两人都是视茫茫而发苍苍的老人了,戚继光还患上了严重的肺病,相对而饮,寡言少语,唯有泪千行。
  同年九月,他的弟弟戚继美被罢贵州总兵职。

  来到广东之后,戚继光发现一切大权都握在文官手中,这些人不懂军事不说,整天只盘算着如何克扣军饷,从中渔利。戚继光自是郁闷,但他不肯无所事事,便开始整饬身边的标兵,还于万历十二年四月拖着病躯,巡视了广东沿海惠州、潮州等地的兵备情况。闲余时间,他在原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的基础上,编纂整理了十四卷本《纪效新书》,还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文集《止止堂集》(语出《庄子》“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意思是在空室宁静中得到吉祥如意的感受)。

  此时,朝中清算张居正的风潮来得更猛烈了。受此牵连,戚继光于万历十二年十一月被罢免广东总兵官一职,彻底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广东参政陈海山和参议梁木湾乘船送戚继光离粤,一直送出省界才返回。戚继光被两人的真情感动,称赞说:“百年义重看云外,匝月情同去水长”,还答应朋友不会颓唐:“应知意气凌今古,便到蓬莱亦未央!”

  他心有不甘哪!他的报国之志未酬呀!过梅岭时,他写道:“依稀已觉黄粱梦,却把梅关当玉关。”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想着出玉门关,建立千秋万世的功业!

  返乡途中,戚继光绕道江西、安徽,来到歙县,与解甲归田的老友汪道昆再次会面。戚继光在此逗留近一个月,两人诗酒相伴,相互慰藉。汪道昆为戚继光起晚号“孟诸”,戚继光欣然领受。

  走到半路,不幸的消息传来了,被罢官不久的弟弟戚继美于万历十三年闰九月十三日(1588年11月4日)去世了。戚继光想起三年前自己的弟媳病逝,不久前自己的二侄戚与国暴病夭折,他为弟弟一家的不幸遭遇暗自垂泪。十月,他赶回蓬莱老家,看到堂中停放着弟弟、弟媳的灵柩,看到还剩一个孤侄戚寿国,戚继光悲从中来,号啕痛哭。

  祸不单行。戚继光的结发妻子王氏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了自己。戚继光18岁娶王氏,两人相濡以沫,共渡难关。早年有一天,王氏做了一条鱼,早晨给戚继光端上来的是鱼头,中午给他吃的是鱼尾,戚继光寻思中间的部分一定是让媳妇吃了,谁知晚饭的时候,王氏端上来的竟是鱼腹。一条鱼全伺候了戚继光。

  王氏堪称女中豪杰。她随戚继光浙江抗倭期间,倭寇进攻新河时,戚继光北去宁海,王氏动员城中妇女拿起武器,保卫城池。她率众人来到武器库,要求打开库房,看守的士卒说:“没有将军的命令,谁敢私自打开库房?”王氏斩钉截铁地说:“情况紧急,吾来承担责任。”她们拿出刀枪,披挂整齐,登上城墙,配合士兵守城。城上遍插旗帜,喊杀声与鸣放鸟铳的声音连成一片。倭寇以为城内早有准备,吓得不敢贸然进攻,保住了新河城。但两人的感情还是出现了危机,原因是王氏未能生子。据《戚继光墓志铭》记载,他们两人只生了一个女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戚继光背着王氏,先后纳三妾,生五子。嘉靖四十二年(1563),纳沈氏;一年后仍无子,继纳陈氏;万历三年(1575),纳杨氏。陈氏先后为他生子祚国、安国、报国;沈氏生昌国;杨氏生兴国。其实,戚继光后来的纳妾已经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是为了贪图享受。这一点,从他向张居正搞性贿赂也可看出。

  王氏得知戚继光做下这么多风流账后,怒不可遏,手持利刃,必欲杀戚继光而后快。多亏戚的部下通风报信,戚赶紧内穿铠甲,来到王氏卧室,下跪求饶,当然忘不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的大道理。王氏毕竟是女人,看一个大老爷们哭着跪在地上,早已心软,便扔掉兵器,与戚继光抱头痛哭。讲定以安国作为王氏的儿子抚养,两人算是和好。

  可是缝隙已经裂开,破镜无法重圆。加之戚继光仗义疏财,有几个钱不是赏赐士兵、接济朋友,就是花到小妾或别的女人身上,王氏的日子过得极不舒心。偏偏她最喜欢的戚安国婚后不久便不幸死去了,王氏遭此打击,万念俱灰,一气之下,竟抛下年老多病的戚继光,自己一个人从蓟镇回了蓬莱娘家。如今,戚继光一家老小也回来了,王氏感受到比在外地更大的压力。毕竟戚继光不是衣锦还乡,而是落魄而归。官没了,俸禄停了,身体也垮了,只留下一大堆孩子,却没有一个是自己的。原是大户人家出身的王氏无法承受如此风雨飘摇的日子,无法承受家乡人冷嘲的目光,她没有回心转意,而是选择在这样一个最不合适的机会,离开了最需要自己帮助的男人。

  或许这是上天对戚继光的报应。他有负于王氏多矣!

  在修葺蓬莱阁、修建家庙之后,戚继光的积蓄已经不多,偏偏他的肺病越发重了,到最后连请医生抓药的钱都没有。在他去世前三个月,河南道御史傅光宅上疏朝廷,建议重新起用戚继光。或许是蓟镇的边乱让人们再次想起戚大帅。要知道在戚继光离开蓟镇之后,蒙古兵又屡屡进犯,连一向被朝廷驯服的长昂也开始挑衅,一次就杀死杀伤一百多名百姓。可是昏庸的万历帝对奏疏不予采信,反而给傅光宅夺俸两个月的处分。

  朝中的风暴,对千里外的戚继光来说已经太渺茫了。有谁想得到,一代名将戚继光此时正在蓬莱的祖屋中承受着贫困和疾病双重煎熬,于万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那个寒风刺骨的凌晨,在孤独中溘然长逝。

  戚继光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大明王朝的悲剧,是一个民族的悲剧。贤者见嫉,英雄失意,精忠有心,报国无门,亲者痛,仇者快,这不是民族的悲剧是什么?那么,悲剧的根源在哪里呢?

  是因为和张居正关系密切吗?不然。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武将,都必须得到文官的支持,没有张居正的支持,就不可能有蓟镇十六年的安宁。有人会说戚继光站错了队,他不应该和权臣张居正站在一起,可是当时张居正没有对手,他不和张居正站在一起,又能投靠谁的门下呢?何况张居正是一个如此出色的政治家!

  张居正主政期间,有两个将领和他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个是戚继光,另一个是李成梁。张居正倒台后,戚继光跟着倒霉,而李成梁却没怎么受牵连,他的儿子中,五个做总兵,四人为参将,可谓显赫一时。《明史?李成梁传》说他:“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看来有金钱铺路,没有摆不平的事。这也从反面说明,戚继光是一个廉洁的将领。

  可是,这样廉洁的将领却不得不背上勾结谋反的罪名,这真是人间莫大的讽刺。要说,戚继光远比岳飞幸运,至少他不是被冤杀的。

  那么,怪那些造谣诬蔑的小人吗?拿了李成梁的钱,他们不说李成梁的坏话,却说戚继光和张居正交往密切,意欲谋反;看到戚继光在蓟镇没打什么仗,就说他无所作为,这样歹毒和愚蠢的小人不正是国家的祸水吗?可是,谣言止于智者。小人再多,你不信他,他也就无计可施。可是,这样的造谣诬蔑偏偏是有人听,有人信。所以,罪魁只有一个,那就是昏庸贪婪的万历帝。

  没有对张居正的清算,就不会牵连戚继光,一代名将就不会走到英雄末路,明代的城墙就不会那么快轰然倒塌。这一点黄仁宇看得很准,他说:“将星西殒之际,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时机。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其实当时也有大将,如袁崇焕,结局却和岳飞差不多,被冤杀。

  明王朝自毁长城,这又能怪谁呢?考之历史,很多朝代都是这样,“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从李纲、宗泽、岳飞、辛弃疾到于谦、戚继光、袁崇焕(还不算为数更多的文人士大夫)……这一道道无形的城墙,到头来无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是毁于敌人的战火,而是因自毁而坍塌。待到多少年之后,人们重新认识他们价值的时候,一切已经太晚,晚到无可挽回。岂不痛哉!

作者:徐怀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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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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