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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初期的杰出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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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3-9-13 2:49:41

拥立元帝 建立东晋

  王导,生于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卒于晋成帝咸康五年(339年),字茂弘,晋朝琅砑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琅砑王氏,从太保王祥以来,一直是名门望族,王祥族孙王衍累任至司空、司徒、太尉,是朝中数一数二的人物。王导是王衍的族弟。王导的祖父王览,官光禄大夫;父亲王裁,任镇军司马。王导在少年时代就很有识量,陈留高士张公曾对他的从兄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不凡,是将相的才器。及长为司空刘蹇所知,被任为东阁祭酒,迁秘书郎、太子舍人,后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

  王导素和司马懿的曾孙、琅砑王司马睿友善。永嘉元年(307年),晋怀帝任命睿为安东将军,出镇建邺(后改建康,今南京)。王导相随南渡,任安东司马。他主动出谋划策,联合南北士族,拥立司马睿为帝(晋元帝),建立东晋政权。王导官居宰辅,总揽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国政,从兄王敦都督江、扬六州军事,拥兵重镇,群从弟子布列显要。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导出身中原著名士族,是老练的政治家,是东晋朝的实际创造者。元帝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在晋室中又是疏属,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靠王导的支持。元帝因此把王导比做自己的“萧何”,极为倚重。长江流域建立汉族政权以后,有利于抵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发展。曾有晋墓砖铭赞道:

  永嘉世,天下灾,
  但江南,皆康平;
  永嘉世,九州空,
  余吴土,盛且丰;
  永嘉世,九州荒,
  余广州,平且康。

  自东晋至陈亡的三百年间,南方经济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东晋和南朝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首先创立东晋政权的晋元帝和王导是有功的。

南北氏族 绥抚新旧

  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首先是“绥抚新旧”,也就是善于调剂新来的北方(中原)士族和旧居的南方(江东)士族之间的矛盾。东晋建国之前,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渡江避乱。卫导曾劝司马睿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作属官,使他们有个安身之地。当时知名的有:以前颍川太守刁协为军咨祭酒,前东海太守王承、广凌相卞壶为从事中郎,江宁令诸葛恢、历阳参军陈颧为行参军,前太守庾亮为西曹椽等。但有不少名士在开始的时候,对东晋的前途是怀疑和悲观的。例如,桓彝在初到时,看到司马睿势力单薄,很为担心,他对周颉说:“我因为中原多故,想到江南寻个安身立命之地,不料朝廷如此微弱,怎么办才好呢?”当王导和他纵谈形势以后,他的态度有了变化:“我见到了‘管仲’,不再忧虑了尸有一次诸名士在长江边一个亭上宴会,周颉叹气说:“风景一样好,可是抬眼只见长江,不见黄河。”在座的听了都哭了起来。王导正色劝导说:大家正应该出力辅助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象“楚囚”一样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哭认错。事实上王导并无恢复中原的意图,不过他能说这样的话来改变情绪,比起诸名士显得有见识。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

  西晋灭吴以后,南方士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当然不满意。王导想要在吴国境内建立以北方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土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司马睿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好久,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好王敦来朝,王导对他说:“琅砑王仁德虽厚,名威尚轻,你的威风已振,应该有所匡助。”于是安排在三月初三上巳那天,让司马睿肩舆出巡,王敦、王导以及北方名士骑马随从。隆重的仪仗,威严的行列,使南方士族体会到司马睿可能就是北方士族拥戴出来的江东之主。于是“江南之望”的顾荣、纪瞻等都很惊惧,相率拜于道左。王导趁此对司马睿说:“古来想要成王霸之业的,莫不礼敬故老,虚心求教,以招揽贤俊,何况当前天下变乱,大业草创,更加急需人材!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如果这两人招来了,其余的人自然没有不来的。”司马睿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被分别任命为军司马和吴国内史。司马睿有一次对顾荣说:“寄人国土,时常怀惭。”荣跪对说:“王者以天下为家,殷商从耿迁毫,东周由镐及洛,古来如此,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从两人的问答语中可以窥知,双方已有某些合作的默契。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

  但是,在南北士族之间仍然界限分明,矛盾很深。北方的“亡官失守之士”“多居显位”,而南方士族,如贺循后任太常,纪瞻官居侍中,只是虚名具位,并无实权,难免使“吴人颇怨”。王导为了联络南方士族,常常学说吴语。以说洛阳话为正统的北方士族,曾讥讽他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推辞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例。”江南望族有两种,一为文化士族,一为武力强宗,前者较易笼络,后者难以驯服。义兴郡(今扛苏宜兴县)周圯就是江南最大的强宗之一。他因为受到北士经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败露后,忧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些伧子(南人对北人的蔑称)气死的,你要为我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秉承父志,谋起兵攻王导、刁协。先是假称奉其叔父从事中郎周札之命聚众数千,但周札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周勰惧不敢发。但周勰族兄周续聚众响应。司马睿拟发兵征讨,王导说:“少发兵不足平寇,多发兵则朝廷空虚,周续族弟周莛,忠义有谋,足可除续。”莛被派去后,果然用计杀掉周续。事平之后,朝廷任周札为吴兴太守,周莛为太子右卫率,对周勰则因周氏豪望,未敢穷追,抚之如旧。这就是说,王导当时为了争取南北士族之间的相对平衡,基本上是采取的忍让态度,并取得一定的成功。

  王导调剂南北士族矛盾,争取相对平衡的关键,在于分别给他盯以经济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与此同时,王导又实行“侨寄法”,即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县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名义上是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实际上是让北方士族凭借势力在寄居地继续剥削奴役逃亡民众,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颜之推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这百家都是拥有部曲、佃客的北方士族。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是流亡士族的出路。侨寄法虽然是紊乱行政系统、加深人民苦难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政权说来,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矛盾的重要措施。同时,对于一些地广人稀、荒凉贫瘠的地区,也起了一定的开垦繁:殖、发展经济的作用。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自淮北民众徙来之后,进行垦殖,又在晋陵内使张闾的创议下,于丹徒县东北三十里修建了一座新丰湖,增加灌溉之利,促进了这个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

维系伦纪 义固君臣

  王导在政治上的另一项措施是“维系伦纪,义固君臣”,也就是调剂王氏势力和司马氏势力的矛盾。大兴元年(318年),晋元帝即位受百官朝贺时,再三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再三辞让不敢当。原来晋元帝除了姓司马以外,其他任何实力是没有的。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氏占有。作为一个开国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了。

  晋元帝登帝位以后,不满意王氏的骄横,想削弱王氏势力。他引用善于逢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并且暗中作军事布置,释放扬州地区内沦落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们组成军队,任命南方士族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等六州军事;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等四州军事,各率万人,分驻合肥、淮阴,名义上是北讨石勒,实际上是对付王敦。王导因此被疏远,但他仍能保持常态,不作计较,说明他胸有成府。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于永昌元年(322年)自武昌举兵,攻入建康,杀了戴渊、周颤、刁协,刘隗逃奔石勒。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同意王敦来“清君侧”,但当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进一步篡夺政权,王导便表示坚决的反对,出面来维护帝室。原来西都覆没、四方劝进的时候,王敦欲专国政,恐怕元帝年长难制,想更议所立,王导不从,及至王敦攻入建康以后,对王导说:“那时不听我言,几乎全族被灭。”但王导始终不为所动。王敦无法实现他的野心,只好退回武昌。

  太宁元年(323年),晋元帝病死,晋明帝(司马绍)继位,王导辅政。王敦以为有机可乘,又加紧图谋篡夺,王导站在维护帝室立场坚决反击。这时王敦病重,不能自将,其兄王含为元帅,以水陆军五万陈于江宁南岸。王导致信王含说:“你今天这番举动,恰似王敦当年所为。但形势已完全不同:那年是因为有佞臣乱朝,人心不定,就是我自己也想外离以求自济;可是今天,先帝虽然去世,还有遗爱在民,当今圣主聪明,并无失德之处。如果你们竟妄萌逆念,反叛朝廷,作为人臣,谁不愤慨?”并坚决表示“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同时具体部署兵力坚决抵抗。先是王导听说王敦病重,就率子弟为敦发丧,将士们以为王敦真的死了,大大鼓舞了士气。在一个夜晚,王导命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率甲兵千余人渡江偷袭,王含无备,被杀得大败。王敦得报以后,气急败坏地大骂王含:“这个老婢,坏了我的大事!”不久就死了。王敦无子,以含子应为嗣。军败,含父子西奔荆州,为含从弟荆州刺史王舒沉杀于长江。卫敦虽因谋反而死,但王导却以保卫帝室有功,以司徒进位太保,从弟彬为度支尚书,彬子彪官至尚书令,位任不衰,琅砑王氏仍然是当时最大的望族。

  太宁三年(325年),晋明帝病死,幼主成帝(司马衍)继位,王导与外戚庾亮辅政。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又自淮南举兵入都。后为荆州刺史陶侃、江州刺史温峤联军消灭,收复建康。王导是坚持维护司马氏政权的。

镇之以静 群情自安

  王导为政的措施之三,是“清静为政”,即用“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方法,来处理东晋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在有势力的大族相互牵制下,以民众为牺牲,对于这些大族和代表他们利益的官吏压迫百姓的行径,不加干涉。东晋初年,石头仓米一万斛为豪强所盗,朝廷不去追究,却以处置仓库监守来塞责。江南万顷江湖,尽被世家豪族霸占,百姓下一网、安一篆,都要被没收鱼器和罚绢十匹。有民谣愤怒地唱道:

  廷尉狱,平如底;有钱生,无钱死!

  这就是王导的“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方针的具体执行。王导作扬州刺史,派属官到本州各郡考察政治。考察官回来都向王导报告郡太守得失,只有颐荣的族子颐和不说话。王导问他所到些什么事?顾和说,你是国家首辅,应该让吞舟的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王导连声称赞他说得对,其他的人都自悔失言。他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的确东晋就是靠糊涂来求安静的。如陈颧曾致信王导说:西晋所以颠覆的原因,在于用人不当,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政事败坏,不可挽救。现在应该改变旧习,分明赏罚,拔贤选能,共谋中兴。可是王导不听他的劝告,听任参佐避事自逸,清谈误国,而月把屡发正论的陈颧贬出去当郡太守、明帝死后,王导和庾亮同受遗诏,共辅幼主。当时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有人曾经向王导进谗,说庾亮可能举兵内向,劝他密为之防。王导说:“他若来了,我就‘角巾还第’,有什么可怕呢?”表现恬淡无为,不计进退;可是王导心里对庾亮很不服,骂庾是“尘污人”。

  除了政事以外,王导对于教育事业是关心的。当时军旅不息,学校未修。他曾上书元帝,提出“尊道而贵士”,“先教而后战”,“取才用士咸先本于学”,认为“蒙以养正,少而教之,使化雨沾肌骨,习以成性”,就可以“迁善远罪,行成德立”,“事君则忠”,“泣下则仁”。主张“择朝之弟”入学,“选明傅修礼之士”为师,“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当然,王导重视教育的目的,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他还谈到“戎虏扇炽,国耻未雪,忠臣义夫所以扼腕拊心”,爱国之心尚未全泯。但他认为,要象“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鲁僖作泮宫而服淮夷”一样,经过教育感化,讲究礼仪揖让,就可以使入侵的少数民族“兽心革面,饕餮检情”,未免迹近荒唐了。

偏安江左 和睦共处

  王导平日性情谦和宽厚,心有测隐仁爱之心,故能忍让、调剂各方面矛盾,基本上做到和睦共处。当时王恺、石崇以豪侈为尚。有一次,石崇大宴宾客,王导和王敦都在座,石崇使美人敬酒,如客人饮酒不尽,就将美人杀掉。王敦故意不饮,敬酒的美人悲惧失色,而王敦傲然无视。王导素不能饮,恐怕敬酒的美人被杀,勉强尽觞。但王导也有徇私伤害别人的事情。当王敦起兵反晋的时候,王导每天带领宗族子弟诣阙待罪,曾苦苦相求尚书左仆射周颇(字伯仁)相救。当时周颇口里未应而实际却上表力辩王导的忠诚,王导并不知情因此内心含恨。王敦攻入建康后,曾经请示王导如何处置周颇,首先问:“可为三公?”导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又不应;最后王敦说:“那末只有把他杀了!”王导仍然不表态。于是王敦就将周颇杀了。等到清理宫廷档案时,发现了周颇相救王导的表章,王导才叹悔说:“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后来这句话传下来变为一句成语。

  总之,王导为政的基本点就是收揽一批北方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但是由于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之间、王氏与司马氏之间都存在着矛盾,不能调剂这些矛盾使之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就不可能建立东晋朝。王导一生的事业就是调剂这些矛盾,因而造成偏安江左的局面。这个局面也是王导和晋元帝所专注和希冀的。至于北伐恢复中原,虽然当时有祖逖等名将积极主张,而且祖逖曾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在淮阴铸造兵器,募兵得二千余人,屡次击败石勒军,收复黄河以南大片土地,但祖逖后来并未得到王导和晋元帝的支持和信用,以致忧愤而终。这不能不说是王导政治思想的一个消极方面。

  咸康五年(339年),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岁。王导、庾亮相继死后,朝野忧惧。朝廷以陆玩拜司空。陆玩再三辞谢,他叹息着对宾客说:“以我为三公,是天下没有人材了!”时人认为这是明智的看法。当时,东晋的确又遇到一次危机,就是桓温的篡夺事件,不过由于王、谢两大士族的抵制,桓温的野心未能实现。桓温死后,谢安执朝政。桓温的弟弟桓冲做荆州刺吏,与谢安同心保护帝室。东晋朝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景象,是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各大族势力平衡的“镇之以和静”的作法分不开的。这也说明王导保持东晋偏安的政治措施的积极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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