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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杰出的建筑学家
上传者:站长上传 宇文恺 点击次数:3735 次
发布时间-2008/10/25 18:01:12

  蜚声中外的唐代都城长安,以及东都洛阳,实际上都是在隋代建造的,创建这两座历史名城的第一功臣是杰出的建筑学家宇文恺。

  宇文恺,字安乐,鲜卑人,西魏恭帝二年(555)生于长安。他出生在北朝后期一个显赫的豪门。其父宇文贵。据《周书》本传说,“少从师受学,尝辍书叹曰:‘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后来从军,屡建军功,地位也扶摇直上。北魏时,即爵封革融县侯,官拜武卫将军,閤内大都督。西魏时,进爵化政郡公,先后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兴州刺史,大都督,小司徒,益州刺史。北周时,进位柱国,拜御正中大夫,封许国公,历大司空、大司徒、太保等重要官职。北周天和二年(567)卒,赠太傅,谥曰穆。宇文恺的长兄宇文善,西魏和北周时历位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柱国,洛州刺史,上柱国。二兄宇文忻,十七岁时即以军功被北周政权赐爵兴国县公,拜仪同三司,后又因战功进位开府、骠骑将军,进爵化政郡公,北周末位至上柱国,进爵英国公。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的宇文恺,二岁时就被赠爵双泉县伯,六岁时袭祖爵安平郡公,但身在将门的宇文恺却不好弓马,而喜好读书。《隋书》本传说“恺少有器局。家世武将,诸兄并以弓马自达,恺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号为名父公子。”这段记载可窥知他为学的大致情况。

  北周末,宇文恺累迁右侍上士、御正中大夫、仪同三司。大象二年(580),杨坚任北周宰相后,宇文恺又被任命为上开府、匠师中大夫。据《唐六典》卷二三“将作都水监”记载:“后周有匠师中大夫一人,掌城郭、宫室之制及诸器物度量。”又据考证,北周设有“匠师中大夫,一人,正五命”。因此可以推知,当时年轻的宇文恺已经在建筑科学和工程管理方面崭露锋芒。

世界第一城——大兴城的营建

  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大肆诛杀北周宗室宇文氏,以清除北周残余势力。宇文恺原也被定入诛杀之列,由于宇文恺家族与北周宗室有别,二兄宇文忻又拥戴隋文帝有功,加上他本人的才华深得隋文帝的赏识,因而方幸免一死。隋文帝“修宗庙”,宇文恺被起用,任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负责宗庙的兴修事务。宗庙建成后,被加封为甑山县公,邑千户,随后投入了隋代都城大兴城的营建工程。

  隋朝建立之时,仍承袭北周以长安城为京都。长安城始建于汉代,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城市已显得过于狭小,宫宇亦多朽蠹,加上供水、排水严重不畅,污水往往聚而不泄,生活用水受到严重污染,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因此,隋文帝嫌其“制度狭小,又宫内多妖异”,通直散骑常侍庾季才也奏云:“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于是决定另建新都。

  开皇二年(582)六月,隋文帝下诏:“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于是“诏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巨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创造新都”。“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有巧思,领营新都副监”。由于杨坚在北周时曾被封为大兴公,故新都命名为大兴城。

  大兴城的营建,史称“制度多出于颎”,“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宋代的宋敏求在《长安志》中也说在隋大兴城兴建时,“命左仆射高颎总领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制规模,将作大匠刘龙、工部尚书巨鹿郡公贺楼(娄)子干、大(太)府少卿尚龙义并充使营建”。可见高颎主要是提出都城的总的制度,并负责总的施建方针,而具体的规划、设计则是由宇文恺完成的,其他的副使主要是协助负责施工和材料管理诸事务。

  大兴城的兴建,不是在旧有基础上进行改建、扩建而成的城市,而是在短时间内按周密规划兴建而成的崭新城市。全城由宫城、皇城和郭城组成,先建宫城,后建皇城,最后建郭城。开皇二年(582)六月开始兴建,十二月基本竣工命名大兴城,次年三月即正式迁入使用,前后仅九个月,其建设速度之快实令人惊叹。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人力、物力的组织和管理都应是相当精细和严谨的。在规划设计和建设施工中,还得考虑地形、水源、交通、军事防御、环境美化、城市管理、市场供需等的配套,以及都城作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特点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因此大兴城的兴建标志着当时的中国所达到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

  有人曾列举世界古代十座城市的面积进行比较:(1)隋大兴城(唐长安城),583年建,面积84.1平方公里;(2)北魏洛阳城,493年建,面积约73平方公里;(3)明清北京城,1421—1553年建,面积60.2平方公里;(4)元大都,1267年建,面积50平方公里;(5)隋唐东京(洛阳城),605年建,面积45.2平方公里;(6)明南京,1366年建,面积43平方公里;(7)汉长安(内城),建于公元前202年,面积35平方公里;(8)巴格达,800年建,面积30.44平方公里;(9)罗马,300年建,面积13.68平方公里;(10)拜占庭,447年建,面积11.99平方公里。

  从上所列可以看到,中国古代都市的规模之大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而大兴城则更是位列榜首,堪称世界第一城。

  大兴城的规划吸取了曹魏邺城(故址在今河北临漳邺镇东)、北魏洛阳城的经验,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沿着南北中轴线,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郭城则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分区整齐明确,象征着皇权的威严,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京都规划和布局的独特风格,反映了统治者专制集权的思想和要求。特别是把宫室、官署区与居住区严格分开,是一大创新。北宋吕大防在《隋都城图》题记中,曾称赞大兴城的布局思想:“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清代徐松也说:“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公私有辨,风俗齐整,实隋文之新意也。”

  宫城位于南北中轴线的北部,“东西四里(不含掖庭宫),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崇三丈五尺”,实测东西长2820.3米(含掖庭宫),南北宽1492.1米。城内有墙把宫城分隔成三部分。中部是大兴宫,由大兴殿等数十座殿台楼阁组成,是皇帝起居、听政的场所。东部为东宫,专供太子居住和办理政务。西部为掖庭宫,是安置宫女学习技艺的地方。

  皇城(又称子城)在宫城南面,由一条横街与宫城相隔,“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实测东西长与宫城相同,南北宽为1843.6米。皇城是军政机构和宗庙的所在地。“城中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左宗庙,右社稷。百僚廨署列于其间,凡省六,寺九,台一,监四,卫十有八。东宫官属,凡府一,坊三,寺三,率府十”。

  郭城,又称罗城、京城,“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实测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全城由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划分为一百零八个里坊和两个商市,形成棋盘型的布局。白居易有诗云:“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②既形象又贴切地描绘了大兴城的布局特征。

  城中的街道都很宽。通向城门的街道之宽度都在百米以上;最宽的是界于宫城和皇城之间的横街,宽达220米以上;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主干道朱雀大街宽150米;不通城门的街道宽42—68米;最窄的是四周沿城墙内侧的顺城街,宽25米。里坊都筑有坊墙,坊中也有街道。大的里坊四面开四个坊门,中辟十字街;小的里坊开东西二门,有一条横街。这些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一个交通网络,井然有序。各大街的两侧都开有排水沟,街道两旁植以榆、槐为主的行道树,株行距整齐划一,使道路成为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为城市增添了风采。

  在大兴城的规划和兴建中,对于环境美化和给排水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整个城址位于渭水南岸,西傍沣河,东依灞水、浐水,南对终南山。根据其地理环境和河道情况,开凿了三条水渠引水入城。城南为永安渠和清明渠,城东为龙首渠,龙首渠又分出两条支渠。三条水渠都分别流经宫苑再注入渭水,不但可以解决给排水问题,而且可以进行生活物资的运输。水渠两岸种植有柳树,形成了“渠柳条条水面齐”③的宜人景色。城东南还开辟有曲江“芙蓉园”,其“花卉周环,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秋节。江侧菰蒲葱翠,柳荫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是全城的风景区和旅游区。

  在大兴城的规划、设计中,也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突出者有三:

  其一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城市规模过大,超越了时代的要求。其城南四列里坊,经过隋唐两代三百多年的时间,始终没有多少住户,非常冷落荒凉。正如宋敏求所说:“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其注又云:“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

  其二是大兴城的道路虽然很宽,但全是土路,雨雪时泥泞不堪,难以通行,有时连上朝都得停止。为了排水,路面都是中间较高,两侧有宽、深各两米多的水沟,但由于城内地形起伏较大,排水仍有困难,以致暴雨后常有坊墙倒塌,居民溺死的事故发生。

  其三是在漕运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有时漕运不通,即造成粮食供应匮乏。为此,终于酿成了都城的东迁。

  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科技条件下,大兴城有如此规模的建设和成就,是值得人们赞颂的。

  大兴城的设计和布局思想,不但对中国后世的都市建设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日本、朝鲜的都市建设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藤原京、平城京,就是仿效大兴城的布局特点而建造的。平城京东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每隔四町均有大路相通,形成整齐有序的棋盘状。宫城也是位于城北正中,四周以官衙和贵族邸第围绕,明显地体现着大兴城的特征。

东都洛阳城的营建

  营建东都是宇文恺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另一个重大成就。开皇四年(584)六月,宇文恺又受命负责开凿广通渠工程。据记载:“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诏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帅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漕运通利,关内赖之。”其后,宇文恺出任莱州(今山东掖县)刺史,“甚有能名”。

  开皇六年闰八月,宇文恺之二兄上柱国、杞国公宇文忻因谋反被诛,宇文恺也受株连而解职,“除名于家,久不得调”。

  开皇十三年(593)二月,隋文帝令杨素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北营造仁寿宫。杨素以宇文恺有巧思,“奏前莱州刺史宇文恺检校将作大匠”,负责仁寿宫工程的筹划和设计。“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整个宫殿区“制度壮丽”,是一组极其雄伟的宫殿建筑群。开皇十五年三月,仁寿宫建成,宇文恺被任命为仁寿宫监,授仪同三司,接着又被任命为将作少监。

  仁寿二年(602)八月,隋文帝皇后独孤氏卒。闰十月,杨素和宇文恺受命营造皇陵太陵。独孤皇后葬后,宇文恺复爵安平郡公,邑千户。

  仁寿四年七月,隋炀帝杨广继位。鉴于大兴城位置偏西,又水陆交通不便,也为了更进一步加强对河北、山东以及江淮地区的控制,决定在洛阳故都附近建造新城,作为东京。十一月癸丑,隋炀帝在巡幸洛阳时下诏说,洛阳的地理位置“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

  据《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元年(605)三月丁未,隋炀帝“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又据《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大业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其营建过程前后仅历十个月,是又一座在短时间内经周密规划、设计、建造而成的大型城市。在营建东京时,宇文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故此宇文恺博得隋炀帝的欢心,被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其间,宇文恺还受命在河南郡寿安县(今河南宜阳)营造显仁宫,“南接皁涧,北跨洛滨”,为此,曾“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

  东京一名东都,又谓“新都”。它位于汉魏洛阳城之西约十公里,北依邙山,南对龙门,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正如李吉甫所说:“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之,有河汉之象,东去故城一十八里。”由于水陆交通方便,自隋代至北宋,一直作为陪都,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和交通的中心。

  东京的营建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大业杂记》中记载:“初卫尉刘权、秘书丞韦万顷总监筑宫城,一时布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万人。城周匝两重,延袤三十余里,高四十六尺。六十日成。其内诸殿基及诸墙院,又役十余万人。直东都土工监常役八十万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余万人。”唐初张玄素曾对唐太宗言及他所见营建东都的情况,说:“臣又尝见隋室造殿,楹栋宏壮,大木非随近所有,多从豫章(今江西境)采来。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若用木轮,便即火出。铁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坏,仍数百人别赍铁毂以随之,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则余费又过于此。”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其用工量的大致状况。建造大兴城的用工状况,虽缺乏史料记载,但参照有关东京的记载,当与东京的用工数量相当。

  东京规模略小于大兴城。据勘探,它的东城墙长7312米,南城墙长7290米,北城墙长6138米,西城墙长6776米,总计周长27516米,合55里。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长方形。全城亦是由宫城、皇城、郭城所构成。洛水由西而东穿城而过,把城分为南北二区。由于地形的关系,东京不似大兴城那样强调南北中轴线和完全对称的布局方式,其宫城和皇城建于西北部,但整个规划力求方正、整齐,仍与大兴城相似。

  宫城名紫禁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一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卫。城中隔城二,在东南隅者太子居之,在西北隅者皇子、公主居之。城北隔城二,最北者圆璧城,次南曜仪城”。宫城内有乾阳殿、大业殿等数十座殿、阁、堂、院,极其富丽堂皇。李吉甫称:“(东京)宫室台殿,皆宇文恺所创也。恺巧思绝伦,因此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其中以乾阳殿最为奢华,是皇帝举行大典和接待重要外国使团的地方。“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房脊两端的兽)高一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轩。文掍镂槛,栾栌百重,楶拱千构,云楣绣柱,华榱璧珰,穷轩甍之壮丽。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垂莲,仰之者眩曜。南轩垂以珠丝网络,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飞鸟。四面周以轩廊,坐宿卫兵。”“殿庭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刻漏即在楼下,随刻漏则鸣钟鼓。”宫城正门则天门,“门上飞观相夹,门外即朝堂”。因其太奢,致武德四年(621)唐高祖李渊令人焚毁另建。

  宫城西面是上林西苑,又名会通苑,在今洛阳涧西一带。据《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元年夏五月西苑,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屈曲绕龙鳞沟。”苑内引涧河汇水成海,周十余里,海中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布置在山上,风景非常壮观。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堂殿楼观,极为华丽。为了引洛水入苑,宇文恺还修筑了月陂。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记载:“洛水,在(洛阳)县西南三里。西自苑内上阳之南弥漫东流,宇文恺筑斜隄束令东北流。当水冲,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谓之月陂。”

  宫城的东北面为含嘉城,城里为含嘉仓,是一座贮藏粮食的大型国家粮仓。据《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元年,炀帝建东都洛阳,在宫城东建含嘉仓。”据1969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含嘉城的总面积约43万平方米,四面有城墙,城墙为挖槽夯筑而成。在仓城的东北和偏南地区,勘探出大小不等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地下粮窖287座,估计全城的地下粮窖应在400座以上。由于东京漕运方便,又在含嘉城内储藏了大量粮食,避免了大兴城发生粮荒的问题,使其粮食供应得到了保障。

  皇城名太微城,亦称南城、宝城,“东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一十三里二百五十步,高三丈七尺。其城曲折,以象南宫垣”。城中有五条南北向街道,四条东西向街道,分列省、府、寺、卫、社、庙等建筑。

  郭城称罗郭城,隋时仅筑有短垣,“东西五千六百十步,南北五千四百七十步”,实测南北最长处7312米,东西最宽处7290米。全城纵横大街各十条,一般宽41米,把全城划分为“里一百三,市三”。这些里坊分布在北区的东部和整个南区,其中南区的里坊与街道最整齐。里坊平面作方形或长方形,面积比大兴城的里坊略小,坊内辟十字形街道。由于里坊小街道窄,临街开门的住宅随之增多,这样就使城内各部分的关系显得比较紧凑。

晚年的建筑活动

  大业三年(607)六至八月,宇文恺跟随隋炀帝北巡。在此期间,他奉命修筑长城,创制了三项活动性的建筑物。

  关于宇文恺修筑长城事,有的论著仅引述《隋书》本传的记载:“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未指明修长城时间,所修是哪段长城。查史籍记载,隋炀帝在位时修长城有两次。第一次修长城在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榆林郡系大业三年所置,其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及黄河东岸托克托、和林格尔一带。紫河在定襄郡大利县,《隋书·地理志》中记载:“大利县,大业初置,带郡。有长城,有阴山,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南部清水河县境。紫河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省西北长城外之浑河,蒙古语名为乌兰穆伦河。第二次修长城在大业四年七月,“发丁男二十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九月“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②,可见该役已结束。据《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此榆谷当在榆林西。”可推知此次所修长城为由榆林郡治向西至榆谷一段。据《隋书》本传记载,宇文恺规度长城事是在“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之后,而据《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宇文恺拜工部尚书是在大业四年,因而其所修长城似应为第二次。实际上此记载有误,因宇文恺大业四年七月未到榆林,他是大业三年随隋炀帝北巡时,于六月至八月逗留榆林的。在《隋书》本传长城役记载之后,也说“时帝北巡”,宇文恺在此期间造大帐和观风行殿。故可判定,宇文恺规度长城之役为炀帝时的第一次修长城,即大业三年七月,所修长城为榆林至紫河一段。

  宇文恺创制的三项活动性建筑物为:

  1.大帐,造于七月。《隋书》本传记载:“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资治通鉴》卷一八○也记载:“帝欲夸示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千人。甲寅(15日)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卫,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北史·炀帝纪》上亦云:“甲寅,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

  2.观风行殿,造于八月。据《隋书》本传记载:“又造观风行殿,上容待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又《资治通鉴》卷一八○也记载:“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

  3.行城,造于八月。《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胡人惊以为神。”

  其中,大帐当是大型帐篷。观风行殿应是一种活动性建筑,上面为宫殿式木构建筑,可以拆卸和拼装;下面设置轮轴机械,可以推移,惜其具体形制和结构史无明言,难以详悉。行城应是一种板装并附有布屏的围城,《资治通鉴》虽未明言系宇文恺所作,但其记述紧接在造观风行殿之后,当亦是宇文恺负责制作的。

  另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记载,大业五年(609)六月,隋炀帝西巡,至张掖(今甘肃张掖)时,亦“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此观风行殿是否即是大业三年宇文恺所造的,抑或是重造,录以备考。

  这些大型的活动性建筑,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在机械制造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

  除了规划、设计和主持施工,建造了一系列大型建筑工程外,宇文恺还在明堂设计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明堂原是周代朝廷的前殿,传说其形制是周公所立,并“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后世追崇周制,把明堂制度神圣化,成为中国古代举行大典和宣明政教的大殿,凡朝会及祭祀、庆典、选士、教学等大典,都在其中举行。也可以说,明堂象征着帝王的权威,即所谓“天子坐明堂”。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对明堂制度非常重视,但具体的明堂形制是什么样子,则仅凭臆测,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因而各代虽都有制定明堂制度之举,却均未能形成定制。

  隋文帝平陈之后,也把建立明堂制度提上了议事日程。开皇十三年(593),诏命礼部尚书牛弘等议定明堂制度,当时任检校将作大匠的宇文恺曾献上明堂本样。他“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宇文恺所献的明堂木样受到隋文帝的赞赏,但由于诸儒异议,久不能决,而作罢。“高祖异之,命有司于郭内安业里为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弘等又条经史正文重奏。时非议既多,久而不定,又议罢之。”

  隋炀帝继立之后,宇文恺又上“明堂议”及明堂木样。关于宇文恺所上明堂议及木样事的具体时间,据《隋书·礼仪志》一记载:“及大业中,恺又造《明堂议》及样奏之。炀帝下其议,但令于霍山采木,而建都兴役,其制遂寝”,则似应该是在大业元年三月营建东都开始之前,即大业元年一、二月间。但此时隋炀帝刚登位不久,忙于巩固其统治地位,又欲兴建东都,宇文恺是很会揣测帝心的,想不致于在此时奏上“明堂议”及木样。而此记载也仅言大业中,若是在大业元年初,当会指明是大业初,而不会称“大业中”的。据《隋书·宇文恺传》记载:“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引《隋志》亦说:“会辽东之役,不果行。”隋炀帝征辽东之役,是大业七年着手进行准备,第二年发兵的,则宇文恺所上的奏议和木样当在大业六年底至七年初之间,这应是比较可信的。

  宇文恺所上的《明堂议表》除引经据典,考证明堂制度外,还附有建筑设计图和立体木制建筑模型。为完成此一工作,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这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建筑考古学文献。虽说其所议定的明堂制度只能作一家之说,无能定论,但从他所绘制的建筑图和据此制作的木制立体模型,却可以推断他已经使用了比例尺。这种利用比例关系绘制建筑图和制作立体建筑模型的方法,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大创举,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大业八年三月,隋炀帝征伐辽东(今辽宁辽阳)时,宇文恺亦随行。为了渡过辽水(今辽宁大凌河),“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趣东岸,桥短不及岸丈余。……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宇文恺所造浮桥虽因测量河宽不准确而未能成功,但却为何稠的接桥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此,他“以渡辽之功,进位金紫光禄大夫”。

  宇文恺在建筑学方面的著述有《东都图记》20卷,《明堂图议》2卷,《释疑》1卷,均见行于世。但除《明堂图议》的部分内容保存在《隋书·宇文恺传》、《北史·宇文贵传》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外,其他的后来都亡佚了,这实是建筑学史上的一大损失。

  大业八年(612)十月,五十七岁的宇文恺卒于工部尚书之位,谥曰康。

  宇文恺的一生,主要是担任营造方面的高级官员,主持过许多大型的建筑工程,起着相当于现在工程总指挥、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的作用。他在建筑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有些成就甚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也应该指出的是,在他设计和主持的工程中,除了开凿广通渠,客观上有利于国计民生外,其余大多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尤其是宫殿建筑,不顾劳民伤财,取悦帝王。如营造仁寿宫时,“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顿颠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营建东都时,他“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都制度穷极壮丽”。“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今河南荥阳),北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相望于道”。长城之役,“死者十五六”。建仁寿宫和东京的工程,宇文恺虽挂的是副职,但他是实际的负责者,因此功过与他都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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