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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谋国,不善谋身的汉武帝重要谋士
上传者:站长上传 主父偃 点击次数:8408 次
发布时间-2008/1/26 16:39:01

  在西汉王朝初期和汉武帝统治时期,出现了大批杰出人物,其中既有千古帝王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一代丞相、政治家萧何、曹参,举世无双的军事家韩信、李广,千古传诵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史学家司马迁,还有为数众多的谋臣策士。在这璀璨的人物星群中,主父偃以其非凡的见识、笔锋犀利的文章和独特的人生经历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主父偃(?—前126年),西汉齐国临淄人。他早年学“长短纵横术”、辩士之说,晚年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思想与学术比较驳杂。在故乡齐国,主父偃曾广泛结交各个学派、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人物,不仅未能得到赏识,还受到当地儒生的排挤,没有施展才华的空间。因为家中贫寒,又无人借贷,为了生活和发展,主父偃遂“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国,可结果同样是“莫能厚,客甚困”。这段惨痛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在诸侯王国很难找到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只有京师或许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在强烈的出人头地思想的驱使下,元光元年(前134),主父偃来到长安,投到大将军卫青门下。这次算投对了门路,卫青很欣赏他的才干,数次向汉武帝举荐,不幸的是却没有引起汉武帝的重视。不过,这并没有使他灰心丧气,内心的功名欲再次点燃,主父偃径直向武帝上书。史书记载,他“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大概因为上书的内容涉及不少当时的热点问题,这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兴趣,“朝奏,暮召入见”。《汉书》本传只记载了主父偃上书中谏伐匈奴的内容,该文从历史到现实,条分缕析,极力论证攻伐匈奴乃得不偿失之举,这种观点对汉武帝是典型的逆耳之言。可能是主父偃将反对的道理讲得比较充分,有助于汉武帝的全面思考;也可能是某些观点和言词深深打动了汉武帝;抑或是汉武帝被他的才华和雄辩所折服,总之汉武帝丝毫未怪罪于他,还视之为“相见恨晚”的能臣。此后,主父偃得以一岁四迁,由郎中、谒者、中郎直到中大夫,成为汉武帝身边的重要谋臣。

  由于受到汉武帝的器重,主父偃积蓄许久,也是被压抑许久的主张终于得到全面释放,上书言事更加积极主动。归纳起来,主父偃的出谋划策中,有两项尤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提出诸侯推恩分封子弟的建议,促成了“推恩令”的颁行。开国之初,刘邦为了西汉政权的巩固,大封宗族子弟为王,结果形成了数量巨大的同姓诸侯王。这埋下了后来中央集权与诸侯王之间矛盾的伏笔。为了顺利地解决中央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许多思想家积极想方设法,出谋划策。文帝时,贾谊上疏“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新书·藩强》)。景帝时,晁错认为与其晚痛,不如早痛,积极主张大规模削藩。可惜的是,诸侯未削,晁错却被景帝冤杀,以“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的权力虽有所削弱,但诸侯王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武帝时,主父偃根据诸侯占地太多太大的敏感问题,借鉴贾谊、晁错削藩的措施,并加以发展,提出了赫赫有名的“推恩令”:

  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嫡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汉书·主父偃传》)

  主父偃的建议得到实施后,已经变小的诸侯王封国中又凭空增加不少小的侯国,这表面上是皇帝的推恩,实际上进一步分割了诸侯的土地和权力。至此,诸侯王再也无力向中央叫板,长期困扰汉朝皇帝的诸侯王问题基本得以解决。“推恩令”用和平的手段实现了尊崇皇权、裁抑王国的目的,这一建议的提出者主父偃大有功于西汉王朝中央集权的强化。

  提出在新夺取的河套地区设置朔方郡。主父偃起初反对征伐匈奴,但当对匈战争成为汉朝的基本国策,汉军又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取得初步胜利后,他转而支持战争,并最早提出在新夺取的河套地区设置朔方郡。他认为朔方北依黄河,土地肥沃,若在此设置城市,不仅可以作为出兵的据点,且能发展生产,直接补充军需,从而减省大批用于运输的人力物力。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在夺取的河套以南地区设置朔方、五原两郡,并筑朔方城,以内地民众十多万在朔方屯田戍边。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在对匈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其对长安的威胁。匈奴当然不甘心失去这一战略要地,为此多次出兵骚扰朔方,企图夺回河南地区,但最终只是徒劳。

  主父偃凭借自己的机谋才智,解除了困绕汉武帝多时的一些大麻烦,加上在立卫子夫为皇后和揭露、审理燕王刘定国谋反案件中,又为武帝立下别人无可替代之功,由是汉武帝对他更加倚重,他在朝臣中的地位亦随之大大攀升,以至出现了“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的局面。所谓盛极则衰,主父偃在达到人生顶峰的时刻,绝对不会想到灭顶之灾那么快就到来了。

  元朔年间(前128—前123年),主父偃向武帝告发齐王“有淫失之行”。于是,汉武帝任命他为齐国丞相,令他负责齐王一案的审理。主父偃以前受到过齐王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心中一直怀有怨恨,遂决定对齐王的“淫失之行”严加追究,“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齐王知道难以逃脱,无奈之下被迫自杀。这时,曾经得罪过主父偃的赵王害怕他同样对自己进行残酷报复,就先下手为强,伺机向武帝告发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多以得封者”。不久齐王自杀的消息传到京师,这两件事动摇了汉武帝对主父偃的信任,下令将其下狱治罪。“面谀”丞相公孙弘趁机落井下石,对他进行打击报复,最终导致了主父偃被族诛的人生悲剧。

  对于主父偃之死,后人一般倾向于认为其为官贪婪,为人狠毒,有仇必报,缺乏儒家必要的人格修养,导致了与周围臣僚关系不和;此外,他又涉足了颇为敏感的宗室贵族的内部矛盾,其悲惨下场尽管有政敌排陷的因素,但还是咎由自取的。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它忽略了当时世态炎凉的社会风气,没有看到官僚贵族之间的虚伪、冷漠对人造成的深深影响。主父偃未得志时,人人弃之如敝屣,“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主父偃贵幸时,门下宾客上千人,“赂遗累千金”;及其受诛,竟“无一人视”,唯有孔车为其收尸安葬。面对这种人情冷暖,司马迁感而发之:“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试想,身处这种世风之中,主父偃除了狂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之外,以一人之力又能改变社会什么呢?也许,他能做的就是在以齐国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衣锦还乡之时,“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然后怒斥他们:“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对以前所受的污辱出口恶气,对这种丑恶的世风做些抗争。

  后来读唐诗,看到诗人李贺《致酒行》中有“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句,用主父偃西游长安的故事来书写自己的壮志,从此,对主父偃奋发向上的精神更是佩服不已。实际上,主父偃经过广博的阅览、下层生活和人情世故的历练,成为了汉武帝时期最优秀的谋士之一。他对当时的政治走向有着准确的把握,所提建议多能符合时代的潮流,切中社会的痼疾,故搏得了汉武帝的厚爱和信任。《汉书·艺文志》把主父偃归入纵横家,列有《主父偃》28篇,今佚,估计保留在《汉书》本传和《全汉文》的文章奏议即其主要组成部分。

  文章结束之际,值得补充说明的一点是主父偃的姓——“主父”的来历。根据唐代修撰的谱牒姓氏之学专著《元和姓纂》的记载,“主父”这个姓起源于春秋时期的赵武灵王,因为赵武灵王曾早早地把王位传给他的小儿子惠文王,自称“主父”,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太上皇。据说,后来以“主父”为姓的全是赵武灵王的后代,却不知他们是如何从赵国流落到齐国的。现在姓“主父”的,山东临沂一带还有,不过人数很少,《百家姓》也未收入这个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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