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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名相,出色的外交家
上传者:aabbcc 富弼 点击次数:3613 次
发布时间-2008/1/10 15:04:21

  富弼,字彦国,北宋名相,洛阳人。其少年时聪慧过人,读书过目成诵。范仲淹见到他,说他有“王佐之才”,向朝廷举荐他;晏殊看到他,说他才质俱佳,把女儿嫁给他。他是北宋最出色的谈判高手,一番话就打消了契丹国进犯边境的图谋。他为相7年,老成持重,高寿作古,享年80岁。

  在北宋的宰相中,富弼和文彦博是老寿星:文彦博活到92岁,富弼活到80岁。八十载悠悠岁月,六十年官宦生涯,富弼的人生长河可谓波澜壮阔,这里只撷取几朵浪花,来观照他的一生。

  富弼年少时走在洛阳大街上,有人过来悄声说:“某某在背后骂你!”富弼说:“大概是骂别人吧。”那人又说:“人家指名道姓在骂你呢!”富弼想了想说:“怕是在骂别人吧,估计是有人跟我同名同姓。”骂他的人“闻之大惭”,赶紧向富弼道歉。

  年少的富弼分明是假装糊涂,却显示了他的聪明睿智。善于消释痛苦者,向来不“放大痛苦”,这使人想起青年学者于丹,她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曾谈到“放大痛苦”和“淡化痛苦”这个话题。当时她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同时看到桌上有半瓶酒,悲观主义者很沮丧地说:“唉!只剩下半瓶酒了!”于是喝起了闷酒;乐观主义者却很兴奋,说:“好!还有半瓶酒呢!”于是高兴地喝起来。第二个例子,说的便是富弼洛阳街头“不认骂”的故事。

  俯仰之间可见心胸之狭阔,古往今来的高人和凡人,也就在这里分野了。而富弼所处的时代,真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大宋王朝井喷似的涌现出许多人才: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苏东坡、王安石等,都轻轻松松地通过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取得了功名。富弼的科举之路却不很顺利,最初他是以茂才(秀才)的身份登上文坛的,但他不气馁,从容地和“大腕们”交往。当时的文人们经常搞文艺沙龙,在酒楼聚会,吟诗作赋。大家看到一个青年,面目清秀,稳重大方,但20岁出头了,还是一个茂才,都替他感到惋惜。这个年轻人却不卑不亢,来了,就找一个角落坐下来,安静地听别人诵诗,末了,才稳稳地站起来,把自己的作品念给大家听。他的文章真是好,每每成为诗会的压轴之作。大家最后总结评判,都说这个洛阳小伙子的文章不错。

  这个小伙子就是富弼,被誉为“洛阳才子”。当时范仲淹已经颇有名气,认识富弼后,对富弼大为赞赏,说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宰相晏殊。晏殊是奇才,不到20岁就考中进士,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一名句。他一眼看出富弼有发展前途,就问范仲淹:“这位洛阳才子可曾婚配?”范仲淹回答:“尚未婚配。”晏殊满意地点了点头。当时晏殊尚有一女待字闺中,正托知贡举陈祥帮忙选婿。陈祥对晏殊说:我观富弼之文章气度,有宰相之才。范仲淹见晏殊喜欢富弼,就和陈祥从中撮合,富弼终成为晏殊的东床快婿。

  富弼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考中进士,当时他已经27岁了,属于茂才异等科及第。步入仕途后,他先到河阳(今孟州)任节度判官厅公事,接着到绛州(今山西新绛)﹑郓州(今山东东平)为官。几年后山东一带多有兵变,有些州县长官见乱匪势强,软弱无能,不但不去镇压,反而开门延纳,以礼相送。后来朝廷追究,派出工作组下来严查。

  范仲淹坐镇处理这些事。富弼对范仲淹说:“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形同通匪,都应定死罪,不然今后就没人再去剿匪了。”范仲淹则说:“你不知道啊,土匪势强,远在山林,难以围剿,地方政府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老百姓白白受苦罢了。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啊。”富弼不同意范仲淹的看法,脸红脖子粗地与自己的恩师争执起来。有人劝富弼:“你也太过分了,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了吗?”原来,富弼考中进士后,正值皇帝下诏求贤,要亲自考察天下士人。范仲淹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把富弼叫来,给他备了书房和书籍,让他集中精力写出对政事的看法,富弼因此得以被皇帝赏识。

  可是,富弼回答:“我和范先生交往,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观点始终和他一致,而是因为我遇到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怎能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范仲淹事后说:“富弼不同俗流,我欣赏他,就是因为这呀。”

  富弼遇事有主见,不盲从,不随便附和别人,即便对天子也是这样。

  当时的宋仁宗赵祯,看到了大宋政策的弊端,要做一些改革。在大臣递交的方案中,他看中了范仲淹和富弼的方案,于是在全国推行他俩提出的十条改革措施。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
 
  范仲淹为了推行新政,跟韩琦、富弼等大臣到各地走访,筛选各路(“路”是宋朝行政区划的名称)监司(监察官)。有一次,范仲淹审查一份监司名单时,发现其中有贪赃枉法的官员,就提起笔来,把这些人的名字一一勾掉,准备另选他人。富弼在一旁看了,心里有些不忍,就对范仲淹说:“范公啊,你这笔一勾,可让这一家子都哭鼻子呢。”范仲淹严肃地说:“彦国啊,我若不让这些官员的一家子哭,那就害得一路的百姓都要哭了。” 这一次,富弼不再和范仲淹争执了,他觉得范仲淹说得对,此后办事就更加实事求是了。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富弼升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是年春,契丹国大兵压境,扬言要以武力扫平中原,要求大宋割地赔款才息兵。慌了手脚的宋王室,赶忙商议派大臣出使契丹求和,但朝中大臣皆因此行凶险,不敢前往。有人推荐富弼,富弼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大使,拜任枢密直学士,出使契丹。

  见到契丹皇帝辽兴宗,富弼问:“为何要出兵攻宋?”辽兴宗回答:“是你们违约在先,堵塞了关隘,所以我们要进攻。如果你们割地求和,我们可以撤兵。”富弼正色道:“我知道你自己并不想出兵,而是你的臣子嚷嚷着要打仗。你可知道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牟利?”辽兴宗惊讶地问:“此话怎讲?”富弼说:“我大宋封疆万里,精兵百万,上下一心,若你们要用兵,能保证必胜吗?即使你们侥幸获胜,也要损伤过半,这些损失你那些好战的大臣能够弥补吗?如果我们还像以往那样互通友好,大宋每年赠给你的钱帛,还不都是你一人任意支配吗?”

  辽兴宗想了想,点头称是。富弼又说:“至于我国堵塞关隘,本是为了防范叛军,并不是为了进攻他人。若是为了进攻,就不堵塞关隘了,而是要打通关隘,前去进攻了!”辽兴宗觉得富弼说的都是实话,第二天就邀富弼一同打猎,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如果能割地给契丹,则两国可长久修好。”富弼问:“为什么?”辽兴宗说:“我们都以每年领受你们的钱帛为耻。”富弼马上反问道:“你们以得地为荣,我们必以失地为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想让我们割地求和,万万不能!”

  面对这个既善辩又强硬的来使,辽兴宗感到无奈,最终不再要求割地。就这样,富弼不避生死,不辱使命,只说了一番话,就打消了辽国进犯的图谋,使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此后的几十年间,两国一直和平相处。

  富弼后来又出使契丹,也大获成功,展示了其超人的胆识和外交能力。他第一次去契丹时,家人来报,说他的女儿死了,他不顾而行;第二次去契丹前,他的妻子生了个男孩,他来不及看一眼,就启程了。到了契丹国,每得家书,他连拆都不拆。随从不解地问:“这是家书,为啥不拆?”他回答:“拆了,徒乱人意!”

  富弼一心为国家,受到宋仁宗嘉奖,欲提拔他为枢密副使。他力辞不受,上疏仁宗:“现在(大宋)与契丹再结盟好,大臣们都以为太平无事了,万一契丹毁约,又来进犯,我岂不是死有余辜!陛下啊,您只要卧薪尝胆,不忘边患,多虑国政,就不用考虑我的职位高低了。”过了一段时间,仁宗欲再次提拔他,并派宰相去劝说:“此次任命是别有用意,非因你出使契丹有功,请受之。”他这才接受了枢密副使的职位。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六月,契丹和西夏发生战争。契丹出兵10万西征,并遣使至宋,要求大宋与西夏断交。范仲淹怀疑契丹是声东击西,可能与西夏联合攻宋,建议朝廷马上增兵,驰援西部边陲。富弼冷静观察后,认为契丹不会与西夏联合、杀个回马枪再来攻大宋。当时朝廷上下非常担心,议论纷纷:如果大宋受到攻击,你富弼是否以头颅谢罪呢?富弼很平静地说:“放心,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结果如富弼所料,契丹并没进犯大宋边境。

  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富弼被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两年后的一天,仁宗上朝时突然昏厥,被扶入宫中诊治。朝中大臣十分惊慌,议论纷纷。庙堂之上的富弼却很冷静,他和文彦博一起留宿宫中以防不测,并随时询问仁宗病情,使宫中秩序很快恢复。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以安定人心。

  宋神宗继位后,为了富国强兵,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进京,变法改制。神宗想问问富弼对变法的看法,因为富弼是三朝元老,许其肩舆至殿门,不必叩拜,坐下说话。结果富弼一见神宗就说:“我反对变法。”神宗又问边防事宜,富弼说:“陛下执政不久,当布德行惠,希望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听后十分失望,革去其相位。

  富弼见宋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能与之相争,于是称病退休,想返回洛阳,上疏几十次才被准许。临行前,他又上疏神宗说,现在王安石变法,起用许多小人,加上地震、旱灾,国事堪忧。神宗问他去了之后,谁可代他为相,他推荐文彦博。神宗又问:“王安石如何?”富弼沉默不答。

  由此,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恨死了富弼,私下说:“枭富弼之首于市,则法行矣。”富弼于是退居洛阳,与文彦博、司马光等13人组成“洛阳耆英会”,每日在自己府中置酒,赋诗吟和,但每遇国家大事,他仍建言献策,畅所欲言。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八月,80岁的富弼在洛阳病逝。他死前给神宗上疏:现在朝中多有投机钻营的小人,非国家之福,应予以廓清。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随后富弼配享神宗庙宇。宋哲宗上台后,又亲篆碑额“显忠尚德”4个字,请大学士苏东坡撰文刻之,对这位名相和外交家的一生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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