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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降魏的蜀汉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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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3-9-13 2:41:34

  谯周(公元201—270年),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今四川阆中)人。蜀汉地区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史学名著《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即出自他的门下。

步入仕途 直言劝谏

  谯周的父亲谯賆是一位学者。他学识宏富,尤善《尚书》,对于诸经及图纬书的造诣也很深,因而在益州颇有名气。刘焉、刘璋父子统治时期,州郡政府多次辟请他出仕为官,皆遭拒绝。后不得已,谯岍应州府之召,暂作过一段师友从事的职务。

  在谯周的幼年时期,谯岍不幸去世。由于家境贫寒,谯周被寄养在舅父的家里。他酷爱读书,家中虽然经济困难,但谯周却从不肯把精力放到治理产业方面来,整日孜孜不倦地诵读典籍,以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经过多年的苦读,谯周成了博贯古今、精通六经的硕儒。特别是他一手词理渊通的好文章,更引起学人的景仰。但是其口才不佳,虽然为人聪慧,而不善言辞表达,属于性格内向的一类人。

  谯周的青少年时期,益州地区的形势一直不够安定。先有刘璋与汉中张鲁的争斗,后又发生刘备入蜀,攻陷成都,逐走刘璋,建立蜀汉政权的变故。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在夷陵兵败后病逝于白帝城,其子刘禅嗣位,是为后主。诸葛亮受刘备临终遗命,以丞相兼领益州牧,总揽朝政。在他的治理下,蜀汉的政局渐趋稳定。为了缓和与弥缝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矛盾,其中主要是益州地主集团与外来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诸葛亮适当地启用当地的知名人士为官。这样,谯周以有学识而被诸葛亮荐举为益州的劝学从事。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病故,大将军蒋琬接替诸葛亮执政。蒋琬提升谯周为典学从事,总管一州学校、生徒的训导、考核和升免等事。这一年,谯周三十三岁。

  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后主立其子刘璿为太子。谯周与李譔等一批著名的学者同时被选调到太子府任职。他先为仆,后转为家令。 蜀汉后主刘禅是一位平庸低能的君主。诸葛亮在世期间,他慑于乃父遗命,被迫“父事丞相”,在诸葛亮面前唯唯诺诺,言听计从,因有所约束,未出过大错。诸葛亮死后,刘禅贪图奢华享受的恶性日渐暴露。他屡次想广修宫室,采择民女,以供玩乐。但由于受到蒋琬、董允等人的强烈抵制,也未尽如意。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蒋琬、董允相继去世。主管朝政的费祎信任陈祗,使用他接替董允的侍中职务。陈祗是个玩弄权术的政客,与宦官黄皓互为表里,操弄权柄。对于后主刘禅,陈祗、黄皓阿意顺从,百般迎合。刘禅遂如释重负,肆意胡为起来。于是,他经常外出游逛,并增造后宫,广设伎乐,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

  谯周对刘禅的荒唐行径,非常反感。这一年,他上疏进行劝谏。谯周以新莽末年的历史为例,说明政权的得失与人心的向背关系极大。他说,王莽败后,群雄扰攘,豪杰蜂起,都想夺得政权。这些人中以更始皇帝刘玄和公孙述的力量最强,但他们一个个注意的只是快情恣欲,游猎享受,从不知体恤百姓疾苦,关心人民的生活。终因丧失人心,遭到失败。而汉光武帝刘秀从善如流,广纳众谏,注意理冤狱,力节俭,施仁政,遵法度。这些作法深得人心,归附的人越来越多,终于由弱变强,兼并诸雄,成就帝业。谯周希望后主以刘秀为榜样,敬贤任才,力修内政,树立起完成光复汉室,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在上疏中,他还提出了省减乐官、停止兴造的具体建议。

  刘禅对于谯周的上疏,很不以为然,不仅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疏远了他。这一年,谯周被免去太子家令的职务,改任中散大夫。

  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主持朝政的费祎被魏将刺杀。费祎死后,蜀汉的政局急转直下。后主更加宠信黄皓,听凭他肆意弄权,败坏政事。朝中的大臣,或与黄皓勾结,狼狈为奸;或受其毁谤,横遭排抑。接替费祎职务的姜维,一则畏怕黄皓的势力,二则急于立功,所以长期居外,连续向曹魏用兵。由于姜维不顾国力,冒然出击,所以一再损兵折将,大败而还。穷兵赎武和政治腐败,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瘁,怨声载道。谯周对此十分不满。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他猛烈抨击朝政,并与尚书令陈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受到朝廷的重视。退朝以后,遂采用两人对话的体裁写了一篇讥讽时政的文章《仇国论》。在文内,谯周提出治国的根本在于养民恤众的主张。他说,周文王以少胜多,是作到了注意养民;勾践以弱胜强,是由于能够恤众。不顾百姓疾苦,不能与民休息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所谓“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他预言,蜀汉“极武赎征”,必然“土崩势生”,如果“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谯周劝告后主,“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射幸数跌,不如审发”。就是说,与其每战必败,不如慎重出击。

  不久,后主解除了谯周的中散大夫职务,升任为光禄大夫。在汉代,光禄大夫主顾问应对,无常事,是一种名义上地位很高,而实际上并无任何权力的荣誉官职。从此,谯周被排斥出参政的行列,“不与朝政”。因为他在学界极有声望,朝廷不得不“以儒行见礼”,但也只是故作姿态而已。

兵临城下 倡言降魏

  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掌握魏国实权的司马昭看到蜀汉政权已面临土崩瓦解之势,遂决定出师灭蜀。这年冬,他派钟会率兵十万,由汉中趋剑阁;命邓艾领众三万,自狄道入蜀。几路大军中,邓艾一支首先获得成功。他一路攀木缘崖,冒险而进,渡阴平,陷江油,下绵竹,长趋直入,逼近成都。

  对于这种危急局面的出现,后主刘禅事先毫无思想准备。黄皓等人愚弄他,屡进鬼巫之说。刘禅真的以为敌人不会来攻,故不作任何防备。待魏兵猝至,百姓迸散,刘禅才慌了手脚,急忙召集群臣会议,商讨对策。由于形势急迫,“不与政事”的谯周也例外地被召参加了会议。 群臣商议了许多,意见不能统一。这个说,吴蜀两国是联盟,东奔吴国是有条出路;那个讲,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守难攻,南下或许死而复生。争争吵吵,议论纷纷,举朝上下,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谯周别树一帜,提出降魏的主张。他认为,东奔吴国的意见不能成立。魏吴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已成定局。投奔吴国是称臣,投降魏国,也是称臣,与其向小国称臣,不如向大国称臣,以免受再辱之耻。至于南下,也不是好办法。首先,大敌逼近,人心离散,恐怕无人愿意南行。再说,魏人此行誓在灭蜀,陷落成都也不会放弃南下追击的机会。况且南中诸夷,平时犹不安定。如果据守此地,增征贡赋,也就会激起他们的反叛。所以,乘没有势衰力竭的时候投降魏国,可以得到优待。这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谯周的主张代表了益州地主集团的普遍情绪。他们早已对蜀汉政权失去了希望,认为这一外来政权,给他们带来的只是灾难,从未有过任何的好处。在被解除太子家令职务不久,谯周曾与蜀郡学者杜琼一起散布过曹魏代汉是天意的言论。后来,谯周屡次在刘备、刘禅的名字上作文章,说什么:“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备矣,当授与人也”(《三国志·杜琼传》)。意思是讲,蜀汉政权的寿命在刘备时代就该结束了,刘禅只有等待被别人消灭的分了。 经过谯周的反复劝说,刘禅听从了降魏的建议。由于谯周主降有功,司马昭封他为阳城亭侯。晋武帝代魏后,谯周几次被加官,历任骑都尉、散骑常侍等职务。泰始六年(公元270年),他病死在洛阳,终年六十九岁。

  后世的许多史学家对谯周诱劝刘禅不战而降的作法,给予了指责。孙盛在对蜀汉实力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当时如果没有谯周的劝降,蜀国是不会灭亡的。

儒学大师 史学大家

  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生前撰写学术著作多种,计百余篇。之后,这些著作陆续散失,到唐初作《隋书·经籍志》时,时人所见的书目只有《论语注》(十卷),《三巴记》(一卷),《谯子法训》(八卷),《古史考》(二十五卷),和《五经然否论》(五卷)五种了。《论语注》和《三巴记》两书,今不存。现在能够见到的其他三种,且都是后人的辑本。 《谯子法训》,原书亡佚。明人陶宗仪、清人严可均各录有辑本,但均搜括不足,除《齐交篇》有篇名外,余者皆为散条。此书以有关道德修养、男婚女嫁、治学自力等方面的内容为主,属格言性质的书籍。

  《五经然否论》,原书亡佚。朱彝尊、马国翰等人皆有辑本,其中以蔡映台搜罗最多,计七条。仅就辑录所知,该书以诠解古代礼仪制度的内容为主,属典制一类的著作。 《古史考》,原书亡于宋元之际。清人章宗源据诸书辑录一卷,得九十一条。该辑本刊于平津馆丛书之中,书前有孙星衍序文一篇。这是一部古史考证性质的书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据《晋书·司马彪传》记载,谯周撰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司马迁的《史记》纠谬。谯周认为《史记》周秦以上的部分,有很多内容采用民间传说和百家之言,因此与经典文献的出入较大。他凭据旧典,对此一一进行了订正。以后唐朝人把它归在考史书类,作为附录与《史记》并行于世。它的许多成果被后来的《史记》三家注所吸收利用,成为章氏辑本的主要依据。 《古史考》对《史记》的考证、评述甚详。清人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讲:“是书专为考《史记》百三十篇而作,每篇皆有所考。”裴骃的《史记集解》,在《楚世家》楚之先人“坼剖而产”句下引干宝语云:“先儒学士多疑此事。谯允南通才达学,精核数理者也,作古史考,以为作者妄记,废而不论。”这条材料证明,只有当谯周以为作者妄记处才废而不论,可见姚氏的说法并非妄断。《古史考》对于《史记》的研究,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是对史记的某些记载提出怀疑。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把公伯僚列为孔子的弟子。谯周认为有误,说:“疑公伯僚是谗愬之人,孔子不责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法也。今亦列比七十二贤之数,盖太史公误。”第二是对某些史实给予补充和解释。如《苏秦列传》中,苏秦嫂有“见季子位高金多”语,谯周补充说:“苏秦字季子”,比“其嫂呼小叔为季子”的解释更为合理。对《齐世家》中“太公望吕尚”句,补充说:“姓姜,名牙。”对于吕尚的经历,补充说:“吕望尝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在《张仪列传》中有“苴蜀相攻击”句,谯周解释说:“益州天苴读为包黎之包,音与巴相近,以为今之巴郡。”第三是对某些历史事件进行评论。如对吕不韦以千金行贿事论说道:“以诈获爵,故曰窃也。”对司马迁说“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评论说:“观太史公此论,是其爱奇之甚。”其实,《古史考》所涉及的内容不止是《史记》,据章宗源讲:“(古史考)又兼及后汉事,不独纠迁书矣。”总之,它是一部用力很深的考史名著,对后世历史考证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只是原书亡佚,后人已难看到它的全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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