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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杰出政治家,大清国母(清太宗孝庄文皇后)
上传者:站长上传 孝庄皇后 点击次数:5107 次
发布时间-2007/12/9 17:59:56

  十七世纪初,明王朝衰落,东北女真族崛起。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国。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北伐蒙古、南征朝鲜,并于明崇须九年(1636)称帝,国号清,建元崇德,奠都盛京,与明朝遥相对峙。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叛明投清,于是清军铁骑奔突入关,逐鹿中原,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清军追击下瓦解。九月十九日,清宗室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劲骑,护送清幼生从盛京迁居北京。十月一日黎明,古老的皇城装点一新,大清门前冠盖如云,上午已时,皇极殿前鞭鸣三响,钟磐交鸣,韶和典乐徐徐奏起。丹墀下,文武百官伏跪成列,随着司礼的赞唱,山呼拜舞;殿前高台上,御座高峙,薰炉中吐出缕缕轻烟。年仅六岁的小皇帝福临,瞪着乌黑的眼睛,呆坐在显得过于宽大的御座上,东张西望——这是清王朝定鼎燕京的告天即位大典,清王朝统治中国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就从这里拉开帷幕。然而。这个乳臭未干的小皇帝,并不理解这高高御座和声声欢呼的含义,只有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头戴凤冠的青年妇女,脸色凝重,她就是小皇帝的母亲、清初杰出政治家孝庄文皇后。  

一、政治婚姻中的配角  

  孝庄文皇后,一姓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女,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二月出生,一十三岁时,由她哥哥吴克善护送到盛京,嫁给皇太极。清初满蒙联姻,是一项既定国策。皇太极时,蒙古族女子几乎垄断后宫,仅科尔沁贝勒寨桑一家,有封号的就有三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的姑妈)、宸妃博尔济吉特氏(孝庄之姐)及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孝庄从遥远的蒙古大草原来到盛京,给皇太极生下一男三女(儿子福临即后来的顺治皇帝),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时被封为永福官庄妃。尽管她后来成为清廷政坛主宰,但在皇太极生前,她在后宫的地位并不显赫。后宫统摄一切的是她姑妈,而感情世界里拥有皇太极的则是她姐姐宸妃。或许正是她在后宫的地位,促使她积极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崇德七年(1642)三月:清军俘获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皇太极大喜。洪承畴是明朝很有影响的封疆大员,收服他对于收揽汉族知识分子之心、瓦解明朝统治具有非常的意义。皇太极下令把洪押到盛京,派汉臣范文程等轮番劝说,洪承畴“延颈承刀。始终不屈”,为此皇太极颇费踌躇,食不甘味。孝庄看到这种状况,毛遂自荐,亲自去劝说。她扮作一个待女,身上藏了一壶人参汁,来到洪承畴的居处,温颜婉语,“以壶承其唇”,一口一口给他灌下人参汁,动之以情,喻之以理,经过数天的努力,终于说服洪承畴投到清军辕下。

  由于孝庄经常留意参预清廷的政治活动,她的政治素质和才能得到了磨炼,很快脱颖而出。当重大政治事变突然发生的时候,这种才能就明显地显示出来了。  

二、看不见的红丝线  

  崇德八年夏,清军大战松锦告捷后,国势大张,气象日上。皇太极踌躇满志,正擘划下一步战略,天不假年,八月九日在突发脑溢血,暴死于清宁宫。帝王暴卒,向来容易引起政治动乱。由于皇太极对皇位的继承问题没有留下遗嘱,在繁琐的丧仪背后,一场激烈的权力角逐正悄悄展开。
  
  努尔哈赤生前曾规定,他的继承人必须由满洲贵族公议,从八大议政贝勒中推选,八大贝勒“同心谋国”,其中以军功昭著的儿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及侄子阿敏轮月执政,朝贺时兄弟四人并排南面坐——这是一种原始军事民主制的残余。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打破了这个框框,皇帝南面独坐,独操大权。唯其如此,皇帝的称号对于跻身于最高权力圈、很有可能得到它的人们来说,更加具有诱惑力。

  暗中动作的双方很快明朗化: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三十四岁,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拥有父亲亲将的两黄旗和伯父代著镶红旗、堂叔济尔哈朗镶蓝旗的拥护和支持;努尔哈赤的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三十二岁,雄才大略,曾西征河套察哈尔林丹汗残部,得元朝传国玺归献皇太极,迫降朝鲜,用兵把握分寸,颇合用武之道,很得皇太极倚重和信赖,继位的呼声很高,拥护者有英亲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锋和正、镶两白旗将领。

  正、镶两黄旗将领盟誓,宁可死作一处,坚决要立皇子;而正、镶两白旗大臣誓死不立豪格,他们跪劝多尔表立即即位:“汝不即立,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两黄旗大臣愿立皇子即位者,不过数人尔!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也!”

  串连、游说、盟舍、劝进,频繁的活动,导致了双方严重的对立。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第五天,崇政殿诸王大会,彼此终于摊牌了!

  这天大清早,两黄旗大臣盟誓大清门前,命令本旗巴牙喇(天子禁军)张弓戴甲,环立宫殿。会议开始之前,黄旗大臣悉尼就提出:“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会议一开始,年高辈尊的代善首先发言;“虎口(豪格)帝之长子,当承大统。”豪格见气氛如此,料大位必囊中物,欲擒故纵,起身逊谢说:“福小德薄,非所堪当。”说完离开会场。豪格一谦让,阿济格、多锋乘机劝多尔衮即位,年老的代善不愿得罪锐气方刚的多尔衮,态度骑墙地说:“睿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两黄旗大臣沉不住气了,佩剑而前,说:“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有人提出立代善,老头子不愿陷入旋涡,一说:“吾以帝兄,当时朝政,尚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说完退场,阿济格也跟随而去。两黄旗大臣怒目相向,多铎默无一言,会议眼看陷于僵局。多尔衮发言:“虎口王即让而去,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仇)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固)山军兵,否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这是二个折中方案,皇子嗣位,两黄旗天子亲兵的地位保持不变,因此两黄旗大臣不再坚持立豪格。转附多尔衮剑拔弩张的气氛顿时缓和。祭祖祷天、集体盟誓,六岁的小娃娃福临被扶上了皇帝宝座、改元顺治。

  多尔衮对皇位早已垂涎,为什么关键时刻主动放弃?缺乏与家格抗衡的力量?未必。或许是多尔衮从大局出发,为避免内乱而作退让。但促成这一举动的,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孝庄的幕后活动。

  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一员,孝庄无疑是明白内乱会造成什么危害的,一要使双方的对立缓和,只有异中求同,一使双方的要求都得到部分满足——既要满足两黄旗大臣立皇子的要求,又要使多尔衮的权力欲望不致落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扶立幼主;当时年纪幼小的皇子有四五个,谁来占踞天子宝座?孝庄施展手腕。笼络多尔衮,使多尔表采纳了她的方案,把她儿子福临抱上了御座。

  孝庄如何笼络多尔衮?官修的史书实录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私家著述也没有留下更多的记录。有的研究者认为孝庄向多尔衮献出了自己。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三、摄政王专政下  

  多尔衮对于皇位,实际上是非常向往的。由于他在诸王大会上首倡扶立福临,格局一成,便难以出尔反尔,推翻前议了。虽然他高踞摄政王之位,掌握大清军政大权,一人之下,方人之上,但毕竟没有畅其所愿,还是一种缺憾,因此,在激烈动荡的戎马生涯之余,他的精神世界便陷入一种,自相矛盾、懊悔愁苦自怨自责的痛苦之中。随着他功业的累进,他的权力欲愈益炽烈,到后来,这种象火一样烤炙着他的心的欲望,竟使他做出可笑的举动:偷用御用器皿、私造皇帝龙袍、对镜自赏等等。当年妨碍他获得皇位的豪格,在顺治元年(1644)就被罗织罪名,废为庶人,也禁至死,豪格的福晋被他收系王府,纳为新人。与他同居辅政王之位的济尔哈朗,尽管一开始就很知趣地退避三舍,拱手将权力支出,但终因附依过豪格的前怨夙恨,于顺治四年( 1647)被罢职,第二年又降为郡王。多尔衮命史官按帝王之制为他撰写起居注,并营建规模超逾帝王的府第。大军调度、罚赏黜涉,一出己意,关内关外,只知有睿王一人。实际上,多尔衮掌握了一切权力。孝庄在多尔衮的步步进逼下,采取了隐忍、退让委曲求全的态度。她的方法是,不断给多尔衮戴高帽、加封号,不使多尔衮废帝自立。顺治元年十月,加封为叔父摄政王,旋又加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四年,停止多尔衮御前跪拜。最后,大约在顺治四年年底,孝庄以太后的身份下嫁摄政王,福临称多尔衮为皇父,诸臣上疏称皇父摄政王。遇元旦或庆贺大礼,多尔衮与皇帝一起,接受文武百官跪拜。

  太后下嫁摄政王一事,史学界尚有争议。有的小说家试图从爱情角度解释这桩婚姻,这恐怕有点理想主义。多尔表生活放纵,拘家格妻其妻,又擅娶朝鲜国王族女,一女不足其欲又娶一女,这是官书明载的事情。太后下嫁,迫于时势,有什么爱情可言,恐怕是大值推敲的。何况实际上,尽管孝庄退让一而再,再而三,最后屈身下嫁,多尔衮对皇位的觊觎丝毫没消退。有一次他还对人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福临即位后,诸臣多次提出给皇帝延师典学,多尔衮都置之不理,有意让福临荒于教育,做一个傻皇帝,致使福临十四岁亲政时,不识汉字,诸臣奏章,茫然不解。多尔衮对孝庄儿子如此,所谓“爱情”云云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出猎,死于喀喇城,被追尊为“诚敬义皇帝”,用皇帝丧仪。福临亲政,来到两月,即宣布多尔衮“谋篡大位”等种种罪状,削爵毁墓并撤去太庙牌位,籍没家产,多尔衮的党羽也受到清洗。在“倒多”过程中,济尔哈朗取而代之,成为一个新的权力集中点。孝庄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苗头,防微杜渐,让福临发布上谕,宣布一切章奏悉进皇帝亲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消除了可能产生的隐患。年少的皇帝在太后的安排下理政、读书,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在大胆使用汉官、整顿吏治等方面,开创了清初政治新局面。

四、家庭矛盾的涡流  

  权力斗争刚告一段落,孝庄又陷入家庭矛盾的旋流。

  如前所述,满蒙联姻,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位时定下的既定国策。大清帝国的建立,蒙古八旗也立下汗马之功,蒙古王公在清廷政治生活中,一直是一股倚为股肱的力量。为了确保这种关系代代相传,也为了保持自己家族的特殊地位,福临即位不久,孝庄就册立自己的侄女、蒙古科尔沁贝勒吴克善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顺治皇帝条政当年,就大礼成婚,正中宫之位。自古帝王婚姻,总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人的喜好与感情则是次要的。而福临恰恰缺乏这种胸怀,他更多以自己的好恶来对待这种关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聪明、漂亮,但喜欢奢侈,而且爱嫉妒。本来,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女子,这些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福临却不能容忍,坚决要求废后另立。这个未成年的皇帝性格十分执拗,尽管大臣们屡次谏阻,仍然坚持己见,毫不退让。顺治十年(165)八月,孝庄见儿子实在没有回转余地,只好同意,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

  为了消除这一举动可能带来的消极政治影响,孝庄又选择蒙古科尔沁多罗贝勒之女博尔济锦氏进宫为妃。但福临对这位蒙古包里出来的漂亮姑娘同样不感兴趣,反而如痴如醉地恋上了同父异母弟博穆博果尔的福晋董鄂氏。董鄂氏隶属满洲正白旗,父亲鄂硕,任内大臣,封三等伯(位同一品)。董鄂氏不但通诗文,而且性格温顺,仪表端庄,举止言语,很有凤采。顺治十年应秀女之选(清制:满族女子到应聘之年必须造册上报内务府,三年一选以充实后宫或指配皇弟皇子)许配给皇太极末子博穆博果尔。博穆博果尔经常从军出征,董鄂氏出入宫苑侍候后妃,与福临相识并坠入情网。孝庄察觉了这一危险苗子,立即采取措施,宣布停止命妇入侍的旧例,以“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同时赶紧给儿子完婚,博尔济锦氏成为第二任皇后。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福临对董鄂氏的迷恋。为了获得更多接近董鄂氏的机会,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福临封博穆博果尔为和硕襄亲王,以示忧宠。后来博穆博果尔得悉其中内情,愤怒地训斥董鄂氏。这事被福临知道,他打了弟弟一耳光,博穆博果尔羞愤自杀——此事发生在顺治十三年(1656)七月。  
  宫中发生了这种事情,传扬出去自然是不光彩的,孝庄悄悄地处理了这件事:博穆博果尔按亲王体例发丧,二十七天丧服期满,董鄂氏被接人宫中,封为贤妃,一个月后,又按儿子的意愿,晋封她为皇贵妃。

  皇贵妃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不过福临对董鄂氏的感情,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认为董鄂氏有德有才,正是理想的皇后人选,因此准备二次废后。假如福临再度废后,改立董鄂氏,蒙古女人失去中宫主子之位,势必影响满家关系,倾动大清帝国的立国之基,孝庄毫不犹豫地对儿子的举动进行了抑制。结果,母子间出现隔阂,顺治皇帝甚至公然下令抠去太庙匾额上的蒙古文字,而那位生活在感情荒漠中的蒙古皇后,对于安排自己命运的同族婆婆并无丝毫感激,相反把不幸和怨恨,统统归集到太后身上,连太后病倒,也不去问候一声。对于这一切,孝庄都忍受了。宽容理解是她的原则。这种微妙紧张的母子婆媳关系维持了五六年,幸而她有多年的政治经验和坚毅的性格,清帝国的基业才不致因后宫的倾动而发生动摇。孝庄这种苦心,福临与皇后恐怕都不理解,倒是通达人情的董鄂氏能够体谅孝庄的苦衷,她主动周旋于皇后与皇帝之间,缓和调节双方矛盾,有时起到孝庄所难以达到的作用。唯其如此,孝庄有什么事总是找董鄂氏商量,有什么话总是找这个儿媳妇说,以至于到后来,婆婆对儿媳几乎到了不能离开的地步。

  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董鄂氏产下一子,四个月后不幸夭折,丧子的悲伤使她郁郁成疾,宫廷矛盾的精神重负使她原来有病的身体更加虚损赢弱。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董鄂氏病故。皇帝遭此打击,精神颓落,恹恹无生趣,未出半年,患痘症而逝。
  
五、别出心裁的布库戏  

  福临死前留下遗嘱,八岁的皇三予玄烨入继皇统,改元康熙。为了避兔摄政工专权的悲剧重演,皇帝有意撇开皇室亲王,安排了四位忠于皇室的满洲老臣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和鳌拜辅政。当时安徽有位叫周南的秀才千里迢迢赶到北京,请求皇太后垂帘听政,孝庄严词拒绝了,因为清建国之初曾总结历史上外戚干政导致亡国的教训,规定后妃不得临朝干政,孝庄当时虽有足够的声望与资历临朝,但此例一开,将来或许贻息后代。因此她坚持了大臣输政的体制,把朝政托付给四大臣,自己则倾力调教小孙子,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才能,以便他亲政后能担当起统御庞大帝国的重任。没有想到顺治所择非人,口是心非的鳌拜很快暴露出专横暴戾的本性,欺皇帝年幼无知,广植党羽,排斥异己,把揽朝政,俨然是摄政王再出。鳌拜出身戎伍,对于顺治朝吸收汉文化变更礼制的做法很不适应,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凡事都要循祖制、复旧章,并且公然打破顺治四年不再困地的禁令,借旗地交换之机,扩大圈地,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鳌拜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朝野上下的不满,但大部分人慑于鳌拜淫威,不敢作声。辅政大臣中,索尼年老畏缩,遏必隆软弱,依附鳌拜,唯一敢于与鳌拜顶着干的苏克萨哈资历浅,一直处于受压地位。

  康熙(1667)六年,玄烨十四岁,按例亲政。但鳌拜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苏克萨哈因为受鳌拜压制,乘皇帝亲政之机,上奏辞职。请求去守先帝陵寝,“俾如线余息,得以生全”。实际上是向皇帝抗议鳌拜的专横。螫拜也清楚苏哈萨克的用意,他和同党一起,捏造苏哈萨克二十四条大罪,将苏拘捕入狱,要处以极刑。苏哈萨克从监狱里送出申诉,皇帝获悉,坚决不同意,鳖拜竟“攘臂帝前,强奏累日”,最后,将苏哈萨克处以绞刑,九族株连,家产没官。鳖拜的存在已成为皇帝权威的一个威胁,但鳌拜羽翼已成,措置稍有不当,可能就会激成巨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此时的孝庄对这些问题已有了相当经验。她悄悄关照性急的孙子,要他隐忍一切,同时不露痕迹地布置起来。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皇宫里出现了一批少年,专门练布库(满语:摔跤),说是皇帝喜欢这种布库戏。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谁也没有多想什么。就在大家对宫廷布库戏习以为常的时候;康熙八年(1669)五月的一天,鳌拜进宫晋见,在路两旁要着玩的小孩突然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把他擒住了,等到螫拜缓过神来,纵有过人膂力,都已无济于事了。魔头落网,党羽流散,威胁皇权的鳌拜集团,就这样未动一刀一枪,连根拔除了。皇帝夺回了权力。  

六、祖孙情浓  

  顺治皇帝临终时,原属意于次于福全,孝庄看中了玄烨,通过皇帝信赖的传教士汤若望说项,才改立玄烨,所以说玄烨是孝庄一手扶立的。

  玄烨八岁即位,十岁时生母佟佳氏亡故,照看他的是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所以祖孙二人感情十分融洽。孝庄不但关心他的起居,而且对他的言语举动,都立下规矩,严格要求,稍有逾越,则严厉批评,不稍宽纵与假贷。在她的教导下。玄烨健康成长,一个未来杰出帝王的特质和寸具,在少年时代打下了根基。鳖拜集团铲除后,孝庄放手让玄烨理政,让他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又一再提醒他要谨慎用人、安勿忘危、勤修武备等。对于祖母的教诲玄烨非常尊重,重大事情无不先一征求意见,然后施行。在他们的携手努力下,清王朝从动乱走向稳定,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为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和边疆用兵等大规模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清王朝在康熙朝形成第一个黄金时代,其中包含了孝庄的一份功劳和心血。

  孝庄生活俭朴,不事奢华,平定三藩时,把宫廷节省下的银两捐出犒赏出征士兵。每逢荒年歉岁,她总是把宫中积蓄拿出来赈济,全力配合、支持孙子的事业。她的表率行为,更使皇帝增加十二分敬意。康熙二十一年(1682)春,皇帝出巡盛京,沿途几乎每天派人驰书问候起居,报告自己行踪,并且把自己在河里捕抓的鲢鱼、鲫鱼脂封,派人送京给老祖母尝鲜;二十二年(1683)秋,康熙陪祖母巡幸五台山,一到上坡地方,皇帝每每下轿,亲自为祖母扶辇保护。孝庄与皇帝这种亲密和谐的关系,反映了她的为人,与二百年后同样经历三朝、对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慈禧太后,是截然不同的。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孝庄太后病危,康熙皇帝昼夜不离左右,亲奉汤药,并亲自率领王公大臣步行到天坛,祈告上苍,请求折损自己生命,增延祖母寿数。康熙在颂读祝文时涕泪交颐,说:“忆自弱龄,早失估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同极之恩,毕生难报……若大算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然而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该月二十五日,孝庄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以七十五岁的高寿安然离开了人世。皇帝给祖母上了尊崇的谥号—一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根据她的遗愿,灵枢没有运往盛京与皇太极合葬,而是暂安在京东清东陵。  

七、葬不从夫原有讳  

  据史书记载,孝庄之所以没有与皇太极合葬,是因为她病危时,曾对康熙皇帝说:“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孝庄死后,梓官(即棺材〕仅在宫中停放十七天,尊溢旋上旋停,在整个康熙朝一直没有启用;梓宫暂安(下葬前安放某处叫“暂安”)奉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直到雍正三年才匆匆动工营建陵寝,而陵工仓促,不到一年就草草修就。

  有的研究者认为,孝庄遗嘱中“不忍”云云,不过是一种托词,其实是因为下嫁多尔衮,无颜于黄泉下复见本夫;也有人认为,遗嘱本身可能是一种宫廷精心设计的伪词,为下一步丧葬处置作铺垫,这里又涉及到“太后下嫁”问题,由于下嫁问题与孝庄的政治生涯密切相关,影响很大,所以有必要作一番叙述。

  “太后下嫁摄政王”问题,是清史研究中一大疑案,至今史学界尚有争议。在民间,这个说法流传甚广,但见诸文字者,是清末刊行的明朝遗臣张煌言《苍水诗集》,其中《建夷宫词》有一首影射太后下嫁,诗文是这样写的:
 
  上寿筋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慈宁宫是皇太后的居处,春官指礼部官员。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慈宁宫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昨天礼部呈进了预先拟定的礼仪格式,因为正遇上太后结婚典礼。《苍水诗集)}一出,“太后下嫁”一事仿佛得到了证实。张煌言作诗时间大概是顺治六、七年间,当时清宫的太后有两位,一位是正宫孝端文皇后,当时年近五十,不可能嫁给三十多岁的多尔衮,另一位就是福临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她小于多尔衮两岁,因此诗中所指的太后下嫁,只能是孝庄。然而这毕竟还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诗歌吟咏,是不能作为史证的。清亡后,民国教育部清理礼部档案,发现存档的历科殿试策文中有“皇父摄政王”字样,与“皇上”同格抬写;后来清理大库红本(皇帝御批之件〕档案,发现顺治四年之后内外奏疏亦多称“皇父”,与蒋良骐《东华录》顺治五年诏封皇叔父为皇父摄政王、顺治八年追论多尔衮罪状诏中“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等语正相照映,加上孝庄死后不与皇太极合葬,而是独葬关内,所以许多人认为,太后下嫁一事大致可作定论。

  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却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张煌言对清廷怀有成见,其诗不能作为史实根据,帝后分葬在清代不乏其例。如真有其事,当时私人著述里应该有所反映,清末民初有大量的前清私家著述印行问世,除了张煌言的诗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印证“太后”下嫁摄政工的史料,因而下嫁云云,是“敌国”(指南明政权)之传闻而已。

  但也有人认为此事发生.的可能性极大。朝鲜李朝实录中有一段文字涉及“皇父”,很可玩味:“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潮鲜国王)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一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清廷使臣答朝鲜官员金自点那句话,含糊其辞,闪闪烁烁,正可说明其中有难言之隐,朝鲜大臣郑太和已看出其中委曲,指出多尔衮已作了太上皇,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多尔衮已经当了皇帝的父亲,这跟说太后下嫁摄政王是一个意思。

  多尔衮死时,追谥为“诚敬义皇帝”,用皇帝丧仪,神位附太庙(祭祖之地),这种待遇,除了皇帝本人,只有以旁支入继大统的皇帝的生父才配享用,如果作为皇叔或者辅政大臣,多尔衮是难以企及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孝庄下嫁多尔衮是很有可能的。相信随着新史料的发现,这个历史疑案迟早会真相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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