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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唐朝诗魔
上传者:站长上传 白居易 点击次数:4345 次
发布时间-2008/1/10 13:34:58

  公元815年,九世纪初叶的中唐,驿道之上,骏马奔驰。衣襟飘飘的邮差怀揣一叠信件,快马加鞭,经州过县,用当时最快的速度奔走于城市乡村之间。这位无名的邮差也许不晓得,他像《莺莺传》中的红娘一样,为当朝两位最著名的文学家——白居易和元稹——传送着温馨的问候。他不知道,这薄薄的书简之内,有许多是后来流传甚广的诗篇。他更不知道,除了传承着友谊的接力之外,他还幸运地担当了那场诗歌变革的新乐府运动的绿衣天使。

  此刻的元稹,倚门而立,北望长安。已经数月没有音讯来,他真担心老朋友白居易有什么三长两短。想当年元白二人同跃龙门,俱有才情,自此书信往来,相互唱和,引为知己。只因元稹年少正直(弹劾众多贪官污吏,出差途中不让宦官强占宿舍,并与之发生打斗),办事又得罪当权者。于是一贬数千里,远放外调。案牍劳形之余,唯一盼望的,是友人的诗书。

  这样的书信来往,已经持续多年。邮差策马而来,元稹一眼看见熟悉的笔迹,急急展书,顿时喜笑颜开。昨日梦见白居易,今天便收到他的信了。诗笺数页,见字如晤,寄去的衣衫已经收到了,前些日还在吟咏白居易的诗句,原来友人在京城也念着自己的诗文。反复揣摩,反复把玩,远隔千里,不见声音,不见容颜,一幕幕旧情,因诗重现。“近来文卷里,半是忆君诗”,读到这句,元稹笑了。相见不如怀念,通过诗书,他们彼此倾诉,记挂着对方。更多的信,其实是诗,以诗代笔,以诗为信,成了沟通心灵的最好交流方式。元稹被贬十年,百般煎熬,可以想见,白居易的书信成了他最为有力的精神支柱。

  招待信使稍歇。元稹以最快的速度读了信,又以最快的速度回信。望着远去的烟尘,元稹轻轻一笑,复又回身书房,捧读友人的诗书了。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
  ——白居易《新乐府组诗第三十二·卖炭翁》

  读诗毕,元稹拍案叫绝。他并不知道,此时的好友白居易,已经离开京城,被贬任江州司马了。而他即将要收到白居易的一篇充满悲悯与同情、反映社会底层辛酸生活的新作——《琵琶行》。他更不知道,白居易正在江州的官舍里,正在伏案埋头给他写信,而这封私人信件,将是开创诗坛新风的文学宣言。

  其时的中国,刚刚发生了一场震惊朝野的“永贞革新”,口眼歪斜的中风皇帝唐顺宗李诵不幸被宦官所害,整个朝廷经历了一次颠覆性的人事调整。不满二十岁的唐宪宗李纯开始接任执掌皇室。这位年轻的皇室继承人在上任伊始,就立志效仿唐太宗和唐玄宗,开创一个盛世。就是这样一个“纳谏思理、渴闻谠言”的“好文之主”,终于在十多年的整饰吏治之后,取得了削弱藩镇的巨大成功,中央政府的人气与威望重新上升,实现了“元和中兴”的局面。日渐清明的政治时局,又重新酝酿了文学史上的一次变革与发展。

  诗至盛唐,到了李白和杜甫,犹如一次火山大爆发,光焰冲天,热浪袭人。此后数十年,由于国势急转,诗坛沉寂,无有顶尖的诗人出来接过旗帜。见证了盛世、创造了诗歌奇迹的诗人们,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相继迈入暮年,巨星相继殒落:

  公元761年,王维卒;
  公元762年,李白卒于当涂;
  公元765年,高适卒;
  公元770年,岑参卒于成都;同年,杜甫卒……

  诗歌的种子毕竟有顽强的生命力,诚如白居易所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在唐朝(或者前后的任何朝代里),一直像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着沧桑与变迁。“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八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中国文化史上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诗歌巨匠纷纷谢世,而与此同时,一批诗坛新秀,也在这二十年间呱呱坠地:

  公元768年,韩愈生;
  公元772年,白居易生;同年,刘禹锡生;
  公元773年,柳宗元生;
  公元779年,元稹生;同年,贾岛生……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惊人的巧合。仿佛是为了承接某种历史与文化的重任,这批诞生于八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秀们,在九世纪的“元和中兴”的时代里,担当起了诗歌济世的重任,迸发出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喜人景象。

  白居易等人的出现,是中唐时期的一次诗歌繁荣与振兴,文学的花圃再次绽放如春,梅开二度,余香袅袅。当时的文坛,一派以韩愈为首,一派推白居易为尊,遥相呼应。韩愈一派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古文运动,白居易也以一个实践者的身份,重振诗歌雄风。白居易以诗讽喻,针砭时弊,赢得了人们对于诗歌价值的新体验。他与陈鸿等人同游马嵬,相约撰写这一重大历史题材,陈鸿写成《长恨歌传》的小说体文章,而白居易挥洒自如,写就《长恨歌》。就是这首诗,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于一个歌伎在应聘时理直气壮地夸口,我能背诵白学士的《长恨歌》,岂能等同于一般的歌伎?

  文学的功能是什么?诗歌的价值在哪里?白居易与元稹已经在来往的书信中不止一次探讨过,他们深知《诗经》美刺讽喻的社会功效。反映民生的讽喻之作,表面上看起来与当政不谐,实际上,这样的美刺,正是通过巧妙的文学社会化传播方式,引起决策层的关注。白居易在任左拾遗期间,拜官百日,就献疏言事:

  臣谨按《六典》,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陛下岂不欲闻之乎?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岂不欲知之乎?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

  诗歌在白居易的眼里,不是附庸风雅、升官进阶的工具,而是要“以诗补察时政,以歌泄导人情”,返璞归真,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政、上下交和、内外相谐的目的。他将目光投放到民生疾苦上,将视角定格在包罗万象的现实生活中。他的足迹遍布于长安城的大街小巷,耳闻目睹,用笔记述、抨击着人间的不平之事。大小官员们花天酒地,歌舞升平,却不知大旱之年的江南,饥民相食。那些王公大臣吃得酒肉穿肠,红光满面,却不知牢狱中的囚犯,几乎冻死。十首《秦中吟》,是民间的悲声,民间的呐喊。他以庖丁解牛的方式,解读下层百姓的悲惨遭遇,甚至,他还为上阳宫里的白头宫女鸣不平。诸如《卖炭翁》、《杜陵叟》等五十首新乐府诗,也成了五十支愤懑的箭矢,射出了他心中的无穷激情。

  为文事小,做人事大。身为左拾遗的白居易,将这样的文学理想,带进了他的为官之道。遇有不平之事,即上奏折,希望做到“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起初,皇帝还能听得进去,有一次进谏不听,白居易竟然在大殿上脱口说出“陛下误矣”的话来。弄得皇帝勃然变色。作为一个朝廷官员,如此大张旗鼓地抨击时政,这不啻是一次冒险的行动。依白居易这样的性格,除了得到士林的好评,当政权臣并不喜欢,自然不能在京城里久留。果然,在宰相武元衡遇刺事件中,他又立即上书,请捕刺客,但“执政方恶其言事”。执政方还找到了一个美丽的借口,说白母看花坠井死,而白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大逆不道,“甚伤名教”,奏贬为江州司马。

  元稹终于等来了白居易被贬江州的坏消息。那一日,元稹在宅,邮差递上一封远信,他迅疾拆开,忽地泪流满面,一旁的妻女惊疑不定,莫非又是什么坏消息?这是谁的信?细细思量,平常的元稹不是这样的呀。一定是江州司马白居易有信来了。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白居易《与元九书》

  元稹的夫人猜得一点也不错,正是好友白居易有诗书寄来。能让元稹为了一封信而动容的,也只有千盼万念的友人诗书。那位领了赏钱欢喜而去的邮差也一定不知道,就是这封长达三千多言的《与元九书》,却是奠定新乐府运动理论根基的重要论著。警言妙语,时见其中。

  这一封信,元稹读了又读,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变革,由一封至情至性、鞭辟入里的私人书信,从此载入文学史册。

  被贬江州,成了白居易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对于白居易来说,这反而成了一件好事,他可以静心写作,由讽喻转向闲适,由崇儒转为事佛,从千百年的文化积淀中寻求心灵的平衡。白居易诗如其名,直白易懂,流传甚广。自他被贬江州的三四千里途中,竟然一路在“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常常意外地发现自己的作品被人题写于墙头柱上,也亲耳从“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中,听他们吟咏自己的诗句。这也是寂寞贬途中,令其欢欣鼓舞的事情。

  相传白居易每有新作,先读给识字无多的妇孺下人们听,听不懂就改,一直改到别人明白方才作罢。今天我们读白诗,一千多年的时空差异,丝毫没有感到文字与情感沟通上的困难,仿佛其人就在身边娓娓道来。不像今人的许多作品,凭空弄出一大堆噱头出来,动辄洋洋百万字,捧读装帧华美、价格不菲的煌煌巨著,阅后不知所言为何物,当世已经看不懂,实在叫人担心如何传之于后世。白氏之诗留传下来的诗有3800首,数量为唐人之最。可是,有谁知道,他少时发愤读书,昼夜不息,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到了成年时仍然是瘦弱一书生,未老而齿衰发白。以文为生,终究是一件绞尽脑汁、皓首穷经的苦役差事,有多少人能吃得了这样的苦?

  再后来,元稹到了越州,白居易到了杭州,在风光秀丽的江南,在相邻的两郡之间,两位太守开始了更为密切频繁的书信往来。截瑯琊竹为筒,其内置诗,或为千言,或为数韵,互通心声,一寄一读,趣味盎然。实在忍不住了,两人便相约境上,停车泊舟数日,吃酒吟诗,彻夜长谈,尽兴而归。远离朋党之争,远离是非之地,白居易可以有闲情面对大好河山,尽情地享受人间春色。当然,作为具体的执事官员,他可以为老百姓做许多有益的事情了。杭州的西湖,即为白居易在任时修建,一个风景旖旎的江南人工湖,不但可供观赏消遣,而且蓄水灌溉千余顷田园,官民两便。闲暇之余,白太守常常醉卧西湖边,其乐陶陶,不知梦醒何处了。

  晚年的白居易,苦乐参半,官升数级,老来得子,却不过三年又痛失爱子。好在他得了一处幽静的宅子,自号香山居士,与世无争,隐逸不出,和刘禹锡等诗人相酬往来,与一帮僧侣结社交游,后来因病放妓卖马,广施家财开凿龙门石滩,安闲地走完了人生第七十五个春秋。

  尽管元稹后来在官场生涯中,因为种种原因而有攀附权贵、负情薄幸的不雅之举,白居易却始终未改文人的本色。书信往来,谈世事变迁,谈得失成败,谈文学与生活,这样的友谊保持了近三十年,直至元稹五十三岁寿终。在元白二人的诗集中,有数百首诗,记载了他们相互唱和的情景。诚如白居易所说,两人“心源无异端”。白居易一度贫困,元稹分俸救济;夜里互梦对方,彼此吟咏诗句;白有《长恨歌》,元有《莺莺传》;元稹为白居易的诗集作序,白居易为元稹亲撰《墓志铭》……令我神往不已的是,驿道之上,邮差怀揣诗书,奔波往返千里,那是两颗友谊的灵魂,在一路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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