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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悲剧,命运坎坷的末代皇后
上传者:站长上传 婉容 点击次数:5312 次
发布时间-2007-8-31 17:47:16
  末代皇后婉容(公元1906~1946年),全名叫郭贝尔·婉容,字慕鸿,号植莲,是总管内务府大臣荣源之女;满洲正白旗人。

  婉容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原籍内蒙古自治区讷河市龙河乡满乃屯,达斡尔族,后编入满族正白旗。高祖郭贝尔·阿尔景,是咸丰年间的副都统,并封为武显将军、建威将军。婉容的曾祖父郭贝尔·长顺曾任吉林大将军并辅佐过清咸丰、同治、光绪三位皇帝,年轻时曾是咸丰皇帝的蓝翎侍卫,因屡建战功被提,二十多岁便领兵驻守西北。清同治八年因立战功又被晋升为镶红旗汉军副都统,赐一品顶戴;两年后被晋升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担当起镇守边疆的大任。婉容的祖父郭贝尔·锡林布与曾祖父长顺恰好相反,他没有将帅气魄,也未涉入官场,只喜欢读书作诗。但由于有祖辈的功绩,他世袭了一品大员的封号。

  到了婉容父亲荣源持家的时候,清帝已经退位,无官可作,也没有了朝廷的俸禄,他便开始学习经商并经常往返于北京、天津两地。

  婉容的母亲是爱新觉罗·恒馨是军机大臣皇族毓朗贝勒的次女,人称“四格格”,她是郭贝尔·荣源在原配夫人死后继娶的妻子,是婉容的仰慕养母。她是一位端庄善良、精明强干、豁达开朗、敢作敢为、做事果断并充满智慧的女人,她对婉容一生的影响极为深刻。恒馨对婉容不但细心照料,甚至是宠爱备至,母女相处非常和睦。家中其它成员还有长婉容两岁的哥哥润良,小他六岁的弟弟润麒。婉容的家住在北京东城地安门内大街帽儿胡同37号。

  婉容的父亲内务府大臣郭贝尔·荣源是位开明人士,他一向主张男女平等,女孩子应该和男孩子同样接受教育。他除了为女儿聘请家庭教师教她读书习字、弹琴绘画,还特意为她聘请了英语老师让她学习英语。婉容作为一个达斡尔贵族家的小姐,优裕富足的生活环境,显赫的家族地位,民族文化及传统文化的教育,无疑都对她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922年,已满十七岁的婉容因其不仅容貌端庄秀美、清新脱俗,且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而在贵族中闻名遐迩。同年,被选入宫,成为清朝史上最后一位皇后。然而婉容的当选并不是因为她的美丽与多才,而是因为宣统皇帝溥仪随手在她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同时也就圈定了婉容凄苦的一生。与婉容同时入选的还有另外一个少女——文绣,但是由于文绣家族势力远没有婉容家大,所以文绣只得退而居其次,成为皇妃。

  公元1922年从婉容被册封为皇后之日起,也就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使她走向一条不归路。

  婉容婚后在储秀宫生活了将近两年,她到底是怎样一位女士呢?有人说她“大有明星皇后的资格”,这似乎并不夸张,因为她不但有皇后的身份,而且有超越清朝历代皇后的表现,特别是她西方化的思想倾向。正像一位美国人对婉容所作的评述:“虽然出身贵族之家,她的父亲却改营商业。她是一个满洲美女,她和皇帝在思想上很对劲,而且也像他一样,受过西方的新式教育,也取了一个外国名字叫伊丽莎白。”

  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婉容也读过一些书。据在储秀宫伺候婉容起居的太监赵荣升讲,清宫里的寡妇妃子们每天生活都很无聊,平时闲得慌就练练字、绘绘画而已,婉容年轻,还常常看书,对写诗填词也有兴趣。溥仪出宫后,人们曾在储秀宫发现婉容的若干作品,其中有两首词作:

  “人言相思苦,我言相思悦。思虽苦,心还慰,只有单思无了时。采莲莲花开,君王卧病帐不开。采莲莲叶长,桶役宫人来逞强。采莲莲结子,桶役宫人炊豆子。太不良,太不良,赛虎狼,赛虎狼。黑心肠,黑心肠,无法偿,无法偿。狂风扬,狂风扬,天地昏暗日无光。” 

  “桃花宫,桃花院,桃花院内桃花殿。桃花殿,桃花帘,桃花帘内桃花仙。桃花面,桃花面上桃花癣,桃花玉蔓桃花衫。桃花口、气如兰,桃花齿,似叶烟,桃花唇、似血盆,桃花媚舞桃花殿。”

  第一首,原词无题,系闺中相思之作。词句整齐、浅白,比喻贴切、新鲜、感情真挚,有如瀑布直泻。也像一首朗朗上口的民歌。从内容看,可以品味出作者那种难以压抑的愤怒,这愤怒显然来自于不正常的婚后生活。第二首,原题《桃花歌》,用拟人的手法,宣泄了作者在情场角逐中的心情。她妒忌的对象,讽刺、挖苦的对象,就是淑妃文绣。

  在溥仪的历史档案中,尚可找到婉容的手迹,大多为钢笔写下的中、英文书札以及诗文作品和日记等,也有少数毛笔小楷字迹。语句文白相间,但错别字不少。书法尚可一观,只是没有找到她的绘画作品。据说她也和溥仪一样,能绘几笔画。她与宫内外的画家亦有交往,当年美籍华人女画家杨令,曾进宫为婉容“写真”,留下一幅末代皇后的肖像图:婉容站在山水屏风前的地毯上,凤冠凤袍,全副旗人装饰打扮,显得高大、端庄和美丽。到天津以后,婉容还专门聘用了绘画教师。

  婉容在清宫的那两年常见外宾,这或许可以说是她的一桩正经事。

  庄士敦和任萨姆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他们把一批又一批金发碧眼的先生、女士带进紫禁城,并介绍给早已丧失政权的中国皇帝和皇后。既然大婚期间那次非正式外国人招待会已经开了先例,男女无须回避的“外事活动”当然可以继续下去。现存一张溥仪和婉容在养心殿前与外宾合影的照片颇能说明问题:溥仪夫妇居中而坐,站在他们身后及两侧的二十二个人中,除了受到接见的外宾,还有总管内务府大臣郑孝胥、溥仪最信赖的师傅陈宝琛及皇族爱新觉罗·溥杰等人,庄士敦和任萨姆当然也在其中。可见这种接见形式已经得到小朝廷的公认。

  在新时代的条件下,清宫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些传统的东西被洋味儿的东西取代了。比较起来,在天津长大的婉容,西化程度更甚于圈在紫禁城内的溥仪。她不但常给溥仪写些抒情的英文短信,而且教会了溥仪吃西餐。

  西餐,当时称作“洋饭”。作为中国的帝王,溥仪完全不懂这“洋饭”的“进”法。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里回忆第一次吃西餐的可笑情形说,他让太监到六国饭店(今东交民巷新侨饭店)去买西餐。店里问:“要买几份?”太监说:“反正多拿吧!”店里要派人来摆放餐桌、刀叉并布菜,太监说:“那怎么成!你们可不能到宫里去,我们自己摆!”好啊,大碗大碟摆满了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溥仪看见一碟黄油,粘糊糊的,不知道该怎么个吃法,就对太监说:“你们尝尝!”他们吃了一口连声说:“太难吃了,太难吃了!”溥仪还记得,汤是用乌龟做的,也很难吃。正是婉容把溥仪从这个水平线上,教到会吃、爱吃,直到特赦以后还很喜欢西餐的程度。

  溥仪这样回忆了婉容向他传授西餐知识的情形:“结婚后,有一天我对我那一妻一妾——婉容和文绣提议道:‘我们今天吃洋饭好不好?’当然她们都是极端赞成的了。于是就如法炮制,和上次一样,把多得惊人的西餐端来摆满一大桌子。正要举箸(因为我尚不惯于使用刀叉)来吃时,婉容见状似乎是吃了一惊,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这样吃法太老赶了,应当每人一份地分盛在盘子里吃!’于是就由分盛汤菜起一直到怎样使用刀叉等,都做了技术上极其生动的说明,并做出了极富自信的实际示范动作。我固然觉得被这种技术问题束缚得很别扭,但从那次起就逐次体会到了其中的奥妙,而学会了吃西餐的全套本领。”

  像婉容这样一位讲英语、吃“洋饭”,在西方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贵族千金,怎么能够受的了宫墙的禁锢呢?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她和溥仪是有共同语言的。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要从自己狭窄的生活中走出去。

  溥仪回忆那段历史时说:“这时我已渐渐对于那种‘宫廷小圈子’生活感到厌倦,总想看一看‘紫禁城’外的新鲜景色。但由于‘陈规旧矩’处处拘束着我,有一次我的老师陈宝琛病了,我便以堂堂正正的‘探问师病’为理由,尝到坐汽车走大街的‘快乐滋味’。于是我就一步一步地试探着扩大访问的范围,如探望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叔叔等等,最后则把范围扩大到游颐和园和玉泉山了。当然我的每次出门,都得编成一列几十辆的小汽车队,并且每一次的开支也是大得惊人。但是我不去管它,目的不是‘开开眼界’么,达到了这种愿望,便心满意足了。最滑稽的,是有一次我赴颐和园时,曾命司机把汽车加速开驶,在我屡次催促之下,竟达到每小时六十~七十公里的速度。这时可把随我出游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老先生给吓坏了,据说吓得他在车中紧闭双目,双手合十,高声大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止。”

  溥仪的回忆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心境。溥仪大婚后,出宫日渐频繁,而且每次必携一后一妃,恐怕不能说这与婉容无关吧。关于溥仪与婉容双双出宫的消息,也在社会上时有流传。从当年的旧报纸上可以找到许多报道,也能够反映皇帝和皇后宫廷生活的一斑。

  1923年6月3日《大公报》登载了《溥仪夫人省亲》的消息:“昨午,北京地安门大开,道旁围立多人,军警鹄立,带缨帽者幢幢往来。闻系溥仪夫人于是日午间赴西城帽儿胡同荣邸省亲。午后四时还宫。故提署、警察两方,派有军警多名,以资保护也。”

  在紫禁城的两年中,溥仪对婉容还是比较信任的。这从建福宫失火后溥仪要婉容为他守夜一事可看出来。1923年夏初,溥仪为查明珍宝失盗缘由,下令清查库存珍宝。偷盗约太监们为销赃灭迹,便放火烧掉了建福宫和附近十几座楼台亭阁。此时宫中又出现了太监报复伤人事件,溥仪想到平时他对太监的残暴,怕他们对自己行凶报复,就想挑一个可靠的人来为他守夜,挑来挑去挑上了婉容,他让婉容整夜守护在养心殿内为他壮胆。这段时间,两人感情还是融洽的。

  婉容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皇后。每当地看到报纸刊出穷人挨饿或无钱救医、无力安葬的消息时,自要派人送去几元几十元。据1923年2月12日《事实白话报》载:一群由穷苦无告者组成的“北京临时窝窝头会”,一次就收到皇后使者送来的六百元大洋,婉容的行善乐施在京城是出了名的,不少人为之感动。

  表面看来,这时期的婉容悠闲快乐,其实她内心里面有难言的苦衷,接近她的人发现她时常愁眉不展,她的贴身太监孙耀庭曾回忆道:“起先皇后的脾气挺好,皇上常到她屋里来,可是很少在她屋里宿夜,只是说会儿话,玩玩就走;后来。皇上来的次数少了,她的脾气也变得不太好,有时候在屋里绣着花就停下来,面壁而坐,半天不吭一声;每当这时,我们就得格外小心侍候。”可见,婉容虽在宫中有令人羡慕的高贵身份,却不能象平民百姓那样享受夫妻之爱和天伦之乐,在这种虚伪无聊的环境里生活,婉容内心感到郁闷,在某些人的引诱之下,她染上了抽大烟的毛病,每顿饭后都要吸上几口。 

  1923年12月,婉容向北京“临时窝窝头会”捐赠大洋六百元,以赈济灾民,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

  1931年,反常的气候造成“南起百粤北至关外大小河川尽告涨溢”,全国性的大水灾。当时全国受灾区域达十六省,其中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湘、鄂、赣、浙、皖、苏、鲁、豫八省灾情极为严重,是上个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大水灾。出宫已久的婉容,看到这样的洪涝灾害,立即捐出自己的珍珠项链及大洋。

  1931年盛夏时节,长江两岸数省发生严重水灾,当时溥仪捐赠一栋楼房,婉容捐了一串珍珠以贩灾民。这件事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京、津、沪的报纸上刊登了“皇后”的玉照和那串珍珠。《大公报》以“溥浩然夫人捐珍珠贩灾”为题做了专题报导,原文如下:“昨日下午(一九三一年旧历八月初九)陈曾寿先生至本社,据谈溥浩然夫人对江淮灾民极为关切,久思加以赈济,只以手乏余资而末果。至昨为本社代收本埠赔款之最末一日,溥夫人遂慨然将其心爱的珍珠一串捐出,托陈先生送至本社变价助赈。并以鄂省灾情最重,嘱以珠价赈鄂,此珠串共有一百七十二颗,当初系以二千五百元购得。当由本社同仁偕同陈先生至金店变卖,因市价与原价较差,末便贸然处置。侯商得溥夫人同意再行办理。珠串现存本社,附图即此珠串之写真。溥浩然先生方以楼房助服,溥夫人复捐珠串为灾民续命,仁心义举……社会上云阔太太不乏富逾溥夫人者,益闻风兴起。”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寇的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直到两个月以后,婉容在溥仪的两个妹妹及弟弟爱新觉罗·溥杰的陪同下,由天津转道大连再转至旅顺与溥仪团聚。但此时的溥仪已成为听任日本帝国主义摆布的傀儡,更没想到她自已也落入了阴谋的陷阱。在长春,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连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

  婉容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决意逃出这个人间地狱。

  在原国民党第一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在大连停留了一夜,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我的一个随从人员过去在北京当过警察,是我的四个卫士之一。由于1925年的炸弹事件,他留了下来给我保镖。他是北京人,在北京认识很多人。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力府的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否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

  这次事件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机会。1933年的8、9月期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准备赴日,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婉容明确告诉联络人,只要她逃走了,就一定帮助溥仪逃走。而当时正在日本的汉奸、三格格爱新觉罗·韫颖得知此计划后,立即给溥仪写信,详细报告了这件事情的经过,结果使此次逃跑计划失败。

  从此之后,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生不如死的她,便最终便选择了自我毁灭。

  对于婉容,与世隔绝及离群索居的宫廷内景,社会动荡带给她的心灵冲击,生活变故带给她的巨大的震动,以及后来一系列不尽人意、失去人身自由的流亡生活给她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使她的一生极富变化和戏剧性,同时也使她的人性开始了异化,她陷入了深层的内心痛苦和重围中无法自拔,直至离世。

  溥仪与婉容关系的彻底破裂,是1935年发生了婉容与溥仪的随侍李越亭发生暖昧关系而致怀孕的事情。溥仪当时遭到日寇“御用挂”吉冈安植的训斥,婉容也为此遭到溥仪的暴打,因此婉容在精神空虚中投入了侍卫李越亭怀抱中。这件事激怒了溥仪,虽然一个可怜的女婴刚刚降生就夭折了,但溥仪仍然认为这是婉容不可饶恕的过错,从此将她打入冷宫。 

  经过这一次打击之后,仅仅两年的时间,昔日如花似玉的婉容竟成了一个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疯子。她已经不懂得控制自己,不懂得梳洗打扮,整天喜怒无常。唯有一个习惯还保留着,就是每天还要吸鸦片。

  婉容被关在屋子里与外界隔离起来,溥仪派了两名太监和两人女佣伺侯她,病得最严重时两腿已不能下地走路。由于长久关在房子里,本来就有目疾的婉容,眼睛更见不得光亮,要用扇子遮着从扇子骨的缝隙中看人。她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每逢这时,她就哭着骂她的父亲郭贝尔·荣源,骂他为了自己要当国丈而断送了女儿的一生。

  1945年8月,随着苏联红军向日寇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已现端倪。侵华日寇开始准备退路,同时要溥仪带着家人退守南满,将“国都”迁到吉林通化。8月13日,一群丧权辱国之人仓皇逃到位于中朝边境的通化大栗子沟,8月15日就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溥仪原来还准备随日寇经由沈阳转赴东京,便于8月17日带着爱新觉罗·溥杰等人匆匆离去,剩下的人只好各自另想办法。11月份,天气渐冷,这一行人由大栗子沟迁至临江县城住下来。不久,临江解放,他们又随着东北人民解放军从临江转到通化,经过八个月颠簸流离的生活,于1946年4月又回到了长春。这时,婉容的身体更加虚弱,多亏福贵人李玉琴的同情和照应,才使这位遍尝世态炎凉的昔日皇后得到了一些人际间的温暖。但是,由于战争的动荡,东北人民解放军难以再带着这么多皇族眷属行军作战,所以让他们自谋出路,于是人们先后离去,连关心过婉容的李玉琴也要走了。

  李玉琴事后曾忆及当时:“她看我来请安,就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握住我。我悲痛难忍,泪流满面。她眼光露出惊慌焦急的样子,嘴里发出两声‘呵!呵!’带哭腔的凄凉声音,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什么。她也流泪了……我给婉容扯平衣服,盖好被,摸摸她枯瘦如柴的手。她转过脸来看看我,一脸的痛苦表情。很快又变成冷淡的样子,又转过脸去。”

  其实,当时婉容在长春还有不少亲友,他们当年靠国戚的身份得到过那么多的荣华富贵,但这时候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来关注她。后来,东北人民解放军撤出长春,李玉琴只得带着婉容一起走了。不久,末代皇后婉容就病死在吉林敦化,终年四十一岁。

  婉容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而这个悲剧又是无法避免的,是万恶的封建王朝和日寇将她推向了历史的深渊,她是历史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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