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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事不怕危难,有罪不避刑罚的东汉名臣
上传者:站长上传 李膺 点击次数:3829 次
发布时间-2003-9-13 2:01:50

  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出身于东汉时的官僚地主家庭。他个性孤傲,不爱随意与人交往,惟独与同郡人荀淑、陈定为师友。由于他学问高,为人正直,在社会上的名气很大,一般人都以能与他交往为荣。如荀淑的第六子苟爽,因为父亲的关系经常得以拜见李膺,并曾为李膺赶马车,回到家里,逢人便说:“我今天为李君赶过马车了。”自以为荣耀得了不得。在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北和陕西韩城县东北,黄河直流到此,两岸峭壁对峙,形同阙门,水流湍急。一般的鱼类都登不上去,登上去的鱼,据说就能成龙,故有“鲤鱼跳龙门”的传说。那时候的东汉人,把攀登李膺的家门,比之为“登龙门”。一般士人一旦为李膺所接待,就身价十倍。

坚决与宦官作斗争

  东汉王朝的实权,自和帝起长期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官位都为他们所占据。一般的官僚有职无权,不能按照自己意愿办事,仕途充满了荆棘。下层企图仕进的读书人更是官路不通,他们满腹不平,实行孔子“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的格言,对他们认为善的人,就互相推荐标榜,结合在一起;对他们认为恶的人,一概深恶痛绝。东汉时期,在朝的鲠直的官僚,在野的名士和京师的太学生结合在一起,视专权的外戚和宦官为仇敌。这些人有知识、有文化,不怕风险,不怕豪强,不怕高官。不贬时政则已,一出口无不尖锐深刻,无人不怕这种“清议”。特别是在野的名士和太学生往往联名请愿,干预朝政。如建和元年(147年),由于李固、杜乔反对外戚梁冀而下狱,李固的学生王调和赵承等几十人就分别上书请愿。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严惩地方上为非作歹的宦官势力,因之得罪了当权的宦官,被桓帝下狱论罪,从而激起了太学生刘陶等为首的数千人到宫门外上书诉冤,迫使皇帝不得不释放朱穆。当时京师有三万太学生,他们与鲠直的官僚、名士结合在一起,势力是不小的。

  李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能传授学业,能带兵打仗,曾为司徒胡广所看中,历任青州刺史和渔阳太守等职。当时鲜卑族屡犯边塞,又起用李膺为乌桓校尉。他身先士卒,不避矢石,每破鲜卑。后因事免官,回家乡纶氏,设馆教书,从他学业的经常不下千人,名盛一时。永寿二年(156年),鲜卑侵扰云中,桓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李膺为度辽将军。李膺一到边境,慑于他的威望,鲜卑望风臣服。

  延熹二年(159年),李膺任河南尹。他曾与廷尉冯绲、大司农刘佑等一起与宦官抗争,惩治为非作歹的宦官势力。如宛陵大姓羊元群由北海郡罢官归,他贪赃枉法,声名狼藉,临走时连厕所里的精巧的小玩物,都要带回家,疾恶如仇的李膺如何看得惯呢?他上表皇帝请依法惩治羊元群,而羊元群却用贪污来的钱财买通宦官,反而使正直的李膺受到诬陷,与冯绲、刘佑以及地方郡太守刘质、成晋等人一同下狱。大臣陈蕃反复援救无效,刘质、成晋死于狱中,李膺与冯绲、刘佑被罚作输作(苦工)。后来,司隶校尉应奉上疏为之求情,李膺才得免罪。

  后来,又起用李膺为司隶校尉,他仍执法不避强暴。为桓帝所宠信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任野王令,仗着他哥哥的权势,贪暴残忍,无恶不作,乃至杀孕妇取乐。他畏罪潜逃至京师张让家,藏于“合柱”中,李膺闻讯亲自带人迳入张宅,破柱捕张朔,经审讯录供后,立即处死。张让诉冤于桓帝,桓帝质问李膺为什么不先奏而后斩?李膺回答说:“过去孔夫子做鲁国司寇,上任七日就诛少正卯。今天臣到任已十天了,才杀张朔,我还以为会因为我除害不速而有过,想不到会因及时处决张朔而获罪。我深知因此而惹祸了,死期快到,特请求皇上让我再活五日,除掉那祸首,然后皇上再用鼎烹煮我,我也心甘情愿。”李膺一番有智有勇的回答,说得桓帝无以对答,只得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的罪过,司隶有何错呢?”传说自此以后,大小宦官走路不敢伸直腰板,说话不敢粗声大气,假日里也不敢出宫门玩耍,桓帝感到奇怪,宦官叩头向桓帝哭诉说“畏李校尉。”

第一次“党锢之祸”

  李膺坚定不移地打击横行霸道的宦官势力,既招来了宦官深刻的忌恨,也赢得了众多士人和太学生的敬仰和拥护。太学生称道:“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实际上成了当时太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然而,李膺在士人和太学生中影响愈大,宦官就愈要置李膺于死地。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集团指使人诬告李膺等人笼络太学生,交结门徒,互相联系,结成朋党,毁谤朝政,败坏风俗。在宦官煽动下,桓帝大为震怒,下令布告天下,逮捕党人,除李膺被捕外,还牵连了二百余人。这些党人项颈、手、脚加上所谓“三木”的刑具,头被蒙盖着,遭到严刑拷打。李膺骨头很硬,也很机智,他的供辞大多涉及宦官子弟,宦官因此怕惹火烧身,不敢深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对李膺等人的迫害,他上疏说,“今天所逮捕入狱受刑的人,都是海内有声望的人才,他们忠心耿耿为国忧虑,对他们予以十代人的优容还不够,那有无缘无故逮捕拷打他们的理由呢?”要他在判决李膺等人的公文上签字,遭到他严正的拒绝。陈蕃字仲举,太学生称:“不畏强御陈仲举。”他是当之无愧的。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向来喜欢结交太学生,他以桓帝岳父身分上疏请求释放党人,并以托病交上官印相胁,迫使桓帝不得不释放党人,但规定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这就是东汉时期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这次党锢之祸平息后,不畏强御的陈蕃也就丢了太尉这个高位。它预示着还有暴风雨在后头。李膺的学生荀爽为此特地写信劝导李膺说:“很久没有去探望您,因而不能亲聆教诲,我象敬重父亲一样的敬重您,一天没有看到您,就如时隔一年。知道您因为坚持正义为时所不容,只得退居阳城,娱乐于山水之中。……最近得知桓帝大怒,罢了太尉陈蕃的官,……如今天地正气被闭塞了,有道德的人被废弃了,聪明的人避祸远离。这样虽然不负众望,我私下却以为未尝不可。想您也会同意的,不会有所悔恨。但愿您心旷神怡,平安度日,闭门休养,忘掉那纷繁的世事,浮沉的宦海。”苟爽这封信的中心意思:是要他老师“屈节以全乱世。”可是,荀爽没有想到,生于乱世,在数者难逃,李膺即使“屈节”也免不了杀身之祸,何况,李膺这种人怎么会“屈节”呢?

第二次“党锢之祸”

  永康元年(167年),桓帝死,十二岁的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听政,大将军窦武掌握实权,起用陈蕃,以太傅身份录尚书事,也掌握相当一部分实权。窦武和陈蕃在蓄意剪除宦官势力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既然两人均握有实权,采取行动的时机也有了。在陈蕃和窦武的商议下,起用志同道合的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征召曾被废黜的李膺、刘猛、杜密、朱寓、荀翌、陈蹇等人为官。到了第二年五月,陈蕃劝窦武说:“往日萧望之死于宦官石显一人之手,前不久李固、杜乔又遭族灭之祸。现在灵帝乳母赵娆以及后宫女官,日夜在迷惑窦太后,而这些人又与宦官勾通一气。应当赶快退绝他们,我欲为将军除害,请将军考虑呀!”于是,窦武向窦太后建议说:“按旧章程宦官只限于管后宫琐事,听使唤,守门户,收发财物而已。而今他们参与政事,握有重权,他们的爪牙遍布全国,尽干贪暴残忍的事。人情鼎沸的原因就在此。应当将这些人全部废诛掉。”窦太后不同意全部废诛,尤其不肯诛她所信任的宦官曹节。这时年高德重的陈蕃,亲自劝说窦太后说:“臣知道言不直行不正,则上欺苍天下负人望,然而冒险直言,则必遭群小忌恨,导致死难临头。我宁肯杀头,也不敢欺天负人。今京师嚣嚣,道路喧哗,都在议论宦官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以及赵夫人诸后宫女官乱政的事。附从他们的人才得升进,忤逆他们的人就遭陷害。如今满朝群臣,同河中的木材,随波逐流,以保禄位。陛下刚即位杀了宦官苏康、管霸,不仅活着的人高兴,地下冤鬼也要含笑,但是,不过数月又重用和宽容左右宦官,再大的祸害也不过如此了。”窦太后还是不听,但是,陈蕃与窦武决意剪除宦官的消息已传出去了,使得宦官大为震恐。形势迫人,陈蕃、窦武和他们的亲信抓紧密谋诛除宦官了。建宁元年(168年)八月,先抓宦官郑飒拷问,辞连及曹节、王甫,正准备奏请逮捕曹节等人,宦官朱踽私自偷看窦武奏章,有意公开大骂说:“宦官中放纵不守法的人,当然可以杀,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罪呢?都应当被族灭吗?”一下子把所有宦官仇恨的火点燃了,然后反诬窦武、陈蕃要废帝谋乱,以曹节为首的宦官劫持窦太后和灵帝,纠集官兵,窦武因寡不敌众,自杀,陈蕃亦被捕遇害。

  窦武、陈蕃剪除宦官是得到社会名士和太学生的支持的。窦武、陈蕃身亡,杀害社会名士和太学生的第二次“党锢之祸”,也就接着降临了。这次党锢之祸,从建宁二年(169年)起?一直延续了十余年,株连之广,远远超过了前次。

  在这之前,在朝反宦官的势力与在野的名士以及太学生结合得更紧了,势力也更大了,这些人互相标榜,互立雅号。他们称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言人之英也。”称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称张俭、岑至、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极”,“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称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在这三十五人中,李膺的地位是显赫的,除了“三君”(即窦武、刘淑、陈蕃)外,他就是首屈一指了。

  第二次党锢之祸,是由“八极”之一的张俭,被投机的小人朱并诬告而引起的。

  张俭,字元节,山阳高平人。延熹八年(165年)曾被任为山阳督邮。时大宦官侯览家在防东,残害百姓,作恶多端,张俭检举侯览及其母亲的罪恶,请诛之。侯览匿表不上报,事未发,但心深恨之。建宁二年(169年),张俭同乡人朱并,见陈蕃、窦武被杀,李膺被革职,宦官重新得势当权,正在排斥屠杀异己。他就趁机上书告发曾经废弃过他的张俭,称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党,分别立号,与他周围的“八俊”、“八顾”,共同商议,“图危社稷。”于是,灵帝下诏捕张俭。宦官曹节暗中指使有关的人奏请扩大追捕范围,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被捕死于狱中,六、七百人被禁锢,太学生被捕一千余人。这种追捕迫害,一直延续到中平元年(184年)才最后停止。

  张俭事起,有人劝李膺逃走。李膺回答说:“临事不怕危难,有罪不避刑罚,这是做臣子的气节。我年已六十,死生听从命运,往哪里逃呢?”他自动赴诏狱,被拷掠而死。妻子徙往边远地区,他的父兄门生故吏均受牵连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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