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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于万历一朝的风流人物(明神宗贵妃)
上传者:站长上传 郑贵妃 点击次数:7749 次
发布时间-2005/6/15 19:15:33

  郑氏(?~1630),明神宗朱翊钧贵妃。大兴(今北京大兴)人。她是一个嗜权如命的女强人,野心勃勃,为达到总揽大权的目的不择手段,诡计多端。她搅得朝廷内外不得安宁,腐败堕落,人心涣散;她搅得万历江山危在旦夕,致使万历一朝宫廷斗争波澜起伏,成为明末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她可谓是活跃于万历一朝的风流人物。

争立太子 费尽心机

  郑氏的父亲叫郑承宪,官至都督同知。初入宫时,郑氏位在淑嫔。她容貌艳丽出众,并且机智聪敏,爱读书、有谋略,更善于逢迎。因此,郑氏不久即得到神宗的宠爱,并在万历十一年(1583)超晋加封为贵妃,地位甚至跃居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之上。由于郑贵妃对神宗十分关心,鼓励他亲政,被神宗视为相见恨晚的知音。于是,无论于情于理,神宗对郑贵妃的宠爱和倚重便都是无以复加了。

  万历初年,李太后为神宗娶的原配妻子是京师名门之女王氏。王皇后为人端谨知礼,伺奉太后用心周到,对神宗百依百顺。但是神宗并不喜爱她,加上她也没有给神宗生下一子,所以她对神宗寻花问柳之事并不介意,只求相安无事。

  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神宗到太后处请安,发现服侍太后的宫女中有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孩,当时就临幸了这位姓王的宫女。不久,这位王氏宫女生下一子,即皇长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遵照李太后的旨意,神宗无奈只封了王氏宫女一个恭妃的名号。按礼,母以子为贵,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地位仅可略次于皇后,除皇后之外,没有一个有资格可以位居其上的;而郑贵妃一入宫即受神宗宠幸,册封为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诸嫔妃之上,显然是于礼有违的。这是早已习惯封建正统礼法的朝廷百官们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为此闹得举国上下议论纷纷,奏章更是像雪片一样往京城宫中铺天盖地袭来,搞得神宗十分气恼,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此时郑贵妃却从旁说了句:何不把这些奏章一概留中,看看这些乡巴佬还能怎样?神宗一听转忧为喜,便采纳了郑贵妃的建议。就这样,时间一长,果然奏章上的越来越少,渐渐地居然平息了下去,很少有人再提起这桩事了。

  可是一波稍平,一波又起。转眼间郑贵妃已有身孕,万历十四年(1586)生下一子,这就是三皇子朱常洵。母以子贵,随之郑贵妃又晋升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在名分上高出皇长子母亲恭妃两级。这样郑贵妃在宫中地位更加稳固,其野心和私欲也就逐渐膨胀起来。在封建宫廷中,一个女子的最高愿望无非是争得皇帝的宠幸,当上皇后,从而光宗耀祖,显达门庭。郑贵妃明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把自己的儿子推上太子之位,然后母以子贵,自己再做皇后;而此时最大的障碍就是皇长子朱常洛。

  当时,那些坚持封建正统“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朝中官员们,早已把皇长子朱常洛看作是未来的皇帝。郑贵妃一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常鼓动神宗立其子为太子;神宗也一向偏爱郑贵妃和朱常洵,不喜欢朱常洛,又有立朱常洵为太子之意。但是因立其子不合礼仪,势必要遭到众人的反对,所以,神宗只好对立太子之事一拖再拖,以待时机,事见《明史·神宗本纪》:“储位久不定,廷臣交章固请,皆不听。”这也正符合郑贵妃的心计。然而,郑贵妃与神宗这种计谋瞒不过朝中大臣们。这一年,给事中姜应麟上书皇帝,提出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避免朝廷中的流言飞语。神宗看过姜应麟的奏章后,顿时大怒,在郑贵妃的唆使下立举圣旨,降谕道:“立储自有长幼之分,姜应麟怀疑君主,显摆耿直,应该降级到边远地区任杂职。”御旨一下,姜应麟即被贬往大同境内,但旨中有“立储自有长幼”一语,这句话实际上等于肯定了皇长子的地位。神宗起初没有察觉有此一失,待诸大臣要求皇上实现诺言,按照“立储自有长幼”原则赶快立储时,方才感到竟然如此地失策。但因此时圣旨既下,已无法挽回,经过与郑贵妃的又一番密谋,决定还是使用惯常伎俩,拖拖看。于是神宗出面对群臣推说,皇长子方才6岁,年纪尚幼,这时候谈立储,实非所宜。神宗原以为,这么一说就能蒙混过去了,可反驳的奏章反而因此有增无减。这是因为神宗本人就是在6岁的时候被立为皇太子的,人们自然要以此为由来辩驳。此时,人多口众,神宗如何能抵挡得了。拖了两三年实在熬不过去了,最后神宗只好自己定出期限,让首辅传谕诸大臣,说立储一事应到万历二十年(1592)议行,要诸臣安心等待,不要再为此惊扰圣上。“如果大家能遵守,我后年即行册立太子;若再有人生事的话,就等皇长子长到15岁的时候再行大礼。”

  此时皇长子已经11岁了,本来也等不了几年;但因此前神宗本人屡次失信于人,所以这次自定限期,仍有廷臣放心不下,惟恐他会忘记或者是装聋作哑。因此,就在限期“后年”临近的时候,工部主事张有德忍耐不住,便变了个法子进行试探,上疏请求把册立太子的仪注先行订出。没有此疏还罢,此疏一出,神宗果然抓住了把柄,怒道:“我早已有话在先,如若渎扰,便要延期。现在又来渎扰,只有延期,以向天下昭示大信。如再渎扰,还要再延。”

  此时立太子之事虽然又延了期,但郑贵妃眼看形势对自己不利,于是左思右想,又想出一个“待嫡”之说,要神宗加以宣谕。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神宗在给朝臣的诏书中说他“想待嫡子”。因为抬出了嫡子,则其他所有的皇子便都成了平头弟兄,都不是嫡子,也都没有什么当立为储的特权。但因礼法上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正是由于他是符合于“无嫡立长”这一条的。所以这一说还没等公议,就被廷臣们推翻了。郑贵妃见此计不成,转眼又想出了一招,请求神宗来个“三王并封”。

  所谓“三王并封”,就是在建储之前,先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个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封王,只要三人同时封王,彼此就都别无二致。郑贵妃让神宗交与阁臣拟旨,大臣们仔细一研究,认为这又是郑贵妃为抑制皇长子布下的一个陷阱,是郑贵妃为自己的下一步所做的铺垫,这道谕旨当然也就不了了之。而且在这之后,朝臣又坚持让皇长子朱常洛预教。万历二十二年(1594),神宗为朱常洛举行了预教典礼。

  就这样彼此你来我往互相较量了无数个回合,皇长子朱常洛在这场马拉松赛中长到了20岁。神宗此时已被这场斗争搞得精疲力竭,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并于第二年给他完了婚。至此,前后闹腾了十几年之久的立太子风波,才算告一段落。郑贵妃在这一重大回合中终于惨败了下来。

随心所欲 腐化无度

  郑贵妃不仅野心勃勃,一心想当皇后,而且对金银财宝等财物也贪得无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后,神宗派出大批矿监税吏,赋予种种特权,到各处去搜刮金银财宝。一方面,这些臭名昭著的矿监税吏如陈奉、马堂、梁永等都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他们知道郑贵妃受宠幸,无不极力巴结她。他们把从各地搜刮来的金钱和各地进贡的税银,进贡神宗与郑贵妃大肆挥霍。仅供郑贵妃和其他嫔妃使用的胭脂费,每年就支用白银10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的田赋收入每年才400万两。另一方面,这些宦官称郑贵妃为“内主”,他们倚仗着这个后台在各地搜刮掠夺,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虽然各地百姓群起反抗,一些正直的地方官员也纷纷上疏要求惩办这些宦官,但是神宗与郑贵妃都极力为他们开脱,使他们逍遥法外。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立为太子后,朱常洵随之被封为福王。按规制,福王朱常洵受封藩王后应该立刻到藩国就任,但他却迟迟不肯前往。直至万历四十年(1612年),在群臣的一再呼吁和坚持下,郑贵妃知道无法让福王留在北京了,便以此为借口,提出了种种条件,想大捞一把。

  郑贵妃提出要为福王在洛阳修建好藩邸方才就任。神宗一看大势所趋,这次福王是非去不可了,只好命朝廷拨款28万巨资在洛阳为朱常洵修建福王藩邸。然而,全部完工后,在郑贵妃的纵容下,福王坚决不到洛阳就任。借此,郑贵妃又要求划给福王庄田4万顷。按照明初规定,藩王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同时,还把他的24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为王,称为藩王。他们一部分授以兵权,另一部分则驻于内地各省。在诸王中,以北方诸王势力最大。除岁禄外,划给的草地牧场多不过千顷,而郑贵妃要求给福王的土地大大超过了此数。后来因群臣的坚决反对,神宗不得已只好减半。

  至此,郑贵妃还是不满足,又开始为儿子准备去洛阳的挥霍。如索要大学士张居正被籍没的财产及四川盐税和茶税,并要朝廷给淮盐300引,让福王在洛阳开店卖盐,并垄断洛阳的卖盐权。神宗不仅答应了这些要求,又在福王临行之时,把历年来税吏、矿吏所进献的珍宝,大都交给福王带走。福王到洛阳后,横征暴敛,胡作非为,造成黄河南北、齐楚河淮骚动,河南数年大荒,人民相食。而福王藩库有金钱百万,竟然超过了大内仓储。

  郑贵妃自得宠后,其家族也大沾其光,飞黄腾达者前后有三代。神宗对郑贵妃家人的赐封更是随心所欲,超出常制。郑贵妃的父亲郑承宪横行地方,骄奢淫逸,为非作歹。然而神宗不仅不加过问,反而将他晋升为都督同知。郑承宪死后,他的儿子郑国泰超出父死子袭的常例,竟被神宗破格授予他都指挥使。对此,遭到朝廷中的许多官员表示反对,大臣们提出:“妃家蒙恩如是,何以优后家。”语见《明史·外戚列传·郑承宪》:“给事中张希皋言:‘指挥使下都督一等,不宜授任子。妃家蒙恩如是,何以优后家。’”显然是怀疑郑国泰兄妹阴谋篡权。果不其然,郑国泰利欲熏心,后来竟策动宦官收买张差,企图杀害皇太子朱常洛,但因为是郑贵妃之兄,未受任何惩处,不久反而升迁为左都督。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更是一个惯于挑拨离间、诬陷贤良的小人。当郑承恩得知给事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与礼部侍郎吕坤有矛盾,并对贵妃专权不满,便上疏皇帝说戴、樊二人离间皇室,攻击皇帝和贵妃,应予严惩,结果使戴、樊二人不仅遭受庭杖之苦,而且还被流放边地。

  神宗宠幸郑贵妃后,就经常不上早朝。郑贵妃见朝廷中有许多官员攻击自己,也害怕神宗被这些官员说服,与己不利,便极力唆使神宗尽量少和朝廷中官员见面,于是神宗从万历十八年(1590)开始,不再上朝理政,终日与郑贵妃厮守在一起,或是与太监、宫女做游戏,寻欢作乐。他们除了关心废长立幼外,其他任何事都不愿与大臣商量处理,诸如地方和中央官员补缺、有关国计民生的措施,甚至到了宫廷失火都懒得过问的地步。

明宫三案 祸首郑妃

  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福王朱常洵被迫迁往洛阳就任,这对郑贵妃来说,不能不算是沉重的打击。但就是这样,这个女人也一刻都没有因此放松对目标的追求,反而更加猖狂,狼子野心有增无减,致使新的宫廷斗争愈演愈烈。郑贵妃和她的父亲郑承宪、伯父郑承恩、哥哥郑国泰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比以前更起劲地在暗中搬弄是非,挖空心思要把已册立的太子给废掉。他们的心里都清楚:只有废了太子,他们才会有救,于是制造了“妖书”一案。

  所谓“妖书”案,还是在皇长子朱常洛被册立以前发生的一件案子。当时刑部左侍郎吕坤写了一本名叫《闺范图说》事见《明史·吕坤列传》:“坤撰《闺范》,独取汉明德后者,后由贵人进中宫,坤以媚郑贵妃也。坤疏陈天下忧危,无事不言,独不及建储,意自可见。”的小书,书中所载是历代一些有贤德淑名女子的故事。这本图说以汉明帝马皇后为首,而马皇后又是从宫女逐渐被晋封为皇后的,吕坤的用意很明显是在向郑贵妃献殷勤,为郑贵妃以后当皇后找个说法。神宗偶尔翻见到此书,也就把它赐给了郑贵妃。赐者无意,可受者有心。郑贵妃看过这本小书以后,觉得可以利用它来做点文章,于是自己又另外加上了12个人的图说,并且为之作序,又印了一些散发以扩大影响。事见《明史·后妃列传·郑贵妃》:“侍郎吕坤为按察使时,尝集《闺范图说》。太监陈矩见之,持以进帝。帝赐妃,妃重刻之,坤无与也。”郑贵妃之所以要刻此书,其意在于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能立为太子找个先例,加以宣扬罢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大学士朱赓又发现京城流传着一部名为《续忧危竑议》的书,其核心是说太子虽然已立,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废掉,因为皇上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不得已勉强册立太子的,暗喻郑贵妃的爱子福王必会成功之意。事见《明史·后妃列传·郑贵妃》载:“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赓内阁者,实寓更易之义。”不料此书的出现触痛了郑贵妃的心病,她哭闹着要神宗追查写书的人,于是大朝廷兴冤狱,许多朝臣、百姓为此无辜受害,死于非命。然而,此案最终却不了了之。

  种种阴谋伎俩均未奏效,郑贵妃曾一度绝望过。但还有一个可能存在,那就是王皇后早日去世;如果王皇后真的死了,正宫一席非郑贵妃莫属,到时候“子以母贵”,母正位中宫,其子自然成为嫡子,皇长子的东宫太子也就当不成了。此时的郑贵妃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又开始实施新计划。只是王皇后虽说身体欠安,但却因生性清心寡欲,对人对事都抱一种超然的态度,又加上李太后多方保护,居然熬了一年又一年,最终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与神宗同一年去世。郑贵妃一个个手段都用尽了,一个个幻想都破灭了,绝望之余,她要铤而走险。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的二月,李太后去世,郑贵妃再也没有了顾忌,决定放手一搏。于是郑贵妃等人采取了非常手段,这就是次年发生的“梃击”案--此乃万历年间发生的明宫三大案之首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傍晚,有一个不知姓名的汉子,手持枣木棍,悄悄地闯进了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到大殿前檐下才被内侍抓获。扰攘多年的明末三大案以此为起点,终于发生了。

  第二天,皇太子急忙把夜里发生的一切向神宗启奏。神宗得奏以后,就命先将罪犯交由近处法司先行审问。审理此案的巡皇城御史刘廷元审问之后,向上奏报初审的大致情况:罪犯名叫张差,是蓟州(今天津蓟县)人,自称靠乞讨为生,语无伦次,如同疯癫,但是察看他的相貌,又像很狡猾的样子。因为此人有谋杀太子的嫌疑,所以,此案接着又移交到刑部由御史刘廷元与刑部郎中胡士相等会审。此时郑贵妃兄长郑国泰密访二人,经过一番协商,刘、胡二人便顺着郑国泰的意思上疏说:这个男子叫张差,患有精神病,应速处决,神宗也就同意了。然而,提牢主事王之寀对此事甚为怀疑,就私下询问张差,张差承认是受内侍指使。王之寀深感事关重大,立即告诉了刑部侍郎张问达。一时间,有人要谋害太子的消息在京师迅速传开。由于郑贵妃蓄谋夺权已久,其兄郑国泰又有秘密行动,朝议都指向郑贵妃兄妹。神宗也察觉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下令十三司会审。张差经此一审,又供出自己谋害太子的行动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庞保、刘成所指使,庞、刘二人曾许诺张差事成之后给以厚赏,此案终于真相大白。

  此时,最紧张、最害怕的莫过于郑贵妃了,她越想越害怕,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使出了女人的最后一招。于是到神宗面前,连哭带嚎地要神宗给她做主,不然的话,就要死在神宗的面前。经她这么一闹腾,果然神宗心酸起来,叹息着对自己的爱妃说道:“现今既然已经闹成这个样子,恐怕是难解了,我出面恐怕反倒会坏事,现在只有一人能救你母子性命。”语见《明史·后妃列传·郑贵妃》:“帝曰:‘外廷语不易解,若须自求太子。’”郑贵妃一听连忙收住眼泪,急切地问道:“是谁?”神宗答道:“就是你要害掉的皇太子。”郑贵妃一听,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如何使得?”神宗说道:“以他的出身、地位和目前的处境,我想也许会饶过你的,你去好好说说吧。”郑贵妃低下了头,迅速盘算着:看来也只能有这一招了。于是把心一横,转身亲自去求太子。

  到了东宫,郑贵妃先是装出十分可怜的样子,抽泣着,一见太子便俯身下拜。太子一见,受惊不小,连忙回拜。郑贵妃顺势拉着太子的手,伤心地哭诉着,说她是如何如何地冤枉,只有太子能救她的命,给她辨明是非。太子毕竟年纪还轻,对宫廷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缺少经验,对郑贵妃还一向胆怯几分,因而尽管深知郑贵妃常欲加害自己,也无可奈何;再加上郑贵妃有求于自己,倒认为这是缓和矛盾的好机会。经过郑贵妃的这一番表演,皇太子很痛快地让手下草拟了一道旨意,要朝中大臣们不必再为此事多加纠缠,既然凶手早已抓到,即刻正法就是了,不要再牵扯他人。郑贵妃见此连连称谢,又把太子好夸了一顿,才高兴地离去。本来群臣认为必须揪出幕后指使人郑贵妃一家,否则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可是经太子这么一处理,大臣们看到连被危及生命的当事人对此都不加追究,当然也不便再追究到底。随后,朝臣按旨意将张差处死,又把刘成、庞保秘密处决。这场兴师动众、人命关天的梃击案就这样草草了结了,自始至终导演这场闹剧的郑贵妃却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场危机。

  五年后,也就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在八月初登上皇位,是为明光宗。可他在位仅30天。为什么在位只有这么几天呢?这还得从明末三大案的第二桩大案--“红丸”案说起。

  梃击案了结以后,郑贵妃眼见皇太子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了,因而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了担忧:一旦神宗去世,自己该如何自处?为将来着想,现在必须讨好皇太子。于是郑贵妃索性来个顺水推舟,借着感激皇太子在梃击案中的搭救之恩,极力接近皇太子,以改变长期的紧张关系。皇太子自幼不得宠,长年受到皇父及郑贵妃的冷遇,生性懦弱,精神上受到压抑,身体也欠佳。郑贵妃就此抓住皇太子的弱点,使出一条妙计,暗想:此招一则定会使皇太子更加信任我、亲近我,二则最主要的是能致皇太子于死命。果然不出郑贵妃所料,这位皇太子真的掉入了圈套。郑贵妃先是把自己最喜爱的珠宝献给皇太子。皇太子得到郑贵妃的礼物,又见郑贵妃态度转变,也就忘记了过去的私怨。李选侍是皇太子最宠爱的妃子,皇太子听信李选侍的话,还要礼部为郑贵妃加封。但终因遭到以礼部侍郎孙如游为首的一些官员的抵制而未能实现。

  同时,郑贵妃又在自己的宫中选出八名最有姿色的美女,送给皇太子,让她们尽心尽力服侍未来的皇上,使他心满意足。皇太子开始放纵,整日耽于酒色之中,年纪尚不足四十,却早已垮了身子。等到即位称帝时,已病得很重了,没过几天就病入膏肓、卧床不起了。内医太监崔文升开了一服泻药,光宗服后腹泻不止,一天要拉三四十次。后来,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自称是仙丹,光宗服后觉得精神大有好转。过了半日,李可灼又献上一颗,光宗再服之后,睡到次日凌晨,竟然再也没有起来。这就是所谓“红丸案。”

  光宗死后,内外官员首先将其死因归咎于李可灼,事见《明史·熹宗本纪》:“光宗崩,遗诏皇长子嗣皇帝位。群臣哭临毕,请见皇长子于寝门,奉至文华殿行礼,还居慈庆宫。丙子,颁遗诏。时选侍李氏居乾清宫,吏部尚书周嘉谟等及御史左光斗疏请选侍移宫,御史王安舜疏论李可灼进药之误,‘红丸’、‘移宫’二案自是起。”后来又知道进泻药而使病情骤然加重的崔文升,竟是郑贵妃属下的人,而李可灼又是方从哲带进宫中的。原本二人都应处以极刑,但最后却都从轻处理:李可灼充军,崔文升贬放南京;方从哲和郑贵妃也都躲了过去。“红丸”案也就这样收了场。

  光宗一死,郑贵妃顿感搬去了挡在自己面前多年的一块石头,轻松了许多,认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又有了希望,于是唆使光宗爱妃李选侍(西李)霸居乾清宫,酿成“移宫”一案。

  光宗死后,郑贵妃企图当太后垂帘听政。她一面把皇太子暂时隔离起来,不让他登基与群臣见面,一面又唆使李选侍不要搬出乾清宫,以便向朝臣发号施令。但朝中官员们不买她们的账,联名上疏指责李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殿下(指熹宗朱由校)仍居慈庆宫,这种名分倒置的作法,是借抚养之名,行专政之实,武后之祸将见于今日”。并安排太监王安从宫内秘密接出太子,突然在文华殿升殿,接受群官朝拜。新皇帝即位,是为明熹宗。第二天,群臣又簇拥着新皇帝齐聚乾清宫,逼李选侍搬迁。李选侍见生米已成熟饭,只好离开乾清宫。不久,群臣又以熹宗名义宣布削去李选侍封号,对郑贵妃也不予理睬。在东林党人控制朝政的几年,郑贵妃勾结李选侍企图垂帘听政的美梦遭到了破灭。这就是所谓“移宫”案。

  明熹宗年间,郑贵妃的权力欲望虽不减当年,但毕竟已年过六旬,力不从心了。崇祯三年(1630年)七月,这位一生享尽荣华富贵,连做梦都想做皇后的女人,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而结束了颇富传奇色彩的一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阴险、毒辣的贵妃,把大明江山搅得天昏地暗,竟与大明一朝相始终,遗祸之深为历代罕匹;而她本人却屡次有惊无险,竟安然地度过了余生,这种结局也算是“一奇”了。郑贵妃死后,被谥“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埋葬在银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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